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遊記》第三卷72、錢讓能上書毛主席保薦責任田

在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受到了嚴厲批評，**代表**中央宣佈撤銷曾希聖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代以李葆華。

實際上，曾希聖的被撤職，不僅僅是刮“五風”的問題，這個問題全國各地都有，都存在，這是一個大氣候，關鍵是“責任田”和“包產到戶”的問題觸犯了主席，被看成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

七千人大會結束后，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認為“責任田”“實際上是包產到戶”，“在方向上是錯誤的，是與中央提出的《農業六十條》和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1963年掃尾。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及隨之而起的“共產風”，給農村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不少地方的農村出現餓死人的嚴重局面。農民對“一大二公”的集體完全喪失了信心，紛紛實行“包產到戶”以自救。據有關部門的統計，上個世紀6o年代初，全國有2o%以上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戶。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責任田”規模最大，全省9o%以上的生產隊實行，被農民稱為“救命田”。

當形勢稍有好轉，主席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責任田”，但卻遭到廣大農民的抵制。同時，全省各級幹部中有一些敢于堅持真理的人站出來，搞調查、寫文章，呼籲延緩“改正”，繼續實行；還有一些幹部直接給主席“上書”，保薦“責任田”。其中影響最大的“保薦書”是錢讓能寫的。為了這封“保薦書”，他在文革時被“揪”住，在安徽全省游斗，差點丟了性命。但他始終無悔，堅持認為自己的“保薦”是正確的。這份《保薦書》已被收錄在多種農村改革的論文集或資料彙編。這裏就不詳加介紹了。現在讓我們來了解錢讓能“上書”的艱難過程吧。

1）面對飢荒想為萬千農民請命我之所以決心“上書”，因為我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我是為萬千農民請命。我原在**安慶地委宣傳部任理論教育科副科長。196o年8月，為了解決農村的嚴重問題，安慶地委從地直單位抽調大批幹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隊、生產隊擔任實職。錢讓能被派到太湖縣徐橋公社任副書記兼龍王大隊支部書記。

大隊部請一位老大娘為我們燒飯。她是個善良慈祥的農村婦女。幾天來，我常見老人深夜對着嶺下哭泣，便問她何以如此傷心。她說：“家破人亡了！老伴原來也是小社的社長，辦公社，吃食堂時，連餓帶病於去年冬天走了，兒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婦遠走它鄉，就剩下我一個孤老太婆了。現在生產隊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曉得以後如何舞？”（當地方言：即不知今後如何生存）我連忙叫醒了原大隊支部書記，問他為什麼要拆民房？他說“這是上面佈置的。為了便於管理，拆小庄並大村莊。”我問：“那大莊子的人到哪裏去了？”他說：“大莊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沒人住。”

他的話使我十分震驚！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戶實地調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我察看了2o個村莊，1o個大食堂，走訪了1oo多個農戶，沿途但見大片田地荒蕪，秋季作物收成無望。好幾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數村莊，都是屋破房塌，滿目狼藉。只有“三面紅旗萬歲”、“**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英趕美”等標語，在斷牆殘垣中還隱約可見。所有農戶（只有一戶副大隊長家除外）沒有家禽家畜，連貓狗叫的聲音也聽不到了。全大隊十多個食堂我都去嘗試過，每人每餐只合二兩多點秕谷，沒有蔬菜，只好在河裏撈些水草當菜，沒有點滴油腥。一碗稀粥喝下，碗裏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殼。有的社員偷偷對我說：“這點吃的，沒法填飽肚子。如果允許我們晚上動煙火，搞點野菜什麼的熬點湯湯水水喝喝也好些。但是生產隊設有一個專門巡邏隊，誰家冒煙就砸誰家鍋缽，而且還要大會批，小會斗。更嚴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標準的伙食，以各個生產隊現有糧食，也只能維持一個多月，晚稻、蕎麥收成無望，各隊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員吃糧沒有着落……”

後來，便出現了人口非正常死亡。起初，我參加生產隊的社員大會時，幾乎隊隊都是一個樣，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歲的孩子們，大人極少。後來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兩位下放的醫生如實告訴我：“成年人勞動強度大，營養跟不上，分到那點食物也都讓給自己的娃娃們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我無法忘記五星生產隊董家上屋的景況，這裏“五風”帶來的流離、飢餓、疾病、死亡，令人慘不忍睹，怵目驚心。有些老人告訴我：去冬今春這個大屋的死人沒有人埋，還是調外隊的勞力來埋的。死的最多的一天，這個屋死了8個人。有的死人在室內停久了，眼睛和頭臉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當時，我以為徐橋公社的問題只不過是個別地方的特殊現象，但是，後來我了解到，全縣、全地區乃至全省，農村問題到處都很嚴重。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邁出了一步，推行了“責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隊迅由點到面迅推廣，廣大農民群眾奔走相告，拍手稱快，生產積極性就像火山一樣迸出來，歡欣之情溢於言表。“責任田”推行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我們預料。先是農民喜笑顏開，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東方剛剛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動背起糞箕，扛起屎勺去拾肥；過去無人問津的荒田荒地，現在爭着要耕種；連丟在田野里的大型農具，都有人扛回來修好；農民們走親訪友去兌換良種；毀壞了的小型水利設施，社員們都很自覺地主動興修。尤其令人興奮的是外流勞力紛紛返鄉歸田。尚未回歸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託人寄信去催他們回來，我們這些代筆者忙得不可開交。農民們那股渴望搞好生產的勁頭，的確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來第一次見到。經過農民們不到半年多的艱苦奮戰，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豐收在望。我住在韋屋隊，一共有16戶人家，早稻收成多的農戶有28oo多斤，一般的農戶也有2ooo斤，少的也有1ooo斤，中晚稻預產比早稻還要多。田頭地角的小雜糧戶戶都有，家家戶戶都在建倉儲糧，忙着準備飼養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這時，傳來上級改正“責任田”的決定。

