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視胸襟寬懷的領導人才

作為領導者要寬懷大度，從大局出發，不可拘泥於眼前枝節小事，要放棄個人的意見和利益，以大局做為判斷的標準，才是應有的氣度。

明治維新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史上最精彩的一幕連續劇。劇情的高潮出現在幕府和天皇之間的決戰前夕，那時，不管是擁護幕府的武士和擁護天皇的官兵陣營中，都各有一批主張決戰的人，並認為自己的一方必然可以獲勝。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既發的形勢。那一場戰爭如果爆發了，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犧牲。而且，就算是天皇獲勝，日本能不能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也很難說。幸好，當時日本有兩位偉大的政治領袖，那就是勝海舟和西鄉隆盛，由於他們兩人的互尊互敬，並以最大的誠意居中調停各方面的力量，最後終於勸服德川家族末代將軍，不戰而奉還大政，解決了日本國內分崩離析的危機。能審時度勢，這就是德川家族的“大度”。

事實上，當時如果爆發決戰，勝負很難預料。更嚴重的是幕府背後有法國，而天皇方面有英國在支持，這兩股殖民帝國的勢力都想幫助所支持的一方，獲得全日本的支配權，使得形勢更為複雜。

在那種局面下，不論是擁護天皇的官兵或德川幕府，如果一味地想用武力取得權威地位，談判必然會破裂，戰爭爆發后，短期內也必然無法獲得和平。勝海舟和西鄉隆盛兩人都能看清這種時勢，同時考慮到日本的將來。在當時來說，亞洲各國已經相繼成為歐美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了，一旦日本發生內戰，不論哪一方獲勝，國家也必然會陷入困境，而導致殖民勢力的侵入，日本終將淪入滅亡的境地。

他們深知無論如何要避免這種結局，所以極盡全力勸說雙方放棄私人成見，顧全大體，順應歷史的潮流，也因此使得幕府願意做不流血投降，奉還大政。

當然，也是因為他們的這種想法，被當時的志士所贊同，事情才能進行得那麼順利，並因而確立了近代日本富強康樂的基礎。

總而言之，領導者不可拘泥於眼前的細節小事，而必須從大局出發，從大局來判斷，這是非常重要的。在許多不同的情況和顧慮下，分得出什麼才是最嚴重的、或必須優先解決的問題，不斷地探索和追究，為了大局的利益，放棄個人的意見或利益，這才是領導者的遠見與應有的氣質。

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可以振奮士氣；居中策劃，指揮部屬，則可以決勝千里。

源賴朝自從在富士川不戰而攻破平家之後，野心大增，想趁機進襲京都。此時，他聽從了部下的建議，先鞏固關東的基礎，再力圖全國的霸業，於是就把軍隊撤退，回到鎌倉。而自此以後，他把絕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規劃幕府體制的工作上，至於征服抗令諸侯的工作，則全部交給他的弟弟范賴、義經和其屬下，他只擔當居中策劃的工作，不再領兵親征了。

松下也有這種親身體驗。創業后的十多年，有位和尚曾經對他說：“領導是居中策劃者，應該居於後方，外邊的事要交給掌柜去做，這才是最好的辦法。”起先，他對這句話很不以為然，可是後來經驗的累積，慢慢地使松下了解了這句話的深刻含義。

最高領導者是應委身士卒、衝鋒陷陣好呢？還是要居中策劃、指揮眾人？這是個值得爭論的問題。譬如說，以武田信長在桶狹間會戰的事來看，若不是主將在場下定決心，可就難免要一敗塗地了，可見主將身臨陣前，確實有其必要。

然而，一般而言，派遣部將在外擔當軍事行動，似乎比較合理。如此可使主將不必親受生死的壓力，而能冷靜地作出判斷和決策，以指揮眾人，使事情更順利進行。

尤其是現代科學昌明、物質科技發達的社會，一個大公司的社長往往只要一通電話，就可以向全國或全世界的人員聯絡、指示，或搜集情報，如果凡事都要親自去處理，那他將會心力焦粹，一事無成的。

