1．第三世界的開始

以發生在英屬和法屬非洲土地上的偉大的非殖民化運動作為第三世界朋年代的開端，似乎不會引起特別的爭議。最能表現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徵都要晚於此，無論是反文化意義上的吸毒和搖滾，還是政治意義上的學生新左派和大眾反戰運動，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事實上，以政治上來說，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政治文化模式的意義，如在象徵性的毛主義定的第三世界主義。此外，它的反戰活動所針對的正是要遏制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戰爭（在本書的其他地方，貝爾登·菲爾茲提出，湧現出聲勢最為浩大的學生運動的兩個第一世界國家——美國和法國——所以成為得天獨厚的政治空間，就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身陷殖民戰爭之中，雖然法國新左派是出現在阿爾及利亞衝突解決之後）。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外是那在許多方面都堪稱第一世界頭等重要的政治運動——新興黑人政治和民權運動。它們不能說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決，而是起於1960年2月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發生的第一次靜坐。然而，或許可以證明，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運動，而且不管怎麼說，美國黑人運動與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各種運動不斷交流，相互影響，貫穿了整個這一時期，其作用無可估量。

加納的獨立（1957年），剛果的創痛（盧蒙巴於1961年1月遇害身亡），繼1959年戴高樂主義者的公民表決之後法屬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獨立，最後，阿爾及利亞革命（其內在的頂點——1957年1一3隻發生的阿爾及爾戰役，以及196Z年通過外交方式達成的解決——或許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標在我們的概要上）——所有這些都標誌着後來人所熟知鑽60年代陣痛政誕生：

並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億人居住：其中五億是人，十五億是土著。前者擁有字詞；

其餘的僅是使用它……

薩特《（地球上的可憐人）前言》於是，60年代便是所有這些“土著”成為人的時期，內外告報：第一世界內部的被殖民者——“少數族裔”，邊緣族和婦女與其外部的屬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樣。這一進程可以見三經得到了多種多樣的描述、每一種都暗含了一種“歷史觀”和對60年代本身獨特主題他的解讀：按照克羅齊歷史是人類自由史的觀點，這個進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經典的黑格爾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識蘇醒的過程；可以最後盧卡契的或更加馬爾庫塞式的關於一個無階級類新型“歷史主體”（黑人、學生、第三世界民眾）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構想，或可以是關於贏得以世界舞台上前所未聞的新型集體聲音說話之權力以及同時把迄今聲稱為你代言的中間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種后結構主義的、福柯式的構想（薩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裏意味深長地先提了出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了還有那更加嚴格意義上的自決或獨立的政治修辭，或關於新型集體“身份”的更具心理學和文化意味的修辭。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這些新型集體“身份”或“歷史主體”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為可能的歷史情境裏，尤其是要把這些社會和政治新範疇（被殖民者、種族、邊緣性、性別等等）的出現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種種社會抵抗都包納於內的那更加普遍的範疇，即傳統的社會階級觀，所面臨的某種危機聯繫起來，但是，我們不能從思想上而是應該從體制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一點。若是以為是社會階級過抽象概念、尤其是馬克思階級鬥爭觀里構缺陷導致了這似乎是新興無價級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義購想法。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體制上的一場危機，藉此，一個真正的階級政治得以表達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樣的不夠完美。在這一方面，美國橄欖球聯盟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在1955年的合併，可以被視為把60年代新興社會和政治能量加以釋放的一個根本性的“可能性條件”：這一合併是麥卡錫主義的勝利，它保證了把共產黨人從美國勞工運動中驅逐出去；它加強了美國資方與工聯之間達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會契約”；它開創了一個白人男勞力的權利優先於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數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後者在一個舊式工人階級政治的傳統體制里根本就沒有任何位置。這樣，他們將從社會階級里被“解放”出來——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那種緊張而矛盾意義上（比如，在圈地的語境下）的解放，他們脫離了舊體制，從而“得獲解放”去發現社會和政治表現的新形式。

