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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變后，張東蓀分析了國內外時局，正式形成了調和**與資本主義、國民黨與**，藉以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所謂“中間性的政治路線”。1938年初，他與葉篤義等人從北平秘密至漢口、桂林，借參加國民參政會之機準備將此意見直接進獻給國民政府。但他有見於“國共合作並不是建立於誠意真心，政府未必採納”，便掃興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學，他一面教書，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著述《知識與文化》一書（1940年最後完稿，1946年作為吳文藻主編的《社會學叢刊甲集第2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面關注和研究國內外時局的發展，與**地下黨接觸，介紹學生離開北平到**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或西南大後方。他預料日美必然開戰，主張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員與學生轉移到解放區或西南大後方。

張東蓀的言行，早為日本憲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國宣戰，日本憲兵包圍並強佔了燕京大學。張東蓀與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憲兵隊，不久押送到沙灘舊北京大學的紅樓（北平日本憲①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論，第3頁。

②張東蓀：《理性與民主》，第4—5頁。

①記者：《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兵總部所在地），與趙紫宸關在第號牢房。張東蓀是當時全國知名的哲學家和學者，日本憲兵企圖拉攏他為日本人做事。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張東蓀利用各種借口挫敗了日寇的陰謀。他回憶說：日本人“希望我答應與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態度對付之。我說：我一向是個國民黨的反對者，汪精衛是國民黨，其政府亦是國民黨，決不能與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國**員加以勸誘，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張東蓀回答說：“**不是捉、打、殺所能撲滅的。你們日本軍何必來管中國的事，因為**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問題。”①關押兩個月後，1942年2月，他被移送鐵獅子衚衕日本軍部，然後押解炮局衚衕陸軍監獄。張東蓀先後自殺四次而未遂，並與看守廝打，不屈服於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軍判處一年半徒刑，緩刑三年。在寫了一具“出獄以後不離開北平”的保證書後，他被保釋出獄。在此後3年間，他的行動時時為日本憲兵監視。“平均每日憲兵安達必來我家一次。每次都勸我出山”，實際上是監視張東蓀。儘管張東蓀一度產生“出獄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終未成行。張東蓀出獄半年後，開始撰寫《思想與社會》一書。“書中所說幾乎完全是增補前作《知識與文化》，亦可說就是《知識與文化》之續編。或稱之為姊妹編亦無不可。”①此書作為“東西文化叢書”之一種，194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後，他“繼承前兩書中所說的問題而想從另一方面作進一步的發揮”，遂著成《理性與民主》，於抗戰勝利前後完稿，1946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發行。這三本書，構成了張東蓀獨立的知識論體系，形成了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漸進的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

1944年，張東蓀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為民盟代表從北平飛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他任政治協商會議軍事組的召集人及綜合委員會委員。在會議上，他提出了《政治協商會議與國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認為“民主是一個具有程度的東西”，現在中國所要從事的是“民主之起碼的基本條件”；提出了三條解決軍隊問題的方案：“（甲）寓兵於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備的職業兵；（丙）使軍隊等於專門學者（即科學家），超然於政黨以外，而給以最優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②1946年1月日，他與梁漱溟、張君勱、張瀾等9人代表中國民主同盟提出《實現軍隊國家化並大量裁兵案》。當晚，在滄白堂政協會議講演會場，張東蓀與郭沫若作為報告人介紹政協會議情況時，國民黨特務進行搗亂，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務們的無恥行徑。政協會議結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學。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會演講《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把抗戰初形成的“中間路線”的主張正式公諸於世。他認為“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中間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在國共兩黨關係上，“要把他們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轉；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轉，在這樣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國①張東蓀：《獄中生活簡記》，《觀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①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論，第1頁。

②張東蓀：《政治協商會議與國防新案》，《民主生活》（重慶版）第2期，1946年1月日。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並由團結得到統一”①。該文發表后，立即引起較大反響，施復亮、儲安平、傅雷等人紛紛著文，贊同並鼓吹所謂“中間路線”。1946年10月，民盟發起“美軍退出中國”運動，張東蓀發表《為美國利害着想美軍應及早撤退》。當國民黨違背政協決議，非法召開“國民大會”時，張東蓀拒絕參加國民大會，並與參加“國大”的民社黨首腦張君勱“劃地絕交”，以抗議國民黨的一黨**。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召開的一屆二中全會。在會上他當選為民盟秘書長，為在國內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復亮在《時與文》創刊號上發表《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引起了張東蓀的同感和共鳴，他一口氣寫了《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會死了》及《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進一步闡發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當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由美赴歐，鼓吹和平；而張東蓀在國內也鼓吹和平，一時引起較大震動。張東蓀被人稱為“東方的華萊士”①。

1947年冬，國民黨包辦國民大會，準備所謂“行憲”國民大會。梁漱溟發表《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抨擊國民黨獨裁**，對中國能否走上“英美式憲政之路”表示懷疑。張東蓀也著文《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認為中國自民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為特殊勢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好壞，“而毛病還是出於中國本身”，是由於中國“文化之失調”。該文發表后，立即引起較大爭議。北京大學教授樊弘發表《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12月3日，張東蓀發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發表了《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等文章，圍繞“中國出路”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

1948年7月，張東蓀著成《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該書“主要在於說明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只是民主主義的後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為二者對立，且有衝突，乃是錯誤的。同時要說明經過歷史的教訓，社會主義者早已將若干不切實際的地方自行刪去了。”②這部著作一經出版立即暢銷全國，在社會思想界引起較大反響。不到半年時間便四次再版，發行達9000冊。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出版后，張東蓀又發表了《增產與革命——寫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後》、《論真革命與假革命》、《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調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棄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張，傾向於**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認識到“知識分子不足為社會的中堅”，提出中國今後的前途只有一個，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實際上與**的“新民主主義”是一致的。

此後，張東蓀多方與**地下黨秘密接觸。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議傅作義將軍與**聯繫，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為傅作義的和談代表到薊縣與**代表秘密談判，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貢獻。1949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與**領袖**會晤。1949年9月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燕京大學（後為北京大學）教授。1952年因故辭去①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①俞頌華：《論張東蓀》。

②張東蓀：《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觀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政府職務。1968年1月被捕。1973年6月2日病逝於北京，終年88歲。張東蓀一生“以哲學興趣為主，而又不能忘情於政治”①。畢生勤奮研讀，不停地著述。先後發表了數百篇各類文章，著譯、編各種著作20餘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學論叢》、《認識論》、《道德哲學》、《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等。

①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論，第2頁。

第四十七章李四光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10月26日，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回龍鎮下張家灣村①。祖父庫里，蒙古族人。父親卓侯，改為李姓，是一位鄉村私塾的教師。李仲揆5歲入塾學習。1902年到武昌考入新辦的第二高等小學堂，改名四光。在校學習成績優異，1904年獲官費保送赴日本留學。

抵日後，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結識宋教仁、馬君武等人。1905年8月，三人一起參加了孫中山倡導的革命活動，成立中國同盟會時為創建會員，李四光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位。孫中山見他年輕，曾贈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給以勉勵和期望。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造船機械。1910年7月畢業歸國，任教於武昌曇華林湖北中等工業學堂，並參與了一些革命社團之間的聯絡活動。1911年夏秋之交，清廷舉行辛亥第六次遊學生廷試，李四光到北京參加了這次考試，成績為最優等，被列入“工科進士”榜。10月10日武昌首義爆發，全國響應，湖北成立鄂軍都督府。李四光立即趕回武昌，任都督府理財部參事，隨後被選為實業部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湖北實業部改為實業司，李四光仍任司長，為調整恢復工商業支援革命戰爭做了大量工作。次年3月，袁世凱任大總統，倒行逆施。鄂軍都督黎元洪歸附袁世凱。李四光憤於辛亥革命失敗，辭去了一切職務。按臨時政府稽勛局規定，李四光被列為對革命有功人員，再度公費保送出國留學。1913年7月，李四光遠涉重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先學了兩年采冶，再轉入地質系，專攻地質學。入學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物價上漲，生活艱苦，李四光曾多次利用假期到礦山工作，賺點錢以彌補其學習費用和生活費用之不足；並對英國礦業情況有所了解。經過五年的學習，1918年5月，李四光提交了題為“中國之地質”的論文。6月，經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碩士學位。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告結束，戰勝國在巴黎召開了“和平會議”。李四光決定去歐洲大陸作一次地質旅行並對戰後各國情況作些了解。

1920年2月，李四光應友人的邀請，到巴黎留法勤工儉學會作了一次學術講演，題目是《現代繁華與炭》。講演時，他提出：“學術問題，不能人云亦云”，搞科學研究的，“心只管細，膽只管大，掌握邏輯思維，天經地義的學說，也不能嚇倒我們，要知真正講學的精神，就是為真理而奮鬥。”①這些語言，表達了他在學術上要求獨立思考，走獨立自主道路的意志。他這篇以煤炭為主並涉及到各種新能源的講演，也勾畫出他後來為中國現代化解決能源長期思索和實踐的精神。

離開巴黎后，他到了瑞士，登上了阿爾卑斯山，考察了琳琅瑰麗的現代冰川及地貌形態；深入萊茵谷地，考察了有關礦山和構造；併到德國柏林等處，察看戰後景況，然後由柏林到莫斯科，坐火車穿過遼闊的西伯利亞回到了北京。應蔡元培的聘約，1921年1月到北京大學地質系正式開課，開始他的教授生活。

①下張家灣村現為回龍一庫水庫庫區，村已不存。

①李四光：《現代繁華與炭》，原載《太平洋》第2卷第七號，1920年。現載《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頁。

中國近代科學，在二十世紀初，還處於草創的初始階段。辛亥革命后，經章鴻釗的倡議，丁文江的經營奔走，1913年培訓了一批地質工作人員，在此基礎上，19年創辦了地質調查所，開始了中國有組織的地質礦產調查工作。李四光原準備回國后，主要從事實地的調查工作。由於丁文江感到中國地質工作後繼需人，極力主張他到學校任教，李四光經過考慮，認為培訓自己的地質學家是當時一項刻不容緩的緊急任務，於是決定到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李四光在系裏開講岩石學、高等岩石學和構造地質學等課程，每年還多次帶領學生到野外實習。他在教學的同時，就開始了他創造性的地質科學研究工作。

李四光在北京大學，還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校務活動。他擔任過北大第二院庶務主任，北大的預科、儀器、聘任、財務以及圖書等委員會的委員、主任等職務，1922年11月和1924年10月，曾兩度當選為校評議會評議員，參與了北京大學有關治校的一些決策性的討論。

李四光開課期間，結合帶學生到野外實習的機會，做了許多重要的地質考察工作，發表了不少獨具創見的科學論文，可以說，他一生在地質學上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①。例如，1921年發現太行山東麓及大同盆地的第四紀冰川遺迹，從此，為中國第四紀研究展開了新的篇章，為中國第四紀冰川學說揭開了序幕，也為國內外地學界帶來了長期討論的重要課題；在古生物學研究方面，他創立了鑒定■科化石的新方法，提出■科分類的十項標準，並於1927年發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學專著《中國北方之■科》，並獲伯明翰大學授予科學博士的榮譽；在構造地質學方面，1926年發表的《地球表面形象變遷之主因》一文①，是他以後創立地質力學這門學科的萌芽。此外，在岩石學研究方法上，也有創新的貢獻。

1922年1月，在丁文江主持下，李四光參加了成立中國地質學會的籌備工作，在成立會上他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以後他經常在地質學會年會上和會志上發表自己重要的學術論文。1925年8、9月間，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學，到蘇聯出席蘇聯科學院成立200周年紀念大會，在會上他會見了蘇聯許多著名的地質學家如卡爾賓斯基、巴甫諾夫、費爾斯曼等人，廣泛地交換了學術上的意見，並代表中方邀請了蘇聯科學院永久書記歐登堡第二年到中國訪問，進行學術交流。

1927年7月，李四光應蔡元培邀請，到上海參加了籌備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從1928年1月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一直擔任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職務。雖然他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地質科學研究工作上，但從1931年秋開始，他又兼任北京大學地質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的職務，直到1936年暑假還領着北大地質系四年級畢業生上廬山實習。在1926—1929年期間，李四光還在湖北家鄉籌建了一座現代化高等學府武漢大學①。他是這所大學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的委員長。

三十年代初，李四光開始了長江中下游第四紀冰川遺迹的調查研究。從①許傑：《回憶我的老師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學活動》；楊鍾健：《李四光老師回憶錄》等文章，載《李四光紀念文集》，地質出版社1981年版。

①李四光：《地質力學方法》，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頁。

①李進才等：《李四光與武漢大學》，載《李四光學術研究文集》，地質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頁。

1931年開始，他几上廬山、黃山、九華山和天目山，最後決定對廬山進行系統而詳細的研究。1937年終於完成了《冰期之廬山》的初稿，明確地指出廬山是中國第四紀冰川的典型地區，是“困惑難解和聳人聽聞學說的誕生場所”②。儘管多年來，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仍有人在。《冰期之廬山》1947年正式出版后，許多從事第四紀冰川地質工作者，都認為它是一部第四紀冰川學的經典性著作，為中國第四紀冰川學說奠定了基礎。

1934—1936年，李四光應邀赴英講學，在倫敦、劍橋和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學講授中國地質學。這份講稿整理成《中國地質學》一書公開出版后，在國內外影響很大，學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JosephNeedham）博士說：“最卓越的地質學家之一李四光，為我們提供了第一部內容豐富的地學著作。”③在該書英文版222頁，分析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發育的特點時，李四光明確提出在華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儲藏。反映了他從研究構造的角度尋找隱伏資源的獨到見解。書中還用了一章專門介紹中國第四紀冰川遺迹的實際材料，反映了李四光對這一問題的認真態度和執着精神。這次講學結束后，他橫渡大西洋到了美國，在美國從東到西作了一次地質考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李四光率領地質研究所人員，內遷廣西桂林。

在抗戰八年的艱難歲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過了將近7個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廣西當局聘請為廣西建設委員會的研究員，曾為廣西建設發表過一些重要意見。

李四光在桂林還會見了早年同盟會的老朋友、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為實現兩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豐創辦了桂林科學實驗館，為廣西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辦了一件實事。李四光和地質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一道，開展了廣西的地質調查，填繪了廣西地質圖。四十年代初，他還長途跋涉兩度調查南嶺地質，考察過鄂西、川東、湘西、桂北、閩西、贛南等地的地質構造情況和冰川遺迹，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如《廣西台地構造之輪廓》、《南嶺何在》、《南嶺東段地質力學之研究》以及《鄂西川東湘西桂北第四紀冰川現象述要》①等。

1944年，日寇內侵，直逼桂林，地質研究所經貴陽遷往重慶。由於長途奔波，環境困擾，李四光的健康轉壞，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壩。1945年4、5月間，重慶大學和中央大學地質系聯合邀請李四光到重慶大學連續作了題為《地質力學之基礎與方法》的專題學術講演，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質力學的一次總結，也是地質力學這門學科的第一部專著，后經中華書局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但是，蔣介石又挑起內戰烽火，李四光為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擔憂不已。1946年夏，他從四川回到了上海，並轉杭州養病數月。1947年7月，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推選他為中國出席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學會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許淑彬一同由杭赴滬轉港，乘船赴英，出席在倫敦舉行的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學②陳群、張祥光、周國鈞、段萬倜、黃孝葵：《李四光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頁。原文見李四光：《中國第四紀冰川》，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7頁、第20頁。③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總論，第1分冊，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頁。①景才瑞等編：《李四光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9頁。會，會上他宣讀了《新華夏海之起源》一文。會後，他和夫人商定到英國海邊博恩默斯居住一段時間。在這裏，李四光非常關心祖國的解放戰爭，每天閱讀英國**出版的《工人日報》。還買了英文版的《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等書籍，認真閱讀。他深信**必勝。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國的解放，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李四光從報紙上見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恨不得立即起程歸國。正在這時，得一位友人通知，說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館，奉命要阻攔他回國。李四光當即和夫人商定，星夜隻身離英，擺脫監視；夫人隨後趕到巴塞爾與他會合，然後赴意大利並從熱那亞港登輪啟程回國。1950年4月初，李四光夫婦經香港抵廣州，回到了祖國大陸。5月來到了北京。

李四光被安排在北京飯店臨時住下后，周恩來總理曾親自到住處來看望他，兩人談了將近3個小時。周恩來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幫助黨和政府團結全國廣大的科學家為繁榮祖國的科學事業出力；並協助郭沫若院長做好自然科學方面科學家的工作。還有一項急待着手進行的重要工作，期待他去做，那就是把舊中國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地質工作者組織起來，為急待開展的工礦資源勘察服務。李四光深知完成這三項任務的艱巨性和緊迫性。他承擔了下來。

關於團結科學家的工作，李四光一直是很熱心的。早在抗日戰爭後期，一部分科學技術工作者不滿於當時政府對科學界的迫害，在當時**駐重慶辦事處和周恩來的關懷下，在重慶成立了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科協），推舉竺可楨為理事長，李四光為監事長，凃長望為總幹事。科協的發展很快，在國內大城市和中國留學生較多的國家先後成立了分會，並於1946年7月，與法、英、美、捷等國的一些科學團體共同發起成立了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世界科協）。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在**統戰部的推動下，中國科協與中國科學社（1915年成立）、中國自然科學社（1927年成立）、東北科學研究會（1948年東北解放后成立）共同發起建議召開一次全國科學會議。經過醞釀，由吳玉章主持，舉行了籌委會會議，決定召開中華全國第一次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並討論推選出科學界參加新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代表17人，李四光是其中之一。政協一屆一次會議閉幕後，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政務院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任命李四光為副院長之一。李四光這時還在國外，未能趕上參加上述會議。

李四光回到北京，出席了一屆政協第二次會議，並作了一次發言，受到與會者的重視。不久他參加全國教育會議，**接見代表時，還對他在政協的發言表示了讚許。

8月17日，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正式舉行，李四光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身份，在會上作了題為《新中國的科學研究》的報告①。這次會上還通過籌委會建議成立的以各門學科學會為會員的“中華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科聯）；以科技工作者個人為會員的“中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科普）。大會推選李四光為科聯主席，侯德榜等為副主席；推選梁希為科普主席，茅以升等為副主席。1958年因形勢要求，兩會合①李四光：《新中國的科學研究》，載《科學通報》，1950年第1卷第5期，第289—291頁。並為中華全國科學技術協會，李四光當選為主席。在李四光的主持下，並在幾位副主席和各有關單位的積極支持下，科協對促進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通過學會進行跨機構間的學術交流和國際交流，對新學科學會的建立，對人民科學技術教育的普及，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由於中國科協曾經是世界科協發起會員，新中國成立后，李四光被推為世界科協的副主席之一。在五六十年代，李四光與世界科協主席法國著名科學家約里奧·居里（J.Curie）等常有書信往來，共同對反對原子戰爭保衛世界和平、聲援被迫害的科學家等活動，表示了相互的支持。1956年，世界科協成立10周年，4月1日至3日世界科協第屆執行局會議和協會成立10周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英國物理學家鮑威爾（世界科協副主席之一）等及理事十餘人到會。李四光在會上發言，強調要使科學服務於崇高的目的——為人類謀更多的福利。1964年8月21—31日，由中國邀請有亞、非、拉、澳44個國家367位科學家參加的國際科學討論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前夕，李四光以中國科協主席身份，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了招待會，數百位中國科學家和各國科學家歡聚一堂。陳毅副總理在會上致詞，稱這次討論會是各國科學家勝利會師的大會、團結的大會。會議期間，**、**、朱德等國家領導人分別接見了到會的全體科學家。

