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賞識不斷修鍊的領導人才

一個經營者要有和古董商一樣的鑒賞眼光，他必須對任何事物作出明確的價值判斷。要不斷地進取，才能夠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

藤堂高虎出身於貧賤的家庭，但卻受到豐田秀吉的賞識，加以提拔。到了德川家康時，更加重用，封伊熱為他的領地，年薪三十二萬石，任命他為外戚諸侯，並參與幕府中樞的決策職位，在日本歷史上，象這種貧賤出身的人，從來不曾擔任那麼高的職位。高虎得勢了以後，僱用了一位武士，名叫渡邊，年薪二萬石，相當於當時一個中等藩主的俸祿。因此有許多諸侯對藤堂高虎的作法很不以為然，於是批評說：“儘管渡邊是個人才，也不能用二萬石的俸祿，僱用一名武士。”

藤堂高虎聽到這些批評以後，笑着回答說：“這些說法只是顯示出淺見與庸俗，如果今天我僱用一百名武功平凡的武士，敵人會不假思索地攻擊我們。可是以渡邊的英勇聲望，遠近聞名，敵人若知道渡邊是我的侍衛，想發動攻擊時，就不得不慎重考慮了。這種由聲望所帶來的威勢，不是人數所能比較的，也可以說是無價的。”

果然，在以後的許多會戰中，藤堂家由於渡邊的守護，敵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渡邊領軍出征，也是經常得到勝利。這說明了一件事物的價值，實在不是可以用數字去加以判斷。試想，諸侯們認為渡邊難敵百人，也是不無道理的。可是渡邊驍勇善戰的聲譽，使敵人不敢輕犯，也是無法估量的價值。雖然力量是抽象的，但藤堂高虎以二萬石的高價，擁有了渡邊使敵人喪膽的聲望，也是很有遠見的。

如果明列了事物的價值，每個人都能盤算得出來，更何況是一個傑出的領導者，譬如，古董商人如果無法對一件古物做明確的價格判斷，那就不是一個成功的古董商。而身為一個領導者，如果對屬下的價值沒有一個明確的評定標準，也不會是個成功的領導者。

以經營公司而言，也許每個人對於用十萬元月薪去聘請一個幹部有不同的看法，但對於一個經營者而言，如果他無法在太高或太低的程度內，做正確的價值判斷，這位經營者顯然就沒有客觀用人的能力。

經營者除了要對人的價值作出正確判斷以外，還必須對公司的經營、技術、資本等各種能力做正確的判斷，而加以組合，才能有效地經營事業，否則就難免會發生錯誤了。一位國家的決策者也是一樣，一定要把本國的歷史背景、傳統精神和軍隊實力做明確的判斷，並加以組合，轉化成對付敵人的強大戰鬥力，這是關繫着國家的興衰安危的。所以松下先生始終認為，一個領導者，應能對任何事物作出明確的價值判斷。靈感和直覺往往可以使一位領導者在緊要的關頭，造成

“福至心靈”的奇妙效用。

日俄戰爭時，日本和俄國在中國的滿洲對壘。當時，日本有一位將領叫黑木為禎。他在停戰階段到前線去視察，突然似乎有所感覺地說：“今晚我們可能會遭到敵人的偷襲，所以要注意各項防範措施。”但當時並沒有任何敵軍輕舉妄動的徵兆，有些前線的軍官都以為那只是黑木例行的提醒和吩咐。但當天晚上，俄軍果真來偷襲。但由於日軍事先有所準備，使得俄軍大敗而歸。

黑木將軍並沒有得到任何特別的情報，但為什麼能知道當晚俄軍會來偷襲呢？或許，就是憑着他的直覺反應。這就是第六感官的妙用。“直覺”和“靈感”這兩個名詞，在科學上，並不能找到依據，也很難實際地加以解說，可是，這種感覺往往使人能獲得意料不到的暗示，而當機立斷，得到成功，所以，一個領導者，一定要培養靈感和直覺的能力。

