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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領我國東北，並不斷南侵。梅蘭芳乃於1932年舉家南遷上海。1933年，為了鼓動抗戰，他排演了《抗金兵》，在上海、武漢等地演出。
1935年2月，梅蘭芳去蘇聯演出。因他表示不願從陸路經過日寇佔領下的偽滿洲國到蘇聯，乃由蘇聯派來專輪接“梅蘭芳劇團”從上海走水路到海參崴經西伯利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共演出14場，演齣劇目有：《打漁殺家》、《汾河灣》、《貴妃醉酒》、《刺虎》、《宇宙鋒》、《虹霓關》等。在蘇聯，會見了文藝界、戲劇界的高爾基、阿·托爾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梅耶荷德、愛森斯坦和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等，相互交流了有關戲劇藝術的意見。在蘇聯訪問結束后，梅蘭芳與余上沅繼續到波蘭、德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各國參觀訪問。在英國，他結識了戲劇家蕭伯納和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
1936年，梅蘭芳在上海又排演了激勵人們抗敵情緒的新戲《生死恨》，並帶到南京、北平、天津、濟南、長沙、武漢等地演出。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梅蘭芳感到上海也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翌年初即率團去香港演出，並定居香港避難。1941年12月，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梅蘭芳當即蓄起鬍鬚，謝絕舞台。以後日本軍方常來騷擾，他又返回上海隱居。南京汪偽政權的漢奸頭子褚民誼和日寇幾次來逼他演出，均遭到拒絕。不演戲，沒有經濟收入，他寧可賣房、賣古玩、賣畫以維持生活，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抗日戰爭時期，他雖迫不得已告別舞台，但並沒有放棄對藝術的追求。
他時常請人吹笛子練唱；自己拉二胡琢磨唱腔；練拳、打球，鍛煉身體，以保持自己的體型。這一時期，他還先後收新艷秋、言慧珠、李玉茹、顧正秋、梁小鸞及漢劇演員陳伯華等為弟子，教授劇藝。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梅蘭芳當即高興地剃鬚登台，與俞振飛和仙霓社的崑曲演員合作演出崑曲，慶祝勝利。此後又重組“梅劇團”到各地演出京劇。但不久，蔣介石政府又悍然發動內戰。出於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他拒絕赴日本為美國的麥克阿瑟元帥和在南京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演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夏衍與戲劇家熊佛西一起動員梅蘭芳留在上海，梅蘭芳慨然允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蘭芳連演了三天戲，熱情慰問解放軍。
第一場演出結束，陳毅市長親自到後台向他致謝。隨後，他還出席了陳毅市長召開的“知名人士”座談會。
6月下旬，梅蘭芳隨南方代表團第二團赴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7月2日，文代會開幕，他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在大會發言中，他強調了戲曲改革問題。會上，他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會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
9月初，他與京劇演員周信芳、程硯秋和越劇演員袁雪芬代表全國戲曲界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他在會上發了言，併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不久，他接受周恩來總理的安排，遷回北京定居，擔任了京劇研究院院長。
1950年7月，文化部成立了戲曲改進委員會，邀請梅蘭芳為委員。1950年11月，文化部舉行了全國戲曲工作會議，會議主席沈雁冰，副主席周揚、田漢、梅蘭芳主持了會議，各地區、各省、各劇種的戲曲演員和戲曲工作者200多名代表出席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文化部舉行的宴會上與所有的代表一一握手並講話。梅蘭芳參加完會議后曾激動地說：“自我演戲以來，這是第一次看到戲曲工作受到如此重視，這不止我一個人，在座的都十分感動。”在1952年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梅蘭芳演出了修改過的《貴妃醉酒》，贏得好評。文化部為表彰他多年的成就，授予他榮譽獎。新中國成立后，梅蘭芳不僅出席了歷次文代會、劇代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劇協副主席；而且出席了歷屆全國政協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在1951年任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1955年任中國京劇院院長；1959年任中國戲曲學院院長。
梅蘭芳在新中國建立后一直堅持演出，他不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大城市進行公演，還到漢口、長沙、瀋陽、長春、哈爾濱、濟南、青島、石家莊、太原、南京、揚州、無錫、合肥、濟南、蚌埠、南昌和他的家鄉泰州等地巡迴演出。同時還到各地的工廠、礦山、農村中去演出。1953年，由賀龍任總團長、梅蘭芳任副總團長的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去作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的演出，回國后又在東北為歸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演出。其後他又到廣東、福建前線去作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演出。這期間，他作了他從未有過的廣場演出。他之所以這樣深入到軍隊、工廠、農村演出，是因為他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結果，懂得了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要為工農兵服務的道理。他說：“解放以後我的舞台生活起了顯著的變化，幾年來，我遵循着**所指示的文藝為工農兵的道路，在藝術實踐上作了一些努力，這不僅使我的觀眾比從前廣闊得多，觀眾的成分起了巨大的變化，而且使我的藝術獲得了新的生命。”
1952年，梅蘭芳隨以宋慶齡為團長、郭沫若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到維也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同時到蘇聯參觀，並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參加聯歡晚會演出。1956年，以梅蘭芳為團長、歐陽予倩為副團長兼藝術指導、馬少波、劉佳、孫平化為副團長的中國京劇代表團到日本演出，團員有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等，在日本各地共演出了50天，受到廣大的日本觀眾的歡迎，對促進中日人民的友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9月，梅蘭芳當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出席了全國群英會。翌年，他又以中國勞動人民代表團團員身份隨團到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1960年2月，他又為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10周年，第四次到蘇聯訪問。1959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
解放后的十幾年中，梅蘭芳的思想認識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的藝術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在回顧自己那些年在各地的演出時說：“在這些演出活動中，工農兵觀眾佔了最大的比重。我接受了他們給我的永不能忘的啟發和幫助，使我在表演方法上，特別是在人物性格和階級關係的刻畫和分析上，提高了一步，加強了我為工農兵服務的決心。”
梅蘭芳對藝術精益求精，愈到晚年愈加執着，在他演出的眾多的劇目中，經過他反覆篩選，保留下來的一二十齣戲都成了千錘百鍊的精品。如《貴妃醉酒》、《宇宙鋒》、《奇雙會》、《遊園驚夢》、《金山寺·斷橋》、《穆柯寨·穆天王》、《鳳還巢》、《霸王別姬》、《洛神》等。他的保留劇目大多是在解放以後進行加工整理的。如《宇宙鋒》，這齣戲梅蘭芳前後演了50年，是他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他喜歡演這齣戲，並且不斷聽取觀眾的反映來進行研究改進。他曾演出全本，又曾刪去後半，並改動其中人物性格不統一之處，以突齣劇中趙艷容的鬥爭性。到了晚年，他只演其中最精彩的《修本》、《金殿》兩折，經過反覆加工，豐富了表演，將趙女對其邪惡陰險卻又貪圖富貴的父親的鬥爭和對荒淫無道的皇帝的鬥爭鮮明地表現出來，並以豐富的表演技巧，表現了她的堅貞不屈，她的機智和勇敢，她的哀怨和痛苦。在《修本》一折中，他逐字逐句分析人物的每一階段不同的思想感情，把唱腔與表演緊密結合，特別是表現了她為了鬥爭不得已而裝瘋時的複雜的感情變化；在《金殿》一折里，他為了更好地刻畫人物，加強了念白的節奏、氣勢，並在表演中吸收了男子的動作。大幅度的表演動作，不僅凸顯了特殊的環境——高大廣闊的金殿，而且把鬥爭的難度充分體現出來，從而加大了鬥爭的力度。從這齣戲的修改加工中，可以看到梅蘭芳將表演的藝術性與劇本的思想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古老的歷史劇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作為一個優秀的京劇藝術家，梅蘭芳在京劇舞台上的一切藝術處理都是堅持以美為原則的。即便是戲裏表現醉和瘋，也必須顧到姿態的美。戲裏的每一個身段，都必須做到美觀，無論是正身、側身或是背過身去，同樣要注意到使觀眾看着美觀。梅蘭芳對藝術追求的鍥而不捨，力爭他演的每一齣戲都能達到完美的地步。
他所創造的美的藝術，為人們所肯定，所讚頌。1955年4月，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劇協聯合舉辦了梅蘭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紀念活動。大會向梅、周二位頒發了文化部授予的榮譽獎狀，稱讚梅蘭芳“是中國人民傑出的藝術家，在戲曲藝術上有卓越的貢獻”。中國劇協副主席歐陽予倩在會上作了以《真正的演員——美的創造者》為題的報告，對梅蘭芳的藝術道路和藝術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紹。報告中指出梅蘭芳成功的秘訣“主要在於他真正熱愛藝術，力求進步，把經過長期的、高度的勞動而獲得的藝術成就為人民服務”。指出梅蘭芳繼承了中國戲曲藝術的優良傳統，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革新和發展，進行了美的創造；繼承了中國藝人的道德傳統和為正義而鬥爭的精神，在許多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影響下，進一步靠近了人民；他不斷學習，不斷進取，以謙遜的態度聽取批評，以經常保持與觀眾的交流。歐陽予倩對梅蘭芳的戲德人品作了高度的評價，指出這些高尚的品德是值得每一個演員學習的。梅蘭芳在會上致了答詞，他說：“綜合我五十年的藝術實踐，我能夠告訴各位青年戲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這幾句話：熱愛你的工作，老老實實地學習，努力藝術實踐，不斷地勞動，不斷地鍛煉，不斷地創造，不斷地虛心接受群眾意見，嚴格地進行自我批評，為著人民，為著祖國美好的未來，貢獻出我們的一切。”
1959年，在新中國建立10周年大慶的日子裏，梅蘭芳新排演了獻禮劇目《穆桂英挂帥》。這齣戲由陸靜岩、袁韻宜根據豫劇馬金鳳演出本改編，鄭亦秋導演。獻禮演出有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楊秋玲、夏永泉等參加，梅蘭芳飾劇中主角穆桂英。為了更好地塑造這個年已半百的愛國女英雄，他精心設計，在唱腔上，換調創腔；在表演上，不僅把青衣、刀馬旦兩個行當的表演有機地融會在這個女英雄身上，而且吸收了老生、武生的動作，非常恰當地表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變化，從而成功地完成了這個垂老請纓的英雄形象的創造。
梅蘭芳還與他多年合作的老搭檔姜妙香、蕭長華等一起把他拿手的《宇宙鋒》、《斷橋》、《洛神》、《貴妃醉酒》、《霸王別姬》五劇拍成了彩色舞台藝術紀錄影片《梅蘭芳的舞台藝術》上下集。其後又拍攝了彩色戲曲藝術片《遊園驚夢》。
梅蘭芳把他的舞台生活經歷和演出經驗、心得寫成《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二、三集（一二集由許姬傳記錄整理，三集由許姬傳、朱家溍記錄整理）。還出版了《梅蘭芳文集》、《梅蘭芳演齣劇本選集》、《東遊記》、《我的電影生活》等書。
1961年8月8日，梅蘭芳心臟病突發逝世，終年68歲。8月10日在首都劇場舉行了梅蘭芳追悼大會。其靈柩葬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北麓萬花山。梅蘭芳的藝術博大精深，影響着一代代京劇旦角藝術的發展，以至影響了全國各地方劇種旦角藝術的發展。他的弟子不下百人，其中程硯秋在學他的基礎上創立了自己的流派“程派”。魏蓮芳成為專教“梅派”劇目的優秀教師。李世芳、張君秋、陸素娟、楊榮環、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杜近芳、關肅霜、沈小梅、顧正秋、楊秋玲、李玉芙等均能傳其藝。
第五十四章周信芳周信芳，原名士楚。原籍浙江慈溪（今寧波市慈城鎮），1895年1月14日（清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於江蘇清江浦（今淮陰市）。父慰堂，藝名金琴仙，工京劇旦角。母許桂仙，亦為京劇演員，工青衣。當時社會上視戲曲行當為賤業，曾是官宦之家的周氏家族因此將周慰堂逐出族門，慰堂夫婦於是流浪江湖。周信芳自小隨父母流徙各地。6歲在杭州開始學戲，初拜文武老生陳長興為師，繼拜老生王玉芳、邵寄舟為師，這為他日後的藝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二年，他便以“小童串”名義登台演《黃金台》中的田法章。小孟七到杭州演《鐵蓮花》時，就邀他演娃娃生定生，並用“七齡童”藝名。周信芳從此專應各班中所需的娃娃生。當時，以演紅生（關羽戲）及徽調衰派老生著稱的三麻子（王鴻壽）和以演孫悟空着稱的賽活猴（鄭長泰）都曾對之有所指點。周信芳不斷努力練功，同時從與前輩名家合作演出和觀摩他們演戲中悉心體會其中一招一式的細膩之處，學習他們塑造人物的方法。
1906年他12歲時，隨父送其師陳長興到上海。后陳去天津，他則落戶上海。三麻子帶他去漢口演出，他先演娃娃生，后演老生戲、武生戲，併兼演梆子戲。回上海后，先後加入玉仙茶園、春仙班，併到南京、蘇州、鎮江、蕪湖等地演出。曾用藝名“萬年青”、“時運奎”、“七靈童”，與孫菊仙、林顰卿、李春利同台，受到他們的點撥，並拜“李派”武生的創始人李春來為師學武生戲。其時他還向幾位老師學藝，劉雙全教他武老生戲，潘連奎教他以念白為主的戲，張和福教他做功戲。在到處搭班的過程中，他曾與花臉劉永春同班，劉永春善於根據人物處理唱念表演，對他影響很大。
他13歲改用“麒麟童”藝名。當時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搭班演出。秋，曾到煙台、大連、天津各地演戲，一方面為補助家用，另一方面，則為了增長見識，充實自己。
翌年，周信芳進北京。那是“喜連成”科班因為營業不好，邀班外演員搭班演出，聽說周信芳能演老生戲、武生戲，還能演老旦和丑角，便專程從天津邀來北京。同時邀來的還有梅蘭芳、林樹森、貫大元等。周信芳與梅蘭芳合演過《戰蒲關》、《九更天》等。有周信芳、梅蘭芳等人加盟，“喜連成”果然紅火起來。周信芳在北京還搭過“得勝奎”科班演出。當時他已是以演做工老生戲為主。一年後，他再到天津與呂月樵、何月山、蘇廷奎、金月梅等同班演出。然後再北上，到海參崴、雙城子一帶演出。這次離滬北行，周信芳不僅觀賞到前輩名家譚鑫培、汪桂芬等人的演藝，長了見識，而且參加了金月梅等革新家演的新戲，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