美國共產黨曾是美國社會裏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實亡向人提示了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機是由麥卡錫主義下的鎮壓和因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而在蘇聯集團內引發的“革命”所“決定”的。歐洲共產黨那裏也將發生類似但又具體有別的相應事件。尤其是在法國，在經歷短暫一刻的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主要是由東歐國家的哲學家們發展出來的）之後，隨着赫魯曉夫本人的倒台及其種種實驗在1964年的最終失敗，一個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現了：自1919年的圖爾會議以來，激進知識分子實際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獨立地構想革命著作（“我們了解它的一切，我們並不太喜歡它。不過沒有共產黨，從政治上講就什麼也做不成”——這些舊式的立場，薩特在其政治新聞寫作，尤其是《共產黨與和平》裏給予了經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義重新復活，各種意識形態面貌的超議會組織，所謂的“小團體”，跟着新興毛主義形式大量湧現，展現了一種同樣“擺脫”了傳統階級範疇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兩個關鍵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給予注意。實際上，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那至關重要的導火索——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明確表明革命不僅僅是個歷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館的藏品，而是真實可以達至的——一是來自這樣一個民族：其所遭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們對鬥爭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決不可能抱有的一種同情和手足情誼，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說。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徵意義仍然曖昧含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與經典列寧主義革命或毛主義的經驗都不相同的一種第王世界的革命，因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戰略，即游擊中心理論（相關情況，下文再談）。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將來臨的60年代不是對舊式社會和概念體系的肯定，而是一個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時代。

與此同時，個人見證似乎清楚地表明，對美國的許多白人學生來說，尤其是對日後新左派里的許多積極分子而言，甘迺迪總統的遇刺在剝奪國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敗壞議會進程方面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標誌了那著名的把火炬傳遞給年輕一代領袖的徹底終結，以及某種大眾或公民理想主義新精神的戲劇性的破滅。至於說到表象下的實情，現在看來，鑒於其保守主義和反共立場，在“導彈危機”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賭博，以及他對美國身陷越南所要擔負的責任，公眾對甘迺迪當政的那種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錯誤的，不過這並不很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前是，甘迺迪政權留給60年代政治發展的遺產很可能就是關於青春和“代為”的那套詞藻。他利用了這套詞藻，而這套詞藻又在他身後流傳了下來，辯證地成了美國學生和年輕人可以用來闡發政治不滿情緒的表現形式。

這些便是60年代的“新興”社會力量得以像在現實中那樣發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條件”，它們既存在於傳統工人階級的政治體制之內，也存在於使國家權力合法化的領域裏。現在回過頭來說說這些新興力量。它們最終做命運也似一種方式標誌了60年代的結束：“第三世界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終結大半是發生在中國的熱月之前．其時人們正意識到了發生在非洲許多新興獨立國家裏日漸蔓延的制度性的腐敗；而且拉美政權，在1973年智利發生政變以後，幾乎完全軍事化了（後來發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勝利自此便被認作是“馬克思主義的”而非“第三世界主義的”；而越南在美國人最終撤離后從美國人意識里消失之乾淨就像阿爾及利亞在1963年伊維安和約簽署后便從法國人的意識里消失了一樣）。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裏出現了一股向更加內部的政治回歸之勢是肯定無疑的。這一點，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法國1968年5月爆發的事件都可以作證。但是，美國人的運動不僅與從“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展而來的進步黨工會型團體的毛主義的鼓舞有着有機的聯繫，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戰本身里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着有機的關聯，所以，隨着戰爭的逐漸平息和徵兵的停止，整個運動也將失去其動力。在法國，左派的“共同綱領”（1972年）——當今的社會黨政府即源發於此——標誌了朝着葛蘭西模式和一種與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淵源關係的新型“歐洲共產主義”精神的新轉向。最後，美國的黑人運動，隨着其主導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一種與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連的意識形態——的枯竭，也就在這同時步入了危機之中，婦女運動也與這種第三世界的鼓舞有着一些淵源。但在1972－1974這段時期內，它也將被日漸闡發成相對有別的意識形態立場（“資產階級”女性主義，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出於上面列舉的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終結定在1972－1974這段時間似乎也說得過去。關於這個總體“斷裂”的問題，本文末尾將會再度提及。眼下我們必須完成的是對這一時期第三世界歷史的整個動力的描繪，尤其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動力或“敘述線條”對第一世界60年代的發展有着某種特殊的影響力（或是通過直接干預，如民族解放戰爭；或是憑藉外國政治模式的臉力，非常明顯的就是毛主義模式；或最後是由於某種兩個世界共同面對且以相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應的全球動力）。