由於李四光本人的科學造詣和他在國內外科學活動中的聲譽，在第二屆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他作為科學界的代表當選為政協副主席，並連續當選為第三、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李四光在工作中，特別注意工、農業建設中需要多學科綜合技術解決的問題，常組織各個有關專業的科學家，分工協作，共同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與方法。

李四光很早就關注原子能科學研究工作，歸國到職后，即關注錢三強的工作安排。積極支持近代物理所的建立，多次由錢三強陪同到所視察並與科學家座談，並和當時院黨組書記張稼夫多次討論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安排問題。

1950年9月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成立，統一部署全國地質調查研究與勘探工作。1952年9月，在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李四光任部長，何長工、劉傑、宋應任副部長。為了適應國民經濟建設迅速發展的需要，根據中央指示，地質部一開始就採取了大轉變、大發展的方針。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的基礎上，建立了北京、長春等地質院校，開始大規模培訓新生力量。中國地質工作出現了空前未有的蓬勃發展的形勢。1953年夏末，李四光在北戴河休養期間，正值朱德委員長、李富春副總理也在此休養。李四光到朱德住所向朱德作了放射性探測演示，隨後兩人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1954年，地質部着手放射性礦產資源的調查，在地質部普查委員會內成立第二辦公室，專管鈾礦地質工作。不久，二辦擴大成為地質部三局（以後改屬二機部、三機部和核工業部）。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劉傑、錢三強參加了**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彙報了鈾礦地質工作的進展，再次演示了鈾礦石標本的探測反應。當與會領導聽到了探測器“嘎嘎”的聲響，大家都很高興。**當場作了重要的講話，指出：“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①由此，我國拉開了原子能事業的序幕。李四光在中國科學院院務常務會議上提出了加強原子能研究，推廣同位素應用的建議。經科學院黨組與二機部黨組聯合報請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國科學院原子核科學委員會（簡稱核委），李四光為主任委員，張勁夫、劉傑、錢三強為副主任委員。錢三強負責核委的經常工作。

此時的李四光作為地質學家，急國家之所急，一手抓鈾礦地質，一手抓天然油氣地質。以往他多側重基礎性研究工作，積累了豐實的科學知識與經驗，為適應新中國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的需要，他又積極開拓應用地質領域的工作。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應邀到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作了《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遠景》的報告。當時參加報告會的有蘇聯石油訪問團和在華工作的石油專家。他用地質力學理論，詳細地論證了我國地質構造特徵和可能含油的遠景地區，著重指出從東北平原通過渤海灣、華北平原往南到兩湖地區是有重要意義的地區，應組織力量進行摸底。以後他又指出新華夏構造體系最東邊的一條沉降帶，黃海、東海乃至南海地區的海域含油遠景，並不亞於陸地。李四光全局性、戰略性的預測，在後來的區域普查和開發勘探中，基本上一步一步得到了證實。李四光在尋找祖國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方面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並因地球科學對發現大慶油田的突出貢獻而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他的地質力學理論也因此受到了特別的重視。1956年地質部成立了地質力學研究室，1958年改成研究所，李四光親自兼任所長。當時，李四光還擔任着全國石油地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年，李四光還被蘇聯科學院全體大會推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第二年，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又授予他卡爾賓斯基金質獎章。他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榮譽和威望。

1959年，李四光開始撰寫《地質力學概論》，1962年內部發行。這部著作，系統總結了李四光和他的學生們幾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地質力學文庫中的經典性著作，它標誌着地質力學的完善與成熟。地質力學研究所用這部書做教材，一連辦了三期地質力學進修班，向100多名地質研究骨幹，介紹了地質力學理論與方法，並使地質力學得到了進一步的應用、普及和驗證。1960年，李四光在北京西山地質力學研究所召開了中國第四紀冰川遺迹研究工作座談會，並帶領與會人員察看了北京西山地區新發現的第四紀冰川遺迹。會上成立了中國第四紀冰川遺迹研究中心聯絡組，李四光任組長，指導全國第四紀冰川遺迹的調查研究工作。

1962年，廣東新豐江水庫建成后，連續發生誘發性地震，李四光十分關心，他組織力量着手研究測試地應力的活動規律。1966年邢台發生強震之後，李四光對地震預測研究更加感到緊迫，他親自到現場，親自作地應力測試試驗。他認為作為地殼能量集中釋放的地震是有脈絡可尋的，是有前兆出現的，只要深入工作，是可以預報的。他為解決地震預報問題進行深入的試驗研究。早在1953年，中國科學院就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員會，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員，做過一些工作，但大多是跟在地震的後面跑。李四光認為沒有提前10年、15年在戰略性地區開展地震預報的研究工作，是犯了一個錯誤。李四光認為，要預測地震，就要劃分危險區，建立地震預測試驗站，研究地震應力作用的過程。要進行地應力測量就應該仔細研究構造應力場。了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史》複印本第61頁，地質礦產部編印。

解了應力場的特點，才好追索構造運動的起源。但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還應注重岩石性質問題，岩石的機械性質和化學性質，是很重要的決定因素。把這兩種因素，即矛盾的雙方，同時加以考慮和分析，才能對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頻度和強度作出科學的判斷。李四光認為這是對地震預報的一條有效的探索途徑。1971年4月，在他病危期間還曾問大夫他還有多少時間？他說：“如果還能給我半年時間，地震預報的解決是有希望的。”①可惜，4月29日他就溘然長逝了。李四光的去世，對於我國地震預報工作是難以彌補的一個損失。

李四光在生命最後的一二年中，還為**主席等中央領導編寫了一本《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初稿）》。這本書可以說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學思想路線的總結與表達。他把天、地、生三者視為一個相互制約、相互聯繫的整體，再把有關數、理、化的部分知識要點，精鍊出來熔於一爐，表達了李四光在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長期科學實踐中所形成的思路、觀點與認識。這種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系統整體論思想及其方法論，是十分可貴的。1972年，這本書正式出版，全書15萬多字，附有60多幅照片和插圖。書的最後一部分“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是全書的一個重點。在這裏，李四光再次強調了構造體系的觀點，提出解決大陸構造問題應該立足於確實可靠的構造現象，即構造體系的研究。這一點，也是李四光在地質學上最重要的貢獻。

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還特別關心地下熱能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逝世前一年，他不顧身患危症，一定要到天津視察地下熱水的開發與利用的情況。打開地下熱能寶庫，減輕煤炭資源的消耗，是他多年在能源利用方面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他逝世前最為關心的重大問題之一。

李四光在科學實踐的道路上，畢生研究地質力學，應用地質力學的理論與方法，在礦產地質、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石油地質、鈾礦地質、煤田地質、地熱地質、地震地質以及第四紀地質等方面開拓了廣闊的新的領域，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他對古生物學、岩石學、地球化學、地球物理以及模擬實驗、地應力測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出色的成就。李四光的學術成就和科學業績，他的科學著作、科學思想和創造性的科學方法，都是我國科學文化寶庫中的重要財富。

1958年他加入了中國**。周恩來總理曾說：“李四光是一面旗幟，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①在1971年5月2日李四光的追悼會上，周總理又號召大家：“要繼承李四光的事業，學習和發展李四光創立的地質學說，要把李四光生前的遺著整理出來，公開發表，廣泛流傳。”②①許淑彬、李林：《石跡耿千秋——回憶李四光》，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頁。①轉引自陳群等：《李四光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頁。

②《第四紀研究》第3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頁。

第四十八章華羅庚華羅庚，1910年生於江蘇金壇。父親華瑞棟，人稱華老祥，原是江蘇丹陽訪仙橋人，後來搬遷到金壇定居。華老祥13歲時開始做學徒，學做生意，後來自己籌資開了一個小店，賺得錢后，又開了一個中等規模的店，最後則開了一家大店。有了錢之後，華老祥逐漸放鬆了對生意的經營。一場大火，把大店燒個精光，中店也倒閉了，只剩下一個小店。

華老祥在40歲時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華羅庚。華羅庚在金壇念小學的時候，金壇還沒有初級中學。金壇初中創辦那年，華羅庚小學畢業，他幸運地進了這個初中。1925年，他以全班第二名初中畢業。

由於家境貧寒，華老祥無力讓華羅庚繼續升高中。經過努力，華羅庚考取了由黃炎培等主辦的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商科。華老祥除需維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外，家裏還住有幾個侄兒與侄女，一直幫助他們到結婚成家為止，因此家境愈益困窘。僅僅為了家裏拿不出50元的學費，華羅庚不得不放棄還差一學期就畢業的機會，棄學回金壇幫助其父經營“乾生泰”小店。

這時華羅庚已對數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那時有一個留法學物理的青年叫王維克，回到金壇，執教於金壇初中。他欣賞華羅庚的數學才能，並借書給華羅庚看，有一本大代數，一本解析幾何，一本50頁的微積分。華羅庚邊站櫃枱，邊用零散的時間學習數學。家裏人都說他在看“天書”。為了怕他看書影響做生意，華老祥多次要撕掉他的“天書”。

1927年，華羅庚與吳筱元女士結婚。次年生女名華順，以後他們又有了三個兒子華俊東、華陵與華光和兩個女兒華蘇與華密。

1929年，金壇發生了流行瘟疫（大概是傷寒），華羅庚染病卧床6個月，曾發高燒昏迷不醒，6個月未翻身，病雖痊癒，但左腿留下殘疾，走路時要左腿先劃一個大圓圈，右腿跨一小步。有人嘻稱他按“圓與直線”行走。華羅庚病癒后，家境更貧寒。幸得王維克幫忙，讓他在金壇初中補習班教書。剛教了一個月，王維克校長就被人告了一狀，說他任用不合格教員華羅庚，王維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繼任校長韓大受，委任華羅庚為會計，總算沒有讓他失業。

1926年，上海《學藝》雜誌（10卷10期）上載有一篇蘇家駒的文章《代數的五次方程式的解法》。一般五次以上代數方程的根是不能用係數的四則運算及根式來表示的，這已由N.H.阿貝爾（Abel）於1826年證明。蘇家駒當時是知道這件事的。由於他自以為得到了一個可解的“證明”，又未發現錯誤而發表該文。華羅庚當時也已知道阿貝爾定理，他找到了蘇家駒文章的錯誤。他於1930年在上海《科學》（15卷2期）上發表《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指出蘇文中有一個12階的行列式計算錯了。這是華羅庚發表的第二篇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討論J.C.F.施圖姆（Sturm）定理的，刊於1929年《科學》14卷上。

華羅庚的論文引起當時的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的注意，他認為華羅庚有天才，有培養前途。使熊慶來納悶的是從未聽說過數學界中有一個華羅庚。後來，熊慶來從系裏一個教員金壇人唐培經那裏打聽到華羅庚的情況。經熊慶來推薦，華羅庚於1931年來清華大學任算學系助理，管理圖書、公文，也兼辦雜事。在清華大學，華羅庚如魚得水，拚命學習數學。至1933年，華羅庚的水平與能力已為大家所認識。系裏欲聘任他為助教，但又碰到同樣的資格問題。為華羅庚的問題，理學院開會討論，不少教授如鄭桐蓀、楊武之、葉企蓀等，認為清華大學出了個華羅庚是一件好事，不應該因資格問題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破格提升為助教，授微積分課。1934年他又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會”乙種研究員，1935年，他被提升為教員。

華羅庚在清華大學期間，除對高等數學基礎知識全面認真學習外，特别致力於數論的學習，例如D.希爾伯特（Hilbert）的《數論報告》（BerichtüberdieTheoriederalgebraischenZahlk.rper，1897）與E.蘭道（Landau）的《數論教程》（共三卷）（Vor-lesungenüberZahlentheorie，BandⅠ，Ⅱ，Ⅲ，1927）等名著，他都已融會貫通。那時他致力於華林（Waring）問題及其有關問題的研究。他的工作曾得到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楊武之的指點與幫助。

1936年左右，法國著名數學家J.阿達馬（Hadamard）與美國著名數學家N.維納（Wiener）來清華大學系統講學。華羅庚的好學和勤奮深深地感動了他們二人，他們非常器重華羅庚。華羅庚從他們的講學中深受教益。阿達瑪向華羅庚指出，И.M.維諾格拉多夫對華林問題的研究非常出色，是這方面研究的主要方向，從此華羅庚進入了研究堆壘數論的主流。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中，華羅庚的工作受到維諾格拉多夫的影響。華羅庚從維納那裏學到大量傅里葉（Fourier）分析的知識與技能，這與他以後的工作有着密切的關聯。華羅庚在清華大學時，算學系有陳省身、許寶騄、柯召、吳大任等，物理系有王竹溪、趙九章等。華羅庚時常跟他們論學問難，互相切磋。

1936年，維納將華羅庚推薦給英國劍橋大學著名數學家G.H.哈代（Hardy），盛讚華羅庚是中國的S.A.拉馬努金（Ra-manujan）。華羅庚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每年1200美元的乙種補助，以一個訪問學者的身份去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哈代與J.E.李特爾伍德（Littlewood）都很讚賞華羅庚，保證兩年可以給華羅庚博士學位，但他卻表示：“我來劍橋大學是為了求學問，而不是為了學位。”

華羅庚在劍橋大學時，結識了一批優秀的年輕數學家，如H.海爾布倫（Heilbronn）、H.達文波特（Davenport）、T.埃斯特曼（Estermann），R.A.蘭金（Rankin）與E.Ch.蒂奇馬什（Titarsh）等人，他們互相切磋，並從他們那裏得到不少幫助。

在英國，華羅庚致力於解析數論，特別是圓法與三角和估計的研究。他的工作水平有了實質的提高。例如關於完整三角和的估計、華林問題與E.普羅黑（Prouhet）問題（或普羅黑-塔利（Tarry）問題）等的重要研究，經過半個世紀的考驗，他當時的論文已成為眾所周知的經典文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華羅庚於1938年毅然回到雲南省昆明市。鑒於他的學術水平與才華，不少大學爭聘他。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楊武之破格提拔華羅庚為正教授，於是他在位於昆明市的西南聯合大學（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聯合組成，共同招生，各校自聘教授，三校研究生自由選課與參加討論班）執教。這時他雖然仍繼續其數論研究，並完成他的專著《堆壘素數論》，但他的主要研究興趣已從數論轉移，而致力於群論、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與多複變函數論的研究。圍繞這些學科，華羅庚與其他數學家一起倡導並主持了各種討論班。參加過他的討論班而以後聞名的數學家中有段學復、閔嗣鶴、樊■、徐賢修，受過他的影響及聽過他的課的青年還有藍仲雄、王湘浩、孫本旺、彭慧雲、田方增、徐利治、鍾開萊與嚴志達等人。1946年2至5月，華羅庚應蘇聯科學院與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到蘇聯進行了3個月的訪問。

由於美國原子彈的震撼，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欲建立國防科技，乃經由曾昭掄邀華羅庚與吳大猷去重慶商談。他們向陳誠、俞大維陳述我國科學落後，應由培養人才入手。陳誠、俞大維採納此議。由軍政部資助兩年費用，華羅庚、曾昭掄、吳大猷率優秀青年孫本旺（數學）、朱光亞、李政道（物理）、唐敖慶、王瑞駪（化學）一行於1946年7月初由上海乘船赴美。

在美國期間，華羅庚首先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數論課。那時在普林斯頓有徐賢修、王湘浩、閔嗣鶴（數學）、張文裕、吳健雄、袁家騮（物理）、梁守榘（化學）、尤桐（考古）等人。1946年底，華羅庚在美國治療腿疾。他的腿治癒后，基本上可以正常行走。1948年春，華羅庚應伊利諾伊大學之聘，任正教授直至1950年2月回國為止。華羅庚在美期間，在數論、代數與複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華羅庚就率全家於1950年2月乘船，途經香港於3月日回到北京。他執教於清華大學數學系，並籌備成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1951年，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1955年，華羅庚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數理化學部副主任。

早在1946年，華羅庚就指出：“我國將來數學研究所的工作，似乎不應當只偏重於純粹數學或純粹數學的一部分而已。”建所之初，按上述藍圖，研究所廣泛網羅人才，工作進展神速。數學所先設有數論（華羅庚、越民義、王元、許孔時、吳方、魏道政）與微分方程（吳新謀、秦元勛、王光寅、丁夏畦、邱佩璋）兩組，相繼成立了代數組（華羅庚、萬哲先），函數論組（華羅庚、陸啟鏗、龔昇），拓撲組（吳文俊、張素誠、孫以豐），泛函分析組（關肇直、田方增、馮康），數理邏輯組（胡世華、唐稚松、陸鍾萬），概率統計組（王壽仁、張里千），理論物理組（張宗燧、戴元本），力學組（庄逢甘、林鴻蓀、羅時鈞、沈元、李敏華、胡海昌），計算機設計組（閔乃大、吳幾康、夏培肅）。熊慶來於1957年回國，函數論室加設單複變函數論，楊樂、張廣厚是熊慶來晚年的研究生。華羅庚在見到廈門大學青年陳景潤關於塔利問題的一篇文章后，認為他有培養前途而將他調來數學所工作。華羅庚領導了“數論導引”與“哥德巴赫（Goldbach）猜想”兩個討論班。他還領導了多複變函數論與代數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曾建議關肇直、田方增研究賦范環論，建議馮康研究廣義函數論。數學所還向全國開放，來所工作過的有李國平、李修睦、梁之舜、張遠達、鍾同德、林堅冰、嚴士健等。得益於在數學所期間的工作而成為學部委員者近20人。這個階段，華羅庚寫成《數論導引》（1957）、《多復變數函數論中的典型域的調和分析》（1959）、《指數和估計及其在數論中的應用》（1963）與《典型群》（與萬哲先合作，1963）4本專著。華羅庚的主要研究工作為定出4類典型域上的完整正交系。這項工作榮獲1956年頒發的第一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50年，**主席會見華羅庚時，曾希望他培養出一些好學生來。建所后，華羅庚十分注意培養學生，他在撰寫專著的過程中，總是組織討論班，對他所寫的材料加以講述、討論與修改，使學生在實踐中學會做研究，提高獨立工作能力。華羅庚還注意數學知識的普及工作，在報紙上發表了不少介紹治學經驗與體會的文章。從1956年開始，華羅庚即在中國倡導高中學生的數學競賽活動，為此他為中學生寫過5本通俗易懂的小冊子。總之，從1950至1957年，華羅庚的一切工作都得到政府與數學家的廣泛支持，工作成效十分顯著。華羅庚高瞻遠矚，始終堅持對蘇聯與西方先進數學的學習。這期間，他還不斷致力於爭取華裔數學家回國工作。

1957年，華羅庚與曾昭掄、錢偉長、千家駒、童第周就科技問題在《光明日報》上聯名發表文章，提了幾個正確意見。這一具有良好願望的文章，竟被說成是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曾昭掄與錢偉長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華羅庚、千家駒與童第周雖然得到保護而免遭劃為右派，但仍受到多次“批判”。1958年，《人民日報》登載了所謂“走白專道路”的文章，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拔白旗運動”，華羅庚又作為數學研究所的重點批判對象，他與一些正直的數學家被剝奪了發言權。