1912年，周信芳回到上海。在新新舞台，他先後與四盞燈（周詠棠）、李琴仙、苗勝春、李吉瑞、孫菊仙、趙君玉、馮子和、老票友江夢花及譚鑫培等同台演出，並專誠向譚鑫培學了《御碑亭》、《桑園寄子》、《打棍出箱》、《打侄上墳》等戲，學習了如何用眼神、手勢、身段、道具等表現人物內心活動的方法。他此時又參加了馮子和排演的新戲的演出，受到新思想的熏陶。
當時，他受到辛亥革命思想的影響，特別是當時京劇界的先行者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潤、劉藝舟以及王鐘聲等人的革命行動和演出進步的新戲給他以直接影響，他自己說：“我也被這種熱潮卷進去了。”於是在1912年與一盞燈（張雲青）、林顰卿、趙君玉等演出了《民國花》、《新三國》，宣傳革命、譴責袁世凱；1913年又與趙君玉等合演《宋教仁遇害》（當時被迫停演，后又與三麻子、吳彩霞等重演），揭露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卑劣行徑。這種以戲曲為武器，與反革命進行鬥爭的做法，從這時開始，貫穿了周信芳的一生。
1915年，周信芳21歲時，加入丹桂第一台，一直演到1923年，併兼任後台經理。這8年，是周信芳的藝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8年，他當時已是個成熟的青年，經過了十幾年的學戲、演戲，見識很多，實踐很多，從感性認識逐漸上升到理性認識，在戲劇演出上進入了新的階段，有意識地對戲劇藝術進行革新、創造，為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那一時期，周信芳的合作者先後有三麻子、馮子和、汪笑儂、歐陽予倩等，他們都是京劇的革新家，是他們參加創建了南派（海派）京劇。周信芳與他們合作演出，一起編劇，一起演戲，受他們的影響和熏陶，自己也成為一個南派京劇的革新家。
三麻子，周信芳說他“京徽諸劇，文武皆能。紅生尤為著名”。說他演戲經常在改，“不改革變化，是不能貢獻出他的長處”。說與他同隸丹桂第一台時，“朝夕親炙，覺其藝術，實有過人之處”。馮子和，周信芳說“他是唱旦的革新家，他演戲不拘形式；戲劇上故意的做作，被他大膽地革除了不少，完全趨於真實、自然”。周信芳演戲追求真實、自然、生活化，就是從馮子和那裏學來的。汪笑儂，周信芳說“他的藝術淵博浩瀚，集各派之大成”，說他的唱“饒有感情”，他的“做工表情以細緻逼真、結合劇情著稱，實際就是着重刻劃人物、演誰像誰的意思”。而且他善於寫戲，“通過戲劇來抒發他的愛國熱情”。歐陽予倩，既是中國話劇運動的奠基人，又曾演過文明新戲，編演京劇更是聲名卓著。周信芳說，“他給我國的舊劇帶來了新思想、新劇目以及新的表現手法”。這樣一些革新家，給周信芳的影響極大。這8年中，據統計，周信芳首演的劇目共255出，其中新編劇目122出，參加別人的新劇目87出。新戲中有不少是連台本戲，有的用了佈景，也有的用了機關佈景，舞台上出現很多新的事物。他所演的新戲，有不少是他自己編寫的。當時他已經“知道世事潮流，合乎觀眾心理”。其中也包括為了適應上海那一座被稱作“十里洋場”的城市的群眾欣賞要求的連台本戲。1915年，他曾與馮子和等演出《中外共和》（即《南北和》），呼籲統一，反對軍閥分裂；又演了《王莽篡位》、《瘋僧掃秦》；還與歐陽予倩合演了《昏皇鑒》，都是諷刺袁世凱稱帝的新戲。1919年，配合五四運動，他與任天知、王靈珠等合演了《學拳打金剛》。他還與汪笑儂合演了汪笑儂編寫的一些“憤世嫉俗”、配合時事的戲，如《黨人碑》、《哭祖廟》、《兩朝領袖》、《不忍心》等新戲。在那幾年中，他向三麻子學了《徐策跑城》、《掃松下書》、《斬經堂》等從徽劇移植來的劇目和關公戲（紅生戲），豐富了自己的藝術，後來這些劇目成了他的拿手戲。他還向黃（月山）派武生馬德成學了戴白髯的武老生戲，使他在這一方面形成自己的特長。為了演出的需要，他又常扮演一些年輕的角色，文的，武的，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因此，他不斷總結經驗，不斷磨練改進，終於創建了一個新的行當——大嗓小生，它既不同於傳統小生的大小嗓結合的唱念，又不同於老生的表演，這竟成了他的特有的創造。他除了演老生、小生之外，還演武生、花臉、小丑、老旦，其中既有古裝戲，也有時裝戲，大大鍛煉了他的藝術才能。
為了革新舞台藝術，在表演、服飾、化妝、佈景等各方面，丹桂第一台的演職員們都做着各自的實驗，逐漸形成了以後台經理周信芳為中心的革新小組。他們互相探討，各自摸索，反覆研究，取得了經驗。例如為了演好時裝戲，他們試着在沒有水袖的時候發展手的表演；不戴髯口改為粘鬍子；關羽用五綹髯，不再用原來的三綹等等。他們這些革新的嘗試，強調要根據表現劇中人物的需要，試成功了就採用，不成功再改回來，這就突破了一些已經形成固定模式的框框。周信芳在汪笑儂、三麻子等演出的《張松獻地圖》劇中扮演劉備，為了既不失其身份，又不至於把劇中主角、身為客卿的張松壓下去，他創造了內穿鎧甲、外罩官衣的扮像，鎧甲因而變化了原形，改成較為輕便、緊湊、抱身的樣式，後來逐漸發展、推廣，終於成了一種被普遍採用的“改良靠”。
為了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和藝術修養，周信芳很重視讀書。當他在“喜連成”搭班演戲時，教師蕭長華就見他在沒事的時候，“總是以書為伴，手不釋卷”；後來他在丹桂第一台，又受到汪笑儂、馮子和、歐陽予倩等有文化的人的影響，更是經常帶着書下後台，有一點時間都拿出書來讀。同時，他還經常對同班的演員講學文化的重要性，並要他們讓孩子多讀書，特彆強調要演好戲必須要多讀書。
1923年2月，周信芳離開了丹桂第一台，北上煙台、天津、大連、北京，與蓋叫天、林顰卿合演，演出了他的獨家劇目《蕭何月下追韓信》等。他還在“二七”大罷工時，排演了《陳勝吳廣》，以揭露統治者的殘暴。然後又經濟南、青島，回到上海。1925年重進丹桂第一台，演出了連台本戲《漢劉邦統一滅秦楚》，他在這出戲裏，扮演過劉邦、韓信、張良、項羽、范增等角色。劇中的《九戰章邯》、《鴻門宴》、《韓信》、《博浪錐》、《圯橋進履》等後來都作為單折戲演出了。其後，周信芳一度又離開了丹桂第一台。1927年，周信芳三進丹桂第一台，在演出連台本戲《飛龍傳》、《天雨花》之後，又轉入老天蟾舞台，排演連台本戲《華麗緣》。發展到後來，《飛龍傳》中的《北漢王》、《天雨花》中的《左維明巧斷無頭案》、《華麗緣》中的《小春亭》等都成為折子戲的保留劇目。
同年，周信芳加入了田漢主持的進步話劇團體南國社，在歐陽予倩自編自演的《潘金蓮》中扮演武松。他與田漢的交往是在4年前開始的，那年他慕名去訪田漢，兩人一見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30年，反動當局查封了南國社，搜捕田漢，是周信芳設法掩護田漢逃出了魔爪。
周信芳的青年時代，三進丹桂第一台，正是他提高思想，廣收博採，積累經驗，闊步前進的時期。在他演出的戲中，有不少從內容到舞台藝術都成為當時革新戲曲的典型。在戲曲改革的摸索研究中，他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點，終至創建了獨樹一幟的藝術流派，世稱“麒派”。
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演了3年多，主要是演連台本戲，如《華麗緣》、《龍鳳帕》、《封神榜》。他在《封神榜》一劇中，扮演了姜子牙、比干、梅伯、聞太師、黃滾、殷郊、伯邑考、土行孫等，不同角色，各有創造，而其中的《鹿台恨》、《炮烙柱》、《反五關》等折子戲，也都成了“麒派”的保留劇目。
從1929年起，周信芳擔任了上海伶界聯合會的宣傳部長、會長，並主持編輯《梨園公報》。此前，周信芳曾在《梨園公報》上發表過評論譚鑫培和為伶人伸張正義等文章，田漢、歐陽予倩也都發表過討論戲劇運動的文章，周信芳接手后，《梨園公報》更成為探討京劇改革的園地。
1931年日寇侵華，在九一八事變后40天，周信芳就開始演出了新編的連台本戲《滿清三百年》的頭本，以洪承疇降清的故事，鞭撻“不抵抗主義者”和投敵的漢奸。接着又演出了二本，以崇禎殉國來寫亡國之痛。三本寫愛國才子冒辟疆與愛姬董小宛遭敵人、漢奸所害而生離死別的故事。然後他又把這三本戲改成各自獨立的三齣戲：《洪承疇》、《明末遺恨》、《董小宛》，並帶着這幾個劇目和過去與高慶奎合排的《卧薪嘗膽》等劇，到青島、濟南、天津、北平、南京、蘇州及偽滿洲國各地演出。1935至1936年，重回上海，併到杭州、寧波等地演出。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周信芳正在天津演出，當即停演南下，回到上海，參加由田漢、歐陽予倩等主持的戲劇界討論抗日救亡運動問題的座談會，並共同組建了“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周信芳在這個時候結識了上海文藝界**組織的領導人之一於伶。其後，他為慰問八一三淞滬抗戰的傷兵，為抗戰募捐演出，組織成立“上海京劇界抗敵救亡演出隊”，還率劇團到膠州公園為堅守在四行倉庫孤軍奮戰的八百壯士慰問演出。
上海淪陷，田漢、歐陽予倩等先後去大後方，周信芳仍堅持在上海演出。他重組移風社，社內有近200人，以卡爾登戲院為陣地，演出配合抗戰的劇目，並藉以維持一部分京劇藝人的生活。從1937年10月，周信芳在這裏堅持了4年。他先排演了《亡蜀恨》，這是反映蜀漢時期，主上昏庸，自毀良才，最後投降敵人，導致孤忠殉國的令人痛心的歷史故事。排這個戲，意在激勵國人要上下一心守土抗戰。他又排演了《洞庭湖》，講岳家軍團結軍民同御外侮的故事。他又排演了新戲《香妃恨》，這是講清乾隆帝平回部，擄回香妃，欲納為妃，香妃不允，因思念故國而伺機報仇，最後為太后賜死的故事。周信芳藉劇中香妃不甘屈服的抗爭，來喚起中華民族對侵略者的反抗。他又排演了《徽欽二帝》，周信芳飾演宋徽宗，把一個亡國之君的痛苦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劇中還刻畫了兒皇帝張邦昌的醜惡嘴臉和愛國戀君的妓女李師師的以死抗賊。當該劇上演時，敵特寄來子彈加以威脅，但周信芳毫不畏懼，仍堅持演了三個星期。後來，周信芳又排演了《文天祥》一劇，演出后，立刻又遭到反動統治者的禁演。他於是便把《文天祥》與《史可法》作為新戲預告，貼在演出的舞台兩側，讓兩位民族英雄的名字醒目地映現在觀眾眼前，以激勵人們的抗日鬥志。
他還參加為救濟難民義演的話劇《雷雨》演出，飾演周朴園。當上海日偽特務機關要他去演堂會戲時，他斷然拒絕。
在敵偽統治時期，中國**上海地下組織派姜椿芳與周信芳保持聯繫。1945年抗戰勝利后，田漢等回到上海，馬上與周信芳取得聯繫，對他在敵偽統治時期的愛國行動予以充分肯定。田漢有詩稱讚梅蘭芳、周信芳等：“留須謝客稱梅大（按：指梅蘭芳抗戰八年中蓄鬚明志的鬥爭行動），洗黛歸農美玉霜（按：指程硯秋不與日偽合作到北平郊區青龍橋去種田）；更有江南伶傑在，歌台深處築心防。”1946年9月日，周恩來到中國**駐滬辦事處，會見了上海文化界田漢、陽翰笙、夏衍等，周信芳和越劇演員袁雪芬也參加了會見。10月21日，周恩來宴請了周信芳和白楊、黃佐臨等。敵偽統治時，在**地下黨領導下，上海京劇界的一些進步青年組成了“藝友座談會”，經常在一起研究京劇改革問題，周信芳對之十分支持。這個會一度被迫停止活動，抗戰勝利后又恢復活動，周信芳參加並擔任了主持人。這個組織後來改名為“伶界聯合會藝友聯誼會”，但因與文化界其他七團體聯合致電慰問在晉京請願反對內戰遭到國民黨特務毆打的人民代表而被當局查禁。
抗戰勝利后，周信芳參加了不少政治鬥爭，他參與了反內戰、爭自由宣言，反對演員登記，反對裁撤上海市立戲劇學校，要求豁免娛樂捐和所得稅等的簽名活動，因而受到了當局的傳訊。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準備裹脅周信芳到台灣，**地下組織聞訊，讓熊佛西與呂君樵及時通知他進行防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他就到廣播電台廣播，表達了他對上海解放的喜悅心情。6月4日，他出席了上海市長陳毅舉行的文化界座談會。7月2到19日，周信芳與梅蘭芳、呂君樵、袁雪芬等作為南方代表到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上，周信芳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會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8月間，周信芳又與梅蘭芳一起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9月間，周信芳又與梅蘭芳、程硯秋、袁雪芬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上周信芳當選為政協委員。10月1日，他參加了建國大典，登上了**城樓。
1950年初，成立上海市戲曲改進協會京劇分會，周信芳任主任委員。緊接着，又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周信芳任戲曲改進處處長。7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戲曲改進委員會，周信芳任委員。8月，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舉辦了上海市第二屆戲曲研究班，周信芳任班主任。同年11月，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戲曲工作會議，周信芳代表華東地區出席會議，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並在大會上談了自己對戲曲改革的看法。
1951年2月4日，上海市文化局舉行了慶祝周信芳演劇五十周年暨戲曲界敬老大會，有19個劇種的老藝人205人參加。他在會上激動地說：“五十多年來，我第一次以最大的興奮和驕傲，做一個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做一個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工作者。”
周信芳在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常務理事、副主席，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兼華東戲曲實驗學校校長等眾多職務的同時，還堅持演出，並且不斷地排新戲，有《秦香蓮》、《信陵君》、《闖王進京》等。
1951年4月首演《信陵君》，周信芳在劇中扮演信陵君，當時全國正掀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這齣戲敘述了暴秦侵略鄰國，魏公子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歷史故事，闡明了唇亡齒寒的道理，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其後，他又代表上海京劇界表示要義演捐獻一架“京劇號”飛機，他帶頭參加義演，率領華東戲曲研究院演了三天《四進士》，他與梅蘭芳、蓋叫天演了《龍鳳呈祥》，與蓋叫天合演了《蓮花湖》，與楊寶森合演了《搜孤救孤》等劇目。1953年7月，周信芳參加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擔任副總團長，隨團長賀龍入朝鮮，同行的有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等。他們跋山涉水，頂風冒雨，在陣地上、坑道里、山洞裏，到處演出，不畏辛苦，慰問演出達3月之久。
1952年10月6日，中央文化部舉辦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開幕。周信芳在開幕式上講話，並演出了《徐策跑城》。文化部為了表彰他多年來對京劇事業的傑出貢獻，授予他榮譽獎（同時獲獎者有梅蘭芳、程硯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瑤卿、蓋叫天）。這次會演中有23個劇種的近百個劇目演出，周信芳觀后認為很多地方劇種表現生活更生動、更自由，細膩逼真、感情充沛，認為這是程式化比較嚴重的京劇藝術應該努力學習的。在這之後，周把自己經常演出的傳統老戲和自己的獨家劇目進行反覆加工、修改。比如在他多年演出的《琵琶記·描容上路》劇中，他不僅充分發揮了他擅長飾演各種老漢的本領，並參考了地方戲的演出，重新塑造了助人為樂的老人張廣才，“讓這位父執輩的叮嚀囑咐傾吐出了千千萬萬觀眾的心聲”。又如《烏龍院》“殺惜”原是以情殺為主要矛盾，解放后，周信芳感到有問題，便停演了幾年，但他一直在考慮如何修改，1953年對劇本進行了幾次大修改。修改後的劇本突出了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情節，特別是改寫了“劉唐下書”一節，點明他與梁山好漢的關係，並以這封信為導火索，將“殺惜”的矛盾集中在因這封信引出政治上的是非上來。這是改得比較成功的一個範例。在同一時間，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的呂仲、陳西汀、嚴朴、何慢等人協助，整理了《四進士》、《清風亭》、《鴻門宴》、《打嚴嵩》、《追韓信》、《徐策跑城》、《趙五娘》、《鳳凰山、獨木關》、《投軍別窯》及《文天祥》等劇本，編成了《周信芳演齣劇本集》。隨後又將《打漁殺家》、《審頭刺湯》、《金殿求計、單刀赴會》、《義責王魁》四個劇本編成《周信芳演齣劇本新編》。並將其中《四進士》、《清風亭》、《烏龍院》、《追韓信》、《徐策跑城》、《打漁殺家》、《義責王魁》各劇的劇本及其演出時的唱念、表演、服裝、道具等加以研究和總結，由衛明、呂仲記錄整理，編成《周信芳舞台藝術》。其後又把這本書的內容與周信芳解放前後所寫文章共約五十篇編成了《周信芳文集》。這幾本書，從劇本到表演，較全面地反映了“麒派”藝術的特點。
