綽號дурь
距教學主樓西側二、三百米，與教學樓平行蓋起了一個四層圖書館，圖書館設有一般閱覽室，開架閱覽室，期刊閱覽室等近千個座位；還有二十多個教師備課室；藏書二十多萬冊、近三萬種；陳放副院長擔任圖書館館長。ｋ．尚未動工的書庫在閱覽室後面，據說是一個現代化的書庫，不過，直到我們畢業，書庫也沒有完工。圖書館閱覽室寬敞明亮，安裝了過去沒有見過的日光燈；夜幕降臨，藍色燈光透過玻璃窗，從外面觀看，彷彿水晶宮一般。
一天，在四樓閱覽室看書。馬副館長几個人陪同一個身穿黑色西服的六十多歲的老人走進閱覽室。老人邊走邊環顧四周，同時向在座的同學們點頭示意。翻譯小聲地、不斷地對他說些什麼。我聽出來了，這是一位日本客人。他走到距我隔一趟桌子的走道處突然停了下來，稍微有些激動，感慨頗深地對同學們用日語講話。我們學校的日語老師剛要翻譯，馬副館長在日語老師面前舉起左手，讓他暫停翻譯，馬副館長說道：“方才講話的是日本東京大學校長矢內原忠雄，到我們學校進行友好訪問。”然後，馬副館長示意日語老師翻譯矢內原忠雄校長的講話。
翻譯說，矢內原忠雄校長看到我們的圖書館很受感動。他說東京大學的圖書館只有幾百平方米，是一個二層小樓；你們的圖書館四層大樓，七千多平方米，九個大閱覽室，寬敞明亮。他很是羨慕，他說同學們太幸福了。
聽完之後，在場的同學都熱烈鼓掌。馬副館長一行人走出側門，掌聲還在響着。這陣掌聲大概有兩層含義，一是有幸見到東京大學的資深校長，一是有幸坐在一個日本大學校長羨慕的閱覽室里讀書而生出的自豪與幸福感。在我心中，滿足、幸運自得的感覺油然而生。我們學校居然還有可以與日本東京大學一比高低的地方？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畢竟東京大學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學，一個培養出為數眾多日本國政治、科學、文化、經濟、法律等等各個方面的精英的大學，一個聞名於全世界的大學。矢內原忠雄在閱覽室講話的情景，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沒有遺忘。
從圖書館回到宿舍，正對樓梯的、與我的宿舍隔着走廊斜對門宿舍的房門大敞四開，有幾個同學在屋裏議論些什麼。我懷着見到日本東京大學校長的興奮心情，在門外就高聲說道，“告訴你們一個新聞！”高秀生問道，“什麼新聞？”我把圖書館的情景向宿舍里的幾個同學做了夾帶自己感彩的講述。宿舍里的同學好像沒有閱覽室里那些同學那樣感動，令我有些失望。
接着發生的事情，說了，你也許難以置信。我進入這個宿舍的時候，他們好像在爭論一個什麼問題，讓我給打斷了。當我說完了之後，又有人挑起爭論。我，很快的，卷了進去。爭論一陣子，我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於是退出辯論，回到自己的宿舍。在我們的宿舍我再一次地講述了圖書館發生的事情。
杞芳：“哎呀！我怎麼沒有趕上！”
周易不咸不淡地說道，“不要一葉障目！”
這時，斜對門宿舍里的辯論變成了爭吵，而且聲音越來越高，激烈程度迅速升級。我，好奇地，又走了過去。幾個人看見我進屋，幾乎同時停止了吵聲，把目光同時射向我的身上。我問道，“怎麼啦？幹嘛大呼小叫的！”
一個同學：“幹嘛？不是都是你挑起來的嗎！”
我：“我……？”
又一個同學：“裝什麼糊塗！出門，進門，就迷糊了？”
我心裏想，真是莫名其妙！我究竟說了什麼呢？高秀生向辯論對方擺擺手，表示不辨了。他拽着我的胳膊，走出了那個宿舍。我彷彿感覺到那個宿舍里發出不知道是取得了勝利（？）還是辯興未盡的沮喪（？）的動靜。
很快，在59班傳開了我糊裏糊塗、糊糊的笑話。當然，笑話中還有其他內容，比如，嗜睡，俄語考試時，老師叫到名了，尚未起床等等。