一旦有事時，自己就要考慮是否有到第一線的必要，但原則上最高領導者還是身居幕後，居中策劃，外頭的事則盡量委託給部屬去做，這仍是值得考慮的好辦法。

身為一位領導者，要具有愛護競爭對手的同情心，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傑。

日本戰國時代，上山千信和武田信玄是死對頭，他們在川島會戰之後，又打了好幾次激烈的戰爭。有一天，一向供應食鹽給信玄的今川氏和北條氏兩個部落，都和信玄發生了衝突，因此中止了食鹽的供應。而信玄的屬地申州和信州又都是離海很遠的內陸，不生產食鹽，因此使這兩州的人同都陷入了無鹽的困境。

千信聽到這個消息后，馬上寫信給信玄說：“現在今川氏和北條氏都中止了對你食鹽的供應，使你陷入困境，我不願趁火打劫，因為那都是武將最卑鄙的作法。我還是希望在戰場上和你分個勝敗，所以食鹽的問題，我來幫你解決。”而千信也果然遵守諾言，派人運了大批的食鹽到申州和信州，替信玄解決了問題。所以信玄以及兩州的人民都很感激千信。

千信是當時最驃悍善戰的武將。每次發動戰爭都可以說是驚天動地、鬼哭狼嚎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義氣。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千信實在是一位具有深厚同情心的人。也正因他的武功高強，為人光明磊落，重義氣而富有同情心，所以很受後人的敬仰。

以人之常情來說，會因敵人陷入困境而幸災樂禍；也會認為，可利用這種難得的機會打敗敵人。可是千信並不這麼想，雖然他和信玄是死對頭，不斷交戰，但目的只是在爭個高低，而不是要陷百姓於困境。所以千信認為，雖然兩國正在戰爭，但面對敵人因為沒有食鹽而陷入困境時，決不能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理應先設法拯救，至於爭奪勝負，那是戰場上的事，千信有這種氣度，正是他偉大的地方。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處在敵對的狀態。甚至在同一個國家內，也有黨派、團體和企業間的競爭與對立。而由彼此的對立、競爭，擴大成為仇恨的事，更是不斷發生。

在這個世界上，競爭是免不了的，對立有時也是必要的。但是身為領導者，應該學習千信那種不分彼此，甚至具有愛護競爭對手的同情心，才算是真正的英雄豪傑。

一個領導者應具有兼愛天下的胸襟。要依循適當的原則，以達成共存榮。

墨家的創始人墨子，曾經說過：“什麼是天下的公敵呢？那就是國與國之間相互攻伐，家和家之間相互爭利，人與人之間相互殘殺。然而，公敵是怎麼發生的呢？完全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缺乏博愛的緣故。每個人只知道愛自己的國家，不知道愛其他的國家；只知道愛自己的家庭，而不知道愛別人的家庭；只知道愛自己，而不願去愛別人。久而久之，強大的會欺侮弱小的人，富有的會欺凌貧困的人，尊貴的會瞧不起低賤的人，而奸詐狡猾的人也會欺侮愚蠢魯鈍的人了。可見天下會發生禍害和怨恨的原因，根本上在於人們不能互愛。所以要和平相處，就必須互愛互敬，重視對方的利益。”

在二千五百年以前，聖賢們已經給我們明白的教訓，如果人人照着去做，一定會造成美好和諧的世界。可是人們不遵循這些道理，又不能實行兼愛，所以才形成世局的混亂不安。墨子常勸告世人，不要過度競爭，只要順着自然的法則，便可以帶來進步。如果只知使用武力，以暴力剷除競爭者，這就是所謂的過度競爭。

國與國之間的過度競爭，往往會導致戰爭；個人與個人間的過度競爭，會引起仇恨和爭執，甚至做出傷天害於理的事；而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會產生資本的獨佔、不平衡，小者造成中小企業的破產，或使自己身敗名裂，而大者會引起社會及世界的混亂。