“麒派”藝術被許多評論家認為具有樸實明快，健康生動，蒼勁壯美，氣象渾雄，富有生活氣息，充滿進步的、革命的激情，從生活出發，從人物出發，謹慎的繼承傳統，又經過大膽的革新，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生活理想、道德觀念和美學思想的藝術特點，因而被人們稱為是南派（“海派”）京劇的代表。
1955年3月，在他60歲那年，華東大行政區撤銷，華東京劇團與上海京劇團合併成上海京劇院，周信芳任院長。4月，為了表彰周信芳與梅蘭芳的藝術成就和他們對京劇事業的貢獻，中央文化部、全國文聯、中國劇協聯合在北京舉辦“梅蘭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紀念活動”，會上中國劇協主席田漢以《戰鬥的表演藝術家——周信芳》為題發表了講話。周信芳致了答詞，題為《衷心感謝黨和**的培養與領導》。
1956年10月，周信芳率上海京劇院訪蘇演出團到蘇聯訪問演出。京劇團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9個城市演出了53場，歷時64天，上演了26個劇目。
周信芳在學習和借鑒其他劇種劇目方面也有顯著的成績。《十五貫》是周信芳向浙江省崑劇團學習的新排劇目，是周恩來總理建議他們學演的。這齣戲崑劇團演出時，因改編成功，受到群眾歡迎，曾被譽為“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周信芳演出時，更突出了為民請命的況鍾，成功地塑造了京劇舞台上的一個新的清官形象。其後，他又排演了《義責王魁》。這是以評彈藝人劉天韻、蔣月泉說唱的《義責》移植編成的，故事是全本《焚香記》中的一段。改編時，先發動大家來討論研究，執筆者呂仲又三易其稿，最後周信芳自己又加以刪芟充實，自編唱詞。這齣戲寫家人王中仗義面責其主人王魁貪圖富貴，忘恩負義，中了狀元便休棄原配妻子敫桂英的故事。這齣戲由周信芳親自導演，並飾劇中老僕王中。周信芳向來擅長演老生，在飾演王中時，特地採用了武生的表演來塑造這一人物的剛直、戰鬥的性格，使這一形象更為豐滿。
1959至1961年，周信芳經歷了兩件大事。一是1959年5月，他加入中國**；另一件是1961年12月，文化部和中國戲劇家協會聯合舉辦了周信芳演劇生活六十年紀念活動，田漢在紀念會上講了《向周信芳同志的戰鬥精神學習》，介紹了他60年的活動歷程。周信芳在答詞中把自己從藝60年分成了5個12年，總結為探新、求新、創新、革新、更新五個時期。他在這次紀念活動中，演出了《打漁殺家》、《烏龍院》、《四進士》，還演了新戲《義責王魁》和《海瑞上疏》。這一出《海瑞上疏》是周信芳為慶祝國慶10周年而編排的，由許思言執筆寫成初稿，周信芳自己參加修改，自己導演並自任主演。劇中塑造了一個為了國家興盛、政治清明，不畏權貴，不顧個人生死，上疏諫諍的剛正不阿、敢於直言的清官海瑞的形象。
1961年，《周信芳的舞台藝術》影片（其中包括《徐策跑城》和《烏龍院》兩劇）拍攝完成，這是繼前幾年拍攝的《宋士傑》之後的又一部麒派藝術影片。其後，年近70的周信芳又編演了新戲《澶淵之盟》。這齣戲寫的是宋遼間的一場戰爭，刻畫了一個忠心為國、舉足輕重的重臣寇準。劇本由陳西汀編寫，周信芳仍是親自修改，自任導演，並主演寇準。
1964年6月，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總理決定請周信芳為顧問。他在會上提出京劇演現代劇要從生活出發，向傳統借鑒。在閉幕式上，康生點了田漢、陽翰笙、孟超的名，說他們的作品是向党進攻。翌年，1965年10月，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海瑞罷官》是吳晗編劇，馬連良主演的），文中點到了《海瑞上疏》。緊接着張春橋到上海京劇院，當眾指出周信芳搞的《海瑞上疏》是反黨的大毒草。1966年2月，《解放日報》發表丁學雷的文章《〈海瑞上疏〉為誰效勞？》，說《海瑞上疏》同《海瑞罷官》“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5月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0天之後，5月26日，《解放日報》又發表了方澤生的《〈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更進一步說：“《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這篇文章中公開點了周信芳和支持這齣戲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的名字。
緊接着，周信芳的家被抄，人被押上高架線路修理車在全市遊街示眾，批鬥會更是一個接一個地開個不停。1968年11月，周信芳被捕入獄，到第二年才獲釋回家。1974年，“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作出了將周信芳開除黨籍、定為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決定，因周信芳不予接受，后才將結論改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1975年3月8日，周信芳被迫害致死。終年80歲。
粉碎“四人幫”后，1978年8月日，上海市各界人士700餘人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舉行“周信芳同志平反昭雪大會”，並舉行骨灰安放儀式。第五十五章數學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知識界的愛國熱情十分高漲，“科學”“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在1919—1949年的三十年間，儘管經歷了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中國數學仍然獲得了重大的進步。如果說二十年代中國各地紛紛舉辦大學數學系，已能夠培養自己的數學專業的學士，那麼到了三十年代，中國一些大學的數學系已達到培養數學碩士的水平。而在艱難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等地的數學研究水平，已能夠培養數學博士。數學事業主要是智力競賽，較少依賴投資和添加設備。因而，中國數學界通過自身的努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努力創造國內外有利數學發展的條件，使中國數學較快地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第一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數學教育辛亥革命后的1910年代，中小學的數學教育已漸趨成熟。到了二十年代，實行和美國一樣的六、三、三學制。數學教科書除國內名家編寫的以外，多採用美國和英國的教科書，如溫德華（Wentworth）的初等幾何、初等代數，范（Fine）氏大代數，郝奈（HallandKnight）二氏的高中代數等。這一時期中小教育的代表人物有傅種孫（1898—1962），他於1920年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並留校任教，後接任系主任。由於長期在師範學校工作，對初等數學亦有深入研究。他多次主持中學理科教員暑期講習班，對中學數學教育的影響非常深遠。經過中學數學教師的不懈努力，二三十年代中國的中小學數學教學水平已相當高，“與歐美日本並駕齊驅，並不遜色”①。
1920和1930年代，中國各地的大學紛紛成立數學系，並聘請一些留學國外的著名數學家前來主持。姜立夫於1919年到天津南開大學創立數學系。1921年，熊慶來、何魯先後來到南京的東南大學（後為中央大學）興辦數學系。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昭安（1892—1978）到武昌大學（後為武漢大學）任數學系系主任。1926年獲德國格丁根大學博士的魏嗣鑾（1895—1992）應邀到成都大學（後為四川大學）任教授、數理系主任。陳建功（1893—1971）和蘇步青（1902—）分別於1929年和1931年獲得日本東北大學數學博士學位，並先後來到浙江大學主持數學系。此外，胡明復、胡敦復在上海創辦大同大學數學系。也是格丁根大學博士的朱公謹（1902—1963）在光華大學任數學教授。馮祖荀一直在著名的北京大學擔任數學系主任，1930年獲哈佛大學數學博士學位的江澤涵（1893—1994）的到來，使北大的數學陣容大為增強。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各大學中，數學系的力量以清華大學為最強。1926年，熊慶來、鄭桐蓀創建清華大學數學系，孫光遠（1900—1979）和楊武之（1896—1973）於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之後，都來清華任教授。此外，年輕的教員有周鴻經（1902—1957）和唐培經（1903—1990）。陳省身（1911—）於1930年從南開大學畢業后，因師從孫光遠來到清華，成為中國第一名數學碩士研究生。華羅庚（1910—1985）自學成材，為清華數學系同仁所賞識，由系主任熊慶來邀請來校任助理員。加上極有才能的許寶騄（1910—1970）和柯召（1910—）成為清華的學生。這一陣容，可稱群星璀璨，在三十年代初，極一時之盛。
抗日戰爭時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在昆明合併成立西南聯合大學，3個數學系也合為1個，由江澤涵、楊武之、姜立夫擔任系的領導工作。當時著名的年輕教授有華羅庚、陳省身、許寶騄等。雖然當時的物質條件相當匱乏，但數學科研和教學水平卻非常之高。他們的科研成績已躋身於國際前列，加上學生學習十分努力，所培養的學生實際上已達博士學位的水平。陳建功、蘇步青在浙江大學（撤退到貴州湄潭），也在數學上培養出高水平的學生。此外，撤退到蘭州的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組成了西北聯合大學，繼續培養數學教師。何魯領導的重慶大學數學系，魏嗣鑾所在的四川大學數學系，熊慶來為校長的雲南大學，也都在戰爭年代培養了一批數學人才。在中國**領導的解放區，數學教育更注重於在工農群眾中的普及，①魏庚仁：《魏庚仁數學教育文集》，河南教育出版社版，第4頁。
並提倡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比較正規的中小學裏，基本上仍使用國統區的數學教材。而在農民識字掃盲班、農村冬學班、戰士學習班等的教學中，也多少有數學的內容，包括度量衡換算、買賣記賬、土地丈量等實際數學問題，以滿足革命進程中的實際需要。
1940年夏，中國**中央在延安設立了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學習過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數學。自然科學院內設有大學本科，分物理、化學、生物3個系。當時的物理系設有微積分、微分方程等數學課程，負責數學課程的是南開大學畢業的孫鴻儒，物理系系主任閻沛霖也教數學，所用課本大都使用英文原版。
第二節二三十年代的中外數學交流中國現代數學起步較晚，在二十世紀初能懂得微積分的人仍然屈指可數，與西方的差距在200年以上。因此，派遣中國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和進修，是發展中國現代數學的必要舉措。經過中國知識界的不斷努力，列強所獲得大筆超額支付的庚子賠款，終於有了部分的退回。這筆中國人自己的錢，能用於培養自己的留學生，對科學發展是很有價值的。自1908年美國部分退回庚子賠款以來，中國已連續派遣三批留學生到美國，並建立清華學校為留學預備學校。清華學校1926年起改為清華大學，清華的數學系因經費充裕，漸漸成為國內數學中心。1924年以後，美國退回全部庚款，建立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繼續資助留學生到歐美學習。其中包括陳省身到漢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和去巴黎訪問，華羅庚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數論，江澤涵到美國哈佛大學以拓撲學研究獲博士學位。從1930年代起，英國也退回了一些庚款作為中國學生的留學費用。吳大任、許寶騄、柯召、李華宗、林家翹、段學復等，都是用英庚款在英國（或轉至美國）留學並獲博士學位的。樊■則是以法國退回的庚款在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通過其他渠道到國外去的數學留學生也有很多。據統計，1949年以前，在國外以數學工作獲博士學位的有85人。這些到國外留學的年輕數學家，日後都成為中國數學的中堅，有一些則在國際數學界享有聲譽。
與此同時，許多外國數學家也陸續來華訪問。最早來中國是曾任法國國務總理的潘勒韋（P.Painleve1863—1933）和他的秘書波萊爾（E.Borel，1871—1956），他們都是國際著名數學家，1920年來中國考察教育時，曾在北京、上海作報告。
1921年，英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羅素（B.Rus－sel，1868—1970）來華訪問，他曾作過有關“幾何基礎”的報告，但主要的影響在哲學方面。
進入1930年代，來訪的數學家逐漸增多。先是德國漢堡大學教授布拉希開（W.Blaschke，1885—1962）應北京大學的邀請來華教授微分幾何和積分幾何，對中國幾何發展影響較大，陳省身，吳大任等青年學生也參加聽講。由布拉希開介紹，漢堡大學年輕的斯披涅兒（E.Spernier，1905—1980）教授也來華講授拓撲學和幾何學。1934年4月，曾任美國數學會主席的哈佛大學教授伯克霍夫（G.D.Birkhoff，1884—1944）在清華大學講學。1934年秋，美國哈佛大學數學系主任奧斯古德（W.FOs－good，1864—1943）來北京大學訪問，講解力學，並開設複變函數論、實變函數論等課程。
清華大學也邀請國外數學家來訪。1936年，法國著名數學家阿達瑪（J.Hadamard，1865—1963）到清華大學訪問三個月，他講授的偏微分方程課，在當時的中國還很少有人能開出來。清華25周年校慶時，阿達瑪教授曾作“關於數學任務的幾點感想”的報告。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維納（N.Wiener，1894—1964）教授的來訪，是中外科學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頁。1935到1936年的一年中，維納主要在電機繫上課，並和李郁榮博士一起合作研究。同時他每周在數學系講授富里埃級數、富里埃積分、勒貝格積分等課程。在清華期間，維納完成了許多研究課題。作為控制論學科的奠基人，維納寫道：“我的作用主要取決於兩件事：同布殊（W.Bush）所擬訂的計算機計劃密切接觸，以及和李郁榮博士在電網絡設計上的合作。這兩件事後來都證明是重要的”①。
①維納：《控制論》中譯本，科學出版社1962版。
第三節三十年代前後的中國數學研究成就經過1920年代的準備，中國現代數學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優秀的年輕數學家開始嶄露頭角。不少人到國外留學或進修，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逐漸達到了世界上某些數學學科的研究前沿。一批數學研究成果得到國際數學界的重視。
最先達到國際水平的數學研究成果，應是陳建功在日本發表的論文：《具有絕對收斂富里埃級數的函數類》②。文中證明了，一個函數的富里埃級數是絕對收斂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它是楊（Young）氏函數。這一結果，恰和當代著名英國數學家哈代（Hardy）和李特伍德（Littlewood）同時得到，因而值得重視。
陳建功，1893年生於浙江紹興。他從1912年起，三次到日本留學，最後於1929年在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獲得理學博士學位。他用日文撰寫的著作《三角級數論》，一直是日本的標準著作。1930年回國后，在浙江大學任教授，是我國調和分析、逼近論研究的一位先驅。
蘇步青和陳建功一樣，也在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獲博士學位（1931）。當時他已在仿射微分幾何、射影微分幾何上發表了41篇論文。回國后，也在浙江大學數學系任教，並由陳建功推薦擔任數學系主任多年。蘇步青是我國微分幾何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和陳建功所領導的浙江大學數學系，成為我國南方的數學研究中心。
在1930年前後，中國數學家已有許多創造性的論文在國外發表，其中包括孫光遠的微分幾何研究、楊武之的數論論文、江澤涵在拓撲學方面的工作、熊慶來關於無窮級整函數與半純函數的研究。這些都標誌着中國現代數學研究已開始登上國際舞台。