1962年，華羅庚以極大的勇氣來整頓數學研究所。他倡議在數學所的研究實習員中進行一次基礎課考試，成績優秀者提升，成績太差者調出數學所工作。經過這次整頓，數學所又逐漸走上正軌。華羅庚還在數學所開闢了一個“練拳園地”，出題目給大家做，以提高對數學基礎知識的掌握。但好景不長，從1964年開始，形勢又在向“左”轉了。華羅庚的一系列正確做法，被說成是所謂“考、提、調”三板斧，是砍向“革命群眾”的三板斧，是“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他被迫離開數學研究所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華羅庚於1958年被任命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兼數學系主任。華羅庚在科技大學期間寫成專著《高等數學引論》。

從1958年開始，華羅庚致力於數論方法在近似分析，特別是在多重定積分的近似計算中的應用研究（與王元合作）及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至1965年，華羅庚將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數學方法在工業上的普及應用方面。他選擇適合中國工業實際水平的“優選法”與“統籌法”（簡稱“雙法”）加以推廣應用。近20年的時間裏，他與陳德泉、計雷等人一起，足跡遍佈中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廠礦工交企業，給工人講課，既普及了數學知識，又取得很好的經濟效益，影響頗為深遠。

1966年，爆發了持續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華羅庚的家被查抄過3次，手稿散失殆盡，不少工作無法再繼續進行。他被貼了不少充滿了造謠污衊之詞的大字報，還遭到幾次批判。這一情況至1967年即告終止，他可以安靜地呆在家裏，甚至可以出去普及“雙法”。較之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華羅庚可算是幸運的。1975年，華羅庚得了心肌梗塞，經治療雖倖免於死，但卻種下了致命的病根。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從1979年開始的數年間，華羅庚在朋友與學生的協助下，完成專著《數論在近似分析中的應用》（與王元合作，1978），《從單位圓談起》（1977），《優選學》（1981）與《華羅庚論文選集》（HuaLooKeng，Selectedpapers.1983）。他還以學者身份，3次出國講學。1978年，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80年，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分成數學所、應用數學所與系統科學所。華羅庚除繼續擔任數學所所長外，還被任命為應用數學所所長，直至1983年底為止。1979年，法國南錫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稱號，以後香港中文大學（1983）與美國伊利諾伊大學（1984）也授予他榮譽博士稱號。他還被選為美國科學院國外院士（1982），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83）與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1985）。這些年來，華羅庚仍積極工作，他想多做些事，將失去的光陰補回來，但終究年邁體弱，力不從心了。1985年6月12日，華羅庚在日本東京大學作完演講，由於心臟病突然發作而去世。

除數學家生涯外，華羅庚還積極地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從1951至1983年，華羅庚均為中國數學會理事長。又曾任第二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他曾參加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1979年6月加入中國**。

華羅庚是世界知名的數學家，他在數學方面的卓越成就，簡述如下：1.指數和估計及堆壘素數論。

命q為整數＞1，f（x）=akxk＋.＋a1x為整係數多項式滿足（ak，.，a1，q）=1（即互素）。記Sqfefxqexexq(,)(()),()===.12pix華羅庚在1940年證明了：對於任何ε＞0皆有|(,)|(,)Sqfckqk≤ee11-+其中c（k，ε）為僅依賴於k與ε的常數。這一結果是臻於至善的。它是C.F.高斯（Gauss）和與高斯定理的推廣：|(,)|Sqxq22≤．關於指數和的積分平均，華羅庚證明了：對於任意ε＞0，當1≤j≤k時有01122ò.=-+eafxdackNxNjjj(())(,)≤．ee由這兩條重要定理及維諾格拉多夫關於H.外爾（Weyl）和的估計及他關於素變數三角和的估計，華羅庚研究了方程N=f1(x1)+.+fi(xi)的可解性問題，此處fi（x）（1≤i≤s）為s個k次首項係數為正的整值多項式，N為給定正整數。特別當fi（x）=xk時，就得到著名的華林問題。若在方程中限制xi取素數，fi（x）=x及s=2，3，即得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對於華林問題，首先是希爾伯特於190O年證明了，存在c（k），當s≥c（k）時，（3）有解。當N充分大時，最小的s記為G（k）以後，哈代與利特爾伍德用他們的“圓法”對G（k）作了定量估計。維諾格拉多夫則大大地改進了G（k）的估計，他還證明了“三素數定理”，即充分大的奇數都是三個素數之和。華羅庚將華林問題的重要結果基本上推廣到上述方程的情況，而且限制變數為素數，自然包括“三素數定理”作為特例。他的成果總結在他的專著《堆壘素數論》之中。這本書已成為經典著作。

解析數論最上乘的工作之一是有一個純分析的不等式（這稱為方法），並附有這一不等式的重要應用。華羅庚的工作就是這樣的。

在華羅庚領導的堆壘素數論中心問題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上，王元、潘承洞與陳景潤相繼對篩法、大篩法應用及哥德巴赫猜想的結果作出改進。陳景潤於1966年證明了：每一充分大的偶數都是一個素數與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之積之和。

2.體論。

若一個環k，其每一元素關於乘法都有逆元素，但對乘法來說是非交換的，則k稱為體。命σ是體k到它自身的一個一一映射。如果σ滿足(a+b)σ=aσ+bσ,(aba)σ=aσbσaσ,1σ=1,則稱σ為半自同構。熟知的半自同構的例子為自同構：（ab）σ=aσbσ，與反自同構：（ab）σ=bσaσ。問除此之外，還有無其他半自同構？華羅庚於1949年證明了：每一個半自同構或為自同構或為反自同構。

同年，華羅庚還給下面結果一個初等證明：體的每一個真正規子體均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H.嘉當（Cartan）-R.D.布勞爾（Brauer）-華氏定理）。P.T.貝特曼（Bateman）用莎翁名著《羅米歐與朱麗葉》中的詩句“沒有一口井那麼深，也沒有教堂門那麼寬，像茂丘西奧的傷口一樣致命呀！”來讚揚華羅庚的一些結果。

1950年，華羅庚還證明了體的乘法群的一個定理：體的乘法群不是亞阿貝爾群。

3.矩陣幾何、自守函數、典型群論與多變數函數論。

華羅庚將這幾個學科放在一起研究。他在這幾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關的。將一個變數推廣到多個變數往往無從下手，以矩陣為變元則為特殊的多變數問題。這時代數工具可能使用，一行一列的矩陣就是單變數，又可以借用單變數時的結果做背景，所以華羅庚研究的方法均重用矩陣運算，從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開拓性工作。

1935年，E.嘉當（Cartan）證明了，在解析映射下，只有6類不可約、齊性、有界對稱域，其中兩類是例外域，維數分別是與27，其餘4類稱為典型域。典型域可以看作普通複平面上的單位圓在高維空間的類似。其重要性有如單位圓之於複平面，其應用與影響又超過多複變函數論。

華羅庚給出了4類典型域的運動群的矩陣表示，算出S.伯格曼（Bergman）核，重新證明了3種類型的雙曲空間的黎曼（Riemann）曲率都是非正的，從而推知其幾何相當正規。這就導致華羅庚開拓了“矩陣幾何學”這一領域。在矩陣幾何中，空間的點是某類矩陣，其背景是典型域。華羅庚的目的在於在這些矩陣空間中推廣複平面的幾何基本定理——K.G.C馮·施陶特（vonStaudt）定理：每一個將複平面映射到自身的保持調和分隔不變的拓撲變換必為直射變換或反直射變換。例如對複數域上的對稱矩陣空間，華羅庚證明了：一個連續的將對稱矩陣映射為對稱矩陣並保持算術距離不變的映射必為辛變換或反辛變換。

但怎樣用盡量簡單的幾何不變量來刻劃運動群呢？1951年，華羅庚發現“粘切”就夠了，所謂矩陣M與N粘切，即M-N的秩為1。華羅庚還研究了基域是體的矩陣幾何學。

1953年，華羅庚用群表示論方法具體得出4類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這相當於在複平面上找到了完整正交系e（nθ）（n=0，±1，.）。藉助於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華羅庚得出4類典型域的柯西（Cauchy）核、賽格（Szeg.）核與泊松（Poisson）核。

辛群在華羅庚的自守函數論與矩陣幾何的研究中都很重要。很自然地，他會研究辛群的自同構問題。1946年，華羅庚發表了他確定辛群自同構的文章。這是他研究典型群的開端。以後的一系列工作，形成了他研究典型群論的獨特方法，即先解決儘可能低維的問題，再用數學歸納法推廣到高維。華羅庚處理典型群自同構問題的方法很初等，即着重矩陣運算。

華羅庚在這方面的工作由萬哲先、陸啟鏗與龔昇繼續着，得到了發展與應用。

4.應用數學。

從1959年開始，華羅庚與王元合寫了一系列論文，研究了在近似分析中，如何用基於數論思想的可計算與決定性方法來儘可能取代統計實驗的蒙特卡羅（MonteCarlo）方法的問題。他們的方法的要點為用一組獨立單位或線性遞推公式來構造一個代數數域的整底的聯立有理逼近，從而定出高維單位立方體的一致分佈點列並得出其偏差估計。一致分佈點列可以代替蒙特卡羅方法中的隨機數，故又稱為偽隨機數。例如，設｛Fn｝表示L.斐波那契（Fibonacci）數列，即由遞推公式F0=0,F1=1,Fn+1=Fn+Fn-1(n≥1)定義的整數列。假定（，）的導數及其低維導數均囿於，且每fxyc422fxyxy(,)個變數均有周期1，則得fxydxdyFfkFFkFcFFnnnnkFnnn(,)(,)log——=.òò11101012≤這是臻於至善的估計。

華羅庚還對“統籌法”，即CPM與PERT與“優選法”，亦即J.基弗（Kiefer）的“黃金分割法”與“斐波那契法”作了簡化，並在中國工業部門作了廣泛的普及與使用。

華羅庚的主要論著有《堆壘素數論》、《數論導引》、《多復變數函數論中的典型域的調和分析》、《指數和的估計及其在數論中的應用》、《典型群》（與萬哲先合作）、《高等數學引論》、《數論在近似分析中的應用》（與王元合作）、《二階兩個自變數兩個未知函數的常係數線性偏微分方程組》、《優選學》、《華羅庚科普著作選集》、《HuaLoo—Keng，SelectedPapers》（Springer—Ver-lag，1983）。

華羅庚一生都是在磨難中掙扎。他常說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難。首先是在他童年時，家貧，失學，患重病，腿殘廢。第二次劫難是抗日戰爭期間，孤立閉塞，資料圖書缺乏。第三次劫難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稿散失，禁止他去圖書館，將他的助手與學生分配到外地等。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要堅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樣堅強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四十年代，華羅庚已是世界數論界的領袖數學家之一，但他不滿足，不停步，寧肯另起爐灶，離開數論，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數與複分析，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與勇氣！

華羅庚善於用幾句形象化的語言將深刻的道理說出來，這些話言簡意深，富於哲理，令人難忘。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於積累，聰明在於勤奮。”華羅庚雖然聰明過人，但從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聰明重要得多的“勤奮”與“積累”作為成功的鑰匙，反覆教育年輕人，要他們學數學做到“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經常鍛煉自己。五十年代中期，針對當時數學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產生自滿情緒，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斷寫論文的傾向，華羅庚及時提出：“要有速度，還要有加速度”。所謂“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謂“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質量要不斷提高。“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時，一些人，特別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而某些部門也急於求成，頻繁地要求報成績、評獎金等，採取了一些不符合科學規律的做法，這導致了學風敗壞，突出地表現在粗製濫造，爭名奪利，任意吹噓上。1978年他在中國數學會成都會議上語重心長地提出：“早發表，晚評價。”後來又進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評價在人。”這不僅體現了他對年輕科學工作者的愛護和關懷，實際上也含蓄地表達了他對學術界不良學風的批評，以及他對科學發展及評價科學工作的看法。科學工作要經過歷史檢驗才能逐步確定其真實價值，這是不依賴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華羅庚從不隱諱自己的弱點，只要能求得學問，他寧肯暴露弱點。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國訪問時，他把成語“不要班門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門”來鼓勵自己。華羅庚每到一個大學，是講別人專長的東西，從而得到幫助呢，還是講別人不專長的，把講學變成形式主義走過場？華羅庚必定選擇前者，也就是“弄斧必到班門”。早在五十年代，華羅庚在《數論導引》的序言裏就把搞數學比作下棋，號召大家找高手下，即與大數學家較量。中國象棋有個規則，那就是“觀棋不語真君子，舉手無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礦的一次演講中，華羅庚指出：“觀棋不語非君子，互相幫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點。”意思是當你見到別人搞的東西有毛病時，一定要說。另一方面，當你發現自己搞的東西有毛病時，一定要修正。這才是“君子”與“丈夫”。針對一些人遇到困難就退縮，缺乏堅持到底的精神，華羅庚在給金壇中學寫的條幅中寫道：“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說到了黃河心更堅。”人老了，精力要衰退，這是自然規律。華羅庚深知年齡是不饒人的。1979年在英國時，他指出：“樹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學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願一輩子從實以終。”這也可以說是他以最大的決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決心書”，以此鞭策他自己。在華羅庚第二次心肌梗塞發病時，在醫院中仍堅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學不是生命盡量延長，而是盡量多做工作。”

總之，華羅庚的一切論述都貫穿一個總的精神，就是不斷拼搏，不斷奮進。

華羅庚從小就愛國愛民，胸懷大志。抗戰剛開始，出於民族大義，他即放棄留在英國繼續做研究工作的機會，毅然回到中國昆明。抗日戰爭時期，他見後方貪官奸商橫行，十分氣憤，毅然寫道：“寄旅昆明日，金甌半缺時，狐虎滿街走，鷹鸛撲地飛。”當他得知聞一多被暗殺的消息后，心中交織着強烈的愛和恨，他寫道：“烏雲低垂泊清波，紅燭光芒射鬥牛，寧滬道上聞噩耗，魔掌竟敢殺一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華羅庚就毅然放棄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終身教授職務，攜全家回到北京。在歸國途中，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1950年2月），信中寫道：“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該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

華羅庚在1951年又寫道：“從前帝國主義者不但在經濟上剝削我們，政治上奴役我們，使我們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同時，又從文化上——透過他們所辦的教會、學校、醫院和所謂慈善機關——來打擊我們民族的自信。”“實際上，我們祖國偉大人民在人類史上，有過無比的睿智和成就。”“請讀者用客觀的態度，公正的立場，自己判斷，自己分析，看看我們是否是如帝國主義所說的‘劣等民族’”。

這些話字裏行間充分反映了華羅庚熱愛祖國、憂國憂民的心情，他為了振興中華而毅然回歸祖國。

1957年，華羅庚遭到錯誤批判。當時，中國數學界大搞“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運動。華羅庚目睹中國數學界遭到的破壞與損失，痛心疾首。1963年，他借寫《高等數學引論》的序言為題，加以發揮地寫道：“它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沓篇，1958年匆匆上馬。”“錯誤百出，疵謬迭見。”“緊緊鬆鬆，趕趕拖拖，因而詳略不一，前後不貫，輕重失調，呼應不周等毛病在所難免的了。”

1964年，他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向前走了3里路，發現錯了，不要緊，後退3里，便到原來的出發點了；但時間卻不能退回到原來出發的時間，而是花了雙倍時間，時乎時乎不再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眼見着國家遭難，人民受害，他更是百感交集，悲憤萬分。1969年，他的恩師熊慶來遭迫害致死，他都不能去悼念。1978年，熊慶來得到平反后，華羅庚寫道：“惡莫惡於除根計，痛莫痛於不敢啼，屍體已入焚化間，誰是？翻遍蓋面布，方得見遺容一面，骨架一層皮。”

在“四人幫”橫行時，華羅庚雖受到保護，但他被剝奪了發言權，而且實際上被禁止與朋友學生往來。他的“雙法”普及工作，亦常遭到橫加干預。在這黑暗的日子裏，據說華羅庚有一個小本子，經常偷着寫詩罵“四人幫”，不肯示人，可惜未能留存下來，現僅得一首如下：“并州戰役勝利日，白骨妖魔心如熾。

‘我要分裂停生產’，爾輩竟敢搞團結。”

1976年，“四人幫”殄滅，特別是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政策，華羅庚心情舒暢，他寫了一系列述懷詩句，展望未來，躍躍欲試。列舉一首如下：“春風吹綠了大地，原野上萬馬奔馳，與其伏櫪而空懷千里，何如奮勉而追騏驥？”

華羅庚終於倒在了學術報告的講台上，為祖國、為數學，工作到了生命的盡頭。

第四十九章魯迅魯迅，姓周，原名樟壽，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學時改名樹人；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使用“魯迅”這一筆名。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於浙江紹興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當他出生時，他的家庭已處在衰落中，但仍可稱之為小康之家。由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以及家長和塾師的嚴格培養，魯迅在少年時期便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國學基礎。

在此期間，家中發生的兩大變故對他性格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893年秋，當他12歲的時候，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場案入獄，全家都有被株連的危險。魯迅隨母親到親戚家避難，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同族的長輩也看不起他們，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親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為長子的魯迅，幾乎每天都要出入當鋪和藥店。雖然開方的都是當地的名醫，雖然診金很高，但父親的病卻日重一日，終於在1896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后倨的態度深深刺傷了他那顆自尊而敏感的心靈。“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這是他後來在《吶喊·自序》裏所說的話，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時心靈的余痛，可以得知他當時已深切體驗到中國封建倫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虛偽和冷酷。而父親的因醫治無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魯迅切身感受到中國傳統醫學的落後。當時思想敏銳的中國知識分子可能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中看到中國文化的落後，而少年魯迅對於中國文化的絕望，除了也看到這些對外戰爭的失敗之外，更多地來自他當時刻骨銘心的切身體驗。他有着獨特的少年經歷。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著被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瓜分的危險，中華民族面臨著被滅亡的危險，而中國舊文化的陳腐窳敗也已充分顯露。於是，懷有救國救民壯志的少年魯迅不願走科舉應試的所謂“正路”，也不願學作幕友或商人，決心不顧人們的奚落和排斥，“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通過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去探求強國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帶上母親為他籌集的八元川資，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學洋務”的江南水師學堂。因對學堂的管理和教學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設在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在那裏一直學習到1902年初。在南京將近4年的時間裏，魯迅接觸到他前所未聞的各種新知識。尤其重要的是他通過閱讀嚴復翻譯的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對西方正在盛行的作為生物學和歷史觀的進化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對他後來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02年初，魯迅於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后被官費保送日本留學。他首先進入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和其他基礎課程。他一面學習，一面熱情地探求着救國之路。他的獻身民族復興事業的志願在他1903年寫給同學兼好友許壽裳的一首詩《自題小像》中表達得十分明確：“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戊戌變法失敗后，維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積極展開活動。魯迅贊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張，並經常參與他們的一些活動。他堅決反對維新派的保皇立場，但對梁啟超提出的必須改變中國國民愚昧落後精神狀態的新民說則給予高度重視。他開始認真思考國民性改造問題。據許壽裳回憶，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他討論這樣三個問題：（1）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3）它的病根何在？1903年，魯迅翻譯並加以改寫的小說《斯巴達之魂》發表於《浙江潮》雜誌。這篇小說歌頌了斯巴達勇士抵抗侵略、為國捐軀的大無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愛國熱情。同時或稍後，魯迅還翻譯了法國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寫了介紹科學知識的論文《說鈤》和《中國地質略論》。這些譯作和文章顯示了他對科學的重視。1904年4月，魯迅在弘文學院畢業。9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他之所以選擇學醫，是與他少年時代的經歷和他的救國思想密切相關的。父親的不治而死給他留下了痛苦的記憶。後來接觸到西方醫學知識，與先前醫生的議論和方葯加以比較，他更加感到中國醫學的落後。同時他還從翻譯的歷史書上得知，日本的維新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引進。因此他準備學好醫學回國醫治像自己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同時也藉以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但學習到190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決心棄醫從文。有一天，教師在授課之餘為學生放映紀錄日俄戰爭的影片。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據說是為俄軍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軍捉住要殺頭示眾，另有一群體格健壯的中國人卻在麻木地圍觀。魯迅深受震動。他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關鍵在於改變國民的精神。而能夠改變精神的，他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他決定獻身於文藝事業。