為了保薦責任田給主席寫信這時我已調到太湖縣任宣傳部副部長兼縣黨校副校長。當時我正率黨校一個班進行輪訓，來自實踐的學員們對“責任田”展開了熱烈討論。大多數學員認為，中央某些領導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要求對“責任田”的功過是非重新評估，並懇求我們代為反映他們的呼聲。三月底，在貫徹新改組的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后，我根據決議精神和學員們提出的問題，再次深入到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考察。回縣后，在黨校輪訓班上，分別召開了多次山區、畈區的社隊幹部座談會，就“責任田”問題展開廣泛討論。許多來自農民中的真知灼見，使我受益匪淺。在一次縣委工作會議上，我分別找了山區和畈區的幾位區委書記，聽取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責任田”的不同意見，爾後我又查閱了縣檔案館的一些有關資料，進而翻閱了一些文獻和經典著作。通過進行反覆論證，我感到：社會就像一個大實驗室。哪種形式能夠促進農業生產的展，哪種形式阻礙甚至破壞農業生產的展，農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層幹部心中也有數，經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較明確的答案。經過深思熟慮后我從思想上得出結論：實施推廣“責任田”，不僅適合農業生產的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一種責任制。

為了使“責任田”繼續實行下去，廣大農民免受折騰，我毅然決然上書中央，如實反映民意實情，直陳己見。因為此事關係重大，能拍板的只有主席主席。所以我想，要上書就直接給主席主席上！

我“上書”中央主席是我的權利，如我“以言獲罪”，那是黨之不幸，國之不幸錢老在講到如何確定“上書”的標題時說，當時我想到楚漢相爭時，蕭何連奏三本向劉邦保薦韓信的故事，並從中得到啟：最後我決定以“保薦”二字為主題，即：對“責任田”不僅要“保”，而且要“薦”，較為言簡意賅。

錢老說，我自認為所掌握的材料是絕對真實可靠的，提出的見解也是我多年在農村實踐中體驗出來的，**完全有採納的可能。為了證明他的觀點，錢老又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了分析、說明：第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解放以來黨在農村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對錯成敗，農民知道得最清楚。建國后十多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眾所周知毋庸置疑。但是57年尤其是58年以後的嚴重失誤，農村出現的各種嚴重問題也是無法迴避的。無論問題出在哪裏，執政黨無法推卸自己的責任。**歷來主張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因此他一定會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

第二，**對人民一貫情深意篤。他熱愛人民和人民心連心，尤其是對中國的廣大農民，他無論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傾注了大量心力。“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使得農村高指標、高徵購、浮誇風和共產風泛濫成災，也無不是脫離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結果。作為一個有黨性的**員，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我不能不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作為一個國家幹部，儘管人生道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處世哲學不同，但是熱愛腳下的田園國土，忠誠於已經遭遇不幸的農民，則是起碼的道德。封建社會士大夫尚敢於“犯顏直諫，為民請命”，我作為一名**員和國家幹部，一定要如實稟報。當時我想，只要他老人家了解到真實情況，肯定會採取措施扭轉局勢，”責任田”也許有保住的希望。

第三，“民以食為天”。當時全國糧食空前緊張，城鄉人民都是“低標準，瓜菜代”。既然安徽的“責任田”辦法施行一年多之後，農村人民群眾的口糧問題已基本緩解，有的食足有餘。那麼這種辦法可以使全國人民吃飯的問題得以解決。至於“責任田”是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爭論，可留待以後去解決。我想，即使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主席也會完全贊同的。更何況1961年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原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當面請示過主席同意的。

基於上述想法，五月下旬，我便着手寫這份報告。為了嚴格保密，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燈夜戰，草擬“上書”。那時太湖縣小電廠一到晚上11點就停電，我只好用煤油燈照明。經過八個夜晚的奮筆疾書，寫成“上書”的初稿。

