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遊記》第三卷73、江蘇有“包產到戶迷” 浙江出“

73、江蘇有“包產到戶迷”浙江出“單幹理論家”

江蘇省兩位農業中學的年輕教師，一位叫鈕維新，一位叫蔡撫民。面對196o年生的大飢荒，開始思索農業展的出路問題。他們認真研讀有關農業政策的書刊，以青年主席為榜樣，深入農村進行調查。一年半時間裏，他們實地調查了江蘇、安徽、山東的許多地區，走訪了上千名農民，記錄下5大厚本《農村調查記實》和《農民談話錄》。被訪談的農民中，絕大多數都列舉了事實，述說人民公社幹活大呼隆、大鍋飯，社員沒有積極性，農業沒出路，最好是“分田到戶”、“包產到戶”。他們聽到一蘇北民謠：“入社好，入社好，家無糧，戶無草；十二條六十條，不如包到戶一條。”

1961年，鈕維新和蔡撫民寫了《關於我國農業問題的意見書》，提出只有“包產到戶”才是展農業的出路。除了用大量事實外，並且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給以論證。《意見書》建議：一，通過試點，迅把“包產到戶”推廣到全國；二，認真總結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經驗教訓。

鈕維新和蔡撫民不遠千里來到北京，將《意見書》通過接待部門呈送給主席、周恩來、鄧子恢和農業部長廖魯言。他們又於1961年12月，將《意見書》油印數百份分別寄給中央委員和省、地、縣委書記。

他們，後來又撰寫了《包產到戶的優越性》、《農村包產到戶試行辦法》、《關於包產到戶的說明》等文章，寄給中央、省、地領導人。他們對“包產到戶”的推崇達到了痴迷程度。

浙江還出了“單幹理論家”，都是年輕人。他們是馮志、楊木水和陳新宇。

馮志在1962年4月寫出了《半社會主義論》，批評了人民公社的弊病，讚揚了“包產到戶”。文章說：“什麼是我們農業的出路？包產到戶！”文章譏諷地說：“有人認為。人民公社是最完備的形式，可以容納**的生產力，真是荒謬透頂。想將胚胎取出當作嬰兒撫養是不行的，即使給他穿上美麗的衣服，還是不行的。”他湊錢親自來到北京，把文章分別送到**中央辦公廳、《人民日報》社和《紅旗》雜誌社。

6月，他又寫出一篇文章，題名《怎麼辦？》，簡直是一篇討伐人民公社的檄文。文章揭露了農村的悲慘景況，問道：“錯在哪裏？”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五風”只是表面現象，生錯誤的總根子就是“人民公社和大躍進”。

楊木水是農業技術員，是馬寅初的同鄉。1961年冬，他給主席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肯定“包產到戶”的好處及推廣的必要性。他把此信寄給了馬寅初，請馬寅初轉交給主席。信的最後寫道：“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戰鬥！”馬寅初接信后，立即回鄉面見了這位小老鄉。馬老鼓勵說：“正確的意見不要放棄，真理是批不倒的！”

陳新宇對“包產到戶”一往情深，一連寫了八封推崇“包產到戶”的信寄給《人民日報》，其中的第六封登在“讀者來信”欄目。

後來，主席知道了這三個人的“事迹”，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浙江省委書記說：“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幹理論家’，必須徹底批判。”

陳新宇是浙江新昌縣人，出生於1924年11月，青年學生時代思想進步，1947年為新昌中學學生會主席，領導過護校學潮。為嚮往革命，渡江前夕就參加工作。五十年代初，他滿腔熱情地投入農村的民主反霸、土地改革、組織互助組和建立第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運動。與農民朝夕相處，看到廣大農村在黨的領導下，農民當家做主人，農村面貌日新月異，年輕的陳新宇打從心眼裏愛上了農村。

1955年7月，主席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規模空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掀起。因合作化運動的需要，陳新宇要求離城返農村，成為專職辦社幹部。在《浙江日報》上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題為“我愛農村”的文章，表達了他對農村的滿腔熱愛：“我愛農村，我回到農村來了，親愛的，熟悉的農友們，我將隨你們一道前進，直到把我們的合作社變成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在我們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美滿幸福的樂園。”

許多地方在急風暴雨式的入社聲勢之下，由於辦社太倉促，不僅社員的思想準備不足，社內的管理也始終跟不上，所以不少農戶形式上入了社，思想上卻一直沒有穩定下來，隨着時間的推移，問題日益嚴重，有些人甚至偷偷地退出合作社。針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出現的新情況，1958年，原在蕭山從事農村工作的陳新宇，為“支援新昌合作化”，被調到家鄉新昌從事鞏固合作社的工作。

在196o年冬飢荒下，新昌縣出現了農民自的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野火，大有越演越烈星火燎原之勢。農民為什麼如此不顧一切地實行包產到戶？這引起了陳新宇的深沉思考。他下決心要認真弄清這一被稱為大是大非的問題。

陳新宇來到當時的姚宮管理區天公丘大隊，做新式農民。這個大隊共有8o多戶農民，他挨家挨戶詳細了解社員生產、生活及思想情況。在調查中陳新宇現，奇怪的是原本作為說服工作突破的弱勞力戶也都認為“包產到戶”對自己有利，說能增加收入，且肯定收入可靠，檢查他們的生產情況也都不差，對承包后較重的農活，他們採取了親友幫工的辦法互助，而對承包使輕工輔助工有了保障，甚為滿意。通過調查，使多年從事合作社工作的陳新宇大吃一驚，他開始從新的角度去認識農業合作化工作。