1906年6月，魯迅結束了在仙台醫專的學業，自日本回紹興，奉母命與朱安女士結婚。對於家庭包辦的這件婚事，魯迅很不滿意。他後來曾對朋友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紹興只住了幾天就回到東京，一面繼續學習外文，一面從事文學活動。1907年春，他與許壽裳等人計劃創辦文學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敗。1907年底到1908年底，他在劉師培等人主編的《河南》雜誌上發表了《人間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未完）等論文，標誌着他的獨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落後決不僅僅是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的落後，從根本上說是人的落後。國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興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變國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論》中寫道：“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他認為新的國民應當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強暴，又要有博愛之心；既要務實，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堅強的意志，剛愎主己，於庸俗無所顧忌，又要有開闊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驅。

1909年，魯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第二冊先後出版。這裏面所收的多是東歐弱小民族和俄國作家的作品，主題主要是要求民族獨立或抨擊反動統治。魯迅選譯這類文學作品，考慮的是中國革命的需要。但《域外小說集》銷售情況很不理想，半年內只售出數十冊。

從1906至1909年魯迅在東京從事的文學活動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主要原因是當時正處在政治革命的熱潮中，大部分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意識到文化變革對於中國改革的重要性。但魯迅這一時期的努力卻是他後來文學活動的必要準備。

1909年8月，魯迅因家庭經濟上的需要而回國謀職，先是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生理學和化學教員，1910年7月又到紹興府中學堂任生物學教員併兼任監學（教務主任）。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曾積極組織聲援活動和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后不久，任紹興山（陰）會（稽）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為背景創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懷舊》。作品通過一個市鎮的一次由謠傳引起的混亂，簡練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國人在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下養成的生存方式。小說雖用文言寫成，但其思想內容和結構形式已完全具備了現代短篇小說的性質。

1912年2月，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隨部遷至北京，擔任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第一科科長等職，主管文化及社會文化設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社會狀況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國舊文化的頑固性。魯迅一時找不到攻擊舊文化的機會和戰友，直到1917年，他還常常感到極度的苦悶和絕望。為了排遣苦悶，他便在公餘時間抄寫古書，輯錄金石碑帖，閱讀佛經。但他並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懷疑自己的絕望：“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一時期他雖然很少發表文章，然而卻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體察和思考。

中國民主革命的連遭挫折，使越來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識分子意識到開展一場反封建的文化革命運動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從第二卷改名《新青年》），發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啟蒙運動。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等人又發動了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早就立志於中國文化改革的魯迅終於找到了戰友和大顯身手的機遇，開始了他創作的豐收期。

1918年初，魯迅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

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揭開了中國小說史上新的一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在五四時期，又連續發表了《孔乙己》、《葯》、《明天》、《一件小事》、《風波》等多篇小說。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穎獨特的藝術形式，深深地震撼了當時進步知識青年的心，同時也最早以豐碩的創作成果顯示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實績。除小說創作外，當時他還寫了《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論文和相當數量的“隨感錄”。這些文章或者系統地駁斥男子本位、長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針對保守派的種種謬論作脫手一擲的迎擊，都密切配合了當時的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五四**過後，新文化陣營發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但他這次沒有再放下戰鬥的筆。1922年初，當穿着西裝革履卻從事復古活動的“學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穩而發起進攻時，魯迅立即寫了《估〈學衡〉》等雜文，抨擊了這股復古思想。從1918年到這時他所寫的各類雜文收在雜文集《熱風》和《墳》裏。

1923年，魯迅將他1918年至1922年創作的15篇小說結集為《吶喊》出版（該書在193O年第13次印刷時，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話傳說為題材的《不周山》一篇）。《吶喊》以反對封建倫理文化的啟蒙主義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後到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社會歷史為背景，猛烈抨擊了中國封建倫理文化的冷酷性、陳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形成的國民精神的弱點，同時也讚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兒童和淳樸的下層勞動人民身上的優秀品質，還藝術地再現了革命先驅在當時的艱難處境。《狂人日記》通過一個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義者的獨特視點，揭發了“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實，並通過這一可怕事實與家族制度和禮教之間內在聯繫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級觀念對人們的毒害。孔乙己雖已窮困潦倒，但仍不肯脫掉那身標誌讀書人資格卻已“又臟又破”的長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顧客們卻因他連“半個秀才”也沒撈到而將他作為取樂的材料。封建等級觀念使人變得滑稽，使人與人之間缺乏基本的同情。《葯》寫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眾當作醫治癆病的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眾與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傳》是魯迅小說的代表作。這是一篇性格小說。作者着力刻劃了阿Q這個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壓迫、被蹂躪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質特徵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獸道倫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適應封建吃人社會現實。他雖然沒有讀過書，但其思想卻“樣樣合於聖經賢傳”，對“男女之大防”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的“正氣”。阿Q從實際感受出發也常常覺得“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但他終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觀念上否定過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沒有理性自我，卻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從理性觀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適應那個吃人的、對於他這樣一個底層人來說完全是異己的社會現實。他適應現實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精神勝利法，即當他在生活中處於困境或遭受失敗時，就靠自欺來自慰。因為他常處逆境，這成了他主要的適應方式。另一種是一旦有機會就爬到更高的等級階梯上去，如革命到來時他便躍躍欲試。但爬上去的可能本來就非常小，阿Q也終於作為替罪羊而被那個社會吃掉了。這是一個複雜而深刻的文學典型，既生動具體，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層人民的生存狀態。魯迅是懷着怒其不爭又哀其不幸的複雜心情來描寫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該服膺的獸道文化，怒其適應無法適應的吃人現實，他哀其被侮辱、被損害的悲慘處境，哀其終於被吃掉的悲劇命運。魯迅將阿Q的精神弱點撕破給人看，又將他的尊嚴和權利踐踏給人看，將他的生命毀滅給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極為感人的悲喜劇交融的審美特徵。《阿Q正傳》最初發表於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報副刊》。發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學界的注意。大半個世紀以來，它不僅在中國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而且已經被譯為世界各主要語種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聲譽。阿Q則成為世界著名的文學典型之一。在《吶喊》中，《一件小事》、《故鄉》、《風波》、《社戲》等作品也都有較大影響。

1924年底，魯迅參與了《語絲》周刊的創辦，並參加了語絲社。1925年又先後組織和領導了莽原社和未名社。這些社團在新文化的建設和當時的政治鬥爭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這一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進步學生反對實行家長式教育的校長楊蔭榆的鬥爭。正在這所學校兼課的魯迅站在進步學生一邊，與楊蔭榆及其後台進行了反覆的較量，最終取得了勝利。在鬥爭中，他運用雜文痛斥楊蔭榆迫害學生的行徑，批駁其後台章士釗的復古主義論調，揭露“現代評論派”陳源等貌似公允實則向反動當局搖尾乞憐的叭兒狗本性。在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中，他痛悼死難者，對殺人兇手進行了徹底揭露和強烈譴責。這一時期的雜文收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和《墳》的後半部。

在這一系列鬥爭中，魯迅與女師大學生許廣平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情，並很快由戰友成為戀人。

1926年，魯迅將他在1924年和1925年這兩年中所寫的11篇小說編成他的第二個小說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創作精神與《吶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會現實也基本相同。與《吶喊》相比，作者這時已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也更為圓熟，但總的說來，其中作品的影響力要稍遜於《吶喊》中的作品。《祝福》通過祥林嫂一生悲慘遭遇的描寫，有力控訴了封建夫權觀念的吃人本質。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後，本想按着封建倫理的要求從一而終，不再嫁人，但由於她這時不僅仍然屬於她死去的丈夫，而且還屬於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強迫嫁給賀家墺的賀老六，以便換錢給他的小叔子娶親。不幸她的第二個丈夫又死了，她從此也就成為一個遭人唾棄的人。有人告訴她，因為她嫁過兩個丈夫，死後在陰間就會被鋸為兩半分屬兩個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淪為乞丐，並且懷着對陰間的恐懼而死在年終“祝福”的鞭炮聲中。在封建夫權社會中，婦女從來不屬於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這種夫權制度和觀念害死的。《傷逝》寫的是一對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劇。子君不顧家庭的阻攔，懷着“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堅定信念與涓生結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為思想追求的頂點，婚後便不思進取，只想依賴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趨庸俗。於是他們之間的愛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時，他們自主婚姻的行為也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機關辭退，謀生又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婚姻只能以離異告終，隨之，子君就抑鬱而死了。小說藉助涓生的懺悔向讀者提出兩點忠告：第一，“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第二，“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傷逝》藝術地顯示了作者對於婚戀問題切實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樓上》和《孤獨者》寫的都是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處境的艱難，揭示出封建舊勢力的強大和頑固。《在酒樓上》裏的呂緯甫和《孤獨者》裏的魏連殳，當初都是積極的改革者，最終卻都敗在舊勢力手下。作者對他們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對其命運的同情和對舊勢力的鞭笞。

《彷徨》與《吶喊》一樣，不僅思想先進而深刻，藝術上也非常精湛和富於創新。它是繼《吶喊》之後，魯迅為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奠定的又一塊基石。

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魯迅在《語絲》上連續發表了23首散文詩。1927年作者將它們結集出版，並增寫了一篇《題辭》，這就是著名的《野草》。《野草》的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其中不少篇什是對於黑暗現實和澆薄的世態人情的揭露和諷刺，但更多的是作者思想矛盾和人格理想的藝術顯現。《野草》的表現手法是多樣的，有諷喻，有擬人，也有寫實，但運用最多的是象徵，還有不少作品運用象徵與夢幻相結合的表現手法。《野草》裏的作品幾乎每一篇都有獨特新穎的構思，每一個構思又都有着深遠的含義，令讀者驚異而又回味無窮。《野草》是中國現代散文詩的奠基之作。

自1920年秋至1926年夏，魯迅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1924年7、8月間，還曾應邀到陝西西安大學講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在這期間，他在講義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開了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先河。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魯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緝。為了避開迫害，也出於對南方革命鬥爭的嚮往以及個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魯迅於同年8月南下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在這裏他開設了“中國文學史”等課程，所用講義1938年以《漢文學史綱要》之名收入《魯迅全集》。

1926年2至11月間，魯迅在《莽原》半月刊上以《舊事重提》為總題，連續發表了10篇回憶性散文。1927年將它們編定成書時又增寫了《小引》和《後記》，並改題為《朝花夕拾》。在這10篇散文里，作者以時間為線索生動記敘了自幼年時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後的一些經歷片斷。它們不僅為我們了解魯迅的生平和思想發展提供了珍貴的材料，同時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和革命的面貌。在這些散文中浸透着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和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深刻認識：《〈二十四孝圖〉》、《五猖會》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不僅譴責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傳統教育方式的死板；《父親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國醫學的落後，一方面也鞭撻了封建禮教的悖謬；《藤野先生》對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義胸懷錶示了感佩，《范愛農》則揄揚了范愛農對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朝花夕拾》以其記敘的生動和思想的深刻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中《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藤野先生》則是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1927年1月，魯迅辭去廈門大學教職，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和教務主任。在這裏魯迅與中國**人有了較多的接觸，對當時中國政治革命的實際情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正孕育着新的重大變化。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叛變革命，大肆屠殺**人和革命群眾；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開始了反革命的大殺戮。魯迅一向站在革命人民一邊，堅決擁護國共兩黨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因此當革命的叛變者舉起屠刀時，他必然將極大的憎恨投向屠殺者，而對被屠殺者給予深切同情。四一五事變的當天，他向中山大學當局提出營救被捕學生的要求，但遭到拒絕。不久，他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

殘酷的鬥爭使魯迅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震動。他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現在“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三閑集·序言》），他的思路因此轟毀，開始由進化論者轉變為階級論者，進入了思想和寫作的新的時期。

1927年10月，魯迅由廣州來到上海，與許廣平一起定居在這裏，一直戰鬥到1936年病逝。到上海不久，魯迅就參加了中國革命互濟會，跟中國**取得了聯繫。1928年初，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發動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由於他們錯誤地將攻擊的矛頭也指向魯迅，從而引起了與魯迅的論爭。魯迅聯繫中國革命及文藝運動的實際，發表了許多精闢見解，對創造社一些成員的宗派主義傾向和“左”傾幼稚病進行了批評。這有助於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健康發展。在與創造社的論爭過程中，魯迅翻譯並鑽研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29年，他主編《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先後翻譯出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等論著。通過學習，他逐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成為一個歷史唯物論者。魯迅是帶着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深刻認識，帶着豐富的鬥爭經驗，帶着革命民主主義者和革命人道主義者的思想遺產，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此他的思想較之當時其他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就顯得更成熟、更豐厚。1927至1929年所寫文章收入雜文集《而已集》和《三閑集》。

1929年9月，兒子海嬰在上海出生。

1930年2月，魯迅發起並參加中國**所領導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魯迅是發起人之一，並參與了領導工作。在“左聯”成立大會上，他發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分析了鬥爭形勢並指明了“左聯”工作的方向。“左聯”成立前後，魯迅與其他左翼作家一起，對資產階級文化社團新月社和國民黨反動派豢養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撰寫《“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實秋宣揚的抽象人性論，闡明文學的階級性原理，並指明了梁實秋為資本家效勞的階級本性。他撰寫《“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等文章，揭露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的反動階級本質和民族敗類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提倡的文學其實是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效勞的“寵犬文學”。1931年2月，“左聯”成員、**員柔石、殷夫等被國民黨殺害。魯迅撰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等文章，分別在國內和國外發表，控訴國民黨，悼念死難者。兩年後，又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再一次控訴反動派並紀念亡友。1930年和1931年所寫雜文收入《二心集》。

1932年和1933年，魯迅在文學戰線上與“第三種人”和“論語派”進行了鬥爭。他在《論“第三種人”》中深刻指出，在現實生活中，第三種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機》中反對林語堂、周作人提倡閑適小品，認為那只是文壇上的小擺設，主張“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1933年1月，魯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慶齡等一起，為反對國民黨政府拘捕無辜，進行種種營救活動。2月，英國進步作家蕭伯納來華訪問，魯迅寫雜文多篇，介紹和讚揚蕭伯納，批駁反動輿論。這一年，魯迅還寫了許多抨擊時政的雜文。1932和1933年所寫的雜文收入《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1933年4月，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集《兩地書》出版。1934年，蔣介石為了從文化上鞏固其反動統治，鼓吹以封建教條為準則的所謂“新生活運動”，並在各級學校推行尊孔復古的教育。日本帝國主義也鼓吹要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王道樂土”，“恢復孔子之教”。魯迅寫了《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儒術》等雜文，揭露他們鼓吹王道實行霸道的真實面目。“左聯”成立后，曾進行長期的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魯迅這時寫了《論“舊形式的採用”》等文，用辯證的觀點論述了新舊形式之間的關係。接着，學術界又展開了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的討論。《門外文談》和《漢字和拉丁化》等文是魯迅關於這一問題發表的意見。這一年魯迅雜文的產量很大，編成《花邊文學》和《且介亭雜文》兩本雜文集。

1935年，在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之際，魯迅密切關注政治形勢的發展動向。當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0月到達陝北時，魯迅致電**中央，熱烈祝賀這個偉大的勝利。他熱情培育左翼青年作家，為葉紫、蕭軍、蕭紅的作品寫序，並將他們的《豐收》、《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編入《奴隸叢書》出版。當有人試圖用“文人相輕”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說法來混淆文化界的是非時，魯迅寫了八節《“題未定”草》和七篇論“文人相輕”的雜文，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捨之道。這一年的雜文結成《且介亭雜文二集》。在這一年裏，魯迅還寫了4篇歷史小說《理水》、《採薇》、《出關》和《起死》，與1934年寫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寫的《補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鑄劍》一起結集為《故事新編》，於1936年出版。這部歷史小說集的創作歷時13年之久，前後寫法有很大差異。但總的精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密切結合現實鬥爭的需要。另外，其中不少作品還有意糅進一些明顯的現代生活細節，以引起讀者的古今聯想和對比，產生了強烈的諷刺效果。《故事新編》是一部在現代文學史上頗有特點也頗有影響的歷史小說集。

1935年底，魯迅原有的肺病日漸嚴重，但他不願離開戰鬥崗位移地療養。1936年，他雖在病中，依然勤奮工作，寫了不少文章。當日本侵略者吞併中國的野心日益顯露，中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急需建立時，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文章，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提出並正確闡述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還澄清了關於“國防文學”的某些不正確的解釋，批評了左翼文壇內部的某些不良作風。《且介亭雜文末編》是他這一年文章的結集。

魯迅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戰鬥到最後一息，於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

第五十章沈雁冰（茅盾）

沈雁冰，原名沈德鴻，筆名茅盾。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烏鎮。父親沈永錫曾考中秀才，思想傾向維新派，愛好自然科學，曾自學高等代數與微積分。母親陳愛珠是當地一代名醫的獨生女，知書識禮，善於治家，有深厚的舊文學修養。幼時的沈雁冰受到開明的家庭教育和舊文學的熏陶。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學和嘉興中學就讀。這兩所中學的校長和多位教員都是同盟會會員，學校的革命空氣十分活躍。中學畢業后，沈雁冰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準備將來進文法商科。但預科期滿，經濟日窘，便沒有繼續求學，伴隨着他的職業和社會活動，他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道路。19年，沈雁冰進入當時的“知識之府”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開始“叩文學的門”時，是以翻譯家、理論家、文藝革新家的姿態登上文壇的。他致力於介紹外國文藝思潮，研究外國文學，翻譯進步的文學作品，為我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借來火種，開通航路，推動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沈雁冰對外國文學進行窮本溯源的探討，自希臘神話、史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前後各個歷史階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團事件，如他自己所說是“橫貫十九世紀，直到‘世紀末’”。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點上來俯瞰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

五四時期，流行着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沈雁冰認為，新文學應當是反映社會人生的，因此介紹外國文學，不僅是介紹文學藝術，還應介紹外國的先進思想，用以抗議社會的**，激勵民心，起到“足救時弊”的作用。他說：“我是傾向人生派的。我覺得文學作品除能給人欣賞而外，至少還須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對於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覺得一時代的文學是一時代缺陷與**的抗議或糾正。我覺得創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會隔離的，若果也有社會的同情，他的創作自然不能不對於社會的**抗議。”①沈雁冰認為，介紹外國文學也是為了改變國人的文學觀念，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他說：“我們真正主要的事還是介紹西洋文藝思潮進來，把國人的小說觀念矯正一下”②，這是指小說在中國傳統文學觀念中一直沒有正統地位。關於詩歌，他則說：“藉此（外國詩的翻譯）可感發本國詩的革新”。總之，“談革新文學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實將創造中國之新文藝”③。1921年，在新文學史上有兩件大事。一是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一是《小說月報》的革新。這兩件大事都和沈雁冰有密切的關係。