我問錢老，當時有沒有感到這樣做在政治上會有風險？錢老說，怎麼會沒有？在寫成初稿后審校文字和推敲內容的過程中，我感到這次犯顏直諫，面臨極大的風險。“上書”表面上是對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持有不同意見，而實際上則是對公社體制提出問題。所以，幾天之內輾轉反側，不能決斷。特別是想到廬山會議上彭總“上書”被批，黨內敢於說真話的同志，一批批被打倒的現實時，“一字入宮門，九牛拖不出”的古訓就響徹在我耳際，就像千斤重的包袱常常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但是，我腦子時時浮現出來的農村那一幕幕慘景，更有廣大幹群的殷殷重託聲在耳邊迴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亡禍及家身、國興福連黎庶”等先賢哲言使我不再猶豫。即使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也絕不能後退。這是一個**人應有的品格。古往今來，“沒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我光明正大，嚴格按黨規國法辦事，行使自己應有的權利，如果對我實行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實質是“文字獄”的悲劇重演，不僅是我個人的不幸，更是黨之不幸，國之不幸。

初稿經過修改後，我將其交給縣委黨校文書朱登和同志，請他複寫一式三份。他晚上挑燈夜戰。複寫好后，我請他將一份裝進大信封，用毛筆寫上“北京：**中央主席同志親收”。隨即以機密軍郵寄走。為了保險起見，我將另一份也以機密軍郵寄國家外經部李強部長，托其轉交**。6月17日，縣委書記谷志瑞同志去省城開會，我又請他帶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3）“保薦書”被批判不出所料，不久，“保薦書”被批判，上級派人來和我談話，讓我作檢討，那是1962年9月底，安徽省委已派來一個十多人的調查工作組，名義上是前來太湖就《保薦書》一事進行調查，實際是奉命來羅織罪名，對“責任田”大加撻伐。省里的那位負責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談話，指出：“你給中央、主席寫信在組織程序上沒有錯，但在政治、思想認識上有嚴重的錯誤。”於是他從公文皮包里拿出一大堆文件給我，要我認真閱讀，然後再和他談感受。第三天我將文件交回，他問我想得怎麼樣？我說：“我從組織上服從，但認識上予以保留。”他正色說：“你的報告是**批示的，屬於認識上的錯誤，如果堅持不改，矛盾也會轉化的，望你三思。”隨後他叫我陪同工作組下鄉調查了幾天。調查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他們在調查之前就有了結論。這就是後來大家都看到的省委調查組1962年1o月15日寫出的那篇調查報告，《“責任田”應該保薦嗎？———對錢讓能同志〈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的幾個主要問題的調查》。這篇調查“報告”全面否定了“責任田”的積極作用。對於我個人，《報告》說錢讓能為什麼會出現這一錯誤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用階級觀點分析觀察問題，二是沒有認真調查研究，沒有具體分析，三是不了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和資本主義個體經濟的區別，不了解“五統一”與包產到戶之間的矛盾。

寫出《調查報告》后，他們召開縣委擴大會，名義上是作調查彙報，實際上是對“責任田”進行嚴厲的批判，把《保薦書》提高到兩條道路、兩種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高度，說它是為農村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之後，又促使廣大幹部轉“思想彎子”，召開更大規模的幹部大會，批判“責任田”。

由於我在“上書”《保薦書》時準備比較充分，幾種可能與後果都作了預測。因此，在各種壓力的面前，我個人倒顯得很平靜。省委調查組負責人再次找我談話，聲色俱厲地訓斥我：“主席的批示，並未給你定罪，但你的認識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系統的，現在影響較大，如你能作個檢討，對全省改正‘責任田’是大有推動作用的。”我說：“我個人服從組織，但我思想認識是由來已久，給主席的報告，並非偶然衝動，如果勉強要我寫檢討，那隻不過是違心的。”他接着又厲聲訓斥：“這是組織上的意見，你能不服從？”

我回到家后靜夜自忖，徹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知心好友、時任太湖縣監委書記的李俊談心。從5o年代我們都在安慶地委工作，彼此了解。為了保護我不再受更深的傷害，他經深思以後對我說：“廬山會議彭老總都作了檢討，我們這些小人物檢討一下，又算得什麼呢？況且這是向黨組織作檢討。寫個簡單的檢討，無論是對省委還是對調查工作組都有個交待，不然，他們也有為難之處。”在調查組離開太湖時，我飽含屈辱之心情，寫了一個兩頁紙的檢討交給他們。他們如獲至寶。以後，等着我的就是無窮無盡的批判和寫不完的檢討了。

接着在全省範圍內對“責任田”的大批判鋪天蓋地而來，一浪高過一浪。在省委、省人委召開的各種會議上，有些負責同志都以我為反面教員公開點名進行批判。省黨校、省幹校每期輪訓班上（全省公社書記參加）都要以《保薦書》作為反面教材。

1o月，省委一屆十三次全會（縣委書記參加）將我的問題正式提交全會，將上書全文和省委調查組的批判材料印全會進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34號文件上報主席、**中央和華東局。報告說：“錢讓能在責任田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比較系統，比較突出，他的調查方法也是錯誤的，所反映的情況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這表明他實際上已經站到農村資本主義自勢力那一邊去了。”

由於省委做出示範，各地、市縣也都起而效尤。在太湖的縣、區、社、隊當然也是如法炮製。全省批判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範圍之廣，影響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傾都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