更年輕的一批數學家，則向國際先進水平邁進。
華羅庚是一位傳奇式的數學家，他生於江蘇金壇縣，15歲就在父親開的雜貨鋪里做夥計，受初中數學老師王唯克的影響，開始自學數學。1930年12月，華羅庚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引起清華大學數學系諸位教授的注意。系主任熊慶來出面邀請華羅庚來清華任圖書管理員，旁聽系裏的所有數學課。開始時，他在楊武之指導下研究數論中的華林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引起世人注目。1936年，華羅庚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解析數論方法，並以高度的證明技巧解決了一系列的難題。1937年回國之後，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裏繼續研究，寫成名著《堆壘素數論》，以後又在代數學、域論、矩陣幾何、多復變量理論等多方位地開拓，成為馳名世界的數學家。
陳省身生於浙江嘉興，長於天津。1926年入南開大學數學系隨姜立夫學習幾何。1930年來到清華，成為孫光遠的碩士研究生，研究微分幾何。1934年去漢堡大學留學，兩年後獲博士學位。然後到巴黎，在大幾何學家嘉當（E.Cartan）處訪問研究，得益極大。此時，他發表的論文已引起美國著名數學家維布侖（Veblen）等的注意。1937年回國后在西南聯大任教授。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酣，維布侖主持的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邀請陳省身②陳建功：OntheClassofFunctionswithAbsolutlyConvergentFourierSe-ries.Proc.Imp.Acaol.Tokyo.4（1928）517—520。
赴美研究。在那裏，陳省身完成了高維“高斯—邦內”（Gauss-Bonnet）公式的證明。這一劃時代的工作，使他成為大範圍微分幾何的奠基人。1948年後去美國。
許寶騄祖籍浙江杭州，生於北京。1930年入清華大學數學系。1936年留學英國，先後獲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1940年回國在西南聯大任教授。他以十分精湛的數學方法，證明了數理統計學的一些基本定理，澄清了英國費歇爾（R.Fisher）學派一些模糊不清的論述，被譽為“數理統計學嚴密性的一個典範”。
其他有較大影響的中國數學家還有曾炯之（1898—1940）和周煒良（1911—1995）。
曾炯之是江西新建人，1928年到德國格丁根大學隨著名女數學家諾特（E.Noether）研究抽象代數，1935年獲漢堡大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在浙江大學任教。他在函數代數域、可除代數和代數封閉域上有出色工作。1940年病逝於抗戰時的西昌。周煒良則在德國萊比錫大學隨范·德·瓦爾登（vanderWaerden）研究代數幾何學。在這門艱深的學科中，他以周坐標、周形式、周環等諸多工作而聞名於世。1937年回國后曾任教於中央大學、同濟大學等校。1946年後去美國。
在三四十年代有較好工作的數學家還有：李國平（1910—1995），主要工作為亞純函數論研究。李華宗（1910—1949），在微分幾何、李群、群表示、算子理論上都有建樹。柯召在代數數論方面有優異成就。
1941至1946年間，國民黨政府曾頒發六屆國家學術獎勵金，獲一等獎的有：華羅庚（數論）、蘇步青（微分幾何）、陳建功（三角級數）、王福春（三角級數）；二等獎的有：許寶騄（統計）、周鴻經（三角級數）、鍾開萊（概率論）、李華宗（矩陣論）；三等獎的有：王福春（三角級數）、盧慶駿（三角級數）、熊全治（微分幾何）、張素誠（微分幾何）、吳祖基（微分幾何）、蔡金濤（代數）、胡世華（邏輯）。
進入四十年代，一些更年輕的數學家作出新貢獻：分析學方面有程民德（1917—）研究逼近論，代數學方面有段學復（1914—）的李群李代數的研究，王湘浩（1915—1993）的代數數論研究，幾何學方面有嚴志達（1917—）的李群與積分幾何的工作等。有一些中國學者以後到國外發展，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其中有林家翹（19—），1933年入清華大學，後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在應用數學、流體力學和天體力學上有很高的成就。樊■（1914—），1932年入北京大學，以後留學法國，併到美國任大學教授，在泛函分析、數理經濟學、運籌學等方面有許多創造性的工作。王浩（1921—1993），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數學系，畢業後到哲學系做邏輯方面的研究生，後來到美國，在數理邏輯、人工智能等方面有傑出貢獻。
中國古代數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它的奠基人是李儼和錢寶琮，他們用現代數學方法研究祖國傳統數學，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李儼（1892—1963），福建閩侯人。他是一位鐵路工程師，業餘從事中國古代數學史的研究。1915年和19年先後發表的《中國數學史余錄》和《中國數學史源流考略》是這方面最早的文獻。他收集了非常豐富的古算著作，撰寫的100餘篇論文編為《中算史論叢》共五集。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任研究員。錢寶琮（1892—1974）是浙江嘉興人，在英國留學時學習土木建築。1912年回國后在南開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任數學教授。他對中國傳統數學的研究十分全面，治學嚴謹，尤以關於祖沖之的圓周率的工作最為周詳精到，令人折服。
第四節中國數學會和中研院數學研究所辛亥革命以後，成立了北京大學和一批地方上的高等師範學校。這些高等學校里先後有一些數學和物理的學會出現，如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數理學會（1914）、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數理學會（19）、北京大學的數理學會、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數理化研究會（1919）、清華數學會（1928）等。這些都是各校自己的組織，沒有聯合成整體。1929年，馮祖荀等在北京成立中國數理學會，主要由北京附近各校的一部分數學家組成，每年召開年會，宣讀論文。1932年，中國數理學會委派熊慶來參加在蘇黎世舉行的國際數學家大會，這是中國數學家和國際數學家聯合會的早期接觸。1934年秋，時任交通大學數學教授的顧澄寫信給各地數學家，建議成立全國性的數學團體。1935年，何魯、熊慶來分別從重慶、北京來上海，又到杭州，與胡敦復、顧澄、范會國、陳建功、蘇步青等商討成立中國數學會事宜。1935年7月25至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舉行中國數學會成立大會，來自各地的代表有33人。大會議決，由胡敦復、顧澄、馮祖荀、周達、秦汾、鄭之蕃（桐蓀）、黃際遇、王仁輔等9人為董事會董事，胡敦復為董事長。另有熊慶來、朱公謹、范會國等11人組成理事會，錢寶琮等21人為評議會評議。中國數學會的會址設在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美權算學圖書室（今上海陝西南路）①。中國數學會成立大會還議決出版兩種數學雜誌：一為《中國數學會會刊》，專登創造性的數學論文，由蘇步青任總編輯，華羅庚為助理編輯；另一種為《數學雜誌》，為普及性的數學刊物，由顧澄任總編輯。
1936年8月，《中國數學會學報》第一卷在上海出版，1937年2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1940年出版第二卷第二期。這是我國最早的發表創造性數學論文的雜誌，論文多用外文發表，許多論文有很高的學術水平，至今被人引用。在這兩卷中發表論文的有蘇步青、華羅庚、胡坤升、陳建功、方德植、曾炯之、申又棖、庄圻泰、江澤涵、許寶騄、吳大任、柯召、李華宗、周紹濂、熊全治、陳省身、周鴻經、周煒良以及阿達瑪、維納等。
《數學雜誌》於1936年8月創刊，第一卷共4期，由顧澄主編。第二卷未及出版，抗日戰爭爆發，顧澄倒向汪偽政權，董事會主席胡敦復聯絡部分董事和理事，撤銷了顧澄的總編輯職務。第二卷第一期於1939年出版，以後遂停刊。各期刊物刊載有數理邏輯、數學史、數論、函數論、行列式、排列組合、圓錐曲線等學科中問題的進展介紹和初等證明的文章。
中國數學會於1936年在北平舉行第二次年會，組織論文報告，討論會務。1937年之後，各大學相繼內遷。1940年分別在重慶、昆明、上海等7處舉行第三次年會。由於顧澄倒向汪偽政權，群情激憤，在大後方的會員，遂於1940年第三次年會之際，成立新中國數學會，推舉姜立夫為會長，陳省身為文書，華羅庚為會計。會址在昆明。1942年在貴州湄潭舉行過年會，1944年在昆明舉行數學等八團體聯合年會。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新中國數學會和原中國數學會留在淪陷區的會員都沒有進行過活動。1948年10月，在南京召開各團體聯合年會，新中國數學會會長姜立夫，原中國數學會董事會會長鬍敦復到會，陳省身請兩位會長討①1928年，周達（美權）將自己收藏的數學書刊546種、2350冊捐贈中國科學社。中國科學社為紀念胡明復於1931年建立明復圖書館，內設美權算學圖書室。
論恢復中國數學會的事，結果是去掉“新”字，仍用中國數學會原名。此時的國民黨統治已風雨飄搖，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數學會再也沒有舉行過活動。
中央研究院的數學研究所的成立，是1940年代中國數學界的一項要事。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時，未設數學研究所。1930年代，中國數學研究實力激增，設立數學研究所勢在必行。1941年3月，經中央評議會通過，數學研究所籌備處在昆明成立，姜立夫為籌備處主任。1941—1943年間，研究所聘請6位兼職研究員，即蘇步青、陳建功、陳省身、華羅庚、江澤涵和姜立夫。1944年又曾聘許寶騄、李華宗為兼職研究員。
抗戰勝利之後，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建立分院，數學研究籌備處設在上海。1946年，姜立夫赴美考察，籌備處主任由陳省身代理。陳省身覺得第一要務是培養新人，遂要求各大學推薦優秀學生來所任助理研究員。吳文俊等十餘人先後到來，陳省身親自給他們上代數拓撲學課程，打算以此為起點，向代數、幾何、分析等現代化研究方向前進。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計劃，對後來中國數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1948年初，數學研究所正式成立，並由上海遷往南京。數學研究所曾聘請陳建功來所工作一年，另聘蘇步青、華羅庚、樊■、許寶騄、周煒良、段學復等為兼職研究員。遷往南京以後，曾聘李華宗為專任研究員，王憲鍾、胡世楨為專任副研究員。
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舉院士，數學方面有姜立夫、陳省身、蘇步青、華羅庚、許寶騄5人當選。
香港開埠100餘年來，數學鮮有發展，香港大學數學系只設一名教授，多由英國人充任。1948年黃用諏（1913—）到校任教，他以英庚款在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是微分幾何學家。
台灣在日據時期，有一所台北帝國大學，以農學為主，僅有一名日本人在教數學。1945年光復時，陳建功、蘇步青等曾去接收，將其改名為台灣大學。不久，陳建功、蘇步青即返回浙江大學。沈璇（1899—1983）、施拱星（1918—）、許振榮（1918—）等留日學者在台灣大學執教數學。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的數學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第五十六章天文學1919—1949年為中國近代天文事業的草創時期。在這一時期，老一輩天文工作者在國家內憂外患的歷史條件下，為開創和振興中國的近代天文事業作了艱苦的努力。他們創辦中國天文學會，建立近代天文研究機構和天文教育機構，開展一系列力所能及的近代天文工作，同時創辦刊物，編譯圖書，舉辦學術演講，參加國際學術活動，使中國近代天文事業從無到有，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正是他們所做的這些開創性工作，為日後中國天文事業的興旺發達打下了基礎。但抗日戰爭爆發后，由於儀器設備遭受破壞，機構有的內遷，有的癱瘓，工作受到嚴重影響，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有些工作還未得到恢復。
第一節天文研究機構概觀1.原有的國立天文研究機構——中央觀象台①。
在本世紀一十年代末，國立天文研究機構僅有1912年接管清欽天監后成立的中央觀象台1個。該台初期設置曆數、氣象兩科，1921年增設天文科和磁力科，是按當時歐洲一些觀象台的組織模式建立的。中國早期其他天文研究機構也大多與中央觀象台類似，天文氣象不分家，還兼磁力、地震等其他學科。中央觀象台成立后，台長高魯曾努力試圖把它辦成一個具有近代規模的研究機構。氣象科科長蔣丙然（1883—1966）在該台開拓了中國近代氣象事業①。但在天文方面卻因缺乏起碼的經費，最終未能購置一架較大型的天文望遠鏡。其天文儀器，除明清遺留下來的一批古儀外，只添置了等高儀、六分儀、計時鐘和小型望遠鏡等，無法用來開展近代天文觀測。天文科的業務主要是用六分儀和等高儀觀測太陽和恆星，以校正計時鐘的誤差，工作開展不多。中央觀象台的天文工作主要是編算曆書。曆數科從民國元年至十六年，每年編算一部曆書。高魯與曆數科科長常福元對編歷工作作了三項改革。其一是改用國際上通用的公曆。其二是改革曆書推算方法。除民國元年和二年的曆書仍沿用舊法推算外，自《民國三年曆書》起改用各國通行的西方最新之法，即採用紐康的太陽運動表和漢森的月球運動表進行推算，但由於直接推算工作量過大，人手不夠，實際上沒有實現獨立的直接推算，而是用外國提前出版的天文年曆按說明書換算而成。其三是將清代曆書中附載的迷信內容完全剔除，改以刊載天文常識圖說，題材圍繞曆法常識這一中心選取。此外，還編算出版了民國四年至八年的5冊《觀象歲書》，模仿外國天文年曆，把行星曆表也包括在內，但從民國九年起因財政困難而停止出版。其編算方法有的直接抄錄外國原書，有的通過換算而成。從1928年起，編歷工作改由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負責，中央觀象台建立的一套編算方法也為天文研究所所繼承。應該說，中央觀象台就其設備和工作的總體而言，還算不上是一個近代天文研究機構。
但中央觀象台是中國近代天文事業的發源地。正是由於以高魯為首的中央觀象台全體職員的積極倡議，1922年在中央觀象台內成立了中國天文學會。而在此之前的學會籌備階段，他們於1915年以中國天文學會的名義在台內刊行《觀象叢報》，發表了不少天文學專業文章、科普佳作以及天文學史論文，以擴大天文學的社會影響。該刊寄贈單位遍佈五大洲，曾相繼收到近百種交換而來的刊物。
1923年起，中央觀象台因北洋政府經濟拮据而日益蕭條。1928年北洋政府滅亡后，該台天文部分由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管，在原台址成立了國立天文陳列館，陳列古代天文儀器、天體模型、天文照片和星圖等等，並出售各種天文書刊。
2.民辦南通軍山天文台①。
①本節主要參考：（1）高魯：《中央觀象台之過去與未來》，中央觀象台，1917年。（2）陳遵媯：《中央觀象台》，《中國天文學史》第四冊第十編第三章第一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①王秀芹：《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的先驅——蔣丙然》，《中國科技史料》第11卷第1期，第41頁，1990年。
①本節主要參考張明昌：《南通軍山天文台始末》，《中國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1頁，1984年。位於江蘇南通的軍山天文台建於19年，是中國近代天文事業處於萌芽階段時出現的一座民辦天文台。它是由民族實業家張謇（1853—1926）為發展當地的農業、水利和航運事業而創辦的。業務包括天文、氣象兩部分。業務人員僅4名，台務由劉渭清主持。劉畢業於張謇所辦的通州師範測繪科，為建軍山台曾到法國主辦的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學習近代實用天文和氣象的觀測研究方法。軍山台配置的天文儀器有雙筒望遠鏡、經緯儀、天體儀、無線電受信機等，均是委託徐家匯天文台向英、法、德等國訂購，並由徐台代為檢驗，其設備和開展的天文工作均比中央觀象台先進。軍山台在業務上也與徐台有聯繫，開展的天文工作包括守時報時；以經緯儀測定地方經緯度和子午線；日月食的推算預報；行星的位置與運動的預報；極光與黃道光的觀測；潮汐的測量、研究和預報。此外，還用經緯儀對太陽黑子作過零星的觀測，並對黑子的成因及其對地球的影響等作過探討。曾舉辦測候訓練班，教以實用天文和氣象的觀測方法，搞過許多天文科普宣傳。但該台自1926年8月張謇病逝后因經費無着而每況日下，於1938年日軍侵佔時毀於戰火。