1921年初，被稱為“人生派”的文學研究會在北京誕生了。沈雁冰是主要發起人之一。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揭起“為人生的藝術、建立寫實主義文學”的旗幟，宣告“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①。以沈雁冰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主張，文學不僅要反映社會和人生，而且要改進社會和人生，負起“激勵人心”、“喚醒民眾”的重大責任；在創作方法上，“注①《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

②《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

③《“小說月報”改革宣言》。

①《文學研究宣言》。

意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這些提法比《新青年》派的文學主張更前進了一步。在“為人生”的大纛下，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對人生進行苦苦的思索，追求着人生的真諦，他們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揭露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罪惡，歌頌人民的反抗鬥爭。

《小說月報》原是創刊於宣統年間的刊物，十餘年來一直被鴛鴦蝴蝶派把持。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接辦《小說月報》后，對《小說月報》實行了全面的革新，打開了鴛鴦蝴蝶派這個頑固堡壘的缺口。改革后的《小說月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於中國文壇，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革新《小說月報》的意義不僅在於我國從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學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傳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學的園地。

《小說月報》除發表新人新作外，還開闢了一個專欄叫“海外文壇消息”，它“介紹西洋之新說，以為觀摩之助”，“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動向”②。這個專欄的開闢，意義深遠。它將海外文壇最新動態和大量文學信息介紹進來，猶如一股春風吹進原來閉塞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壇，大大開闊了中國文壇和中國青年的眼界，縮短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距離，有助於中國新文學向世界文學靠攏，促進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沈雁冰翻譯過許多外國文學作品。根據1981年茅盾生前自己選定的譯文選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篇目，短篇小說方面共翻譯過23個國家40個作家的作品；劇本方面曾翻譯過10個國家12個作家的作品；雜記、書簡、回憶錄方面曾翻譯過8個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名作家如易卜生、顯克微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有黎巴嫩等小國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

沈雁冰寫過許多介紹外國文學概況和文學史、文學流派等方面的文章。

其中有介紹愛爾蘭文學、比利時文壇、荷蘭詩壇、意大利文壇、澳洲現代詩人、瑞士文壇、近代法國文學、新猶太文學、塞爾維亞情歌、現代捷克文學、未來派文學現狀、騎士風的中世紀文學、蘇聯的文藝陣線、日本的普羅作家聯盟、國際反法西斯文學、歐美主要文學雜誌、德國流亡作家雜誌等等。他的《小說研究ABC》、《歐洲大戰與文學》、《騎士文學ABC》、《近代文學面面觀》、《現代文藝雜論》、《六個歐洲文學家》、《西洋文學通論》、《希臘文學ABC》等研究外國文學的專著，內容範圍之廣、覆蓋面之寬，為同時代作家、翻譯家所少有。

沈雁冰撰寫過百部以上外國作家評傳和作品評介。1919年，他在《近代戲劇家傳》中向讀者介紹了34個歐美戲劇家的傳略及作品；1920年，他在《小說新潮欄宣言》中提出介紹俄、英、德、法的19個寫實派、自然派作家；他寫過傳略的作家近60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漢譯西洋文學名著》、《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兩書里系統地介紹了從荷馬史詩起到十九世紀西方的39部文學名著。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內容之豐厚，工作之浩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應當記下一筆的。

沈雁冰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9年間，不僅從事大量的文學翻譯、文學理論建樹、文藝社團的組建和文藝刊物的革新，同時也活躍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1920年7月，由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等發起成立**小組，沈雁冰於10月由李漢俊介紹加入了**小組。次年冬天，陳獨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後，沈雁冰利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做掩護，擔任了**中②《“小說月報”改革宣言》。

央的聯絡員，一方面從事黨務工作，一方面編輯《小說月報》，開展了對鴛鴦蝴蝶派和學衡派的兩次論戰，發表了不少著名的論文。他的政治生涯雖和他的文學活動緊密聯繫着，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①。茅盾經歷了從五卅前後到大革命時期一段極其動蕩的生活。1924年，奉**中央之命，他與惲代英等在上海組織國民黨左派上海市黨部。1925年，茅盾作為商務印書館黨的負責人，領導了商務的罷工鬥爭。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廣州去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後留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代理宣傳部長。“中山艦事件”爆發后不久，他由穗回滬，待革命軍攻下武漢，茅盾又到武昌，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這個報紙，名義上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機關報，實權則操在**手中。報社工作及來自各方面的新聞消息為茅盾以後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茅盾受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通緝。他在十分憤懣的心情下，從漢口到牯嶺，從牯嶺回到上海，他說：“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①這就是茅盾開始寫作處女作《蝕》時的心情。

《蝕》是由《幻滅》、《動搖》、《追求》三個連續性的中篇組成的，反映了五四以後到大革命失敗這一時期的社會現實及小資產階級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他們在革命鬥爭劇烈時的動搖，以及幻滅動搖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後之追求。其中，《動搖》是寫得最成功的一部，曾受到高爾基的讚許。寫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漢政府”蛻變前夕，發生在湖北地區的矛盾和鬥爭。作家取材於湖北某縣的政治形勢和當時一些未能披露的新聞材料，反映了大革命後期“武漢政府”中的兩條路線鬥爭，一條是以李克為代表的**的路線，一條是以方羅蘭為代表的汪精衛派的路線。

作為一個傑出的作家，茅盾在《蝕》中已經顯露了組織概括多方面的社會題材、塑造多種人物形象的巨大才能。《蝕》對於揭露舊制度、舊勢力的黑暗，揭示小資產階級悲劇的社會原因，從而激發人們對黑暗現實的痛恨等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積極意義。但是，《蝕》的基調是消沉的，同一時期完成的短篇小說集《野薔薇》也是如此，這和大革命失敗後作家的苦悶心情有關。從此，茅盾脫離了政治生涯，專心從事創作。

1929年4月，為了避開國民黨的追捕通緝，也為了讓自己的情緒重新振作起來，茅盾東渡日本，寫下一部未完成的長篇，目的“欲為中國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①，這就是《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個接受了五四思潮影響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她信仰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正當五四的熱潮燃遍全中國時，十八歲的梅行素卻由父親作主嫁給蘇貨鋪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將要成為一個偷賣日貨的蘇貨鋪的女主人。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衝破了家庭的牢籠，走上了尋求新的人生的鬥爭之路。但是，詭譎多變的現實，①《從牯嶺到東京》。

①《從牯嶺到東京》。

①《〈虹〉跋》。

顛沛的生活，黑暗與光明交織成她的生命之絲，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卻愛着姨表兄韋玉。韋玉是個軟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幫助梅增添鬥爭的勇氣，反而勸她妥協。社會黑暗、排擠誹謗，使梅變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過且過我行我素的“現在叛徒”。正當她憑個人的力量在社會上衝來衝去的時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剛夫。梁剛夫幫助她逐漸接近了革命、認識了革命、最後參加了革命。她已經完全不同於《蝕》中的靜女士、章秋柳等人，後者自始至終沉緬在追求、幻滅之中，而梅則是虹一樣的人物，作家說，“虹是一座橋，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國，重到世間的那一座橋”②，是一個對社會始終採取挑戰態度的女性，在她身上寄託了作家對革命前途的希望和信念。

在日本時期，作家寫下許多優美的散文。《叩門》、《霧》、《賣豆腐的哨子》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這些散文既有悵惘、苦悶的情緒，也有對暴風雨和陽光的期待，和小說《虹》一樣，是過渡性的作品，是作家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

1928年到1929年間，中國革命文藝界內部發生了一場以創造社、太陽社為一方，以魯迅、茅盾為另一方的論戰，文學史上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茅盾積极參与了這一場論戰，在論戰中，他提出並豐富了自己的文學理論，尤其是關於文學的描寫對象、服務對象問題，這是民主革命時期革命文學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中，創造社和太陽社裏一部分人錯誤地把魯迅、茅盾當作了革命的對象，在指責魯迅是“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時，把茅盾說成是“不長進的所謂革命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那麼，文學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寫小資產階級呢？描寫小資產階級是否違背了無產階級藝術的要求呢？描寫對象與服務對象的問題便成為這場論爭的焦點之一。茅盾寫了《從牯嶺到東京》，指出如何對待人數眾多的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重要課題，也是新文學的重要課題。創造社和太陽社從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資產階級，把他們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動者”，把他們從革命軍中或同盟軍中開除出去，視為革命的對立面，顯然是錯誤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學描寫窮苦大眾是對的，另一方面又明確地指出，不應將小資產階級拋棄。

對文藝與生活的關係的認識，是這次論爭的另一個焦點問題。如果按照“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去演繹和圖解生活，勢必產生標語口號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認識生活，才能正確反映生活。茅盾認為，文藝的創造者必須與實際生活建立“極密切的關係”，掌握文藝的特殊規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將來的偉大作品之產生不能不根據三個條件：正確的觀念，充實的生活和純熟的技術，然而最最主要的還是充實的生活。”①茅盾的這些論文不僅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概括和總結，也是對新文學現實主義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在中國**的領導下，以魯迅為盟主，“左聯”繼承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傳統，領導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下了偉大的篇章。

茅盾於是年4月從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參加了“左聯”的工作。在創作②《我走過的道路》。

①《關於創作》。

上，力圖開闢新的途徑，先是寫了《豹子頭林沖》、《三人行》兩個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創作中的缺點與不足，學習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中國社會進行縝密的嚴肅的觀察，終於在1931至1932年間寫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長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節僅僅是1930年5至7月兩個月的社會現實。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小說展現了在這黑暗的年代裏極其複雜尖銳的社會關係與階級矛盾，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等等，描繪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廣闊而真實的時代畫卷，不僅概括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都市社會的基本特徵，而且預見了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子夜》的問世，顯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偉大收穫，也奠定了茅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學的成功之作。但茅盾的注意力不僅投向都市，也十分關注經濟破產的黑影重壓下的農村。《春蠶》、《秋收》、《殘冬》組成的“農村三部曲”與《子夜》、《多角關係》等中長篇共同構成“大規模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廣闊的橫斷面。

茅盾在三十年代，仍繼續他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就已頗有建樹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工作，並且逐漸形成自身很有特色的現實主義理論體系。茅盾的文學批評理論不僅要求文學作品具有巨大的歷史內容、時代內容，而且要具有相應的思想深度。歷史涵量與思想深度的結合成為他的現實主義理論的又一特色。從五四落潮以後，茅盾就在思考着如何反映青年知識分子“心的跳動”，如何反映工業文明打碎了鄉村經濟以後的人們的心理狀況。茅盾敏銳地看到，有些作家隨着五四的落潮而落伍了、停滯了，這便是文學史上的“廬隱的停滯”的論斷。這一論斷是茅盾提出的，不僅道出了對女作家廬隱的萬般惋惜，而且總結了某些帶有規律性的創作現象。

茅盾的一生不僅以一個熱情的作家身份參與了新文學的進程，而且以一個冷峻的批評家的身份推動了新文學的進程。有關文學批評的文章，尤其是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在他的全部文論中佔了很大比重。在“左聯”時期，他的文學批評和理論建設達到了極為圓熟深刻的境地。他是新文學的文藝批評的開創者。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后，41歲的茅盾帶着一顆蒼涼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長沙，轉武漢，後去廣州編輯《文藝陣地》，后赴香港為《立報》編副刊《言林》。此後曾應杜重遠之約去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教，重返內地時路經延安，為魯藝講學。當他從延安回重慶不久，皖南事變發生，他又離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

在香港，茅盾是敵偽眼中較大的目標之一，隨時都有身陷囹圄的危險。

為了從香港搶救出進步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命令東江游擊隊配合港九地下黨組織護送茅盾、鄒韜奮、何香凝、葉以群等人離開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輾轉抵達桂林。

漫長的八年抗戰，流亡動亂的生活，茅盾始終以一個戰士的姿態，以文學作武器，無情地暴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揭穿他們**反人民的罪惡，熱情歌頌人民的抗戰鬥爭。他寫了《第一階段的故事》、《霜葉紅似二月花》、《腐蝕》等長篇小說，劇本《清明前後》，短篇小說《委屈》，散文集《見聞雜記》、《時間的紀錄》等。其中，《腐蝕》、《清明前後》、《白楊禮讚》等是本時期的代表作。

日記體小說《腐蝕》寫於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上，以日記的主人女特務趙惠明從失足、懊悔到棄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掙扎過程為線索，尖銳地暴露了蔣介石特務組織的兇殘陰險，控訴了蔣介石反動集團對青年的摧殘與戕害。

如果說，《腐蝕》是一紙對國民黨特務罪惡的血淚控訴，抗戰勝利前夕寫的劇本《清明前後》則是一份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罪行錄。它以當時轟動重慶的黃金案為題材，展示了國民黨戰時首都的“無恥、卑劣與罪惡”。評論界一致認為，這個劇本是一部有着尖銳而又豐富的現實意義的力作。

作為一個關心祖國命運，與人民的鬥爭休戚相關的作家，一方面，他那冷雋而銳利的現實主義筆鋒，直接揭露敵人的罪惡與腐朽；另一方面，熱情而洒脫地歌頌人民的鬥爭，《白楊禮讚》就是這樣一篇膾炙人口的優美散文。作家借西北高原上傲然聳立的白楊樹的形象，歌頌**領導下堅持敵後抗戰的英雄人民，讚美他們“在北方的風雪的壓迫下卻保持着倔強挺立”，“偉岸、正直、樸質、嚴肅”，“宛然象徵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決盪用血寫出新中國的歷史的那種精神和意志”。作家用高亢的音調宣稱：“我讚美白楊樹，就因為它不但象徵了北方的農民，尤其象徵了今天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所不可缺的樸質、堅強，以及力求上進的精神。”

1945年抗戰勝利，茅盾整50歲。重慶的文藝界為茅盾慶祝50壽辰和文藝創作25周年紀念，聚集在大後方的作家、學者、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800餘人到會祝賀。

1946年，茅盾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邀請，赴蘇作友好訪問。在蘇聯，廣泛接觸了文藝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了中蘇文化和中蘇人民的友誼。茅盾是第一位被邀請訪問蘇聯的中國作家。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茅盾在會上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重要報告。國統區和解放區兩支文藝大軍會師，準備迎接新中國。茅盾在會上當選全國文聯副主席、全國作家協會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茅盾出任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長，兩個文藝界影響最大的刊物《譯文》雜誌、《人民文學》雜誌第一任主編，同時主持全國文聯和作協的工作。

茅盾主持過第二、三次全國文代會、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首屆全國電影劇本創作會議、全國翻譯工作會議、梅蘭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紀念會、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會、全國文教“群英會”及國內外文化名人的紀念活動，均發表有重要講話，指導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順利發展。與此同時，他把自己大部分精力用於發現並培養青年作家，如谷峪、王願堅、茹志鵑、康濯、蒙族的瑪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瑪、白族的曉雪都是在他的扶植和幫助下成長起來的。

茅盾不僅是我國文化事業的領導人，也是中國人民與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他積极參加有關保衛世界和平的各種國際會議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為人類的和平進步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51年，茅盾被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他曾多次出席在莫斯科、柏林、維也納、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等地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曾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席在新德里、塔什干、開羅等地召開的國際作家會議，曾在北京主持了世界文化名人阿維森納、雨果、達·文西、屈原、哥白尼、契珂夫、席勒、密茨凱維支、孟德斯鳩、安徒生、海涅、迦梨陀娑、陀斯妥也夫斯基、泰戈爾等作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畫家、天文學家的紀念活動。茅盾在晚年還接待過許多外國來訪者。

新中國成立后，文化行政事務繁忙，但茅盾仍未間斷他的文學理論批評工作。《鼓吹集》、《鼓吹續集》、《歷史和歷史劇》、《夜讀偶記》等文論集相繼問世。這些文論內容豐富，涉及面很廣，有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闡釋，有對現實主義傳統的總結，有對生活、思想、寫作技巧的論述，有對民族形式的探討，有關於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創作方法的研究，有文藝欣賞與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等，是茅盾在新時期的學術新貢獻。此外，還有許多散文、雜文、詩詞發表。

1981年3月27日，茅盾與世長辭。在馳騁文壇60多年的歲月里，茅盾為我們留下1200萬字的著作，《茅盾全集》40卷於1997年出齊。

茅盾逝世后，根據他生前遺願，捐贈25萬元稿費作為茅盾文學獎，以獎勵優秀的長篇小說作者。

第五十一章徐悲鴻徐悲鴻，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7月19日，誕生於太湖之西江蘇宜興屺亭橋鎮。其父徐達章為當地著名畫家，繪畫一宗造物，獨喜描寫生活中之所見，于山水、花鳥、人物均有造詣，又善詩文篆刻。徐悲鴻6歲起隨父讀書，7歲習書法，9歲讀完《四書》及《詩》、《書》、《禮》、《易》。讀至《左傳》，終以對繪畫的酷愛使父親深受感動，得以在每日課畢讓其臨摹《點石齋畫譜》中的人物、界畫。徐悲鴻從題材豐富、場面宏大的插圖中學到了紮實的技法，10歲時，已幫助父親在畫上敷色，並在新年佳節時，為鄰居書寫對聯，並以即景賦詩的才能聞名鄉里。在初習畫時，他便表現出非凡的形象記憶能力，一次父親外出歸來，問有何客來訪，他即將來客形象默畫於拇指之上，令人一目了然。

徐悲鴻是家中長子，下有2弟3妹。他13歲時，家鄉遭水災，生活難以維持。父親攜他赴鄰近各縣鄉鎮，開始流浪江湖的生涯，為人畫中堂、寫對聯、刻圖章，特別是畫肖像和祖先像。這對造型的要求很高，在艱苦的境遇之中，徐悲鴻養成了手不釋筆的習慣，打下了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繪畫風格的基礎。常年謀食江湖，使他目睹和體驗了下層社會人民的困苦，激發了他的正義感，他自刻了“江南貧俠”的印章，在畫上署名“神州少年”。這時，他最大的樂趣是收集強盜牌香煙所附的動物畫片，引發了他對動物畫的巨大興趣。

4年的流浪生活使徐達章染上重病，父子返回故鄉。徐悲鴻從此挑起家庭重擔。他同時擔任了宜興女子師範學校、彭城中學和始齊學校的圖畫教員。三校相隔很遠，他常需半夜起身，步行數十里到各校授課。他後來喜愛描繪的清冷含情的“月色”，應是對這段艱苦生活的回憶。

父親去世，徐悲鴻於1915年赴上海，尋找半工半讀的機會，但沒能如願。他以“水盡山窮，仍能自拔，方不為懦”的意志與命運抗爭。他的作品《馬》得到高劍父、高奇峰兄弟的讚賞，他們認為“古之韓干，未能過也”，決定在他們主持的上海審美館出版發行。徐悲鴻從此開始賣畫、教畫，並考入震旦大學。19年3月，哈同花園創立的聖明智大學徵求倉頡畫像，徐悲鴻以巨幅水彩畫中選，被該校聘去講學、作畫，結識了同為該校教授的康有為、陳三立等。康視徐悲鴻為藝苑奇才，請他為自己、亡妻、家人畫像，並盡出自己收藏的書畫碑版，供其觀覽研習。通過對哈同花園書畫精品的學習和同康有為等鴻儒大家的切磋，徐悲鴻對中國繪畫的演變和現狀進行了深入分析，尋找革新之路。在康有為的指導下，他還遍臨名碑，書藝精進。

