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他性的政治

如果哲學史不是被看作某一系列不受時間限制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又是永恆之中有限的立場，而是被認為是試圖對一個本身處在不斷辯證轉化中的歷史和社會本質加以概念化的歷史，其僵局（aPOrias）和矛盾把所有承接相繼的那些哲學都標為明確的失敗，但從這些失敗中我們卻可以迅速讀出它們遭遇挫敗之對象的某些性質，那麼，對而今那高度專業化學科的更加有限的軌跡作一掃描，以尋求“真實”或“具體”的60年代本身那深層節奏的征服，似乎也不是非常牽強的舉動。

就這一時期的哲學史而言，有一些影響廣泛的說法，其中之一是這樣的：統識性的薩特的存在主義（及其基本上是現象學的觀點）逐漸讓位於通常被含糊地稱作“結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讓位於各種各樣的新的理論嘗試，這些嘗試至少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經驗”，即它們發現了語言或符號（在這個領域裏，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主義仍然是相對常規或傳統的）的首要性。結構主義影響最大的典範傑作似乎根本就沒有哲學性，但與新語言學本身一起，卻可以被視為是克勞德·列維一斯特勞斯和雅克·拉康對人類學和心理分析所做的語言學的改造。然而，結構主義的鼎盛時刻卻是一個天生不穩的時刻，有成為一種新型普遍科學的使命，否則就會作為另一種思想時髦而煙消雲散。於是，結構主義鼎盛時刻的分類產品一方面可以被視作是對一種科學主義、對純粹的方法和分析技巧（在符號學裏）的精巧的運用；另一方面則可以看成是把結構主義的方法改造成積極的意識形態，其間倫理的、政治的及歷史的必然結果是從迄今為止更具認識論色彩的“結構主義”立場推斷出來的。這最新的發展當然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后結構主義，同福柯、德魯茲、德里達等這些熟悉的名字連在一起。這個範式雖然在關聯指涉上明顯是法蘭西的，卻又不僅僅是局部性的，這一點可以從經典法蘭克福學派在哈貝馬斯的著作里經由交流題源發生的類似演變作出判斷；或從實用主義當下在理查德·羅蒂著作里的復興看出，這種復興帶上了一種土生土長的美國“后結構主義”的色彩（皮爾斯畢竟是大大領先並超過了索緒爾的）。

哲學體制的危機和哲學家經典政治使命（薩特於此是我們時代的最高體現）的逐漸消亡，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關乎所謂主體的死亡：不僅是單個自我或個性，而且還有最高的哲學主體；不僅是我思，而且還有偉大哲學體系的作者。把薩特看成是傳統哲學最後的系統建構者之一當然可以（但至少經典存在主義有一面也必須被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形而上學，即虛無中存在性選擇和自由的英勇哀婉性以及尤其是加級那裏的“荒謬”）。我們有些人也是通過早期薩特里的辯證因素來到馬克思主義這裏的（薩特本人在其後期更具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辯證理性批判》1960年裏又轉而走上了這條道）。但是總的說來，他的著作里被他自己以及他人給予最豐富的實踐闡發的成分還是他的人際關係理論，他對黑格爾的主僕意節的令人震驚的改寫，他把觀看（Look）構想成我與其他主體相互聯繫、鬥爭的最具體的方式，即在我那“為他人的存在”之中我的異化，其間，我們每個人都徒勞地試圖通過觀看扭轉局面，把他者那惡毒的異化目光變成我那同樣具有異化力目光的審視對象。薩特在《批判》一書中將繼續在這塊看上去貧瘠的土地上努力豎起一個更加積極的團體動力的政治理論：兩個人之間的爭鬥現在辯證地變成了團體本身之間的鬥爭。然而《批判》是一本前瞻性的著作，其意義和重要性直到1968年5月以後才最終得到承認，而其豐富的後果影響實際上直到今天甚至也未被完全認識到。在本文中現在只要這樣說就夠了，即《批判》沒能達到其預定的目標，沒能完成那計劃好的大道，可從存在經驗的單個主體直達完全形成了的社會階級。在組建小團體的那一點上它停了下來，最終也主要是對小型游擊隊（在60年代後期）以及微型團體（在這一時期結束時）的意識形態有些用處：這一軌跡的意義很快就會清楚明白了。

然而，在的年代的開端，薩特的觀看範式以及單個主體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也將引人注目地被挪用於一個很不相同的政治鬥爭模式，即弗蘭茲·法農在《地球上的可憐人》（1916年）一書里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鬥爭所作的那影響巨大的想像；其間，觀看那對象化的逆轉被富於啟示想像地改寫成為奴隸反抗主人的救贖暴力行動，這一刻，在恐懼和對死亡的焦慮中，自我與他者，中心與邊緣這些等級位置被強行倒轉了過來；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從的意識，面對狼狽鼠躥的殖民者，獲得了集體身份和自我肯定。在此意味深長的是，一個一直曾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文體（“唯我論”的問題，單個主體或“我思”之間關係的性質）如何落入塵世，成了一種爆炸性的、令人瞠目的政治意識形態：正統存在主義的舊哲學體系脫落下一塊，完全落入哲學系之外，進入了一個更加令人恐懼的實踐和恐怖的天地里。法農的偉大神話，無論在感覺害怕的人還是感覺振奮的人，當時都同樣可以把它解讀為不負責任地號召訴諸盲目的暴力：現在回顧起來，且參照法農的其他臨床工作（他是一個精神病專家，治療着殖民化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恐懼和磨難的受害者），法農的神話則可以更恰當地被看作是對文化革命整體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文化革命是指對被壓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階級所實施的集體再教育（或甚至是集體心理分析）。人類歷史上的一切被剝削的勞苦階級都已把卑賤性和順從內在化為一種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則是打破這一亘古習慣的一種策略。對於這一更加龐大的有爭議的問題，葛蘭西與威廉·賴希、法農與魯道夫·巴羅所做的貢獻今天可以說正像毛主義的更加官方的實踐一樣的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