當然，此刻正好可以觀察第三世界新興力量的“解放”何以像這個詞常常表現得那樣暖昧不明（自由是脫離舊的制度）。說得更尖銳一些，非殖民化在歷史上是與新殖民主義攜手並進的；老式帝國主義那體面的、不情不願的、或暴烈的終結當然意味着一種壓迫形式的終結，但它也明顯意味着一種新型的發明和建構——象徵地說，就像大英帝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而代之。現在正是回憶這些明顯的事實的時刻。順便說一句，當下流行的權力和壓迫的修辭（福柯是這些修辭學家裏影響最大的人物，但是從經濟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馬克斯·韋伯那裏已經發生了）所以最終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就在於此：當然，與形形色色的權力和壓迫“拼搏”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義的，但是除非把它們與經濟剝削的功能關係闡發出來，也就是說，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於經濟的之下，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它們（在另一方面——尤其從本文歷史化的視角來看——60年代中期的人們感到必須用一種關於權力、壓迫、權威和反權威主義等等這樣物化了的政治語言來表達他們對局勢的看法和所設計的實踐，這顯然會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和社會徵兆：這裏，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以其對社會主義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種種構想——提供了一個有趣又奇特的側面材料）。與此同時，關於集體身份的種種構想，特別是關於后結構主義發出的征服言語，贏得以自己的聲音為自己說話之權利的口號，也可有類似的一說：以你自己的聲音說出新的要求，並不一定就是滿足它們；說並不一定就是從他者那裏獲得一個黑格爾式的承認（或至少哪怕是在嚴酷兇險意義上的承認，即他者現在不得不以一種新的方式把你考慮進去，且發明出新方法來對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現在看來，對60年代抱有這種典型的修辭或意識形態幻像的“唯物主義核心”也許可以在對文化革命（現已脫離了其褊狹且成為歷史的中國現象）自身性質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與新殖民主義的矛盾或辯證的結合，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對另一個進程（其開端與我們提出的整個60年代的總體開端正好同時）的性質作一反思。這個進程通常是用農業技術“革命”的中性但卻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謂的綠色革命：化學手法新用於施肥，加緊的機械化戰略，以及那順理成章的對進步和創造奇迹的技術（據稱註定要把這世界從飢餓中解放出來）的頌揚（順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對應於綠色革命的是赫魯曉夫那災難性的“處女地”實驗）。但是這些卻遠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對外出口——實際上由甘迺迪家族所倡導——也不是一個慈善而利他主義的行為。19和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滲透並不一定意味着是對後者傳統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改造。確切地說，這些生產方式大多並未觸及，“僅僅”是被一個更加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結構加以利用。正是這些陳舊農業生產方式的飛地性質，結合了佔領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種暴力——貨幣的引進，建立了一種在相當時期內有益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隸屬關係。綠色革命把“資本邏輯”的這種滲透和擴張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古老村落結構和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形式現在被系統地加以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工業化的農業，其效應與第一世界歷史上資本崛起過程中的圈地時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災難。村落社會“有機的”社會關係已遭破壞，一大批失去土地的無產階級被“製造了出來”，他們流向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擴展可以為證），而農業勞力新的、更加產業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舊的集體或傳統的形式。這種曖昧的“解放”必須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藉以頌揚資本本身之動力或藉以稱讚英國對印度之佔領所取得的歷史進步的那全部的辯證矛盾立場加以描繪。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構想成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洶湧浪潮里，全世界都掙脫了傳統帝國主義的枷鎖鐐銬的時刻，這完全是一種神秘的簡單化。抵抗是因最終不滿老式帝國主義的結構而發；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為綠色革命的新型滲透而起。前者本身也還受到了一個以前曾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崛起稱霸這一歷史景觀的影響，即日本在二戰初期對老牌帝國強權所取得的橫掃一切的勝利。埃里克·沃爾夫在其寫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紀農民戰爭》一書里，強調了存在於抵抗的潛能，一種革命精神的發展以及與那更加絕對蝕氣喪志的資本的社會和經濟邏輯保持某種基本距離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以如下所述的最終的曖昧性放下這一話題，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為資本和第一世界強權在全球退敗的一個時期，但我們也能同樣容易地把它構想成一個資本藉助嶄新生產技術和新型“生產方式”的全副武裝，開足馬力創新擴張的時期。現在仍需看清的是，這種曖昧性以及第三世界農業發展的更大特殊性與發達國家自身在60年代所展現的動力是否有任何對等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