1917年，得到聖明智大學的酬金，徐悲鴻離開上海，前往日本。他飽覽了日本的美術藏品，覺得日本畫家漸脫積習，會心造物，所作博麗繁郁，花鳥畫尤為發展；但華而薄，實而少韻，太求奪目，而無蘊藉朴茂之風。於是，進一步地明確了自己改革中國畫的主張。他於年底回國。

1918年3月，他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參與創建了畫法研究會，並任該會導師。他制訂了詳細的教學計劃和方法，教授人物畫和水彩、素描。在創建大會上，他着重介紹了西洋畫的流派與技法特點。在教學中，他強調師法造化和融會中西。他帶領學生到崇效寺作牡丹寫生，到西山碧雲寺等地畫山水，去故宮文華殿、蘇俄駐華使館觀看中外繪畫展覽。作為最富革新精神的畫家，他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之中，在北京大學校刊、美學雜誌上撰文，以振聾發聵之聲宣講中國畫改革之必要，指出中國畫頹敗已極，原因在於“守舊”，在於陳陳相因而喪失其學術地位。他特別針對當時人物畫的沒落，指出“寫人不準，少法度，指少一節，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轉，使頭不能仰而側視，手不能向畫面而伸，無論童子，一笑就老，無論少艾，一皺眉即丑，半面可見眼角尖，跳舞強藏美人足，此尚不改正不求進，尚成何學？”他明確提出改革的道路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擯棄抄襲古人之惡習，憑實寫達惟妙惟肖之境”。在這一時期，他創作了《梅蘭芳演出天女散花》、《國民》雜誌封面畫、《西山古松柏》、《晴嵐翠蟑》、《三馬圖》等。《三馬圖》雖取傳統題材，並用中國畫工具寫就，但手法全新，畫樹榦皴法純為獨創，巨松伸展枝葉，蔭下三馬體態各異，造型結合明暗，揚中外繪畫之長，棄中外繪畫之短，吞吐融渾，自成一家。《西山古松柏》憑藉寫生使樹枝的扭轉穿插奇兀而自然，遠樹以大筆點出，巧妙地運用透視與渲染，加強空間感與質量感。

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的推薦之下，徐悲鴻獲得赴法國學習的機會。5月經倫敦抵巴黎。先每日赴各大博物館，深入研究西方藝術之長，然後入朱里安畫院（AcademieJulien）習素描兩月，便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入弗拉孟畫室。他首次作油畫便得到弗拉孟的讚賞，在多次競試中，他都名列前茅。但他並不滿足於在美院的學習，把博物館中各派大師的作品作為老師，如饑似渴地比較各派的異同和優點，從對委拉斯貴支、約爾丹斯、普呂洞、德拉克洛瓦、莫羅、拉斐爾、倫勃朗、哈爾斯等人名作的臨摹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他還經名雕家唐潑特介紹，結識了並不在美術學院任教的名畫家達仰·布弗萊。達仰以描繪布列塔尼地區農民、漁民生活而馳名歐美。徐悲鴻從1920年起，每周持作品去他的畫室求教，並參加在該處舉行的每周畫家聚會，受益良深，從與貝奈爾、莫尼埃、阿米克等法國名畫家的切磋中領會西方繪畫的精髓，探索發展中國繪畫之所需。

徐悲鴻在歐洲學習期間所作素描、速寫達數干幅，大部分是在蒙巴納斯各自由畫室中留下的。他經常每日工作10小時，以鐵杵磨成針的精神去掌握西方繪畫技巧。1921年4月法國全國美展開幕，他從早到晚仔細觀摹，當走出會場時，才發現天降大雪，而他整日未曾進食，又無禦寒的大衣，頓時腹痛如絞，為此留下腸痙攣症的病根，並經常受到折磨，但他常強迫自己忍痛作畫，在現存的一幅素描上有他這樣的題字：“人覽吾畫，焉知吾之為此，每至痛不可支也。”徐悲鴻在這些習作中，成功地融入東方藝術的美感，精緻而雅逸，盡微而致廣，風格俊秀，獨樹一幟。這些素描一般不畫背景，而突出線的靈動。線條在表現體積、空間、質感、量感的同時，以粗細、方圓、徐疾、剛柔、藏露的節奏變化，傳達獨特的形式美感。徐悲鴻還喜用灰色畫紙，利用底色而省去一個顏色層次，使畫更為凝練。他經常有意削弱明暗對比，以大塊略去陰影的手法收言簡意賅之效，從而突出物象精神，把壯年男子的強健、女性的柔潤細膩、老人的瘦縮、孩童的稚嫩天真，刻畫得真實動人。

徐悲鴻覺得在法國所學仍然有限，1912年又赴德國，問學於柏林美術學院院長康普，並在柏林動物園對猛獸作了大量速寫，創作了《獅吼》、《奴隸與獅》等素描傑作。他將獅的喜怒哀樂、威嚴和易刻畫得淋漓盡致，傳達出震撼人心的力量。1923年，徐悲鴻從德國回到巴黎，以油畫《老婦》第一次入選法國國家美展。為了把從古代大師畫上學到的東西運用到自己的畫上，他進一步精研素描，在油繪人體時認真作分部研究，務求體會精微。他對每幅重要習作都進行默寫，然後對照原畫修改，精益求精。1924年，他已將油畫技巧掌握得精通練達，“作畫無一致之體，力求簡約”，造型設色均遊刃有餘。“既成，遂得大和，有從容遐逸之樂”。他的油畫傑作《蕭聲》、《遠聞》、《撫貓人像》、《馬夫和馬》、《悵望》、《琴課》均運用豐富的造型手段，宣達不同旨趣。將古典主義的精卓、浪漫主義的激情、寫實主義的朴茂熔於一爐。1925年，徐悲鴻赴新加坡，為陳嘉庚及其所辦的廈門大學作畫，並在上海展出歷年所作，引起文化界的極大興趣。康有為當時寫道：“徐悲鴻10年前為我及文慎公寫像，惟妙惟肖。其於畫，蓋天才也。后游日本，又學畫於法國德國，深詣7年。今歸所作示我，精深華妙，隱秀雄奇，獨步中國，無以為偶。其畫固中國所未見，其畫派亦中國所未有。”1926年，徐悲鴻赴布魯塞爾臨畫，他很愛魯本斯的作品，認為他是古今最大色彩畫家之一。他在臨摹弗蘭德斯名家約爾丹斯之作時尤下功夫，每日開館即入，閉館方出，中間連一口水都不喝，培養自己吃苦的耐力，以求“立至德，造大奇，為人類申訴”。1927年，他又遊學於意大利、瑞士，赴威尼斯觀提香的《聖母升天圖》，在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名雕和西斯廷禮拜堂米開朗基羅的壁畫前流連良久，並赴龐貝古城，領略古代藝術的氣氛。在1927年法國國家美展上，徐悲鴻送交的9幅作品全部入選，作品以精湛的技巧和獨特的東方韻味獲巨大成功，得到很高讚譽。

1927年，徐悲鴻回到久別的祖國，首先與田漢、歐陽予倩共同創建南國藝術學院，推動現實主義藝術運動。徐悲鴻擔任美術系主任。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出該校旨在“養成能與此時代同呼吸共痛癢的青年，以為新時代的先驅”。1928年，南京中央大學也聘請他為藝術系教授，他提出不能辭去南國的工作，於是半月在南國，半月在中大授課。他從歐洲購回了大量藝術教育所需的石膏模型，包括藝用解剖學的人物、動物模具，親自撰寫美術史教材和藝院建設計劃，着手建立系統、完整的美術教育體系。1929年，他就任北京藝術學院院長，又以“一口反萬眾”的堅定態度聘齊白石為教授，並籌建建築、雕塑學系，極力促進中國美術教學的改革。

徐悲鴻在進行藝術教育的同時，投入了緊張的創作活動。他的第一幅巨作是1928至1930年繪製的油畫《田橫五百士》。它取材《史記》，選取了田橫與500壯士訣別的時刻，表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風亮節。畫上以大片雲朵壓向地面，運用藍天、碧海、白馬、紅袍造成的強烈對比，加強畫面的緊張氣氛。畫中人物形象的多樣和生動開闢了中國畫壇的新紀元。畫家巧妙地使用了以一當十的構圖法，在造成強烈的悲劇**的同時達到了畫面的奇特平衡，表現出宏偉的中國氣派。在二十年代末，它是中國最重要的人物畫創作，也是第一幅油畫歷史畫傑作，在處理巨大場面和複雜人物關係上得心應手，代表着中國油畫的傑出成就。在1928年暑假，他還到福州為福建教育廳繪製了大幅油畫《蔡公時被難圖》，歌頌面對日軍屠刀視死如歸的民族英雄。

1930年，他創作了巨幅中國畫《九方皋》。這幅苦心經營、數次易稿的畫作取材於《列子》。畫上被伯樂推薦給秦穆公的九方皋正在全神貫注地相馬，千里馬為遇到知己而歡快地揚蹄嘶鳴。畫家通過拋棄外表，直抵本質的相馬高手闡明了自己取精用宏的藝術觀，抒發了自己對“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強烈感慨。他巧妙地運用了對比的手法，用凡馬襯托出良驥。那些無知淺薄而又看不起身為農夫的九方皋的旁觀者正好反襯出具有遠見卓識而不露聲色的智者。畫面墨色的安排、線條的運用、虛實的處理均臻於盡善盡美。神情刻劃的深入使中國畫別開生面。

1931年，徐悲鴻完成了巨幅油畫《徯我后》。畫面以受到大旱煎熬的百姓期盼甘霖的場面反映着人民反對壓迫者，期望光明、解放的心聲。土地龜裂，樹木枯死，人物瘦骨伶仃，把油畫的感染力發揮到極致，令人不覺產生悲天憫人之情。它和《田橫五百士》一起，奠定了中國油畫的基石，成為中國油畫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在對中國和西方的藝術進行了多年深入研究之後，徐悲鴻提出了中國藝術復興的主張。他把中國藝術教育在新時期的審美原則總結概括為《新七法》，作為完成一個健全畫家的定則。它們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確、黑白分明、動態天然、輕重和諧、性格畢現、傳神阿堵”。在此基礎上，他還將藝術教育思想概括為“崇德性、崇文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形成從畫品到畫法的完整的藝術理論。徐悲鴻強調崇德性，指出畫家的責任是“窮造化之奇，探人生究竟”。要求畫家無比真誠地對待自己的藝術，“不慕時尚，不甘小就，不舍己以循人”，作到人品畫品一致。崇文學旨在把我國傳統繪畫的精華，其中包括“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意境要求和寄情、托興手法發揚光大，使繪畫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致廣大，盡精微”不僅是指藝術造型的手法和效果，更是指藝術的精神，那種“水墨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的宏大中國氣派。這一宏偉氣魄是盡精微的前提，而“盡精微”的功力則來自於艱苦磨練和認識對象的科學態度。“極高明、道中庸”，鮮明地體現出徐悲鴻對中國藝術境界的把握和它與西方藝術的區別。它不因高明而走極端，而是找到通向至善盡美的最佳結合點，在處理線與面、顏色與素描、虛與實、繁與簡、寫實與寫意、形與神的關係上自始至終處於最佳位勢，把握美之所在，使司空見慣的事物經高明之手，出人意表地獲得更高層次上的大和。這種恰到好處的把握分寸，乃是素養、學識的積累，是畫家諸方面才智的總匯聚。徐悲鴻的這一藝術思想和它在藝術教育中的實施，使得中國繪畫扭轉了因循守舊、僵化衰微的形勢，並穩步地向前發展。在中國藝術步入現代的過程中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為了向歐洲介紹中國的藝術成就，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從1933到1934年，徐悲鴻攜帶中國古今名家畫作和自己的代表作，赴歐宣傳中國文化。中國繪畫首先在巴黎引起震動，法國文豪保羅·瓦洛里為在巴黎國立外國美術館舉行的這一畫展撰寫了序言，3000人參加了開幕式，應觀眾要求，展覽延至45天，目錄再版3次。法國政府購藏了中國現代繪畫作品，並在外國美術館設專室陳列。法國報刊稱徐悲鴻為大師，認為他的古柏可與巴比松畫派主將盧梭的橡樹相媲美。隨後，徐悲鴻又赴布魯塞爾美術館、柏林美術家協會展覽館、法蘭克福國家美術館舉行個人畫展，獲巨大成功。他在米蘭王宮和莫斯科歷史博物館、列寧格勒埃米塔熱（冬宮）美術館舉辦的中國畫展也受到極熱烈歡迎。意大利報刊稱該展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自馬可·波羅以後最重要的事件。埃米塔熱美術館至今仍陳列着徐悲鴻當年與該館交換的作品。展后，歐洲成立了四處中國繪畫的專門展室，介紹、報道中國畫展的報紙累計達數億份。

徐悲鴻從1935年到1938年夏，多次前往廣西，幫助籌建美術館、美術學院和組織第一屆省美術展覽。並且主持廣西全省中學藝術教師講習班，以切實推動藝術教育的發展。秀甲天下的陽朔使他激情澎湃，他刻了《陽朔天民》的印章，放舟於灕江之上，創作了馳名中外的潑墨山水畫《灕江春雨》。該畫純以墨塊寫物造型，把水墨畫的洇墨、滲透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使鬼斧神工的山丘、錯落有致的房舍樹木，在濛濛煙雨之中若隱若現。畫面幾無線條，更無皴擦的痕迹，中國畫墨分五色的美感沁人肺腑，那空靈的山光，蕩漾的水影與洒脫飄逸、韻味無窮的用筆，使該作堪稱中國山水畫之大奇。抗戰開始，徐悲鴻隨中央大學遷到重慶，國破家亡的感慨凝於筆端，使他的藝術更加升華。在1938年除夕，他為一位拾破爛的貧窮女子畫的肖像《巴之貧婦》，以異常簡潔生動的手法抒寫滿腔的同情。其時，畫家居住在磐溪，每日過嘉陵江去中大授課，目睹重慶人民上下百丈石階挑水的艱辛，感慨萬分，又創作了《巴人汲水》。畫面讓俯身汲水者處於大角度的短縮透視之中，與轉身上坡的挑水者形成用力方向的強烈對比，並以超長豎幅的新穎構圖巧妙地解決了人與環境關係的棘手難題，使它成為反映現實生活的傑作。在抗日戰爭中，徐悲鴻的畫筆與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疾苦緊密相連，筆下的形象飽含象徵意義，抒發著愛國的情操。他反覆創作以獅為題材的寄興畫。《新生命活躍起來》表現睡獅的覺醒，它在穿山越澗，勇往直前；《負傷之獅》雙目噴射着復仇的火焰；《獅與蛇》以雄獅側目鄙視挑釁者來抒發對於侵略者的痛恨；《群獅》則取會師東京之諧音，表現出在最艱難困苦的時刻，對最終勝利的信念和預言。在岩石之巔高啼的雄雞，勇敢、忠誠，奔向勝利和光明的駿馬也都是托興的最好對象，畫家借它們一吐積鬱，寄託渴望，把中國文人畫借梅蘭竹菊以自況的傳統大大地提升、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並造就了中國動物畫的高峰。《風雨雞鳴》、《壯烈之回憶》以及作於第二次長沙會戰之時的《奔馬》都是該時期馳名遐邇的傳世之作。

1939至1942年，徐悲鴻幾次奔赴南洋，以畫筆為民族救亡服務。他在吉隆坡、新加坡、梹城、怡保等地舉行了6次徐悲鴻畫展，將賣畫的全部收入捐獻給國家，以救濟流離失所的難民和陣亡將士的遺孤。他在新加坡的畫展由以陳嘉庚為首的救賑總會主辦，售出畫作達四、五百幅，在60萬人口的新加坡就有3萬多人參觀了畫展，成為以文化支援抗戰的空前盛事。在新加坡，他還創作了以著名街頭劇為名的油畫《放下你的鞭子》。

1939年11月，徐悲鴻應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之邀，前往印度大學講學，並在加爾各答和聖地尼克坦舉行畫展。泰戈爾主持畫展開幕並親筆撰寫了畫展序言。他寫道：“中國的藝術大師徐悲鴻在富有韻律的線條和顏色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記憶中已消失的遠古形象，同時又無損於他自己經驗中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我盡情地欣賞了這些繪畫，我確信我們的藝術愛好者將從這些繪畫中得到豐富的靈感讓我升起談話的帷幕，來引導觀眾走向一席難逢的美的盛筵。”

在印度，徐悲鴻作了大量的素描、速寫，僅畫泰戈爾的就有10多幅。他根據自己對詩人的了解完成了中國人物畫傑作《泰戈爾》。畫中詩人正在凝神構思，目光透過鏡片注視着遠方理想中的世界，雪白的鬚髮在微微飄拂，執筆的手彷彿隨着思想在緩慢地移動，形象極為生動傳神。靜謐幽深的環境配合著詩人深邃的思想，林中的小鳥好像都停止了歌唱，怕打擾了美好詩歌。在畫展結束之後，徐悲鴻前往喜馬拉雅山，繪製他構思已久的中國畫巨作《愚公移山》。這幅畫運用了大量處於劇烈運動之中的真人大小的**，造成畫面空前的氣魄與偉力。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徐悲鴻以畫筆為堅強不屈的同胞留下了無愧於時代的偉大形象。他為這幅畫作了100多幅畫稿和習作，最後使用了中國畫的形式，用淋漓的水墨抒寫中國歷代畫家最感棘手的人體，從而在中國畫技法和意境上開闢了新的時代。

在印度，徐悲鴻經常騎馬遠行，從而細審馬的性格神情，筆下馬的形象也同時在集中、概括、提煉、升華，形成“徐悲鴻的馬”的典型。畫家準確地勾出馬的骨骼、肌肉的關鍵部位，用重墨突出刻劃頭部、四肢、肩、胸、足等傳神之處，造型精卓、用筆洗鍊，體積感、空間感、質量感都意到筆隨地顯現於富有韻律的墨塊之間。徐悲鴻一反中國歷代畫馬的線描工細手法，以大寫意的筆法塑造出瘦身、長腿、尖耳、闊鼻、鬃毛飛舞、骨帶銅聲的英俊形象，同時，也以詩意雋永，寄託高深，使它明顯區別於西方浪漫主義畫家之筆。這些馬即是畫家的心馳神往，它們或躑躅於曠野山巔，或奔馳於荒原大漠，不受羈絆，憧憬光明。“直須此世非長夜，漠漠窮荒有盡頭”、“天涯何處尋芳草”、“鏟盡崎嶇大路平”的獨特意境賦予了它們永恆的魅力，成為中國藝術的一種象徵。

1942年底，徐悲鴻經雲南回到重慶，一邊繼續任教中央大學，一邊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籌建中國美術學院。1943年夏，徐悲鴻率該院籌備處到青城山寫生，居天師洞道觀。他以屈原《九歌》為題，創作了兩幅氣氛截然不同的中國人物畫。一幅是在幽深山谷之中備感孤獨的山鬼，另一幅是在短兵相接的廝殺中為國捐軀的戰士，不論是《山鬼》還是《國殤》，畫家的悲憤之情都溢於畫外。《李印象像》原為《國殤》一畫作準備的寫生畫稿，其流暢有力的線條在造型上起到了明暗渲染的作用，把線的魅力發揮到了極致，堪稱中國白描技法的代表。

