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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計，1920—1936年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了95％，達39.4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4.3％，是外國在華投資增加最多的時期。外國在華投資主要是在金融、外貿、能源、鋼鐵和近代化運輸上佔有壟斷地位，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1936年外國在華企業關內資本總額為50.12億元法幣（以下元均為法幣），東北為42.67億元，合計近93億元。本時期最重要的變化是國民黨政權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走上由金融壟斷到工業壟斷的道路。1936年國民黨官僚資本總額為76.56億元，其中金融業資本即有56.37億元，佔全國金融業資本（包括外商）58.9％，完成了金融壟斷。在全國近代化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包括外商）中，國民黨官僚資本所佔的比重，1936年為35.9％，約19.89億元。但主要是交通運輸業資本，約.49億元，工業資本僅3.4億元。1921—1936年這段時期，民族資本仍有發展，但主要是民族工業，增長率約為7.53％，已大不如前。1936年，不計東北，民族工業資本約有14.48億元，為官僚資本的4.3倍，與外國在華工業資本（14.51億元）相當，但若包括東北，則只有外國資本的74.4％。1936年民族資本總額為74.77億元，但主要是商業資本（37.80億元）和金融資本（21億元）。詳見下列各表。
①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頁。
1936年外國在華企業資本估值①單位：法幣萬元關內東北A工業資本145128108750製造業8448675417公用事業39699247礦冶業2094396B交通運輸業資本50796267084鐵路15714水運335空運1566C產業資本（A＋B）195924375834D商業資本11929518932E金融業資本18345610235其他2499266企業資本總額5011744266671936年官僚資本估值①單位：法幣萬元①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746頁。
①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748頁。
關內“滿洲國”資本A工業資本3403423529製造業15937（1）兵工及軍需2250（2）海軍部所屬造船廠16（3）財政部所屬工廠1500（4）實業部所屬工廠860（5）資源委員會所屬工廠780（6）地方政府所屬工廠9381公用事業8847（7）電力5309（8）自來水、電車3538礦冶業9250（9）漢冶萍公司、龍煙鐵礦4700（10）淮南礦路公司1080（11）資源委員會所屬礦冶業1559（12）地方政府所屬礦冶業1911B交通運輸業資本4891147060*（1）鐵路100993（2）公路52435（3）水運3778（4）空運1300（5）郵政800（6）電信5585C產業資本（A＋B）19892523529D商業資本3000E金融業資本56370024118資本總額76562547647*此項委託滿鐵經營，已計入日本在偽滿資本，故不計入總數。
1936年民族資本估值①單位：法幣萬元①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761頁。
關內東北A工業資本14483944100製造業11704344100（1）棉紡織業42272（2）機器麵粉業11410（3）機器繅絲業4877（4）捲煙業8400（5）火柴業2191（6）水泥業3154（7）機器業2759（8）機器造紙業2921（9）橡膠業1579（10）酸鹼工業4058（11）其他製造業33422公用事業796—（12）電力13253—（13）自來水3543—礦冶業11000—B交通運輸業資本149051000（1）鐵路3786—（2）水運111191000C產業資本（A＋B）15974445000D商業資本37800042000E金融業資本2100004430資本總額74774491530工業1.棉紡織工業。
華商棉紡織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利潤優厚，關內外紛紛籌建或擴建紗廠，而向國外訂購的紡織機大都在一戰結束后才起運，故在這時期形成一個設廠的**。1921—1922年有29家紗廠投產，共增紗錠78.9萬枚，年均近40萬枚，為前所未有，紗廠佈局也有由沿海向內地發展的趨勢，並且接近棉產區和銷售市場。1923—1924年市場蕭條，僅增加2個廠，紗錠17萬枚。1925—1929年增加14個廠，紗錠52.3萬餘枚，年均10.5萬枚。進入三十年代，由於東北淪陷和經濟危機，僅增加9個廠，紗錠41.95萬餘枚，年均不足6萬枚。從1921年到1936年，年共增加紗錠約150萬枚，平均每年增加紗錠約9.4萬枚，平均年增長率為5.45％（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58％，1931—1936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19％）。