3.青島觀象台的接收和擴充①。
青島觀象台建於1898年，初為德國所建，其業務以氣象為主，兼作天文、地磁、地震工作。1914年為日本佔領，1924年歸還中國。當時中央觀象台台長高魯命氣象科科長蔣丙然率員前往接收。接收後由蔣丙然任青島台台長。在台內設立“天文磁力”和“氣象地震”兩科，分別由高平子（1888—1970）和蔣丙然任科長。隨即開展有關觀測，同時大興土木，建房修路，添置儀器，進一步擴大科研領域。1928年又增設海洋科。當時青島台成為中國自己擁有的業務最廣泛的多學科綜合台。
該台的天文儀器原有4厘米子午儀、3.4厘米經緯儀和厘米蓋氏赤道儀。中國接管后，陸續增添了32厘米標準天圖式赤道儀、8厘米超人差子午儀、恆星坐標量度儀、等高儀、無線電發報機和電時鐘等多種設備。其中天圖式赤道儀平行雙鏡筒，可分別用於照相和目視觀測，是1949年以前我國掌握的最大的折射望遠鏡。
青島台在天體測量方面成績卓著。開展了測時授時工作，並以無線電、電音授時取代日人的午炮授時以提高授時準確性。曾於1926年和1933年兩次應邀參加國際經度聯測①，開創中國參加國際經度聯測之先河，並取得國際一流之觀測結果，得到國際經度委員會主席的讚揚。1931年小行星“愛神星”大沖時，該台特約研究員、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李珩（1898—1989）曾負責主持參加該星的國際聯測，以確定太陽的視差。此外，青島台自1925年起還開展了中國為時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太陽黑子的系統觀測和研究工作，用蓋氏赤道儀投影描繪太陽黑子和光斑。還曾積極開展日月食觀測、天象預報和編歷工作。該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所開展的天文工作可謂我國近代天文觀測研究之先導。該台出版有《觀象月刊》、《天文半年刊》、《青島日曆》等書刊，其觀測報告和學術彙刊與30多個國家的50多個科研機構進①本節主要參考：（1）蔣丙然在中國天文學會第14屆年會所作青島市觀象台工作報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5頁，1937年。（2）邵元疆、孫壽勝：《青島觀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國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90頁，1984年。（3）陳展云：《中國近代天文事迹》，中國科學院雲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26頁。
①李曉昉：《青島市觀象台參加國際經度測量成績報告》，《宇宙》，第6卷第4期，第61頁，1935年。行交換。
1938年初，青島台再度被日本佔領，中國職員全部撤出，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后回歸中國。1946年後逐漸恢複測時授時以及太陽黑子的觀測工作。
4.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及中國第一座現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
1928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國立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設立天文研究所。所長高魯是原中央觀象台台長，中國天文學會的創始人，中國近代天文事業的先驅者。他早就有在中國建造一座可與歐美各大天文台並駕齊驅的現代天文台的願望①。由於他的積極呼籲和據理力爭，天文研究所獲准在南京紫金山建立國立第一天文台。但沒等該台正式開建，1928年12月高魯受命出任駐法公使。經高魯推薦，中央研究院改聘留美歸國天文學家、廈門大學教授余青松（1897—1978）為天文研究所所長②。余青松是二十年代國際負有盛名的天體物理學家，而且通曉土木工程，因而對天文台的設計和建築均是內行，他於1929年夏到南京上任，隨即擔負起建台重任。紫金山天文台的興建歷時5年，於1934年9月落成。
紫台是在戰亂頻繁、政局動蕩的歷史條件下，由余青松親自規劃、設計，並親自主持興建的③。他考慮了現代天文研究的四個重要方面，即恆星物理、太陽物理、變星研究和方位天文，為此分別設置了四個觀測室：大赤道儀室、小赤道儀室、變星儀室和子午儀室，並為每個室配製了觀測所需的當時國際最先進的儀器。大赤道儀室配製的600毫米反射望遠鏡是當時遠東最大的望遠鏡，德國蔡司廠最新產品。其附有雙石英稜鏡攝譜儀，可拍攝恆星紫外光譜，進行分光光度觀測。小赤道儀室上層設置德制200毫米折射望遠鏡和150毫米天體照相儀，附有太陽放大投影器、日珥觀測器和物端稜鏡等；下層安裝美製海爾太陽分光儀，是專為參加國際太陽分光聯測而訂購。變星儀室裝置美製100毫米羅氏變星儀，是專為參加國際造父變星聯測而訂購。子午儀室配製瑞士制130毫米超人差自動子午環，可觀測天體過子午圈的精確時刻，地下室為恆溫鍾房。除此之外，還訂購了用以測量恆星光譜波長、光譜分光光度、變星亮度等的一些必需的附屬儀器。又建立了圖書室，內藏中外圖書6000餘冊，每年訂購中外雜誌30餘種，並與世界各天文台及研究機構多有交換①。因而紫金山天文台無論就其設備、圖書還是規模而論，都是當時東亞地區最先進的。它是我國第一座具有國際先進的天體物理觀測設備和研究手段的現代天文台，作為該台的創建者，余青松當之無愧地是我國現代天文事業的奠基者和開創者。
但紫台建成后剛有起色就爆發了抗日戰爭，天文研究所攜帶部分儀器和圖書於1938年4月輾轉遷至雲南昆明。因發現昆明空氣清澄、地勢高朗，晴夜又多，宜於天文觀測，於是又在昆明鳳凰山建立一座天文台。該台也是①蔣丙然：《紀念高曙青先生》，《宇宙》第18卷第7—12期，第129頁，1948年。②張志明：《中國現代天文學研究的先行者——高魯》，《天文之星》，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
③張志明：《勝地幾經興廢事鐘山何處是龍蟠——記紫金山天文台的創建者、第一任台長余青松》，《天文之星》，第20頁。
①余青松：《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宇宙》第6卷第1期，第1頁，1935年。余青松親率職員登山勘測，並親自設計和繪製的建築圖樣，於1939年7月落成。根據搬遷時帶來的儀器，建有太陽分光儀室、變星儀室和圖書室等。天文研究所隨即在該台恢復了中斷兩年多的天文觀測。
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長改聘留美天文學家、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張鈺哲（1902—1986）為天文研究所所長。抗日戰爭結束后，天文研究所於1946年秋返回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全力以赴修復抗戰期間被損壞的儀器設備，但天文工作未及恢復又面臨解放戰爭。鳳凰山天文台則改為由天文研究所與雲南大學共有的分支機構。新中國成立后，天文研究所改名為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
天文研究所是民國時期負有盛名的天文研究機構。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揭開了我國天體物理研究的首頁。該所在紫台和鳳凰山台主要開展了兩項國際聯測項目：太陽的分光觀測和造父變星的照相觀測。其中太陽的分光觀測是用海爾太陽分光儀以氫的Ha單色光觀測日珥、譜斑、日面爆發等太陽色球層的各種現象，是中國天體物理學領域的一項開創性工作。1942年5月至1948年6月還在鳳凰山台開展過經常性的太陽黑子目視投影觀測①。此外，天文研究所是中國科學界組織的幾次日食觀測的主要籌備和參加單位。開展過授時編歷和經緯度測量，出版過天文年曆、航海曆、航空歷等，對月球、行星、彗星和新星等進行過觀測。
5.全國陸地測量總局天文觀測所。
辛亥革命以後，天文大地測量工作多由陸地測量部門擔任。1932年春，全國陸地測量總局在南京大石橋總局內建立了天文觀測所，除開展天文大地測量業務外，還供中央陸地測量學校三角科學生實習之用。該所工作由測局三角科科長曹謨主持。置有50—80毫米超人差子午儀、時辰擺、時辰儀、記時器、長短波自動記錄收報機、45°或60°等高儀等設備。建所之初，首先測量南京之精確經緯度，將其作為全國測量之原點，以後陸續派員到蘇、皖、贛各省測量一、二等天文點之經緯度及方位角。一等天文點的經緯度測量分別用恆星中天法和太爾各特法。二等天文點則用多星等高法。自1932至1937年，作一、二等天文點測量共94點，遍佈13個省區。曾參加第二次國際經度聯測，測量結果頗佳，與青島觀象台同屬第一類①。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該所隨測局內遷，在貴州平壩縣建立一簡易觀測所，繼續進行野外測量。1938年為抗戰所需，赴雲、貴、川、湘、桂等省測定一、二等天文點共34點。為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觀測測定全食帶內經緯度14點②。抗戰勝利后，該所回到南京，因原所址被炸，所內測繪人員借用紫金山天文檯子午儀室進行工作。其中部分人員後來成為發展新中國測繪事業的骨幹。
6.法國主辦的上海徐家匯天文台①。
①參見李鑑澄：《太陽黑子的觀測》，《宇宙》第14卷第10—12期，第260頁，1944年。王鴻升、簡恩澤：《昆明鳳凰山天文台1948年太陽黑子觀測報告》，《宇宙》第19卷第1—12期，第19頁，1949年。①中國天文學會第14屆年會上該所工作概況報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3頁，1937年。②中國天文學會第15屆年會上陸地測量總局天文工作報告，《宇宙》第10卷第9—10期，第139頁，1940年。
①本節參考：閻林山、馬宗良：《徐家匯天文台的建立和發展（1872—1950）》，《中國科技史料》第5卷第2期，第65頁，1984年；朱楞：《徐家匯天文台史料（1872—1962）》，《中國科技史文集》第4集，第198頁，1986年。
除上述國人所辦的天文研究機構外，在中國大地上還有一座法國教會創辦的近代天文台——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建於1872年。雖然當初建台是為擴**國對華侵略政策服務的，但作為一個科研機構，它則是法國科學院在中國從事區域性觀測和研究的分支。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為該台的極盛時期，開展了天文、授時、氣象、地磁、地震、重力和大氣物理等觀測和研究工作，是當時東亞地區工作最有影響的綜合性科研機構和天文、氣象中心。
徐家匯台在1926年和1933年兩次參加國際經度聯測，被選為國際經度測量的三個基點之一。1939年起參加國際時間局，為時間的標準台。其天文工作在余山分台，擁有40厘米赤道式雙筒折射望遠鏡、太陽偏振鏡、黑子照相儀、彗星照相儀等設備。開展了對太陽黑子和日珥的研究，銀河星團的照相研究，彗星和新星的研究，木星對小行星普遍攝動的研究，對1122對赫歇爾雙星的重測。參加了愛神星的國際聯測，並編製了包括赤道帶士0°50′範圍內14000顆星的《佘山星表》。出版的天文刊物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曆》等。
該台自1937年起日趨衰落，因戰爭影響，經費拮据，台內人員散失，大部分工作陷於停頓。但佘山分台沒有遭到戰爭破壞，所有觀測和研究資料都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徐家匯天文台是今日上海天文台的前身，1949年以前雖為法國主辦，但先後在內工作的華人約有70名之多，而且當時中央觀象台、青島觀象台、南通軍山天文台都曾派員去學習①，因而它不僅為我國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對我國近代天文學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
①青島觀象台天文磁力科科長高平子曾於1912年到徐家匯天文台佘山分台，在台長蔡尚質指導下學習近代天文學。參見馬星垣、高平子：《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第三集）》，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頁。軍山天文台主任劉渭清曾到徐家匯天文台，在法國傳教士馬德賚指導下學習近代天文、氣象知識。詳見張明昌：《南通軍山天文台始末》，《中國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2頁，1984年。第二節近代天文教育工作的進展這一時期的天文教育機構主要有國立中山大學天文系和齊魯大學天算系。此外，中央大學、廈門大學和山東大學等校的物理系和中央陸地測量學校等也開設有天文課程和開展一些天文工作。
1926年秋，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在數學系內添設天文課程，將數學系擴充為數學天文系，聘用剛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張雲（1896—1958）為天文學教授。張雲曾獲法國里昂大學天文學博士學位，到中大后開拓和發展了該校的天文教育和科研事業。1929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山大學天文台並任該台台長。台內建有赤道儀室、子午儀室、時計室和放映室，置有德制15厘米赤道儀（附有11厘米天圖攝影儀）、德制6厘米超人差子午儀、法制20厘米反射望遠鏡和15厘米折射望遠鏡等儀器，而且所藏天文圖表、圖書也很豐富①。系內天文課程的設置也逐漸完備。從1932年起，數天系學生三年級後分為數學、天文兩專業。1939年時為天文專業學生設置了普通天文學、球面天文學、實用天文及天文實測、光學、近代物理、天體物理和天體力學等必修課程，以及數學物理、理論力學、宇宙論和地球物理等選修課程②。當時中山大學數天系是國內設備最完備、天文課程設置最齊全的天文教育機構。中山大學天文台除供學生實習外，還參加了1933年的第二次國際經度聯測③以及中國科學界組織的幾次日食觀測。開展了太陽黑子的投影觀測和變星的目視觀測等，承擔了中國天文學會變星觀測委員會的工作，於1930年2月創辦《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兩月刊》。
1936年夏，天文台隨校址遷移至廣州市郊石碑重新建台。1938年廣州淪陷后又隨校西遷，於1941年遷至粵北樂昌縣坪石鎮，直至抗戰結束後於1945年10月遷回廣州。1947年數天系天文專業被劃分出來單獨成立天文系。據統計，從1933至1949年，天文專業畢業生共44名。其中畢業后從事天文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④。
齊魯大學成立於1917年，是美國長老會於1864年所辦的山東登州文會館與其他一些學校合併而成。美國傳教士在該校天算系內建有天文台，裝置有一架25厘米反射望遠鏡和一架10厘米折射望遠鏡。前者后因微動控制裝置不靈而專供學生實習；後者用於太陽黑子觀測，間作變星觀測①。系內天文、算學不分組。建系之初只有兩位教員，系主任王錫恩（1871—1932）畢業於登州文會館，獲齊魯大學理科碩士學位，著有《實用天文學》、《繪圖日食新算法》等多種天文以及其他數理等方面的著作②。1932年王錫恩去世后，系主任由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菲利普斯（E.L.Phillips）兼任，並聘該系畢業①《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兩月刊》，第1卷第1期，第4頁，1930年。②張云：《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成立十周年概況》，《宇宙》第10卷第9—10期，第131頁，1940年。③鄒儀新：《中山大學天文台參加萬國經度測量報告》，《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兩月刊》第5卷第2期，第39頁，1934年。
④戴文賽、趙卻民、易照華：《天文教育》，《十年來的中國科學——天文學，1949—1959》，第63頁，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部編審。
①菲利普斯在中國天文學會第14屆年會上所作齊魯大學天算系工作報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2頁，1937年。
②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四冊，第1999頁。
生程廷芳（1911—1968）做觀測工作。抗日戰爭期間，齊魯大學遷至四川成都，天算系停課，天文儀器未裝箱搬遷，程廷芳曾到天文台觀測太陽黑子和星雲。1945年8月，天算系複課，改稱天文數學系，招生10餘人。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時，中山大學天文系與齊魯大學天文數學系合併為南京大學天文系。