在物質條件極艱苦的情況下，徐悲鴻仍然堅持着油畫創作。他的手法較之在法國時更加雄渾勁健。《月夜》、《喜馬拉雅山之晨》、《銀杏樹》、《庭院——雞足山廟宇》、《廖靜文像》以類似鑲嵌的手法把顏色一塊塊地擺上畫面，產生金石鏗鏘的效果。在展開色彩魅力的同時，他的油畫傳達出東方飄逸的形式美和有別於西法的審美韻味。《喜馬拉雅山之樹》取中國山水畫的構圖，對樹木輪廓的勾勒，枝幹的處理，都有中國畫皴法之美。《桂林山水》純以畫力寫就，運用類似中國石青、石綠的顏色，造成中國山水畫的逸雅氛圍，戛戛獨造，奇美動人。

1946年，徐悲鴻來到北平，擔任北平藝專校長。他聘請了許多有能力，有影響的藝術家到校任教，在美術教學中強調以素描為基礎。對於學國畫的學生，他要求學習畫10種動物，10種樹木，10種花卉翎毛，以及界畫。在同保守勢力進行的關於國畫論戰中，他向各報記者發表題為《新中國畫建立之步驟》的書面談話，提倡“直接師法造化”。

他還擔任了北平美術作家協會的名譽會長，組織該會與北平藝專、中國美術學院的聯合畫展，展示了反映現實、銳意革新的畫風。

1949年4月，徐悲鴻作為新中國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各國代表歡迎新中國代表團的熱烈場面使他心潮澎湃。他創作了人物眾多的水墨畫《在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該年，他還參加了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歌的工作。新中國的成立令他興奮無比，他以“百載沉痾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的奔馬圖慶祝新時代的到來。同年，他被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並在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繁重的教學工作和社會活動不曾使他停下畫筆，他為眾多的工農兵模範人物和著名學者作了栩栩如生的肖像。此時，他的素描凝練之極，運用被稱為“黑石頭”的四方炭精隨手勾出五官輪廓，以粗重的線條略施明暗，在關鍵部位用手指稍稍擦上幾下，便令人物呼之欲出。《馬寅初》、《苟富榮》、《李長林》、《戎冠秀》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

1951年，徐悲鴻從報上看到魯南蘇北疏導沭河，開鑿200公里長的沂河，動員民工近百萬的消息，決定去體驗生活。他儘管患有高血壓症，仍堅持在工地與民工們同吃同住，在勞動現場畫速寫，收集素材，畫了《呂芳彬像》、《任繼東像》、《總工程師張瑨》等精採的肖像，並且為工地油印刊物畫封面，同普通勞動者親密無間。回到北京，就在整理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巨幅油畫《當代新愚公》的構圖時，不幸突患腦溢血，致使半身癱瘓。

1953年，徐悲鴻漸能起床行動，便到中央美院為畢業班學生和中央美院及其華東分院的教師進修組上課、改畫。9月23日第二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他擔任執行主席，主持會議，當晚突發腦溢血，於9月26日逝世，安葬於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

12月，徐悲鴻的遺作展覽在北京舉行，周恩來總理親臨參觀，他指着徐悲鴻書寫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說，“徐悲鴻便有這種精神”。他讚揚徐悲鴻的作品融會了古今中外的技法，認為他的油畫和素描也具有民族風格，是他自己生活年代的一位藝術大師。

徐悲鴻從在歐洲留學時起，便想為中國籌建一座美術博物館，多方奔走，未有結果。於是求諸於己，“欲精意成畫百十幅”，並以自己的全部收入購藏古今佳作。在這一收藏中，有他推測為吳道子手筆，視為“悲鴻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有以宣達緊張情緒代表中國宋代人物畫高峰的《朱雲折檻圖》。畫家以節衣縮食搜集的這1000多件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名家的書畫作品，他自己的1000多件國畫、油畫、素描作品，以及1萬多件中外美術書籍、碑拓、圖片，在他逝世的當日，由家屬全部獻給了國家。徐悲鴻的故居，北京東受祿街號被闢為徐悲鴻紀念館。1983年，在新街口北大街53號建成了徐悲鴻紀念館新館。該館常年對國內外開放，並在歐洲、亞洲、美洲舉辦了《徐悲鴻藝術》的回顧展，將這位“中國近代繪畫之父”的藝術全貌和創造精神展示於人，引起人們對他深深的懷念。

第五十二章齊白石齊白石，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於湖南湘潭縣星斗塘杏子塢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他是家中長孫，而祖孫三代只有一畝水田，祖父、父親都為人打零工以維持全家生計。他出生時，父親為他起的名字是純芝，又作阿芝；祖父為他取號渭清和蘭亭。由於是家中長子，后又以木工為業，故他成為畫家后題畫時也用齊大，木居士、老木一等名號；還由於居住堂室之名為《寄萍堂》、《借山吟館》，故又號寄園、寄萍、萍翁、老萍、寄幻仙奴、借山翁。他的正式姓名倒是26歲拜湘潭名士胡沁園、陳少蕃為師，學文學畫時，由老師為他取的，名齊璜、號瀕生。“白石山人”則是為他日後在畫上題款所起的別號，源於距他家一里之遙的白石鋪驛站，而人們在稱呼他時卻總把“山人”二字省去，久而久之，他也就以齊白石自稱了。白石從4歲到7歲隨祖父識字，8歲時到作鄉村蒙館先生的外祖父處讀書，以《四言雜字》、《三字經》、《百家姓》為啟蒙教材，尤其學了《千家詩》，打下了做詩的功底。事實上，這個珍貴的學習機會也只有一年的時間，便因家貧而中斷了。然而在這一年描紅習字的過程中，他的繪畫天賦被引發出來。他的第一幅繪畫是以薄竹紙蒙在鎮鬼降魔的雷公像上所作的臨摹。隨後，他便把描紅本子上的紙撕下來勾畫星斗塘每日可見的一個釣魚老頭，達到了盡現其身形面貌的程度。從此，凡是他看見過的東西，如牛馬豬羊、雞鴨魚蝦、蟹蛙蝶雀，都被他收入筆下，畫在包過東西的紙上或舊賬簿上，從中感受到莫大的興趣。輟學之後，他每日上山勞作，放牛時，便把書本帶在身邊，在拾糞、砍柴之後，取來溫習。15歲時，齊白石開始學習木匠手藝，先做粗木活，歲時又拜一位擅用平刀法雕刻人物的木匠為師，學習雕花手藝，19歲出師。齊白石善於從自然中發現美，在雕花時亦富有創造精神。他在“麒麟送子”、“狀元及第”等老式題材中加入了牡丹、芍藥、梅、蘭、竹、菊、葡萄、石榴、桃、李等花果和從繡像藝術中借鑒的人物，又在老師的平刀法基礎上進行研究改進，運用了圓刀法，因此，他所做的精緻嫁床、花轎、香案令人讚歎，譽滿鄉里。

20歲時，齊白石在一個顧客家中做雕花活兒時，偶然見到一部殘缺不全的《芥子園畫譜》，如獲至寶。這使他初次比較全面地接觸到中國繪畫的傳統程式技法。他將書借來，每日晚上收工回家之後，便以松油柴火為燈，將薄竹紙蒙於書上，一幅幅精心勾影臨描，整整花了半年時間，終於把畫譜全部複製一遍。齊白石將它們訂成本，作為自己學畫的教材。經過一番刻苦的研習，齊白石的造型能力顯著提高，雕刻時，比例關係趨向勻稱。在雕花之餘，他反覆地臨摹這套畫譜，而且加以融會貫通。看了戲台上唱戲的打扮，他便嘗試繪畫古裝人物。平日，他還特別注意相貌異常者，在畫神像之時，便將他們放入畫中。當時湘潭的民間畫師蕭薌陔、文少可以畫像聞名，齊白石便託人介紹，與他們相識。他們把自己的得意技法都表演給齊白石看，並且詳加指點。經過了這樣認真的觀摹學習，齊白石在畫像上便也初入了門徑。

這時，齊白石畫得到湘潭名士胡沁園的賞識，他讓齊白石在自己的家中住下，鼓勵他走以畫謀生的道路。胡沁園擅長隸書，並會畫工筆花鳥草蟲，於是，齊白石便拜胡沁園和胡家的館師陳少蕃為師，隨他們讀書學畫。他從《唐詩三百首》讀起，又學習了《孟子》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感到能夠讀書真是人生的最大樂趣。胡沁園不僅教授齊白石工筆畫，而且把自己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畫都拿出來讓他仔細觀摹，同時，還介紹人教齊白石畫山水，使他在藝術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十九世紀末攝影尚不普遍，鄉村對畫像的需求很大，有錢人在生前和死後都要“描容”，作為紀念。齊白石從民間畫師處學到的技法，結合自己琢磨出來的一些手法，給人畫像，大受歡迎。從此，他告別了斧鑿，開始了民間畫師的生涯。

齊白石除了畫肖像之外，山水、花鳥、草蟲也畫得很多，只要是顧客需要的內容，他都儘力去畫，力求完美。生活境遇使齊白石養成了勤學苦練的習慣，也使他磨練出對任何題材都不感棘手的本領。有些顧客喜歡較為工細的風格，特別是要求美人圖畫得細膩精到，齊白石便以精細的手法畫了許多古代女英雄，如“文姬歸漢”、“木蘭從軍”等，她們既有柔美體態，又有颯爽英姿，畫得栩栩動人，以致使作者得到了“齊美人”的綽號。當時也有一些勢利眼看不起齊白石的木匠出身，向他訂畫，卻不讓他題款。對此，齊白石並不計較。此時他對於詩書畫印則愈加下力。他的書法學湖南名家何紹基，詩則直抒胸臆，清麗自然。齊白石還將過往頗密的詩友聚集於五龍山大傑寺，成立了龍山詩社，人稱龍山七子。該社又和許多詩友一起，加入了羅網山的羅山詩社。齊白石熱心地為詩友手繪題詩花箋，以淡色的花鳥蟲魚襯托上面的詩句，詩畫結合，別緻雅逸，更極受詩友們的推重，成為詩社的中堅。

對於與詩畫密切相關的篆刻，齊白石亦發憤學習，刻了磨，磨了再刻，使住室周圍儘是泥漿。由於所見只有丁龍泓、黃小松的刻印拓片，故從兩家入手學習細密刀法。隨着眼界的逐漸拓展，學問的不斷深入，齊白石的畫風從民間繪畫向著文人畫慢慢地靠近。

1899年，齊白石以詩文畫為見面禮，到湘潭城中拜著名詩人王湘綺為師，從而同鐵匠張仲颺，銅匠曾招吉一起，成為湖南有名的“王門三匠”。1900年，齊白石的賣畫收入已足以滿足家用。他從星斗塘搬出，租下了距白石鋪不遠的獅子口梅公祠的房屋，號“借山吟館”，以示租借山景以助詩興之意。齊白石並自蓋了一間書房，在裏面讀書吟作，苦下功夫。由於周圍均是梅花，故號“百梅書屋”。齊白石在自述中說：“雖詩境擴，益知作詩之難。多行路還須多讀書。故造借山吟館於南嶽山下，熟讀唐宋詩，不能一刻離手，如渴不能離飲，飢不能離食。”

40歲的齊白石，已在湘潭遐邇聞名，但作為鄉間畫師，他的足跡還只限於湘潭附近，從未出過遠門。這時，他接到赴陝為官的朋友夏午詒寄的旅費和聘金，決意前往教夏的夫人學畫。這個決定成為齊白石藝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1902年10月他動身北上，到1909年10月，在7年之中，他五齣五歸，走了半個中國。眼界的開闊，學養的豐富，使他從畫匠變成了畫家。

在首次離家的路上，齊白石每見到奇妙景色，便用筆記錄下來。在路經浩渺洞庭時，他畫了《洞庭看日圖》，在臨近古都西安時，又作了《灞橋風雪圖》，都是捕捉特殊氣氛的精采之作。過年之後，夏午詒入京，齊白石又與之同行，經黃河、華山、嵩山。齊白石體會到吞吐大荒的雄偉氣勢，作了《華山圖》、《嵩山圖》。到北京后，夏午詒想要推薦他為慈禧作畫，又提議為他捐個縣丞，均被他毫不猶豫地謝絕了。他離京后，乘海輪到上海，再轉江輪至武漢，於6月到家。

1904年，他隨老師王湘綺赴南昌、九江，游廬山，以詩唱答，多次到膝王閣，領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詩境。

1905年，他赴廣西，觀賞秀甲天下的桂林美景，令人目不暇接的奇峰峻岭使他感慨不已，自謂畫山水到了廣西，才算開了眼界。翌年8月，他由桂林赴廣東，到欽州兵備道郭葆生處找到隨軍南下的弟弟、兒子，並留下教畫，還時常為郭代筆作畫。郭藏有八大山人、徐渭、金農等名家真跡，齊白石皆細心臨摹，獲益良深。在與郭訂了續約之後，他返回故鄉，在餘霞峰下茶恩寺茹家沖，買了一所房屋，翻蓋一新，取名“寄萍堂”，書房名“八硯樓”，屋內放置着旅行途中購得的八方佳硯。

1907年，齊白石再赴欽州教畫，游肇慶、端溪，併到越南一側，在芒市見蕉林勝景，作《綠天過客圖》。在欽州，他看到荔枝樹果實累累，極其入畫，從此將它作為自己最喜愛的題材之一。

1908年，齊白石再赴廣州，以賣畫刻印謀生。他幫助革命黨人，曾在畫件內夾帶秘密文件。新年以後他再至欽州，過完夏天，又去廣州、香港、上海，游蘇州、南京。在經過江西小姑山時，他在輪船上第三次作《小姑山圖》。10月，返回湘潭。

在與各地名士的交往切磋之中，齊白石更加感到必須從根本上再下功夫，因此，回到家鄉后，每日讀古文詩詞，並與舊詩友分韻斗詩，刻燭聯吟，經常為一字一句而反覆推敲。在北京時，齊白石得到李筠庵的指導，書法由爨龍顏入手，走魏碑一路，變得雄朴穩重，刻印則因得見趙廣謙的印譜，而由細密變得峻奇。他在畫風上的變化尤其劇烈，由工筆茂密而轉向了自由奔放的大寫意。更重要的是齊白石通過對真山實水的悉心觀察和刻劃，得出了“山外樓台天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的結論，決心“胸中山氣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在五齣五歸之中，他三次路經小孤山，有意識地從三個不同角度去審視和記憶其特點，把握住從側面、正面、背面看時的不同感受，“不用人間偷竊法”。

在借山吟館，齊白石把遊歷南北名山大川所得圖稿整理重畫，於畫面的佈局構圖上反覆經營。《滕王閣》使我們看到畫家精益求精的苦心。齊白石首先去掉傳統山水畫的重巒疊嶂和因此而施的層層皴染，以大塊落墨直抵佳境。畫的底部以粗細均勻之線畫出樓閣，中景以淡墨掃出沙灘，加上幾株秋樹，畫的上部則被一座高峰遮掩，只留一小角天空，以示遠山無限。畫上無一多餘之筆，甚至連水的波紋都不畫，以空白體現山水一色。儘管已經如此概括，齊白石再畫時仍然要求自己更加簡賅。這次他取橫幅構圖，將那一小角天空也索性去掉，使畫的頂部是一片遠山之底，用幾塊石頭體現出山的質感，中間沙丘上的樹用幾個墨點來代替，近景的一片樓閣也只剩下一個閣尖，畫上十分之九為空白，更顯得水面廣闊無垠。畫家用筆瀟洒自如，簡潔生動，看去似不經意，實則獨具匠心。“雨後雲山圖”、“米氏山水圖”的手法又恰恰與此相反，為了表現雨後的特殊氛圍，畫家把天空全部用墨染黑，造成烏雲壓頂之勢，就連土地、河水也都着墨，似被雲影籠罩，全畫上只有幾間小屋的牆上有些許空白，淋漓的筆墨使人感到大雨剛過，空氣中尚有水氣在流動。“米點山水”雖是汲取米芾的以點造型的技巧，卻能加以發展，運用不規則的墨塊代替“米點”，造成山巒起伏，雨霧迷濛的奇境，把水墨洇化的形式美感推進到一個新的領域。全紙的着墨、大塊留白，都表現出畫家一掃陳法，勇於創造的精神。

情景交融是齊白石山水畫的主要特色。而畫家筆下故鄉老屋的景緻尤為引人入勝，動人心弦。在屋旁樹下，以竹竿當馬，夾在腿間的兒童在追逐玩耍，老邁的耕牛卧在陰涼處休息，大雞帶着小雞在園中啄食，翠柳搖曳，微風和煦。有時，畫中沒有人物，卻在河塘之中游來幾隻漁鷹或嬉戲的鴨群，更是平添幾分恬靜宜人的情趣。《攜杖圖》是這類題材的代表，畫中那位攜子過橋的老人無疑是畫家的自寫。幼兒一手持書，一手提着酒簍，正扭頭招呼一隻不僅不被驚飛，反而尾隨而來的鷗鳥。畫家讓畫面上下的松樹夾着中間清波漣漪的河水，正是“如斯好景君休去，更有松聲學水聲”。

7年的遊歷，經整理成為52幅精品，齊白石將它們編在一起，名為《借山圖卷》。又應朋友之邀，費時3月，數易其稿，完成了《石門二十四景》。這76幅畫的意境較前有了巨大擴展，在創作方法上，以“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強烈的感受和自創的技巧取代了對四王陳法的重複。對於自己所刻的印章，他也經三次整理，編成一本印譜《白石草衣全石刻畫》。這樣，在50歲前，齊白石對自己的藝術作了一次全面總結，他已從自學入門的民間畫匠成長為一位具有全面修養和晚清風格，富於創造精神的文人畫家了。

1917年，被兵亂、土匪擾得無法安生的齊白石決定離開湘潭，到北京定居，在琉璃廠南紙鋪掛牌，以賣畫為生。到京后，他先居法源寺、龍泉寺、石鐙庵、觀音寺等廟宇，1920年後方得安定。對齊白石刻印十分讚賞但從未謀面的陳師曾此時擔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他拜訪了齊白石，在看了畫之後，建議他進行繪畫的變法。與這位優秀的文人畫家的交往切磋，使齊白石進一步了解到中國古代文人畫的精華和陳陳相因而造成的死板僵化，促使他毅然決定，在近60歲的年紀實行“衰年變法”。他宣佈“余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從此決定大變”，並且頂住冷落和壓力，以“餓死京華，公等勿憐”的氣概開始了這一革新。

這次，齊白石是從花卉入手的，以他最熟悉的梅花為突破口，改工筆畫梅為寫意，進而尋求將濃郁的墨色結合於鮮紅的花朵，達到既艷麗又沉着的效果。他使用大紅、深紅畫牡丹、牽牛花、荷花，以濃墨的葉片和焦墨的蔓莖予以烘托，一反中國花卉以往的淡雅、清秀，色呈現出空前的熱烈，墨則盡現其層次的豐富，從而在中國花卉的表現上獨闢蹊徑，闖出了一條“紅花墨葉”的新路。這種新型美是民間藝術中色彩美的升華，與文人畫的梅蘭竹菊表現的孤寂清冷截然相反，它是生機勃發、自由奔放的情感宣洩。這種樸素美的語言一旦形成，便立刻自然而然地擴展到畫家其他的非花卉題材上，散發著郁烈的鄉土氣息，如用大白盤盛的紅櫻桃，裝滿藤籃的紅荔枝，與菜蔬形成鮮明對比的紅辣椒，帶着墨葉的紅柿子，熟到極點的紅壽桃，爬在黃葫蘆上的紅瓢蟲。畫家的筆因此伸向了生活的更廣泛的領域：被蒸熟了的紅蟹，切開下酒的鴨蛋黃，象徵大吉利的紅桔子，在缸中遊動的紅金魚，油燈燃起的紅火苗，甚至逢年過節用的紅燈籠、紅鞭炮紅與墨便這樣，帶着民間百姓的吉利喜慶，融會着畫家熾熱的感情，把中國繪畫獨特手段的魅力發展到極致。