總而言之，人類的利害是相通的，能做到愛人如愛己，愛他國如愛祖國，才會使世界幸福和平。身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更應徹底實行兼愛，切忌投入過度的競爭中，要依循適當的原則，以達成共存共榮的大同世界理想。

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設計長遠的目標；而根據現有的基礎，制訂長期的計劃。

公元一八七六年，美國亞馬士都大學的校長威廉克拉博士，應聘到北海道剛創立的札幌農校，擔任教務主任。他和學生其同生活，教育他們達八個月之久。培養了佐藤昌介、內材鑒二、新渡等傑出的教育家。克拉博士在任滿離校時，給學生們留下了一句名言：“少年人要立下大志”。

無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長志。我們生活中，必須立下志願，才會有奮鬥的目標。否則渾渾噩噩地過日子，那豈不是虛度光陰嗎？孔子曾說過。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立志向學。日本高僧日蓮法師也在十二歲時，立下志願要成為日本頂尖的人物。他們都是在年輕時就立下志願，而終身為目標奮鬥，終於成為名人，不但使生活變得有意義，同時也提高了生命的價值。相反的，一個人不知道自己一生中將做些什麼事，不但不能體會人生的快樂，也會失去生存的意義。

即使是乞丐也會發下宏願，努力乞討，以求致富。所以，一個領導者更不能沒有志願了。領導者把自己的志願向部下公開，並鼓勵部下共同朝着即定的目標奮鬥，便能產生一種無形的力量，使事業順利進展。所以松下先生認為，領導者可以把自己的志願，轉化成部屬的目標。

松下先生並不是說志向要愈高愈好。因為所立下的志願若超出自己的能力，或脫離了現實範圍，也就成了妄想。所以，我們應該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設計長遠目標；從實際出發，制訂長遠的計劃，一日一日地逐步去執行，才能達到理想。克拉博士給札幌農校的臨別贈言，真是語重心長。因此在企業的經營上，我們可以換個語氣說：“領導者要立下宏偉的志願。”

具有仁慈心胸的領導者，才能得到部屬的擁護。

保科正之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同父異母的兄弟，當時日本東北會津地區的諸侯，由於不服幕府的領導，陰謀叛變，被削藩廢籍，取消武士的頭銜，貶為平民，所以德川家光將軍就派保科正之去擔任會津的新諸侯。

保科正之剛上任，第一道命令就宣佈取消農民過去所未繳的田租，並運用種種方法，大幅削減平民的賦稅，就好象現在各國所實施的社會福利政策一樣。正由於這一連串的德澤，使得百姓更心悅誠服地擁護他。原來從外地諸侯所遭受的阻力和排擠，都獲得解除，他的地位也就非常穩固了。後來，保科正之被調回幕府擔任最高執政官，而繼任會津地區的每一代新諸侯，也都沿襲他的政策，於是使會津地區一直到明治誰新時代，還是日本東北最富庶的地區。

在德川幕府時代，不只保科正之推行“仁政”，幾乎絕大多數的諸侯都能以仁慈的胸懷愛護百姓，為了使百姓擺脫困苦，都會在一定的時期內減免租稅。而將財政上的需求，轉向巨商富豪借貸，直到人民的生活安定，才再開始徵收稅捐。這一點幾乎成了幕府時代政治行為上的常例。

據說在古代，仁德天皇發現民間的炊煙稀疏，就聯想到荒年欠收，民生困苦，於是立刻下令停止徵收租稅，以至政府財政拮据，連皇宮也破爛不堪，沒錢整修，所以發生逢雨漏水的情形。直到三年後，百姓家家戶戶炊煙四起，民生已經恢復富裕，才再開始徵稅，由此可見仁德天皇真是慈愛的仁君。他曾說過一句感人很深的話：“國君是上天為了照顧百姓而設立的，所以國君應該以百姓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等到百姓富裕之後，自己才能富裕。”也正如孟子所言“民貴君輕”。