第三節中國天文學會③為促進我國天文事業的進步與發展，中央觀象台的天文工作者早在一十年代中期就倡議創立“中國天文學會”。經多年籌備，條件成熟，乃於1922年10月30日，在北京中央觀象台內召開了中國天文學會成立大會。會上選舉產生了第一屆評議會，高魯任會長。
學會成立后，每隔年余舉行一次年會。在會上進行學術交流，由各主要天文機構負責人作工作總結，請有關專家介紹一年來天文學的進步，並在會上選舉產生下一屆評議會。1944年起，評議會改稱理事會。著名天文學家高魯、余青松、張鈺哲、陳遵媯和科學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李書華等人曾任各屆會長或理事長。
學會以“求專門天文學之進步及通俗天文學之普及”為宗旨做了不少工作，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項：（1）創辦天文刊物。除學會籌備階段刊行的《現象叢報》外，1924年起出版年刊《中國天文學會會報》，共出9期，主要刊載會員論文和重要譯著。1930年7月起出版《宇宙》月刊，該刊以刊載通俗天文著述為主，兼載宇宙消息、國內外天文界動態和中國天文學會消息等等。
（2）編譯天文圖書。1930年4月學會成立了編輯委員會，除負責編輯《宇宙》月刊外，還編寫天文學叢書和天文學辭典。如陳遵媯編寫的《星體圖說》、《宇宙壯觀》，張鈺哲的《天文學論叢》、《宇宙叢談》，戴文賽的《恆星光譜》和《星空巡禮》等等。
（3）編訂天文名詞。學會於1930年12月成立天文名詞編譯委員會，1933年審定天文學名詞1400條，均有英、法、德、日四國文字對照，交國立編譯館出版。
（4）舉辦科普與學術演講。除在每屆年會上進行學術交流外，在早期會所設在北京中央觀象台內時，還每月舉辦一次學術演講會，1932年冬會所移至南京后改為不定期舉行。1933年曾在南京舉行“徐文定公（徐光啟）逝世三百年紀念會”。1923年曾與北京大學等單位聯合舉辦“相對論講座”。1942年12月25日在昆明和永安兩地與中國數學學會聯合舉辦了“牛頓誕辰三百周年紀念會”。通過這些學術活動，開展天文和近代科學知識宣傳。此外，會員陳遵媯、張鈺哲、高平子、戴文賽、周培源等人曾到電台、機關、學校等處作天文普及演講。
（5）組織天文觀測。1929年12月學會成立了變星觀測委員會，張雲任主任，指導和組織各地會員進行變星觀測，並將觀測結果統一整理髮表。該委員會每年舉行一次年會進行交流總結，編輯出版《中國天文學會變星觀測委員會報告》，每兩月一期，刊登於《國立中山大學天文台兩月刊》。中國天文學會還於1934年聯合有關機關團體成立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組織日食觀測。
（6）頒發獎金獎勵天文學著作。學會曾接受熱心者捐助的獎金，如隱名獎金、“霽雲樓老人”獎等，用以獎勵優秀天文著作的作者。
（7）參加國際學術活動。曾派會員張雲列席1925年在英國倫敦舉行的③本節主要參考《宇宙》第1—14卷，中國天文學會，1930—1949年；吳美霞：《中國天文學會簡述》，《中國科技史料》第10卷第3期，第66頁，1989年。
IAU（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派會員余青松、趙進義（1902—1972）列席1928年在荷蘭萊頓召開的IAU第三屆大會。1935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IAU第五屆大會上，中國天文學會正式加入IAU，成為我國最早參加國際科學團體的學會。列席會議的會員高平子、潘璞將紫金山天文台圖冊帶到會議舉辦的展覽會上展覽，以擴大中國天文界在國際上的影響。1936年9月，中國天文學會與天文研究所共同組織了中國天文委員會，為主持參加IAU各項活動的專門機構。
中國天文學會創辦之時正值舊中國憂患交侵之時，學會得自於政府的資助極少，經費來源主要是會員繳納的會費、熱心者的捐助以及一些單位的資助。抗日戰爭時期處境更為艱難，但學會在會員相對比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分會繼續開展活動。先後於1940、1941、1942年成立了昆明分會、福建永安分會和貴陽分會。抗戰時期《宇宙》雜誌也未停刊，只是曾因經費不足而由月刊改為半年刊。
中國天文學會將國內專業天文工作者、天文愛好者以及熱心於天文事業的人都團結了起來，共同致力於天文學的發展，在中國近代天文事業的創建中起了重要作用。會員隊伍不斷壯大，據統計，1922年學會剛成立時有會員47名，1947年發展到688名。
第四節日食觀測日食，尤其是日全食是重要的天文觀測項目之一，歷來受到天文界，乃至科學界的高度重視。中國科學界曾於1934年11月19日成立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中國天文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氣象三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青島觀象台，中山大學天文台，清華大學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學理學院10個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組成，專門負責籌備和組織日食觀測①。
1949年前，中國科學界共組織了以下三次日食觀測：1.1936年6月19日日全食觀測。
此次日食全食帶經過中蘇邊境和日本，我國曾派出兩個觀測隊出國觀測，一隊由余青松率領赴日本北海道觀測；一隊由張鈺哲率領到蘇聯伯力觀測。北海道隊一行6人，所用儀器主要是紫金山天文台的能通過紫外光的150毫米天體照相儀，拍攝了日冕的白光照片和紫外光照片，以及日食影片，測定了初虧、食既、生光和復圓的時刻，並吸取了美、英、日等國觀測隊日食觀測的經驗①。伯力觀測隊一行2人，因日食時正逢天陰，沒有取得任何成果。此外還在國內進行日偏食觀測。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兩研究所分別進行了太陽分光觀測和偏食時高空電離層電離強度的測定，青島觀象台開展了地磁觀測，研究日食與地磁、天電之關係等等。
2.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觀測。
這是我國本土第一次有組織的現代日全食觀測。全食帶從新疆入境，經過青海、甘肅、陝西、湖北、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對此次觀測極為重視，特地向國外訂購觀測儀器，事先作了大量準備工作。參考1936年日食觀測提供的資料，原計劃組織幾十個觀測隊開展13項觀測研究工作②，但后因日本侵華，全食帶經過的省區已大多淪陷，在國外定製的儀器也無法運到，原定計劃未能實現。當時各國天文學家也因中國戰亂而紛紛取消原定來華觀測的計劃。我國最終根據當時條件組織了兩個觀測隊，即西北觀測隊和東南觀測隊。
西北隊由天文研究所、金陵大學理學院、中國天文學會和中央大學派員組成，隊長張鈺哲。觀測地點在甘肅臨洮。觀測儀器由各單位拼湊而成。觀測取得極大成功，內容包括：拍攝日冕照片、拍攝日冕光譜和色球的閃光光譜；測定日冕的亮度；實測初虧、食既、生光和復圓的時刻和拍攝日食電影等，並進行日食時的氣象觀測。日食期間，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將日食觀測實況作現場廣播，美英兩國的國家廣播公司也將觀測實況向世界作同步轉播，擴大了中國天文界在世界的影響①。
東南隊分天文、地磁兩組，分別由中山大學天文台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負責。觀測地點在福建崇安。因日食時正逢天陰，天文組一無所獲。地磁組測得日全食期間地磁的各項主要參數如地磁水平分力、垂直分力和磁偏①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消息，《宇宙》第5卷第7期，第114頁，1935年；第8卷第2期，第42頁，1937年。
①余青松、陳遵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全食北海道隊觀測報告》，天文研究所，1936年。②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消息，《宇宙》第8卷第2期，第42頁，1937年。①張鈺哲：《宇宙叢談》，正中書局1945年6月版，第120—153頁。
角等的最大變幅。
此次日全食觀測結束后，張鈺哲在美國《大眾天文學》雜誌上發表了《在日本轟炸機陰影下的中國日食觀測》一文，向全世界報道了我國在艱苦抗戰的歲月里開展的這次日全食觀測所取得的科學成就②。
3.1948年5月9日日環食觀測。
此次日環食出現在廣東、江西、浙江和江蘇四省。美國陸軍派了觀測隊來我國浙江餘杭縣觀測。天文研究所也與中央大學物理系、國防部測量局聯合組隊到該地觀測，但由於天陰只測得日食期間太陽亮度的變化。此外，青島觀象台、中山大學天文台、上海同濟大學物理系等單位也分別進行了觀測。②Y.C.Chang，SolareclipseobservedinChinaundertheshadowofJapanesebombers，PopularAstronomy，V50，P198，（1942）.第五節天文研究工作概況在1949年前中國近代天文事業的草創時期，老一輩天文工作者儘管為開創中國近代天文事業盡了極大努力，但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能開展的觀測和研究項目十分有限，因而做的工作真正屬於研究性質的不多。然而另一方面，當時我國有些天文學家在國外留學或訪問期間曾參與一些處於當時天文學發展前沿的觀測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甚至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世界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一時期我國天文工作者在國內所做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各天文機構配合自身的觀測所開展的研究。如青島觀象台徐匯平發表的論文《近十二年來青島觀象台所見之奇特黑子》，對觀測到的太陽黑子的各種現象作了詳盡的討論①。該台和軍山台都曾結合觀測討論黑子變化對地球上氣候及地磁或地震的影響等等。中山大學天文台曾圍繞變星觀測發表多篇有關變星測光的論文。1941年日全食觀測前後，我國天文工作者曾發表關於日食計算法，日食計算圖驗法、日冕的亮度與形狀等方面的學術論文。二是利用古今中外觀測資料開展的研究。例如，張鈺哲通過對1937年出版的《Boss星表》中萬餘顆恆星自行的統計研究確定太陽在空間運動的方向，於1944年發表了《太陽在空中之運動》一文。與此類似的還有1937年李珩的論文《以造父變星之空間速度研究銀河系之自轉》①，李珩和黃家器的論文《B型星之統計研究》②，以及陳遵媯參閱彗星觀測資料，尤其是哈雷彗星史料，藉以考察彗星軌道及周期的演變后寫成的著作《彗星論》等等。三是天文學史研究。這一時期有不少天文學家和其他學者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平子和朱文鑫（1883—1939）。1922年高平子提出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四條原則：（1）以科學方法整理曆法系統；（2）以科學方法疏解並證明古法原理；（3）以科學公式推算古法疏密程度；（4）以科學需要應用古測天象。它們對我國天文史研究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遵循這些原則，高平子研究中國古代曆法和天文觀測方法，發表有“中國諸歷歲實朔實考”（1924年）、《史日長編》（1932年）、《圭表測景論》（1939年）等論文著作，朱文鑫的重要著作有《〈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1927年）、《天文考古錄》（1933年）、《歷代日食考》（1934年）和《曆法通志》（1934年）等③。此外，高魯的《星象統箋》（1933年）、竺可楨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和地點》（1944年）、董作賓的《殷歷譜》（1945年）也均為天文史研究的力作。
這一時期我國天文學家在國外所作的天文研究中最有成就的是紫金山和鳳凰山兩山天文台的創建者余青松。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利克天文台率先開展了恆星連續光譜的研究，對91顆恆星的連續光譜進行分光光度測量，得出恆星光譜的能量分佈曲線，闡明了恆星紫外光譜中巴爾末躍變的性質，證明恆星輻射類似黑體輻射，並通過恆星能量分佈曲線與普朗克黑體輻射理①徐匯平：《近十二年來青島觀象台所見之奇特黑子》，《宇宙》第8卷第7—8期，第101頁，1938年。①見《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7頁，1937年。
②見《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9頁，1937年。
③馬星垣：《高平子》，席澤宗：《朱文鑫》，分別見《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第三集）》，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7頁。
論曲線的擬合，求得不同光譜型恆星的有效溫度，從而最有說服力地闡明了恆星光譜哈佛分類的物理意義①。他在恆星連續光譜研究中所作的這些奠基性工作被認為是恆星能量分佈工作的重要里程碑②。
張鈺哲、張雲和李珩等人也是頗有成就的天文學家。張鈺哲於1928年11月22日在美國葉凱士天文台發現一顆新的小行星——小行星1125號，將其命名為“中華”，為祖國贏得了榮譽。1946年訪美期間又在麥克唐納天文台發現一顆新的食雙星BD—6°2376。並對一些食雙星作了卓有成效的分光觀測和研究③。張雲於194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期間，先是協助張鈺哲發現了那顆新的食雙星，接着在當年12月又發現一顆北冕座R型新變星，被命名為鹿豹座XX星④。李珩於1948—1949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著名天文學家史瓦西（M.Schwarzshild）合作，在英國《皇家天文學會月報》上發表《化學組成不均勻的紅巨星模型》一文，被認為是恆星內部結構和演化研究領域中一項頗有成就的工作①。此外程茂蘭（1905—1978）和戴文賽於三四十年代分別在法國和英國對恆星或其他天體做過一些頗有價值的光譜研究或分光光度研究工作。
①Ching-SungYu，OntheContinelousHydrogenAbsorptioninSpectraofClassAStars，LickObservatoryBulletin，v.12，No.375，p.104（1926）.②LutzD.Sadel，DictionaryofMinorPlanetNames，p.495，Springer-Verleg（1992）.③見《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第四集》，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頁。④見《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第二集》，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頁。①LiHenandM.Schwarzschild，Red-giantmodelswithchemicalinhomo-geneities，M.N.V.109,p.631，（1949）.第五十七章氣象學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世界氣象觀測網的主要特點是高空氣象觀測的興起。能迅速測得氣壓、氣溫、濕度測值的無線電探空儀在三十年代逐漸投入業務使用，一些歐美國家在二戰中已據此每日繪製高空天氣圖。隨後雷達測風、測雨技術也開始推廣。二十年代對中緯度主要天氣系統（氣旋）模式的研究取得突破。高空天氣圖出現后，四十年代發現大氣長波和高空急流，大氣運動的理論研究為天氣預報提供了新的基礎。已有50多年歷史的國際氣象組織自三十年代起逐漸改變為政府間的組織，以適應日益增大的海運、農業、水利，特別是遠程民間航空方面的服務要求。而我國在這一期間氣象工作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仍在謀求改善地面氣象觀測網。在抗日戰爭中觀測網受到嚴重摧殘，但科學研究開始勉力進行，取得一些成績。
第一節氣象觀測網建設和技術進步1.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成立並推動台站網建設。
1928年2月中華民國大學院決定由中央研究院籌設氣象研究所，1929年1月成立，竺可楨博士任所長。