譬如說，很多人都看過蘋果從樹上掉下來，但卻只有牛頓一個人會問：“蘋果怎麼不往上飛呢？”並由此發現了萬有引力。這就是一種偶發的靈感。所以沒有靈感的人，是無法發現宇宙的奧妙和自然的法則。

特殊的靈感和直覺，是一個領導者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經營者在許多情況下，必須以直覺的方法，才能迅速而奇妙地對事物下決策。就象一個生意人在估計某件商品的售價時，如果猶豫不決，弄不清能不能賣？有多少銷售量？到最後抱着“隨便訂個價格先賣賣看再說”的想法，那麼，這宗生意一定不能成功。

靈感和直覺又是怎麼來的呢？有些人天生就在這方面有特彆強烈的潛在能力，他們處事決斷往往會有意料之外的神來之筆。但也有經過長時間不斷培養而得來的。如古代有名的俞道家宮本武藏，已修鍊到能依靠靈感來預知敵手動態的功力，使他在敵人的劍尖離身體三寸的距離時，能及時閃避。劍客要練到這種明察秋毫的劍術，是需要花費很長的一段時間。一位經營者也是如此，若想要憑直覺去對事物作決斷，也是要經過經驗不斷地累積和培養。

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只要能不懈怠地要求自己養成一種臨事立刻作出準確判斷事實真相的能力，那麼這種“靈感”就可能在緊要關頭，造成“福至心靈”的奇妙效用。

謙虛能使一位領導者平易近人。這樣，他才更容易領導部屬，團結一致。

有一天，福島正則遣人送了兩條錦鯉給前田利家，利家馬上叫他的文書官寫信向福島正則道謝。但那位文書官卻認為福島正則的地位比前田利家低，送禮巴結是應該的事，所以利家大可不必答禮致謝，於是就隨便寫了一張措辭簡略的信稿，拿給利家過目。利家看了以後，很不高興，並訓誡文書官說：“書信有固定的格式，一封道謝信，如果不能處處表示出對對方的尊敬，那麼還道什麼謝？例如，信里這句蒙受饋賜，官僚官樣的，為什麼不改成常常受您的厚愛，實在擔當不起之類的話，也比較平實動人？尤其是對比我地位還低的晚輩，文句更是愈客氣愈好，否則，別人會認為我驕傲自大，看着你這種敷衍了事的信件，還不如不寫，省得讓人瞧不起。”

前田利家在織田信長、豐田秀吉的手下都做過事，是個久經沙場的老將，很多人都認為，如果在豐田秀吉晚年，前田利家不死的話，德川家康是很難得到天下的。他之所以受到後人的景仰，其實正因為他人格高尚、侍人謙虛的關係。

人往往地位愈高，愈會得意忘形，而忽略了謙虛的美德。在這種情況下，周圍的人往往只會對他的地位表示阿諛，心裏卻未必服氣，如此部屬變得難以使喚，做事也很難順利成功。所以，地位愈高的人，愈需要謙虛，能做到這點，眾人才會佩服地說：“那個人地位雖然高，卻沒有半點官架子，侍人誠懇，真是一位君子”。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他對別人有什麼意見，大家也會洗耳恭聽，虛心接受的。

