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

對60年代光輝業績的追憶、紀念或悲慘兮兮地公開承認那十年的諸多失敗和錯失了的機遇，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錯誤，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找不到一條可以穿越而過的中間道路。本文的出發點是，歷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樣地發生，其機遇和失敗相互交錯，不可分割，帶着一種特定歷史情境的客觀制約和種種機遇，對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里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描繪模式。

然而，要談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從歷史時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運用眼下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已經不再時興的歷史分或模式。60年代的老戰士們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復一年的戲劇性的變化，思考程問題來要比其前輩更具歷史意識，這一存在事實，我們且不去管它；以代分類對我們的意義現在已經變得像對19世紀晚期的那些俄國人一樣了（他們依照十年一段來劃分人物類型）。某一時代的知識分子們現在發現以一種歷史敘述來維護他們當下的立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於是阿爾圖塞主義的局限便開始呈現了出來”，等等）。好了，這裏不是從理論上為歷史寫作中的分期進行辯護的場合。但是，有那麼一些人認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個特定時期里存在着某種廣泛的近似和同質性或同一，對於他們。我們可以很快答曰，只有在某種程度上先搞清歷史上所謂主導或統識為何物的前提下，特異——雷蒙·威廉斯稱之為“殘存”或“崛起”——的全部價值才能得以評估。在此，所謂的“時期”無論如何不可解作某種無處不在且統一的共同思想和行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個相同的客觀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反應和創新，但這一切總是在那情境的結構範圍之內發生的。

然而，林林總總彼此頗有不同的對立理論也會影響到這樣一種歷史敘述的選擇上。如果歷史分期批判對歷時性之種種潛能提出了質疑，那麼這些潛能使牽涉到共時性的種種問題，尤其是要在挑選出來加以關注的歷史變化的不同層面間建立聯繫的問題。實際上，本篇敘述所稱要就60年代說些有意義的話，就是要對其中的僅僅四個層面做一簡要的勾勒：哲學史，革命政治理論與實踐，文化生產以及經濟循環（基本限於美國、法國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內）。這種選擇似乎不僅是要不加區別地賦予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同的歷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喚起那至少自斯賓格勒以來已被認為是濫用的建立同構關係出的實踐幽靈——這種類比平行論（ana－logicalParallelism）在某種程度上把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歌創作“等同”於切·格瓦拉的政治實踐。

當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像詩歌寫作這樣特殊且高級的現象就不能像“現實生活”那樣同等生動地顯現歷史的潮流和趨勢——也許，由於詩歌創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狀態下進行，近似一種實驗室的情狀，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麼說，那些對於一個舊式有機歷史的敘述是通過在遠為不同的社會生活層面間建立起相似和同構關係來求得“表現性的”統一，這與本敘述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差別。前者認為這種種層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斷裂（break）和其發展之間存在着一系列富有意義的同構關係。於是問題的關鍵不是要斷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層次在其間按各自內在的規律而發展）的節奏和推動力提出一個假設。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這種歷史的或敘述程序里的弱點，結果卻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讓人能夠對組成敘述的單個線條作某種“核實”。我們有時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領域——對歷史可作無限多樣的敘述闡釋，推一的限制是來自實踐者（其所謂的原創性取決於其推出的新史學理論的新穎度）的慧眼機巧。於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發現針對一種活動領域（如認識、美學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規則竟然在一個遠為不同、似乎毫不相干的領域又再現了出來，從而戲劇性地、令人吃驚地得以“證實”。本文中將要論及的經濟層面就是這種情形。

無論如何，下文將會表明，這裏要給出的完全不是傳統敘述意義上的60年代史。然而歷史再現正像其遠親線性小說一樣，確實處在危機之中，原因也極其相像。“解決”這一危機最聰明的方法不是把歷史寫作同時當作一個不可企及的目標和一個意識形態的範疇予以全盤拋棄，而是——如在現代主義的美學中那樣——在一個不同的層面上重新組織其傳統的手法。阿爾圖塞的提議似乎是這種局面下最為明智的辦法；鑒於老式的敘述或“現實主義的”歷史寫作成了問題，史學家就應該重新表述其天職，即不再是“像真情實境那樣”生動地再現歷史，而是要去創造出歷史的概念，至少這將是本文的冒險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