象這些領導人物對待他人的一片仁慈之心，可以說是整個東方受儒教影響下最優良的傳統，正因為有這樣的好傳統，所以能使領導者和大眾的心連結在一起。

賢明的國君對人民有慈愛之心，人民和國家的財政才能富裕；政策的推動也才能順利而沒有阻礙。在過去的封建時代，有沒有仁慈之心，已經是君主統帥百姓，促進民生繁榮和國家安定的重要依據。如今是個民主時代，領導者更應該處處為眾人着想，否則，一旦失去權威，想統馭別人，便將成為不切實際的空想。

天地萬物為天下人所共有，連企業的財產也是如此。吉川英治所寫的《太閣記新書》中，有一則關於左馬之助光春的故事：光春在坂本城被豐臣秀吉所包圍，到了最後危急的關頭，為了不忍珍藏在城中的古董寶物遭受破壞，就派人把古董寶物載運到城外，交給來攻的軍隊說：“我想，這一批珍貴的古董寶物是全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我個人的私產。人的性命是短暫的，但這批寶物的價值卻是不朽的；我預料到未來幾天的決戰，我方可能會戰死到最後一兵一卒，為了不忍心將來城破之後，這批寶物也遭到無辜的破壞，現在把保管權轉交給你們。如此我們就可以放心地決戰，而不必擔心將來的子孫會為了這次決戰所造成的損失而惋惜。”

光春的這種作為，讓豐臣秀吉非常敬佩。事實上，這種大度的節操，已經接近聖賢的境界了。有一個另外的例子：武將松永彈藏有國寶平蜘蛛茶壺，結果在志貴山城被消滅的當天，為了不願意讓別人再擁有它，就狠心地把平蜘蛛茶壺摔破了。這兩種作風有天壤之別，毋寧說，松永彈的做法較象人性的反應，可是光有人性還是不足以擔任領導者，領導者在堅持某種觀點或信念時，應該有更近聖賢的反應才可以。

在當今世界上，各種財物都有自己的物主。不管是土地、汽車、房屋，乃至於一條手帕、一張棉紙，都有特定的主人，而法律更在形式上加以承認、保護。可是那些東西雖然都有形式上的主人，但從實質意義看，卻是天下所共有的。一塊土地，可能屬於某人，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透過購買等手段，而擁有它。絕不是說，它現在是甲的東西，將來也永遠是甲的。譬如說，企業有一定的資本，佔有特定的土地、設備以及其它資產，雖然是企業的所有物，但又何嘗不能看成社會的共有物呢？企業以外的個人或團體組織，對所擁有的東西，可以這麼看待。領導者如果能活用這個道理，將會帶給社會許多利益；如果把物當成私有，顯然也會形成爭相掠奪的惡劣現象。再進一層說，物既然是天下人的物，那麼企業領導者的言和行，也算是天下的公事，公事有公事的做法，基於大家的利益來考慮，是標準的做法。這就好象古代中國，堯把帝王的寶座禪讓給舜。孟子就認為：不是堯把私有的帝位讓給舜，而是堯請舜替他處理天下大事。孟子的這種觀點，就是給領導者清楚的提醒。

如果出發點是為了對社會的責任感，那麼下一道命令給作怪的狐狸，又有何不可？

豐臣秀吉得到天下以後，秀吉的養女——宇善多秀家的夫人生病了，而那種病，在當時一般人的觀念里，認為是狐仙作崇所引起的。於是，秀吉非常生氣，以政府的名義，向狐狸下了一紙公文，內容是說：“上天安排萬物各有生活的法則，狐狸和人類絕不可相提並論，所以狐狸絕不允許看上任何人，附身作崇而使人類生活發生不幸。附在多秀家夫人身上的狐仙，應該識相地立刻遠離，否則我將下令軍隊和獵人一起出動，把全部的狐狸一網打盡。”