俗語說：“竹子愈高愈彎曲”，這句話很微妙地把領導人的真貌，顯示出來，道出顛朴不破的真理。

身為領導者能不能做到捫心自問而毫無內疚？他是否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

中國東漢時有一位非常清廉的官吏，名叫楊震。有一次，他奉命到外地的大都去擔任太守，動身上任前，有一位過去所提拔的人，名叫王密，來替他送行，閑談之後，王密從衣袖裏掏出好幾錠金元寶，說：“這幾年蒙受太守照顧，非常感謝，幾錠薄錢只夠當作路費，不成敬意，請收下。”可是楊震卻說什麼也不肯接受，他說：“如果我收了這些賄銀，就太辜負全天下看得起我的人了。”王密說：“不會那麼嚴重的，現在已經夜深人靜，房內只有你、我兩人，誰會知道這件事呢？”楊震正色回答說：“至少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麼會沒人知道呢？”王密聽了楊震這番正義凜然的話后，內心很慚愧，就啞然回家了。從此，人們對楊震風評愈來愈好，最後終於官拜宰相。古聖人孟子曾說過：“自己反省以後，如果內心不會覺得愧咎，縱使有千萬敵人的地方，我也敢去。”這就是說，一個人只要心地坦蕩，光明磊落，自然會產生無比的勇氣，事情才能順利取得成功。相反的，自己行為不正，為了害怕他人批評，做事必然也畏首畏尾，如此也就很難完成事業了。

可是人還有許多弱點，一個外表高尚的人，也可能在別人看不見時，受了誘惑而做出不軌的行為。社會秩序，都是因警察的維護才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警察，恐怕到處都是歹徒了。這就意謂着人性中有“惡”的一面。可是話又說回來，人做了壞事，良心都會不安，所以本性里還是有“善良”的一面。一個人不能認為沒有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就出賣良心，胡作非為，雖然沒有人指責，但還是逃不掉良心的責備。

每天反省有沒有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有沒有愧對他人？這是個人修養中最重要的事。楊震所謂的“天知、地知”其實也就是他的良心罷了。人只要不被物慾所蒙蔽，自然可以展露出寬宏的氣度。領導者要特別注重在這方面的要求，想要提起勇氣去創業之前，先想想自己是否光明正大，坦蕩無私。有沒有愧對他人？能不能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

不是廿四小時的工作，而是廿四小時的思考，這是阿基米德的專心和努力。

阿基米德是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和數學家。有一天，國王因為懷疑工匠在製造皇冠時，偷工減料，就請他幫忙鑒定黃金的成色。

如果能把皇冠拆開來分析，就可很容易知道它是不是純金打造的。但國王並不允許把這精巧的皇冠分解。在這種限制下，阿基米德想了很久，都想不出好辦法來，因此日夜都感到十分苦惱，並思索這個難題。

當他有一天到公共浴室去洗澡，發現人浸入浴池以後，池中的水就會溢出來；於是靈機一動，聯想到：“如果拿一塊和皇冠等重的黃金，先後放進水缸中，比較溢出水的重量，不就知道皇冠是否摻雜質了嗎？”於是他興奮極了，不停地高呼：“我知道了！”並且沒穿衣服就衝進實驗室里，進行實驗工作，結果發現皇冠果然不是純金的。

這個故事表現了阿基米德熱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問題沒解決以前，他每天絞盡腦汁，希望能想出解決之道。就算在洗澡時，腦子裏還是想着問題，所以才能靈機一動，由現實生活中，找到解決的方法。有些人認為這是阿基米德的聰明，但松下認為更重要的是他的專心和努力。

阿基米德這種認真的態度，對科學家而言，是很重要的。但對一位領導者而言，也應該學習他這種不眠不休的精神，如此才能推動更好地發展。當然，並不是主張領導者應該廿四小時不停地工作，這樣身體也會支持不了的，但在休閑活動中，也應該保持不斷的思考。

不論是政治家或企業家，都應隨時隨地牢記自己的職責。只有如此，他才可能象阿基米德一樣，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

領導者要想統馭部屬的第一個觀念，就是要排除私心。明治維新初期，中央政府中的最高領導階層——參議，主要是由薩摩藩和長州藩的實力派人物擔任。由於地域成見和意識沖實，所以朝廷中分成對立的兩個派系，彼此互相牽制，事情根本沒有辦法圓滿地解決。