二班的俄語甲班（俄語分甲、乙班）課代表，不知道從那個字典中，找到一個俄語單詞“дурь”，代替了大家叫我“迷糊”一詞。從那以後，同學們常常在開玩笑等非正常場合，都叫我дурь（嘟嘞），並且把尾聲的捲舌顫音顫得很突出。
“五一”節早晨，我犯了一個錯誤。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五一”、“十一”都要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和遊行。這是執政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彰顯自己的政治權威的需要。從蘇聯到中國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是如此。參加遊行集會，早晨要提前兩到三個小時起床，雖然“五一”的時候4點40分就出太陽了，4點起來，也還是沒有亮天。對於嗜睡如命的我，其難受的程度可想而知！
宿舍的人都已經起床，唯獨我仍在蒙頭大睡。大王輕輕地推了推我的肩膀，說了聲，“起床了！”我毫無反應。
杞芳站到我的床前，揭開我的被頭，捏住我的鼻子，“起不起來！Дурь同志！”
我突然坐了起來，不是好聲地喊道，“作什麼作！作死啊！”之後，撲通一聲又躺了下去。
周易：“這是工人階級的節日！”
我：“誰發明了這個節日。不如我昨天死了。”
小王：“什麼話！別忘了自己是共青團員！”
大王：“牢騷太盛防腸斷，快起來！”
我自知失言。不得不乖乖地起來，上廁所、刷牙洗臉。
外面下起來濛濛細雨，大王知道我衣着單薄，拿出一套深藍色呢子制服，給我穿上，雖然稍微肥大一點，倒也算合身。
遊行回來，吃完晚飯之後，春山邀我去百鳥公園遛彎兒。
春山：“你在圖書館親眼看見了日本東京大學校長，聽到了他的講話。你回來說了之後，我也很受感動。這麽好的學習環境，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是。”
春山：“你穿的背心上印着‘先進工作者’，是誰的？”
我：“我父親的，差不多一個季度一個。”
春山：“在什麼單位？”
我：“地區運輸公司。現在改成交通局了。”
春山：“國家機關幹部。工作肯定積極肯干，認真負責。”
我：“是。‘八一五’他在‘興農合作社’工作，日本人都跑光了，冒着蘇聯紅軍飛機轟炸的危險，還堅持上班，不敢回家。”
春山：“那是讓日本鬼子嚇怕了，怕丟了工作。”
我：“是。”
春山：“你看昆岫和柳駿，悶頭讀書，我們在宿舍里的議論也很少插言；也對，學生嗎，讀書是他的唯一職責。當然，我並不贊成對眼前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沒有反應，沒有態度。”
我：“我是不是話說的太多了！”
春山：“我不贊成年輕人死氣沉沉，沒有思想，沒有見解。”
我一直等着春山批評我早晨的表現。可是，直到走回宿舍，他隻字未提早晨的事情。然而，早晨的事情卻始終縈繞在我的心中。希望誰能夠狠狠地批我一頓。
春山跟我談些主題模糊的閑話，猶如幾何學裏的一條切線，這條切線在我的思想圓弧上只是擦邊而過，只有一點接觸。而我，此時此刻倒是需要一把利劍，猶如割線一般，從我思想圓弧的一點刺入，從另一點穿出，割除那些危險的思緒！當然，如果我自己能夠把春山閑談之那條切線向圓弧焦點移動，豈不是就是一條割線了嗎！這大概就是春山同學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並沒有引以為戒。
（2010年8月7日9: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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