竺可楨（1890—1974），地理學家、氣象學家、教育家，中國氣象事業奠基人之一。浙江上虞人。1918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武昌高等師範、東南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1928—1946），浙江大學校長（1936—1949），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49—1974），中國氣象學會會長、理事長（1930），對中國天氣學、氣候學、氣候變化、地理學、自然資源考察等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1929年，研究所在南京北極閣欽天山觀象台故址新建氣象台開始地面氣象觀測，並在幾年內配全新氣象和地震儀器。先後開展全國最早的氣球測風、日射、微塵和大氣電觀測。1932年開始地面觀測。積極進行高空氣象觀測，1929至1930年，多次施放氣球高空氣象自記儀器進行氣象觀測，但未能回收。1936年3月日首次回收自記儀器，取得我國最早一批高空氣壓、溫度、濕度記錄，彌足珍貴。1935至1936年，研究所在南京、昆明和杭州由航空學校的飛機攜帶專用自記氣象儀器進行高空氣象觀測，高度達4000米。竺可楨對外國侵我主權，長期在我國設氣象台站十分憤慨。他深知台站網是氣象研究和服務的基礎，早在1921年，就著文呼籲我國應多設氣象台，並多次著文宣傳氣象對國民經濟和國防的重要。1928年提出《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但未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視。研究所並無統籌台站網建設的職責，但竺可楨克服種種困難，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促進了1929至1937年間的台站建設：調查各省已有測候所情況；編印觀測規程、規範和整套技術指導書刊；代購國內外儀器；辦觀測員訓練班；三次召開多部門聯席會議，討論統一技術規定；促進、協助各省部門建設台站。
研究所還自籌經費，在1930至1942年間設立了30個直屬測候所，並且着重於兩部一直空白的地區。除北平和上海外，其中還有為參加國際極年科學活動而設的峨嵋山、泰山、拉薩測候所；在西北、西南空白區設立的有：酒泉、西寧、同心城、中寧、都蘭、安西測候所；與民航部合作而設的有：包頭、鄭州、寧夏、貴陽測候所；受水利部門資助而設立的有武漢、西安、南鄭、榆林、華山、商縣、松潘、灌縣、廣元、大理、保山、昌都、北碚、縉雲山測候所等。1942年將尚存的17個測候所交給新成立的中央氣象局。1930年，研究所開始繪製天氣圖、發佈天氣預報和颱風警報，從此改變了上海法國教會徐家匯觀象台把持我國天氣預報的局面。研究所還曾致力擴充國內氣象電報，設立電台抄收東亞、東南亞各國氣象電報並廣播國內氣象電報和預報、警報，並與交通部商榷由上海國際無線電台和五處海岸電台廣播颱風消息和警報。至1936年，天氣圖上國內氣象電報已達90餘處。
氣象資料的收集、整編工作是氣候研究的基礎。研究所定期出版了1928至1937年1月的《氣象月刊》和《氣象年報》，載有全國台站的逐日氣象統計（徐家匯觀象台月刊只有月值）。整編出版各地歷年溫度、降水量資料。1936年，竺可楨任浙大校長后，先後由呂炯（1936年10月—1943年3月）和趙九章（1944年5月—1946年）任代理所長，1946年趙九章任所長。1937年日軍入侵，研究所於11月遷重慶北碚。
2.國民黨政府中央氣象局。
1941年10月，國民黨政府在重慶成立中央氣象局，隸屬行政院，后改屬教育部（1945年7月），又改屬交通部（1947年2月）。局長為黃廈千博士，原中央大學教授。1943年4月由呂炯接替。氣象局於1942年接辦氣象研究所的直屬氣象站，1941—1944年新設20個站。抗戰勝利，氣象局遷到南京后，發展很小。1947年6月，接辦原屬國防部氣象總站（上海）和40個站。1947年有直屬站103個。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防部第二廳、國民黨空軍和中國航空公司都發展有無線電通信的氣象測報網和天氣預報工作。
1943—1945年，只有兩部18個測候所，每日加密向重慶發氣象電報，且無國外氣象電報，實際已不能進行天氣預報。1946年遷南京后，仍由電報局收集測候所的氣象電報和空軍各地的氣象電報廣播，1947年下半年增由上海民航電台轉來35個站電報，天氣預報條件有所改善。所屬上海、北京、廣州、武漢氣象台和定海測候所也進行天氣預報。
1946年接收上海原法租界外灘信號台，改設上海氣象台。原國防部第二廳上海氣象總站併入上海氣象台。上海氣象台有本地天氣預報、海區天氣預報和颱風警報（由海岸電台廣播）、港埠天氣信號，向各輪船公司發預報和天氣圖。在龍華機場設有氣象組獨立繪圖和發佈航站、航路預報，配合民航航路管制和機場業務。
1949年2月中央氣象局遷廣州，旋即遷台灣。
3.省級測候所。
由於局勢開始相對穩定，加上氣象研究所的推動和協助，三十年代有12個省在省政府或建設、農林、水利廳下設了省級氣象部門並佈設少數測候所；四十年代又增加兩個省。但1937年起，凡日軍入侵所至完全停辦。在後方的四川、貴州、福建測站有所增加。在抗日勝利后至解放前的幾年中恢復不多。陳一得（1886—1958），雲南鹽津人，師範理科畢業，研究氣象、天文、地震。1927年7月在昆明自設一得測候所，是這時唯一的個人所設的測候所。至1936年6月，省教育廳在昆明太華山設省立氣象測候所，委陳一得為所長。4.海關氣象觀測網。
54個海關測候所是最大的觀測網。三十年代又新設3個，在這57個站中，仍只有一個島嶼、7個沿海港埠、7個內地所向徐家匯（1931年起向氣象研究所）發氣象電報。日軍侵入后，除重慶測候所外，其餘都在1937—1944年期間先後停止工作。
5.青島觀象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22年底，北洋政府收回膠州灣租界。1924年收回青島測候所，蔣丙然出任所長，不久改稱觀象台，有氣象、天文、地磁觀測。1928年開拓海洋學觀測研究工作。1932年得到許多部門的資助，建成青島水族館。1938年1月，青島觀象台再度被日本佔領。1945年日本投降，觀象台恢復工作。
6.民用航空氣象工作。
中國航空公司在1930至1943年間氣象工作由其通信部門兼辦。1937年前有21個航站報告天氣。七七事變后航線減少。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航運增多，開闢了昆明、重慶至印度的航線，設專職氣象員，承擔物資航運保障，氣象台站有10處。抗戰勝利后，國內航線增至20多條，國外航線增至8條，業務量大增。上海龍華機場增設機場氣象台站18處。
7.高空氣象觀測。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歐美國家佈設氣球攜帶無線電氣象儀器的高空氣象觀測站。戰後進入高空氣象觀測的新時期。高空氣象觀測網的建立和日高空氣象圖的繪製使天氣學、氣候學研究和天氣預報業務獲得很大的進步。
中國在這個時期，先後有26個地點用經緯儀跟蹤小氣球移動的高空風觀測。但入雲后便無觀測，因此這對機場業務有用而對天氣預報幫助有限。1944—1947年間，駐華美軍曾用當時最先進的儀器在我國設10個無線電探空和測風站，供中美空軍混合團指揮作戰之用。所取得的記錄成為我國天氣學研究的重要資料。
8.高等教育與學會。
氣象學高等教育自1930年開始，中央大學（南京）設地理學系氣象組，1933年清華大學地學系設氣象組，1938年浙江大學史地系設氣象組。1944年中央大學成立氣象系。1946年清華大學成立氣象系。
中國氣象學會1924年10月成立於青島，為我國最早成立的十多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之一，宗旨是“謀氣象學術進步與測候事業的發展”。首屆會長為蔣丙然，高恩洪、張謇、高魯為名譽會長。1929年起，會務中心轉移到南京。至1948年時，已舉行年會15次。1930年起，會長為竺可楨。學術刊物有：《會刊》（1925—1932），《氣象雜誌》月刊（1935年7月—1937年7月），《氣象學報》（1941—1944）。
第二節外國人所設的氣象台站1.徐家匯觀象台。
1920年，徐家匯觀象台除繼續原有業務外，開始注意航空需要，由雲的移動推算高空風，1931年1月開始氣球測風觀測。1907—1944年，在我國首先進行高空臭氧觀測。日軍侵入后，工作縮小，但觀測工作未停止。1950年12月，徐家匯觀象台由軍委氣象局和中國科學院接管。徐家匯觀象台地面氣象觀測連續78年，是我國境內最長最完整的。
2.外國人在內蒙新疆的考察。
1926年冬，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受德國委託，與北京大學等單位組成中德西北科學考察團，於1927年5月出發。氣象考察由德國氣象學家赫德（W.Haude）主持。9月28日，考察團到額濟納河，沿途進行地面觀測和測風氣球觀測。1927年5至7月在百靈廟附近的呼加圖溝，9月在額濟納河畔的忽圖爾（1928年冬止）設站定點觀測。1931年5月，赫德為勘察中德航空路線，再度來華，帶來風箏高空氣象探測設備，在義肯公（1931年5—9月）和現內蒙海流圖和額濟納旗附近的巴音托來（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進行了地面氣象觀測和123次風箏探測。後來設備由氣象研究所購得，自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在北京清華大學探測46次。
3.日本在中國設立的觀象台和測候所。
日本侵佔東北后，於1933年設偽滿中央觀象台於長春，恢復中東鐵路7個測候所，並陸續新建27個測候所及簡易測候所百餘處，地區延擴至熱河和綏遠。工作人員大部分為日本人。大連和旅順測候所直屬日軍部。
七七事變后，華北各氣象台站首先停頓。1940年北平成立為華北國立現象台。1939年日軍在華北設了18個測候所，1940至1944年又增設12處，包括山東、河南和江蘇少數地方。南方在抗日戰爭期間，測站都停辦。只汪偽水利部門於南京、杭州、懷廣、蚌埠在1940至1943年曾有氣象觀測。1932至1937年間，日本在台灣增設測候所5處，簡易測候所23處。1938—1945年增設測候所4處。大部分測候所一直維持到1945年。戰後由國民黨政府接收。
第三節延安的氣象事業在中國**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早在1939年即在延安馬家灣創辦了最早的農業科學試驗農場——光華農場，發展農牧業，增加供應。並設有氣象組，進行地面氣象觀測。
抗日戰爭中，駐我國的美國空軍迫切需要我敵後根據地的氣象情報，1944年7月美軍觀察員被派到延安，並在延安建起氣象台。氣象台於1944年9月開始多種觀測：地面氣象、氣球測風、高空無線電探空，設備是當時最先進的。航空氣象服務十分繁忙，曾為**赴重慶談判和很多次其他領導的飛行作出貢獻。1946年4月觀測組離去。1945年9月八路軍總部成立第一個氣象台——延安氣象台，張乃召（1912—1979）為領導人。氣象台人員11人，有鄒竟蒙、曾憲波等。
為支持美軍對日軍的轟炸機飛行，1945至1946年，設立了清豐和太行軍區觀測站。1945至1946年，為保證美軍飛機來往延安，在陝甘寧邊區設定邊、米脂、慶陽觀測站。
1947年3月14日氣象台撤離延安后，組成軍委三局氣象隊，先後在山西臨縣三交鎮王家溝、河北平山縣王家溝進行觀測。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許多同志投入接收台站工作，後來成為新中國許多氣象部門的領導人。
為建立人民空軍作準備，**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於1946年3月在通化成立航空學校，成立氣象台，進行地面、高空風觀測和氣象預報。1948年10月在牡丹江航校辦氣象訓練班。1949年6月組建了瀋陽、齊齊哈爾、牡丹江、長春、公主嶺機場氣象台，10月起進行天氣預報。12月在哈爾濱、長春、錦州、瀋陽、濟南、北京、牡丹江成立航校，都建立了氣象台。7月建立西安等15個機場氣象台。不久接管了國民黨上海、南京、杭州氣象台。第四節科學研究成就這一時期我國開始進行氣象科學研究，並取得很多成果。科研工作主要是在竺可楨、涂長望、趙九章的領導下進行的。在最後的10年中，由於國內氣象資料的積累、科研隊伍的擴大和戰時開始取得的高空氣象資料，進一步獲得一批重要成果。下面列出主要成果的內容，括號內為主要研究人。
（1）氣候資料的整編和主要氣候要素的分佈圖（竺可楨、張寶坤、呂炯、涂長望）。
（2）氣候成因研究：地面、高空基本氣流及其季月變化（竺可楨、陶詩言、高由禧、劉匡南）；氣團性質和分類（趙九章、涂長望、張丙辰）；季風的形成和活動及其對農業的影響（竺可楨、涂長望、黃仕松）。
（3）中國氣候區劃（竺可楨、涂長望、盧鑒、張寶坤）。
（4）歷史時期中國氣候的變遷（竺可楨、鄭子政）。
（5）天氣學研究：氣旋路徑分類（蔣丙然，沈孝煌）；氣旋與鋒（么振聲、盧鑒、涂長望、張丙辰）；寒潮活動（李憲之、盧鑒）；颱風（竺可楨、李憲之）。
（6）中國天氣與大氣環流和大氣振動的關係（涂長望）。
（7）大氣環流理論（趙九章、葉篤正、朱崗昆）。
這30年中，在氣象研究所的努力推動和協助下，一些省份農業、水利部門開始重視氣象科學研究，地面氣象觀測網的建設有了進展，到1937年達到一定規模，但在日軍入侵時，東部除福建外，台站多隨之消失。但西南和西北有所增加。下表列出1937年和1945年存在的各級測候所數目統計。由於資料不足，表中沒有包括軍事和民航部門的台站。4級所屬每天只觀測1—2次，觀測項目少的簡易所，大多不能維持長久，作用有限。
1937年和1945年各級測候所統計1937年1945年台站等級1234總計1234總計本國設1210018933663713947117391外國設41914377431110125總計119203373711121051771184這30年中，國民黨政府始終沒有建成一個分佈全國的、穩定的、有基本觀測、通訊和質量控制的氣象觀測網，未能形成全國性的天氣預報工作。受氣象觀測網不完備和落後的限制，這時期取得的科研成果，對中國這樣一個廣大而地形複雜的國家的氣候和氣候區域只能說有了個輪廓的了解，對氣候與農業的關係缺乏研究，對天氣學的眾多方面也只是有了初步的認識。①①本章涉及的有些年月和機構等，因記憶和資料所限，可能不夠準確，尚待進一步考訂。第五十八章物理學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統治，1919年的五四運動又吹響了反帝反封建的號角。然而，在中國實現科學和民主的任務還很艱巨，國內政治和國際形勢始終嚴重製約着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儘管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我國近代科學技術奠基和初步發展的時期，也是近代物理學在我國生根發芽和成長壯大的時期。
第一節物理學教育1.大學物理學系的設立。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我國許多大學相繼設立了物理學系（或數理系、理化系），如：金陵大學（1912）、北京大學（1918）、大同大學（1919）、南開大學（1919）、東南大學（1921）、北平師範大學（1922）、廈門大學（1923）、中山大學（1924）、清華大學（1926）、燕京大學（1926）、浙江大學（1928）、武漢大學（1928）、交通大學（1930），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國設有物理系（或數理系、理化系）的大學已超過30所。隨着在國內和國外物理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的日益增多，特別是隨着出國深造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的畢業研究生的陸續歸國，大學的師資力量得到加強，物理學高等教育已在我國具有一定的規模。
大學物理學教學在二三十年代有了明顯的改進。以清華大學為例，該校於1929年成立理學院，以實驗科學為主要發展方向，這在當時國內實驗科學尚不發達的狀況下，是比較新穎和獨特的。1930年該校物理系開始招收研究生。三十年代初該校物理系開設的理論和實驗課程共37門，其中必修課門，選修課21門，有的課程還反映了當時物理學的最新發展。該系建有普通物理、熱學、光學、電學和近代物理五個實驗室以及金木工廠，設備先進，儀器一流。圖書方面，物理學各科的重要書籍、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的文集以及1900年以後的各種重要期刊，均多齊備。系裏經常組織學術討論會，報告研究成果、評介新成就與新發展，學術風氣濃厚。其他各大學對科系的建設也都頗為重視。總之，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各大學的物理系都力圖給學生以經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在理論和實驗兩方面的廣泛教育。
2.留學人員及其歸國后的教學等工作。
早年赴國外留學深造的人員，大多學成之後立即歸國，獻身於物理學的教學和研究，但由於受到國內種種條件的限制，繼續進行研究工作困難很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主要從事教學工作，培養物理學專業人才。因此，他們既是物理學家，更是物理學教育的專家。
這一時期，許多大學裏都有我國物理學界的一些老前輩執掌教學，如：顏任光、丁燮林、李書華、王守競、饒毓泰先後主持北京大學物理系；葉企孫、吳有訓主持清華大學物理系；謝玉銘主持燕京大學物理系；胡剛復主持東南大學物理系；等等。各校均聘請知名教授任教，如三十年代初，清華大學物理系有葉企孫、吳有訓、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等五位教授，真可謂人才濟濟。這些曾經留學歐美的著名學者，在各校建立實驗室，開設反映最新成就的課程，進行理論與實驗並重的物理學教學。他們的出色工作，使這些大學的物理系享有盛名。