這種因對立而無法團結的情形，薩摩藩的首腦人物西鄉隆盛先生曾公開地說：“多頭政治，是無法徹底解決事情的，所以還是請木戶先生（長州藩的代表人）一個人出面擔任參議，其他的人就是木戶先生的部屬，這樣比較能協同一致。”朝廷的人也都贊成，但只有木戶不答應。他要西鄉隆盛也擔任參議，否則他要辭職不幹。在這種情形下，眾人說服了隆盛擔任參議，於是在兩人共同籌劃下，廢藩置縣的大懸案，終於順利地完成了。

後來，擁護幕府的彰義隊和官兵發生會戰時，官兵主要由薩摩藩和長州藩的士卒組成，為了防止內部不和，反自成仇，西鄉隆盛一再主張應該由長州藩的大村益次郎擔任總指揮，自己則屈居大村的手下，來謀求上下一心，精誠團結。這兩個故事都說明了作為領導者應心地無私，以誠相待。

在歷史的記載中，明治維新時期，有許多志士都能排除私心雜念，奮不顧身地為國盡忠，如西鄉隆盛就是這群志士中傑出的代表。當時西鄉隆盛先生的聲望早已為萬人所景仰，他偉大的人格發散出一股強烈吸引力，使人人都想親近他。所以，以他的身份和道德人格，來擔任會戰的總指揮，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為了求取大眾的齊心協力，他甘心以參議之尊被大村所差遣，如此更使大家敬佩他，而願向他看齊。如此一來，大家同心協力，終於贏得勝利。歷史家們早就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其實就是以西鄉隆盛為中心，所策動出的一系列成功措施，而帶來的成就。主要關鍵所在就是因為西鄉隆盛能秉持高尚的人格，排除私念，才能完成偉大的功勛，被後世所景仰。一般來說，每個人都愛惜、保護自己的名利。也正因為如此，常常會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而感情用事，以至於判斷錯誤，造成失敗。所以，人絕對不能有私心，要能放棄自己的喜怒愛憎，客觀去判斷事情，才可坦然處事，以無比的信心和勇氣，把美德發揚光大。

當然，我們是無法和西鄉隆盛高潔的人格相比。但是，一旦身為領導者，在立場上就應先考慮到別人，再想到自己的利益，先人後已，無私奉獻。如能做到無私忘我的境界，才會是個令人信服的領導者。

領導者要能衡量自己的實力，並準確地判斷環境的變化。豐臣秀吉在平定九州、四國、關西的諸侯以後，進一步想征服關東的諸侯，以期統一天下，於是就派遣使者到京都去，命令關東地區的重要諸侯北條氏來朝見。可是北條氏仗着自己的力量，驕傲自大，對當時天下大事，渾然無覺。所以輕視秀吉，只隨便說幾句外交辭令，便打發使者回去了，自己則堅持不肯去朝見秀吉，秀吉於是拿這件事做借口，帶兵攻打關東地區的諸侯。

戰爭爆發以後，北條氏依靠小田原城的險要地勢，採取堅壁固守的政策，使戰局僵持了一陣子，小田原城是關東與關西之間的軍事要塞，地勢非常有利，是為兵家必爭之地。稍早，名將上山千信也曾包圍此城達數年之久，但始終無法攻破，掃興而歸。這時北條氏還深信這座城池可以阻擋秀吉的大兵，可是他卻沒想到，當時秀吉所統領的大軍已佔領了一半的天下，和過去的上山千信，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還有，北條氏自從藩鎮割據，獨立開國以後，傳到當時已第五代，無論生活習慣或意識觀念都已經逐漸貴族化了。由於和平的日子太久，開國時那種親民愛民、尚武剛強的作風已經逐漸消失，封閉在宮廷中生活，遠離了平民，百姓和宮廷之間失去密切的聯繫；加上貴族生活的淫逸，也激起百姓的不滿，人民已失去為主公奮戰的意志。

在這種情況下，縱使有小田原城的天險可守，但也不能有太大作為了。北條氏的軍隊雖曾仗着天時地利，打了幾次勝仗，但由於整體兵力的差距太過懸殊，最後，當小田原城被秀吉所率領的聯軍攻破時，雄踞關東百年之久的北條氏也就滅亡了。