在使用水墨畫的語言來表現新題材時，齊白石在筆墨的運用上超凡入聖，他以淺墨畫水中的蝦、蟹、青蛙，亦獨標新格，自成一派。他的用筆準確而凝練，能夠在一筆之中將質量感、體積感、空間感盡數寫出，以一當十。他畫的青蛙只寥寥數筆，四肢均一筆出之，而形體圓潤，有可以觸及的逼真感。他畫蝦一節一筆，蝦皮堅硬而透明，使人彷彿看到在清澈的水中運動的軀體。在畫蟹時，他極盡用筆急緩、乾枯之能事，把不同質感的蓋、鉗、足畫得栩栩如生。

越是生活中熟悉的物品，在齊白石的筆下就越是奇美動人。芋頭、南瓜、香菇、白菜都是他最愛畫的題材。正由於文人畫不敢畫或不屑畫，無古法可循，也無任何古時的參照，他便畫得格外自然。他以橫卧的大筆在紙上滾動，畫出隨風傾斜的芋葉；用干筆淡墨順紋路勾出菜幫，再以極富變化的酣墨使幫邊長上菜葉；以焦墨線勾出菌株，再用濃墨洇出菌蓋。運用從筆頭到筆根的墨色變化，一筆接一筆地畫出南瓜上一塊塊鼓起的部分，在筆觸相交之處自然現出瓜上的硬棱。院角的草堆，捕魚的網，耕地的犁，牆邊吊的絲瓜，桌上放的扇子、剪刀，甚至於向盤中剩菜爬去的昆蟲，張網捕捉蒼蠅的蜘蛛，都經神奇之手而給人以獨特美感，可謂點石成金，展示了中國畫可以馳騁的廣闊天地，令這一藝術別開生面。

墨線、墨點、墨塊是齊白石的主要造型手段，它們組成的節奏韻律便是令人賞心悅目的源泉。算盤方正的形狀，平行的算珠，是任何其他畫家絕不會畫的，但齊白石不然，他利用濃墨點出算珠，使這些墨點巧妙地形成各種組合，然後，在算盤周圍的空間裏以記事文字和署名形成墨塊，與墨點互相呼應，一下便使畫面豐富起來。《柴筢》是齊白石膾炙人口的傑作。畫家用焦墨像寫字一樣地畫出硬直的把和呈放射形向前、頂尖向回彎曲的頭。走筆時產生的自然飛白鬼斧神工一般表現出筢子的質感，用筆緩澀一些的細線條正是那捆頭的麻繩。

齊白石從來不作單純的筆墨遊戲，而是滿懷感情地進行創作，七齒柴筢是他小時花七文錢買的勞動工具，也是他與小朋友們做“打柴叉”、“騎竹馬”遊戲時的玩具，畫家對這種不花錢而能玩上大半天的物品充滿眷愛，在畫它時回味着為一捆柴的輸贏而歡呼雀躍的童年，真摯之情溢於畫外。

經過變法的齊白石藝術走向了它的高峰。它是詩書畫印的統一體，滲透着綜合的美感。齊白石刻的印是“我行我道，我有我法，不為摹、作、削三字虛擲精神”。它蘊精美於樸實之中，大刀闊斧，直來直往，勁健雄渾。雕花多年的過人手勁，使旁人需來去縱橫的回刀，變成只需橫直各一刀，而且不用先描字影，直接刻去，一刀下去，決不回刀。齊白石的畫與詩相互配合，密不可分。他畫頭戴烏紗帽、身穿大紅袍、手搖白紙扇的不倒翁，生動幽默，上面題詩曰：“烏紗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忽然將汝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借象徵和隱喻的手法對**官場進行辛辣嘲諷，令人叫絕。《酒醉網干圖》也是最具詩情畫意之作。畫上三分之二是水，三筆赭色出河岸，兩筆花青現遠山，畫家用幾筆干墨擦出兩座茅屋，勾出停泊岸邊的兩隻小船和架在幾株垂楊柳旁的漁網。左上角的一抹紅色交待出日暮的時刻。畫上一句遊行自在的詩令人回味無窮：“酒醉網干，洗足上床，休管他門外有斜陽。”畫上雖沒有人，但我們卻好像看到了這位打魚為生，自得其樂而又憤世嫉俗的勞動者。齊白石在這幅畫上使用了“本人”的印章，它與晚霞的顏色遙相呼應，同時把畫家的出身、情操，乃至喜怒哀樂放入畫中，發人奇想，引人遐思。

齊白石的作品經常給觀眾這種聯想美，《蛙聲十里出山泉》只使用了最簡單的筆墨，在大塊濃墨之中留出一縷空白，表現亂石間的一道溪流。幾個逗號一般的墨點扭動着，順流而下的幾隻蝌蚪活靈活現。畫上沒有一根線條，只有黑白灰的對比，然而它卻使人聯想到震耳欲聾的蛙鳴，感受到大自然的無限生機。墨塊在發出聲音，而幼小的開始正在預示着蓬勃發展的未來。在另一幅只有三個逗號，幾條水紋的畫上，作者寫了七個大字，讓觀眾和他一起從這幾個蝌蚪生出無窮聯想：“畫君不忘學書時”。

通過數十年的創作實踐，齊白石總結出了繪畫藝術的真諦：展示於人的形象應在“似與不似之間”，畫家應自然落筆，表達心中追求的形象，它與自然中原來的物象是不似的，因為它經過了從感受到感動、捕捉本質到概括集中，誇張和理想化的過程，然而在具體繪畫時又要“在不求似中得似”。他告訴我們既要避免工匠式的描繪，又不要去無中生有地自欺欺人。“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這種辯證地、恰到好處地把握具象與抽象，寫實與寫意的關係，對於中國藝術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齊白石非凡的藝術成就得到徐悲鴻的極大關注，1929年徐悲鴻擔任北平藝術學院院長，多次親往聘請老畫家擔任該院教授。他的堅持感動了飽經世態炎涼的齊白石。“三顧茅廬不容辭，何況雕蟲老畫師”，從此，他每周到學校去為學生上課、示範，給予傳統中國畫教學以巨大衝擊。但是，同時他也因此遭到保守勢力的圍攻，被視為“野狐禪”。齊白石的一首詩形容了當時的孤立局面：“少小為寫山水照，自娛豈欲世人稱，我法何辭萬口罵，江南傾膽獨徐君，謂我心手出怪異，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憐一口反萬眾，使我衰顏滿汗淋。”1931年，在徐悲鴻的主持下編輯出版了齊白石的畫集，徐悲鴻在序言中稱讚他“具備萬物，指揮若定，及其既變，妙造自然”。1933年，齊白石的傑作《荷花》由徐悲鴻攜至歐洲，於是在法國、意大利、蘇聯等地各大博物館舉辦的中國藝術展上引起人們的巨大興趣，他的作品被法國、德國、蘇聯的大博物館收藏，獲得極高讚譽。

七七事變之後，齊白石在北平深居簡出，在大門上貼了“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的聲明。在日偽的不斷糾纏騷擾之下，1943年，他又在門上貼了“停止賣畫”四個大字，並拒絕去日偽把持的藝專上課。看到漢奸的橫行霸道，他便以畫老鼠、螃蟹來予以諷刺，題上“看汝橫行到幾時”，來表達自己的憤怒心情。

抗戰勝利后，齊白石重新擔任了國立北平藝專的教授，併到南京、上海舉行畫展，受到熱烈歡迎，200多張畫全部售出。琉璃廠的南紙鋪重新掛上他賣畫的潤格。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了中央美術學院名譽教授，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主席邀請他共進晚餐，並對他的健康和創作非常關心，使他深受感動。經過多年戰亂，常常擔驚受怕的老畫家對安定和平的生活極為珍視。他清理了多年積存的宣紙，創作熱情空前高漲。他在家裏養了鴿子，細心觀察它們的體態、動作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捕捉它們既溫和又機敏的形象，創作了許多以和平為主題的花鳥畫。他筆下的和平鴿非常美，長翅長尾，寬肩健羽，紅爪灰身，老大的眼圈和秀氣的喙也都是鮮紅的。這些氣宇軒昂、勃勃向上的鴿子往往立於一個插滿荷花的大瓷瓶前，這是老人利用了中國文化藉助諧音寄情托興的手法，巧妙地以“荷、瓶”隱喻和平，為自己的繪畫注入了新的生氣。1952年，為了慶祝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大會在北京召開，齊白石在“丈二匹”的巨幅宣紙上用彩墨創作了《百花與和平鴿》，已年近90歲的老人，用整整三天時間，完成的這一巨作，充分展示了他那非凡的藝術才華和旺盛的生命力。同和平鴿一起出現在他筆下的新題材還有《萬年青》，那蒼翠的大葉簇擁着挺直向上、欣欣向榮的紅花，它是畫家用自己最美好的藝術語言，從心底發出的“祖國萬歲”的歡呼。1953年1月，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中央美術學院舉行慶祝會和宴會，為齊白石祝賀生日，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授予他“中國人民傑出藝術家”的榮譽稱號。10月，齊白石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並擔任北京中國畫研究會會長。他在這一年之中，所作的大小畫達600餘幅。

1954年，在東北博物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分別舉辦了《齊白石畫展》和《齊白石繪畫展覽會》。湖南省人民選舉他為代表，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齊白石的藝術獲得了世界人民的喜愛，1955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藝術科學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的稱號；1956年，前蘇聯舉行了慶祝他壽辰的集會。世界和平理事會更授予他1955年度國際和平獎。

1957年，北京中國畫院成立，齊白石擔任該院的名譽院長。春夏之交，老畫家開始患病，9月病情加劇，日下午逝世。9月22日舉行了有周恩來總理參加的公祭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美術家協會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了《齊白石遺作展覽會》，以580餘幅畫作，300多件手稿、印石、詩箋展示了這位藝術大師豐富多采、創作等身的一生。1963年，齊白石在誕辰100周年之際當選為世界文化名人。在總結自己一生時齊白石曾說：“正因為愛我的家鄉，愛我祖國美麗富饒的山河土地，愛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費了我畢生的精力。”

第五十三章梅蘭芳梅蘭芳，名瀾，字畹華（或作浣華），一字鶴鳴，小字群兒，江蘇泰州人，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生於北京一個梨園世家。祖父巧玲（1842—1882），是清同治、光緒間京劇旦角演員，曾掌四喜班，能戲甚多，也精於崑曲，並有戲班管理的才能。伯父雨田（1869—1912），京劇琴師，精於京胡、笛子，且“六場通透”（京劇場面上任何樂器都能演奏），為譚鑫培操琴伴奏多年，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並與鼓師李五（李奎齡）並稱“三絕”。父竹芬（1874—1897），亦工京劇、崑曲旦角，舉凡梅巧玲演的戲他都能演好，可惜英年早逝。

梅蘭芳9歲開始學戲，在姐丈朱小芬家由蒙師吳菱仙教授，學會了正工青衣戲30多出。11歲第一次登台，串演崑曲《鵲橋密誓》中的織女。14歲搭班“喜連成”科班演出，與周信芳、林樹森、貫大元、雷喜福等合作演戲。同時仍在朱家學戲，向吳菱仙學青衣外，又向其姑丈旦角秦稚芬和其伯母的弟弟丑角胡二庚學花旦戲和刀馬旦戲。

他幼時練功，凡是青衣、花旦、刀馬旦各種基本功全練，練就了堅實的、深厚的功底，使得他以後演戲能得心應手。

1910年他17歲時，因“倒倉”（青春期變聲）而脫離喜連成，嗓音恢復后又先後搭入鳴盛和科班、雙慶班演戲。其時又向他伯父梅雨田學戲，並先後拜王瑤卿、路三寶、陳德霖等為師，學了很多京劇、崑曲劇目。再隨武生茹萊卿、武花臉錢金福等練武功和學一些武戲，包括武小生戲。還曾向喬蕙蘭、李壽山、謝昆泉、陳嘉梁、趙子敬等學崑曲。後來到上海，又曾與丁蘭蓀、俞振飛、許伯遒研究過崑曲的身段和唱法。他學崑曲，前後不下七八十齣，一來因為當時崑曲已漸式微，他有意加以提倡；二來他為了學習、吸收崑曲載歌載舞的表演特點以豐富京劇藝術。他學崑曲，一面向老師學唱和表演，一面請精於詞曲的老朋友講解唱詞，務求字句完全理解，並據以深入體會人物性格，再結合身段研究分析，使演出質量逐步提高。他在練工、學戲的同時，還養鴿子以鍛煉眼睛和臂力，養花以培養將各種顏色適當搭配的能力，這些都有助於他的表演、舞蹈和服裝設計等舞台藝術水平的提高。他從1915年開始向王夢白學畫，其後結識了畫家陳師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藹士、陳半丁、齊白石、徐悲鴻及上海的吳昌碩、湯定之等，切磋中國畫藝術。又與收藏家朱翼庵訂交，學習鑒賞文物。他非常重視欣賞古畫、古文物、古代雕塑等，從中吸取有益的營養。

從他年輕時起，在他的周圍就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和受到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幫助他，有的幫他編寫劇本，有的為他搞宣傳，有的給他做文墨工作，有的對他的舞台藝術設計和演出提出意見。對他的舞台藝術的逐漸提高起到十分重要的幫助作用。

過去，京劇旦角一行，青衣、花旦、刀馬旦之間的界限很嚴格，不許兼演。但是梅巧玲、竹芬父子曾打破界限，青衣、花旦戲都演，而且在演花旦戲的時候，不踩0，被人譏為“大腳花旦”。尤其是王瑤卿開始突破藩籬，融花旦活潑、靈巧的身段於青衣和刀馬旦的表演中，使原來抱着肚子唱的青衣和偏重武功的刀馬旦的演技都有了發展變化。可惜王瑤卿正當壯年時“塌中”（中年嗓敗）了，幸有梅蘭芳請教他並按着他的路子來完成了他的未竟之功。

1913年，20歲的梅蘭芳隨王鳳卿到上海演出，主要是在前場演出，但他不僅為王鳳卿配演生旦的“對兒戲”，而且還演出了壓台的大軸戲，第一次演出了刀馬旦戲《穆柯寨》。接着，他又向王鳳卿學會了接在後面的《槍挑穆天王》，由王鳳卿為他配演，他所塑造的頂盔貫甲的年輕女英雄穆桂英，贏得了觀眾的讚譽。

在上海演出間隙，梅蘭芳還到各劇場去看戲，從別人的戲，特別是夏月潤弟兄和潘月樵經營的新舞台和他們演出的一些反映時事的新戲及歐陽予倩等演的文明戲裏受到影響。回北京后，他在翊文社班主田際雲（想九霄）的鼓勵下，試排了一出時事新戲《孽海波瀾》。不久他又一次隨王鳳卿到上海演出，更在劇目、化妝和舞台藝術上接受了不少新東西，對演戲的社會意義提高了認識。1915年4月至次年9月間，他排演了各種新戲，同時集中學習了一批崑曲。他排演的新戲有：穿老戲服裝的《牢獄鴛鴦》，穿時裝的《宦海潮》、《鄧霞姑》、《一縷麻》，着古裝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這些新戲的排演，在北京的京劇舞台上開了新風，也是他的藝術趨向成熟的一個重要表現。

這一時期，他所演出的時裝戲，都是取材於現實，旨在警世砭俗，但因內容與形式的矛盾，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藝術處理上沒有能很好地解決，因而沒能流傳下來。而他所致力創製的古裝戲，一開始就在頭飾、化妝、服裝、音樂、表演、舞蹈、燈光、佈景等各個方面大膽試驗，取得成功。並在其後10多年間陸續排演的《天女散花》、《麻姑獻壽》、《霸王別姬》、《西施》、《洛神》、《廉錦楓》、《太真外傳》、《俊襲人》等戲中，在旦角的頭飾、化妝、服裝等方面進行革新，取得良好效果，影響着整個京劇旦角藝術的發展，以至其他劇種也往往學用。

其後的幾年中，梅蘭芳繼續排演新戲，而且與前輩演員譚鑫培、楊小樓、王瑤卿等合作演出，從同台演出和觀摩中，他又學到了不少藝術創造方面的學問，使他的演技得到了長足的進步，逐漸發展成“梅派”。

1919年和1924年，梅蘭芳應邀兩次到日本訪問演出。演出的劇目有《天女散花》、《麻姑獻壽》、《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御碑亭》、《貴妃醉酒》、《虹霓關》、《游龍戲鳳》、《春香鬧學》、《遊園驚夢》、《洛神》、《紅線盜盒》等，都是與日本歌舞伎同台演出。兩次赴日，他結交了不少日本文藝界的朋友，並與歌舞伎演員交流演藝，完成了他的預期目的：一方面把中國戲曲介紹到國外；另一方面是藉此機會觀摩、吸收外國藝術來豐富中國的戲曲藝術。

二十年代中期，梅蘭芳應實業家張謇之邀多次到江蘇南通，結識了南方京劇旦角演員歐陽予倩，後來人們並稱他們為“南歐北梅”。在二十年代末期，當時的輿論界根據廣大觀眾的評定，把成就較大、排演新戲較多的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並稱為“四大名旦”。

1930年，梅蘭芳率團到美國去訪問演出。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三藩市等地演出，演出的主要劇目有：《天女散花》、《貴妃醉酒》、《刺虎》、《汾河灣》、《霸王別姬》、《打漁殺家》等。在美國他結識了電影演員卓別林等。美國波摩那大學和南加州大學還贈予他文學博士學位。

這一時期，梅蘭芳京劇藝術造詣有了很大的提高。認識到一個戲曲演員必須要把“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很好地融會起來，熟練地運用到舞台上，與內心的體驗成為一致，由內到外，由外到內，內外結合，設身處地，這樣才能夠在創造人物的時候隨心所欲、指揮如意，達到和諧順適的境地。他把練會這一本領，列為演員所必須的另一項“基本功”，並把這些體會寫進他的著作。

梅蘭芳十分重視培養京劇藝術接班人的工作。1931年5月，梅蘭芳與余叔岩等組織了國劇學會，展開對京劇的學術研究工作的同時，就建立了附設在學會內的國劇傳習所，招收了六七十個學生，聘請了王瑤卿、尚和玉等教師授藝，他自己也擔任教戲課程。1年以後他遷居上海，還寄錢來使傳習所又維持了1年多。他還一直關心“富連成”科班。1936年他回北平演出時，收了“富連成”科里的學生李世芳、毛世來、張世孝、劉元彤為弟子，並親自教導他們。其後，為了支持在西安成立的夏聲劇校，他建議把劇校調進上海，自己擔任了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新中國建立后，他在北京藝培學校籌辦時，擔任了董事長。他先後為這兩所學校奔走呼號，演出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