物理學教學所必需的實驗儀器，在我國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方面，留學人員亦作出了很大貢獻。1925年，顏任光和丁佐成創辦上海大華科學儀器公司，該公司有實驗室，修理和製造各種實驗儀器。這是我國第一個現代科學儀器工廠，從此我國有了自己生產的物理儀器。1929年，中國科學社在上海設立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也進行儀器製造，在抗日戰爭結束后逐漸有所發展。此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也有製造。
3.教材、譯著與專著。
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物理學家們根據自己在多年教學工作中的經驗，編寫了許多教材。其中供中學物理學教學用的有：丁燮林和王書庄的《初中物理實驗》（1930）、《高中物理實驗》（1930）；倪尚達的《高中物理學》（1933）；戴運軌的《開明物理教本》（1931）、《高中物理學實驗教程》（1933）、《正中高中物理》（1938）、《初中物理》（1949）；方嗣欔的《物理實驗》（1932）、《初中物理學》（1934）；嚴濟慈的《高中物理學》（1948）、《初中物理學》（1949）；等等。這些教材在三四十年代相當流行，很受歡迎，有的曾多次再版。它們對於提高中學物理學教學的質量起了很大作用。
我國物理學家們從二十年代起，就編寫供大學物理學教學用的中文教科書，從而改變了在我國大學裏曾經一度使用英文教科書的局面。比較有影響的，如：李書華的《北京大學物理實驗講義》（1924）；葉企孫和鄭衍芬的《初等物理實驗》（1929）；倪尚達的《無線電學》（1929）；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1933）、《普通物理實驗》（1935）；戴運軌的《大學普通物理學》（1941）；嚴濟慈的《普通物理學》（1947），等等。
為傳播科學知識，提高學術水平，我國學者翻譯了許多物理學書籍，包括學術專著、通俗讀物、教科書等。據統計，1911至1936年的25年間，我國譯刊科學書籍495種，其中物理學書籍52種，佔10.5％。①在這些物理學書籍之中，有相當數量的書，其著者是著名物理學家，如牛頓、法拉第、米高遜、普朗克、密立根、愛因斯坦、布拉格，以及羅素、石原純等。而在譯者之中，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是我國著名學者、科學家或翻譯家，如何育傑、夏元瑮、文元模、周昌壽、張貽惠、楊肇燫、鄭貞文、張鈺哲、任鴻雋、鄭太朴等。這些譯著，不僅包括許多頗負盛名的教材，而且還有不少學術專著，如《相對論淺釋》（1922）、《最近物理學概觀》（1922）、《物質與量子》（1936），等等，其原著就很有名，譯書也很有影響。抗日戰爭期間，物理學家們在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堅持翻譯世界著名科學著作，為日後國家復興和科學進步作準備。如：嚴濟慈和李曉昉合譯的《理論力學綱要》（1938）；王普譯的《原子物理學入門》（1945）、《核子物理學入門》（1946）；陸學善譯的《力學概論》（1949）、《柔體力學》（1949）；許國保譯的《熱學與聲學》（1950）；楊肇燫譯的《電學理論》和《電學原理》（1951年再版）等等。
我國物理學家在多年教學與研究的基礎上，也撰寫了不少專著。如：謝玉銘和C.H.Corbett（郭察理）的《物理學原理及其應用》（英文本，1924；中譯本，1928）、《物理學實驗》（英文本，1924）；倪尚達的《無線電學》（1929）；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其結構》（英文本，1939）；薩本棟的《並矢電路分析》（英文本，1939）、《交流電機基礎》（英文本，1946）、《交流電路》（1948）、《交流電機》（1949）；黃昆和玻恩（M.Born）的《晶格動力學》（1954）；等等。這些專著頗負聲譽，在國內甚至國外都有相當的影響，被用作教本或被視為經典之作。
4.人材培養。
我國物理學教育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培①參閱周昌壽：《譯刊科學書籍考略》，載《張菊生先生七十歲生日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實際上，按周昌壽所列的書目，其中物理學書籍近60種，約佔12％。
養了許多物理學的專業人才。然而總的說來，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缺乏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尤其在抗日戰爭期間，學校被迫內遷，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大量散失，師生備嘗顛沛流離之苦。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到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和交通大學遷到重慶；浙江大學遷到貴州湄潭。在學習、工作和生活都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師生們堅持教學和開展學術活動，在此期間培養出的學生中後來多人成為著名的物理學家，如楊振寧、李政道、林家翹、黃昆、朱光亞等等。
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老一輩的物理學家獻身教育與研究事業，為國家培養年輕人才。像胡剛復曾先後在11所高等院校籌建物理系或理學院或在其中任教。清華、燕京和北京三所大學的物理系，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生，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優秀的物理學家。學有師承，後繼有人，保證了中國物理學事業的不斷發展。
第二節物理學研究1.物理學研究的主要成就。
我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物理學研究，絕大部分是在國外進行和完成的。
這種狀況的形成，不僅是因為國內缺乏和平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缺乏必要的研究經費，而且也是由於國內缺少實驗研究所必需的儀器設備，缺少理論研究所必需的資料信息。我國國內的物理學研究，從二十年代後期才逐漸開展起來。
然而，無論在國外抑或在國內，我國物理學工作者奮發努力，在純粹物理學和應用物理學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其中，許多成為我國物理學某領域或某分支學科的開創性或奠基性的工作，有些還在國際物理學界產生過較大影響。
下面僅列舉若干人物與事項，以簡要說明之。二十年代初，葉企孫用X射線法精確測定的普朗克常數值，曾一度為國際物理學界所採用，他也是我國最早開始近代磁學研究的物理學家；饒毓泰研究原子和分子光譜得到重要成果；嚴濟慈在光譜學等方面做了許多研究；吳有訓從實驗上全面驗證了康普頓效應，並開創了我國國內的X射線研究；王守競把新誕生的量子力學成功地應用於原子分子的研究，其成果受到國際物理學界的重視；施汝為在我國國內最早開始近代磁學的研究；薩本棟在研究交流電機和電路理論方面頗有建樹；趙忠堯在1930年最早觀察到正負電子對的產生和湮沒；張文裕發現μ介子和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吳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物理以及光譜學等領域的研究成績卓著；謝玉銘三十年代關於氫原子光譜的研究，事實上發現了在四十年代後期才得到肯定的“蘭姆移位”；王竹溪在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方面有出色的成就；王淦昌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探測中微子的建議；周培源深入研究廣義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以及流體力學湍流理論；錢三強和何澤慧關於核裂變的研究，尤其發現了鈾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為國際物理學界所公認；陸學善、余瑞璜、錢臨照等分別在應用X射線多晶粉末法研究晶體結構和合金相圖、X射線晶體分析Fourier新綜合法研究、金屬晶體的範性形變和晶體缺陷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出色成績；葛庭燧在金屬物理方面有許多為國際公認的首創性研究；汪德昭、馬大猷分別在超聲和聲納的研究、房間聲學簡正波理論研究方面有獨創性的成果；王大珩研製光學玻璃和光學儀器貢獻很大；錢偉長創立了以三維彈性理論和張量分析法研究彈性板殼的統一的內稟理論；錢學森、郭永懷等在高超聲速流，亞聲速和超聲速混合流動問題研究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為空氣動力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彭桓武在理論物理研究方面貢獻卓著；黃昆在固體物理學領域，特別是晶格動力學方面進行了開拓性工作，等等。
大體上說，我國物理學工作者在抗戰之前，較多從事實驗研究，尤其是在光譜學方面；抗戰期間，則大部分從事理論研究，其次是應用光學研究；抗戰之後，也較多從事原子核物理學研究。總之，物理學研究比較偏重於理論研究。
2.專業研究機構的情況。
我國專業性質的物理學研究機構在二十年代後期逐漸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和鐳學研究所。
1928年6月，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關——國立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之前，3月在上海成立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理化實業研究所，該所下設物理、化學和工程三個組。7月，三個組獨立為三個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遂告成立，由丁燮林任所長。研究所先後建立起南京紫金山地磁台，物性、X射線、光譜、無線電、標準檢驗、磁學等實驗室，以及金木工場。研究所除開展各項研究外，還製造理化儀器，供全國中學和大學及研究機關之用。僅中學儀器一項，至少製成兩千六七百套，為促進我國物理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物理所內遷，始遷昆明，繼遷桂林，再遷至重慶北碚。抗戰勝利后，物理所於1946年復遷至上海。同年丁燮林辭職，由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兼任所長。1946年冬議遷南京九華山麓，並將地磁部分並歸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1947年秋，吳有訓受聘任所長。同年冬，在南京建成實驗大樓，圖書儀器遂次第運寧，至1948年3月全部遷竣。新建的實驗大樓有圖書室、原子核學實驗室、金屬學實驗室、無線電實驗室、光譜學實驗室、恆溫室、以及金工場等。與此同時，二十年間，物理所的研究隊伍也有很大發展。1928年僅有專任研究員4人，助理員4人；1948年已有專任研究員7人，兼任研究員2人，專任副研究員3人，助理研究員2人，助理員5人。
1929年9月，我國另一綜合性的科學研究機構——國立北平研究院成立。該院初期設理化等各部，理化部長由副院長李書華兼任。同年11月物理學研究所成立，屬理化部，李書華兼主任。1930年，嚴濟慈被聘為物理學所主任。1932年，北平研究院與中法大學合作創辦鐳學研究所，亦屬理化部，又聘嚴濟慈兼鐳學所主任。1935年，該院取消理化等各部，直接設研究所，並改主任為所長。嚴濟慈為物理學研究所所長，併兼鐳學研究所所長。同年，鐳學所遷往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后，物理學所內遷昆明。抗戰勝利后，物理學所遷回北平。1948年，鐳學所改組，分為結晶學研究室（上海）和原子學研究所（北平），前者由陸學善主持，後者由錢三強任所長。物理學研究所設有研究室、實驗室、圖書室、金工場、光學工場等機構。研究工作主要有光譜學、水晶構造、壓電現象、照相片之感光性、地球物理等幾個方面。抗戰期間，該所主要進行應用光學和應用地球物理方面的工作。為適應戰時需要，曾製造最高放大倍數為1400倍的顯微鏡500餘架，供教學、醫療和工業所需；磨製測量儀器（如經緯儀、水準儀等）的光學玻璃部件300餘套，供道路和水利測量所需；製造水晶片振蕩器1000餘具，供後方無線電台及盟軍無線電收發報機用；另外，還在雲南及貴州進行物理探礦10餘處。鐳學研究所設有放射學、X光、光譜學等研究室及化學實驗室，主要進行放射性元素研究和X光研究。抗戰期間，該所力圖利用固有設備從事理論與實用問題之探討，研究範圍屬於放射學、結晶學和光學方面；另外曾制紫外光燈十數具，以應軍令部及當地醫院之需求。1934年，物理學研究所與鐳學研究所共有專任研究員2人，兼任研究員3人，助理員9人。1948年，物理學研究所有專任研究員7人，鐳學研究所有專任研究員4人。
繼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立研究所之後，1932年5月，軍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成立，其中物理部分設金屬、彈道、光學、材料、電學共五個試驗室。研究問題包括：特種合金鋼的物理性質及其金屬組織，鋼的熱處理與其物理性質及金屬組織的關係，各種稜鏡的製造，軍用通信設備，光感器，無線電遙控器，等等。此外，在昆明和貴陽的兵工署所屬工廠，由龔祖同主持設計研製多種軍用光學儀器，供抗日前線將士使用。
3.大學研究機構的情況。
二十年代末，國家批准有條件的大學設立研究部，在教學的同時開展科學研究。清華大學於1929年成立理學院，第二年該校物理系開始招收研究生。此後，物理繫着重發展研究部。在短期內建立起了X射線、無線電、光學、磁學等研究室。用於研究的設備和儀器有：X射線設備、γ射線設備、大型電磁鐵、石英攝譜儀、示波器、無線電發射與接收設備等。除清華大學外，陸續設立物理學研究部的大學還有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等。
抗日戰爭期間，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仍設有研究院，繼續開展科研工作。1939年，清華大學成立了無線電、金屬、航空、農業和國情普查等五個特種研究所，進行了一些直接為政府軍事需要服務的科學研究。葉企孫任特種研究所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有訓為金屬研究所所長，任之恭為無線電研究所所長，庄前鼎為航空研究所所長，這三個研究所的工作都與物理學關係密切。
4.研究刊物及論文情況。
我國最早的物理學論文很可能就是李復幾的博士學位論文《關於P.Lenard的鹼金屬光譜理論的分光鏡實驗研究》（1907）。至二十年代末期，我國學者在國外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全部都是他們在國外進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大約1930年左右，我國學者在國內進行研究的工作成果開始見諸於國外刊物。吳有訓的論文《單原子氣體所散射之X射線》，就是他在清華大學進行的工作，於1930年發表在英國的《自然》（Nature）周刊上，這是中國物理學家將其在國內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刊物上的最早的論文之一。
據統計，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物理學工作者在國內外發表的研究論文和科學報告總數將近1000篇。它們幾乎全部都以外文（英文、法文、德文）發表。大量論文散見於歐洲各國和美國的各種學報或學術刊物，一部分發表在《中國物理學報》上，還有一些刊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叢刊》（以上《集刊》和《叢刊》於抗戰爆發即停刊）、《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甲種）》（該報告至1950年共出版五卷28期），以及各大學的學報。
第三節中國物理學會1.成立經過及組織機構。
中國物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是我國物理學工作者的全國性的學術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