世界著名的兵法家孫子曾說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勝不驕，敗不餒”。我想，北條氏所犯的錯誤，就在於沒有“知己”、“驕傲”，也就是說，不但錯估了自己的實力，也錯估了豐臣秀吉的實力。該戰的時候不戰，該和的時候不和，所以最後以自己走上敗亡的道路為結局。這種情形和第二次大戰時，日本錯估美國參戰的決心，也錯估自己的兵力，而貿然對美國發動攻勢，最後慘遭失敗的情形是一樣的。

所以，領導者必須正確估計對手的實力，並且衡量自己的能力，才能下判斷決定該戰該和。但是，嚴格地說，準確的自我判斷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高估自己，低估別人，把事情看得太樂觀，或看得太悲觀，這些都是人性中的弱點。正因為人性中存在有這麼大的一個陷阱，所以一個人因輕視對手而造成自己氣焰囂張時，就已經踏進敗亡的境地了。

處於領導地位的人應該好好考慮這一點，先謹慎地衡量自己的力量，再清楚地看到群眾的力量，要想到事業的成功，應歸功於廣大群眾。譬如，公司的業務、團體的能耐、國力的強弱種種，要以客觀的眼光求徹底了解，才不會判斷錯誤，無論做什麼事，才會有成功的把握。

領導者須時常反省自己的過失，才能指正別人的過失，進而領導別人。

曾參是孔子的得意門生，比孔於小四十六歲，嚴格地說，他的年齡足可當孔子的孫兒，在孔門弟子中，排行也在後頭。可是就學問而論，卻無疑是孔子門生中最傑出的一個，所以孔子時常讚美他。曾參有一句名言：“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意思是說，我每天拿三件事情來反省自己，替人家謀事，有沒有盡心儘力呢？和朋友交往有沒有謹守信諾呢？老師所傳授的課業，有沒有再三溫習呢？

由於曾參每天反省這三個問題，以使自己避免過失，不愧是一位賢者。也由此可見，他的老師孔子被尊稱作“至聖先師”真是其來有自。曾子每天所反省的三件事，雖然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可是其精神並不在於反省什麼，而是在於持續不間斷地反省進修，這才是領導人物所最應該學習的重點。領導的生活方式對外在環境的影響太大了。一個國家領導人的生活正常與否、觀念是否正確，常常會左右國家的命運，決定事情的成敗，甚至造成許多人的幸與不幸。所以領導者一定要嚴格地要求自己，時刻反省，不可用一時的衝動或個人的好惡當標準去作決策，如此才不會走錯方向，而導致無法挽回的錯誤。

所以松下先生認為領導人物必須在心理上先確立自己的指導概念與方針，隨時隨地反省改進，碰到計劃殘缺不全的時候，立刻加以改正，同時也要知道自己在這項事務中是不是已經充分發揮了實力，完全控制進度？或是有該做沒做而不該做卻做了的事情？象這樣不間斷地自我反省，才能避免錯誤的發生。

可是有時自己反省還是不能發現錯誤，因為人們往往會因主觀的意識而蒙蔽了事實的真相。加上自尊心在作崇，雖經常發現自己的缺點，卻不敢勇於承認，所以最好能在適當的時候，多多請教別人；“我這種做法好不好？想法對不對？”並請別人坦白地指正。如果能一面自我反省，一面接受別人的指教，相信可以使自己的錯誤減低到最小的程度。

想一想，只不過為了自己的修養，就必須每天反省自己，何況是為全人類謀福利的政治家或企業經營者，那就更需要深切了解自己的責任重大，一言一行，都關繫着許多人的幸福與安全；所以更應該“五省”或“十省”，甚至每日“百省”，廿四小時思考，不斷自我改進才對。