為政者對巫師廟祝等人發佈公文，在當時是常見的事，可是直接對狐狸發佈公文，在日本則是秀吉首開先例。中國唐朝時候有位大思想家韓愈，被派去潮州當刺史，傳說當地有鱷魚神作怪，韓愈也曾寫了一篇祭鱷魚文，藉著皇帝的威嚴，下令鱷魚遠離潮州，安定百姓的生活。秀吉發公文給狐狸的事，或許是從韓愈的祭鱷魚文得來靈感，可是這種行為，到底不太合乎情理，近乎於神話的傳說。

韓愈和秀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先賢，他們難道不知道自己的作法不太合乎正道嗎？

他們這樣做，一定有他們的道理。因為在那個時代，神權占很重要的地位，人們的思想認定萬事萬物都是因上天的旨意而存在的，其中人類為“萬物之靈”，所以上天替人類創設政府，安排國君、聖人，來治理人民，並且教化人民，所以政府的存在和官員的地位也都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韓愈身為潮州刺史、秀吉身為幕府將軍，都是奉“天子”的命令在行事。他們身負安撫天下百姓的重大使命，所以一旦有事，在本身必須負責的前提下，代替上天責備作崇的妖怪，又有什麼不可呢？他們的作法可能有許多人不能苟同，但無論如何，他們把人類視為最完美、至高無上，可以代替上天君臨萬物的人生觀，境界也確實很高尚。

如果說人類想共同創造一個幸福美滿的社會，來提高生活水準，其前提在於人類能了解自己、看重自己。換句話說，必須了解人負了什麼使命？應該如何做人？以及持有怎樣的人生觀？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積極而正確的答案，都將會使人和社會陷入痛苦的境地。

所以領導者要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同時產生宏偉的社會觀、世界觀，再根據這些觀念，樹立起領導觀念。譬如韓愈祭鱷魚或秀吉行文給狐狸，可能他們的觀念都自大得近乎誇張，但問題是他們出自內心的責任感，所以才激起對人類社會無比的責任感，其本身有正面的意義存在。

領導者的字典里，沒有“困難”，更找不到“不可能”的字眼。

拿破倫有句名言：“在我的字典里，沒有‘不可能’這幾個字。”初聽起來這是句狂語。因為一個人在一生中，會遇到很多無可奈何和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雖然拿破倫說了這句狂語，但在他遠征蘇俄，以及滑鐵盧戰役時，都遭到失敗，結果被流放到孤島上終身囚禁，最後在悲慘中死去。所以感覺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是一句狂語。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句話也是發自一種真理而言的。

當然人世間不可能的事實在太多了。簡單地說，“違反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是不可能以我們的力量去實現。譬如說，人難免會死亡，這是天地自然之理。如果想違反它而期望不死，是絕對辦不到的。

但我們反過來看，只要是順乎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都可能完成。譬如，一種事只要照着天地自然之理去做，順應時代的潮流，就必定能成功。一種質量好，價格又公道的東西，一定能夠本利全收，這就是順應自然之理的事業經營態度。如果不成功，就一定有弊病存在。例如產品不精良、價格太高，所以才造成本利無法全收。因此只有違反天地自然之理，才會遭至失敗的後果。

春至花開，秋來花謝。草木、蔬果，該發芽的時候就會發芽，該結果的時候就會結果，該枯萎的時候也會枯萎。這正是“順應自然”的一種現象。

自然景象不僅美麗，而且井然有序，毫無私心或野心，只是率直和虛心而已。

然而，人卻不是這樣。沒有率直，沒有虛心，有的卻是野心和私心。如此，當然就會失去內心的平靜與均衡，看不見，當然也不能遵循自然的道理，造成進退失據、處置不當，使得秩序大亂。

花如果不按時序綻放，就是“亂開”，固然希奇，但卻不能以此作為人類行為的準則，否則，不僅貽人笑柄，還會因此而受傷，誤己誤人。

所以凡是合乎自然之理的事，再加上以毅力和決心去完成，天下就沒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仍然無法完成任務，就一定有它不可能完成的因素存在。因此，我們更需要仔細地去體會這名話的真正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