在一次生產隊的評分會議上，陳新宇試圖說服社員放棄包產到戶，結果形成了公開爭辯，他宣傳的集體生產優越性在社員眼中卻是另一番估價。生產收入本是社員切身的事，體會最深的應是他們自己。會後，陳新宇根據記錄，總結了社員對包產到戶的看法是“與單幹有六大不同”，“包產有十大好處”。陳新宇被社員擺出的事實說服了，認識也開始了進一步轉變，在這基礎上，經過醞釀，他寫成了《關於包產到戶問題》。又經過對全村的逐戶走訪，排查資料，陳新宇思想認識又深化了，弄清了社員生活改善的因素與變動規律，又撰寫了《關於農村階級分析問題》一文。在完成對林木、煙葉、畜牧業的歷史與現狀的調查后，陳新宇已對農村經營管理工作形成了“不能割斷過去，要在繼承上求展”的觀點，不再對個體生產抱敵視態度了，而認為集中與分散應“因事制宜，各取所長”。

當陳新宇現包產到戶並非洪水猛獸，而且還能解決辦社中長期存在的弊端與困難時，便感到有闡述自己看法的必要。他看到周圍許多幹部口頭反對，暗地裏卻贊同包產到戶的情況，想到過去由於自己也曾經參加過刮“五風”活動，不相信群眾，憑主觀設想給農村造成困難，深感愧悔。於是想到自己年輕無家室之累，作為一名幹部應該為民代言執言。當時許多人知道陳新宇有這一想法而勸他不要飛蛾撲火，當然他也有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但是陳新宇仍抹不了這一閃念，說明真相，向上反映，已成為陳新宇求得內心平衡的需要。為了追求真理，求得良心平靜，陳新宇思想鬥爭了兩天兩夜，還是決定把文章寄出。從此他下定決心，“一人做事一人當”，疏遠一切親友，不談戀愛，堅持獨身，為的是不株連別人。“文革”中造反派斥責陳新宇是“徹頭徹尾單幹”，就是說他不但是“單幹理論家”，提倡農民單幹，而且自家願光棍一條。

陳新宇一旦下定決心，就“打破腦袋不回頭”，一不做二不休，接連給人民日報去**封信，頑強地反映包產到戶問題。

1962年6月間，《人民日報》內部刊物《讀者來信》中刊用了陳新宇的第六次來信《重談包產到戶》，並加了編者按：浙江省新昌縣讀者陳新宇，從去年六月至今，先後六次來信來稿，要求報紙討論“包產到戶”問題。他第一次來信說，他原來是去糾正包產到戶的，可是他反而被群眾和事實說服了，堅決主張包產到戶。他的論點有四：（1）包產到戶是經營管理問題，不是改變所有制，因而不是方向問題。（2）包產到戶是個人負責制與產量責任制相結合的一種較完善的責任制。（3）包產到戶由個人計件、小段包工演變而來，是經營管理中必然出現的一種形式，是不可避免的。（4）正確態度是要認真調查研究，弄清包產到戶為什麼會成為群眾的自行動，用黨的群眾路線來對待這個問題，不要驚慌失措，迴避現實或強行糾正……來信還說：“一年來我成了包產到戶的罪人，甄別至今未下結論。縣區社三級對我進行過四次公開批判，多次充當反面典型，停職、審查、施加多種壓力，我竟頑固如此，毫不為動。主要原因：（1）批判越多，越使我明白批判的理由不充分，農民的作法完全正確；（2）12年來自己參加過破壞生產力的行動，為五風助風，內心自疚，一種強烈的贖罪念頭，迫使自己堅持自以為能迅展生產的想法，補救上這一段的損失，因而對種種壓力只能看作對自己意志的考驗；（3）自己確認包產到戶是集體生產終將出現的必然現象，有非常堅定的勝利信心，決不放棄自己主張……”

1961年7月中旬，陳新宇曾連續三次收到《人民日報》寄來的稿費，共25元5角。除了買些稿紙，其餘買了幾十斤桃子，與同事們共享。《人民日報》複信中，透露出關於包產到戶問題，中央尚在研究中的跡象，請他繼續反映這方面的實際情況。

陳新宇出提倡包產到戶的文章后，1961年8月，省委農村工作部還通知陳新宇到杭州參加經營管理座談會。會上充分肯定他的文章，具有“敢鑽研，敢反映，敢逐潮流”的精神。

但好景不長。過了四個月，新昌召開批判大會，責令陳新宇在會上宣讀自己的“毒草”，供大家批判。

1962年初，新昌縣正準備處理陳新宇。時任縣委書記的王淮亭從北京參加七千人大會歸來，親自召開座談會，邀請陳新宇參加。王淮亭傳達了主席關於揚民主的講話，強調把思想認識問題與組織原則問題區別對待，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

省委也打來長途電話，縣裏不要隨便處分幹部。年輕人思想問題不要過分為難，讓他們去工作。

時隔不到半年，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且在會議期間，主席對浙江省委第一書記說：“你們浙江出了二個半單幹理論家，必須徹底批判！”（指馮志、楊木水和陳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