忠誠的表現，是坦率和誠懇，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他人。加藤清正是豐臣秀吉的部將，因為犯了過錯，被豐臣秀吉罰在家裏思過。那時，京都正好發生一次大地震，豐臣秀吉所住的地方也被震倒了，死傷慘重。加藤清正心想：“雖然主公還在生我的氣，但主公有難，我怎能不管呢？”於是就帶領他的部下去保護秀吉。秀吉被他的誠懇所感動，也就不再生他的氣，並且再度起用他。

秀吉死後，天下諸侯都擁護德川家康，而秀吉的兒子奉召到二條城去見家康時，清正也拚命要去保護秀吉家人的安全。這種為報知遇之恩而忠心於後代的精神，連家康也都非常敬佩。

清正在晚年時，曾感慨地說：“我一生非常留意個性的判斷，甚至還研究了命相學，可是到如今我仍不能很清楚地由一個人的外貌去判斷其內心所在。可是敢肯定的是，凡是忠誠的人，都將是真正的勇者。”一方面因為他帶過許多部下，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忠誠的堅守者，所以才能下這種結論。由清正對秀吉一家盡忠的表現來看，他一定深深體會到這個道理的。總而言之，一個信守忠誠的人必能經常保持自己的作風，不會搖擺不定，所以內心不會有愧咎之感，也才能無憂無慮，正正噹噹地做自己的事。如果不忠誠，內心會有愧咎，表現的態度也不自然，而使人覺得無法信賴。

無論從政或經商，道理大致相同。經營者對自己的職責和顧客心懷忠誠，儘管在成交之前會各據立場，討價還價，但是成交后，必然皆大歡喜。如果各懷鬼胎，成交以後顧客還是會懷疑是不是被騙了，那就失去做生意的目的。所以待人處事必須以誠為本，時時刻刻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誠意，自然得到信任。如果只是用盡心機，一味地取巧討好，短期內雖能博得別人好感，長久以後，則不可能有好結局。尤其是施政者，內心不存坦率誠懇，只是迎合眾人，雖然一時受歡迎，卻談不上為國為民作根基的籌劃。

領導者想讓部下心悅誠服的話，這點務必認識清楚。沒有競爭的對象時，就容易失去奮鬥的意志和學習的興趣。

德川家庭是一個善於打仗的名族，很少遭遇敗績，連威赫天下的豐臣秀吉都在“小牧”和“長久手”兩次會戰中，連續敗於德川家康之手。象這樣一位驃焊善戰的軍事家，卻在武田信玄手中吃到大虧，在三方原會戰時，信玄的兵力雖然嚴重地掘居劣勢，但卻把家康打得全軍覆沒，落荒而逃。

可是不久，武田信玄卻病死在軍中。德川家康知道這個消息后，反而嘆息地說：“武田信玄的病逝，對我而言，真是一項重大的損失。他是一位威名遠播的勇將，我從小就學習他的兵法，他可說是我的老師；而且，在我們鄰國，有這種強敵存在，對我們來說，無論政治或軍事方面，我們都會為了競爭，不斷檢討改進，反而使國家強盛起來。如今我們失去了這個強敵，似乎應是件可喜的事，但國家是不是會因此而貪圖安逸、放縱墮落呢？從這點顧慮來說，信玄的逝世，對我們造成的損失，可能大於收穫。”

憑這幾句話就可以看出家康不愧是個統治天下的領導人物。雖有強敵環伺，但卻使他有競爭的想法與雄心，不斷地督促自己。正當他的部下為強敵的死亡而欣喜若狂時，家康卻能超出一般人的眼光，而為未來着想，所以才能從中發現到自己蒙受的重大損失，這實在不是常人所能考慮得到的。

以當今的企業界來說，許多經營者一旦面對同行的競爭，都會覺得非常困擾，有時還會在私下談判和解，甚至搞聯合壟斷，而危害到社會。企業經營者如果能鼓舞自己的雄心，以德川家康為榜樣，對自己的事業應有很大的幫助，那不僅只是吸取對方的長處，還能促使自己的心胸更加開闊。

德川家康本身的兵學素養固然很高明，但是他以敵人為對象，激起競爭意志和學習改造的態度，我認為才是他所以能成功立業的主要原因。

一個領導者能使人們感念的，往往不是來自他的威勢，而是來自他的德行與恩澤。

中日八年戰爭結束之後，中國國民政府蔣介石聲明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政策，希望中日兩國從此結束仇恨，和睦邦交。他這種寬大為懷的心胸，真是難能可貴，既不主張報復，也不主張賠款，許多日本人都感謝不已。

“以德報怨”是兩千多年前，中國古聖賢老子的名言，歷來各朝代的賢君名臣等領導人，都把這句名言奉為哲理，成為中國傳統的美德。例如三國時代，諸葛孔明為了想讓西南蠻族降服，他並不是一味地採用武力，而是採取恩惠懷柔的手段，七擒七縱，最後使蠻族心悅誠服地歸順了西蜀。

象這種中國的優良傳統作風，蔣先生又一次地躬親實踐，充分顯示了一個領導者的寬宏氣量。

用權力命令來指揮別人做事，並不是辦不到的。例如領導者對某人說：“你去做那件事，不然的話我要你的命。”雖然他心不甘情不願，但為了愛惜自己的生命，可能還是會照做不誤。問題是讓人心不甘情不願地做事，既得不到好效果，也可能使人心不滿，隱藏禍端，最後爆發時，反而把事情鬧得一發不可收拾。

總而言之，利用武力、金錢、智慧來命令別人做事，當然不會完全沒有成效，只是能用道德來感化別人的話，應該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古人有句名言說：“用道德來降服眾人，道德是教育別人的無聲語言，每個人都會發自內心的服氣。”就是這個道理。

釋迦牟尼也是個道理修養十分崇高的人，佛經記載，在他的道理感化下，連發瘋的大象都會馴服地跪下來。

身為企業領導者雖然無法事事向諸葛亮或釋迦牟尼這些偉人看齊，但至少在道德上不能有嚴重缺感，才能發揮自己的潛力。

領導者不斷地修養自己的道德，對於經常喜歡作對的部屬，總要想辦法使他服從——但不是使用任何強制的手段，否則反而徒然激起新的反抗，更是得不償失。最好是一方面以威勢行使自己的權力，另一方面不忘以恩惠德澤來使別人感動，願衷心服從。那就是說，要修養自己的品德，也要經常去考慮對方的立場，以德動之，以行導之，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經營者對傳統過分遵循，而不肯求新求變，將失去前進的動力。

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末期，那些站在領導階層的武士們，因為長期沉溺在太平盛世的歌舞世界中，尚武尚朴的風氣逐漸衰微。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排外，但遇見英法帝國的零星攻擊，仍不免抱頭鼠竄，真是慘不忍睹。一般百姓看見這情景都不免要懷疑而抱怨說：“難道那些武士已經變得那麼懦弱，不能為國效力了嗎？”

高杉晉作敢於求變創新，主要是他了解當時的世界局勢，參考歐洲軍隊的實況，知道武器進步，個人的武技已不再是打勝仗的決定性因素，所以決定放棄傳統迷信武士的做法，整頓軍隊。當然，也因為當時淫逸成習的武士已經失去戰力，才使他想到應該集合各方面的人才，來組織軍隊。結果他以雜牌軍打敗純武士的正規軍。這個事例不也同樣可以說明企業領導者用人要不居一格，求實創新，勇氣開拓，才能使企業立於不敗之地。

人們往往固執地保守某一觀念，舊的觀念習俗尤其不易改變。可是時代在不停地進步，許多觀念在昨天還被看成定理或原則，到今天又無情地被推翻了。所以領導者想有所作為，應該有求新求變的勇氣，千萬不要對不符時代潮流的落伍觀念執迷不悟，成為頑固封建的人；而要經常以較新的眼光，或較前進的立場去判斷各種事物的價值，謀取國家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一個企業成功的領導者，應敏銳地觀察世態的變化，以求不斷產生新的觀念和方法。

中國古代商朝的始祖商湯，以仁慈的心，布施仁政，連孔子都稱他是明君，並對他的道理備加讚賞。商湯曾在經常使用的盤子上面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這句話真正的意義，是告訴我們，應該抱着日新又新的心理去觀察每一件事情。如果能夠確切實行，自己的思想也會愈變愈新。商湯就是把這種觀念當作自己的座右銘，才會把這句話刻在他每天都使用的盤子上。在三千多年前，一切變化遲緩的時代，就能夠有日新又新的觀念，真可說是一位偉大的領導者。而今天新時代的企業領導者，又何償不是如此呢？

世界的進步雖然有快慢的差異，但是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中。所以，昨天可行的事，也許就不適合今天了。在此多變的狀況中，如果以十年如一的方式反覆去做同樣的事情，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一位領導者應該敏銳地觀察世態的變化，時時產生新的領導觀念。更重要的是，要實行為了配合這種新觀念所產生的新方法；而想要有新的方法，就必須自己先有日新月異的觀念，不拘泥於過去的思想和作法，這才是一位企業領導者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在商湯稍晚的時代，大約是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曾說過“諸行無常”。希臘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也說過：“一切萬物都在流轉，連太陽也不例外。今天的太陽已經不是昨天的太陽。”

可見不論東方或西方的聖賢都在強調“日新又新”的觀念，更何況我們身處在現代這種日新月異的時代。身為領導者，如果依然抱着因循守舊的思想和態度，那真是不可原諒的。

松下先生說：“商場如戰場，能夠審時度勢，先於別人分析出未來的發展態勢，早作準備，必定佔盡先機，無往不勝。如此的先知先覺，需要細緻的觀察、深入的分析、勤免的探索……”。松下幸之助的經營天賦，是從小就顯露出來的。如果說他的第一、二次職業是被動的安排，他的第三種職業就已經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了。儘管那時他還只有十七、八歲，但對產業方向的分析，卻是許多成人都不能比肩的。

由於家境的困難，松下九歲時在父親的推薦下進入一家賣火盒的店鋪當學徒。這種末路的生意很快就歇業了，松下經親戚介紹進入五代自行車店。正是在這裏的七年之間，使松下充分觀察了他所買賣的自行車和電車的對比。長期的觀察，使松下認識到：未來的世界上，自行車將被淘汰，電車將大行其時；與此相應，和電有關的電器事業，將來必有燦爛的前景。基於這樣的認識，松下不滿足於眼下的工作，他迫切地希望去一個和電有關的地方去謀職，尋求發展。

一般人都只是暴風雨來了的時候才覺察出來，而燕子在暴風雨來臨前夕就已察覺出它的氣息。松下就像一隻燕子，在電器革命尚未到來的時候，就覺察出了這場暴風雨的氣息。而且，在此之後，他一直抱定這樣的信念，在電器製造領域努力。松下創業之初，所生產的是自己發明的改良燈頭。由於這種燈頭利弊參半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這項事業擱淺了。挽救他的三人企業的，是一家經銷商受託向他定做電風扇底盤。松下被這種產品拉上了岸，並且墊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但一有機遇，他還是及時地切入更直接的電器製造領域。他的產品，大多是和電有關的，時至今日，眾所周知的松下產品仍然是松下電器。

歷史的發展雖不盡如松下當年的判斷，自行車迄今還活躍在大街小巷，尤其是在落後地區和環境保護的呼聲中，它甚至有些抬頭。但是，無論如何，自行車的生意也是無法與電器生意相比的。只要看看我們的左右四鄰，就會明白這一點。審時度勢，先知先覺，當然不只適用於產業結構這一領域，許多行當也多是如此的。比如地產生意，這一點就顯得更為重要。經營者要有這樣的先見之明，才不會被時代和社會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