布機1921年是6675台，1936年增至25503台，年增加1.88萬餘台，增加2.8倍，遠較紗錠之增長（1.2倍）為速。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長率為9.35％。
棉紗1921年生產正常，為119.9萬件（包）。1922年即遇到困難，棉紗產量下降，為92.7萬包。到1925年五卅運動抵制日貨，華紗暢銷，各廠紛紛增加生產，直到1930年棉紗業均獲抵貨之利。此後發生經濟危機，棉紗產量逐年下降，不過這時因紗錠增加，產量仍高於二十年代。1936年棉紗產量為144.6萬包。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26％。
棉布1921年產量為177.3萬匹，1922年產量增加為351.8萬匹，幾乎增長了一倍。1936年產量為1099.2萬匹。從1921—1936年的年中，除個別年份外，產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2.93％，這與布機設備增加成正比。
棉紡織業在此期間競爭激烈，受日本在華紗廠的壓力尤甚。在激烈的競爭中兼并盛行，資本集團有了進一步發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團，一戰時在高利潤的刺激下，計劃擴充為9個紗廠，但未能實現。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廠共有紗錠15.5萬枚，布機1582台。但經營不利，財務狀況極壞。前期形成的榮家資本集團在本時期發展迅速。1931年，申新共有紗錠57萬枚，布機5304台，產紗約32萬包，布288萬餘匹。1936年，申新共有9個紗廠，資產總值達7365萬元，成為我國最大的棉紡集團。郭氏兄弟創辦的永安是這個時期新出現的棉紡資本集團。永安紗廠1922年創辦於上海，到1933年已有5個廠，1935年又建成大華印染廠。1936年共有紗錠25.6萬枚，布機1542台和全套印染設備，資產總值約3198萬元。裕大華也是本時期新出現的棉紡資本集團，1936年共有紗錠8.56萬枚，布機1324台，資產總值約2220萬元，裕大華集團正式形成。
2.機器麵粉工業。
麵粉業在一戰期間，由於獲利豐厚，投資踴躍，發展迅速。但這個時期情況則不好。據統計1921—1936年共增設麵粉廠145個，資本約3414萬元，日產能力約27.3萬包。但同時期停歇的工廠也多，竟達117家，資本約2155萬元，日產能力約19.3萬包。兩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廠經營尚好，在此期間增資1400萬元，擴充日產能力12萬包，故總的來說仍是增長趨勢。1936年實存麵粉廠152家，資本額約5282萬元，日產能力約45.2萬包。1921—1930年的平均年增長率為4.53％，1931—1936年負增長0.12％，全期平均年增長率僅2.49％。上海是機制麵粉的重要產地，據統計，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長率僅2.37％，而1931—1936年負增長7.64％。東北也是機制麵粉的重要產地。自1930年起產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達負.86％。所以說三十年代機制麵粉業的危機是很嚴重的。麵粉業的不景氣，一是受麵粉與小麥比價縮小的影響，生產麵粉已無前一時期的厚利；二是機制麵粉市場不大，原因是中國民食以米為主，而在食麥區，農民仍然靠自己磨麥食用，在全國麵粉消費量中，機制麵粉僅佔18.4％；三是洋麵粉進口大增，1922—1928年平均每年凈進口50萬包，1929年凈進口3300萬餘包，占華商產量的30％。洋粉價格通常低於華粉，對華粉市場構成威脅。1930年以後，洋粉輸入趨減，但洋麥進口驟增，給中國麥農和麵粉業不小的打擊。
在粉市危機、粉廠大量停閉中，資本集團迅速發展。孫多森創辦的阜豐麵粉集團，1920年資本升值為100萬元，日產能力6000包。1936年資本升值為300萬元，日產能力5.15萬包，佔全國華商廠的11.4％。1921—1936年獲純益347萬元。榮氏兄弟創辦的茂福麵粉集團在無錫、上海、濟南、漢口等地有12個麵粉廠，初頗有虧損，1924年以後受抵貨運動之益，各廠均有盈利。之後天災**，有幾個廠遭火災焚毀或遭軍閥勒索停機，損失不小。但截至1930年，茂福集團仍是有發展的，粉磨機增至347台，日產能力增至近2.9萬包。這以後直到1936年，再無增長。茂福與申新紗廠系統共同構成榮氏財團，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為主了。哈爾濱雙合盛制粉廠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個大企業，1936年產麵粉3.7萬包。它與雙合盛其他企業組成一個資本集團。
3.繅絲工業。
機器繅絲工業集中在上海、廣東、無錫三地。一戰結束后歐美的絲織業尚處在恢復階段，1923年日本又發生關東大地震，日絲出口減少，故1921—1930年中國繅絲工業頗有發展。這時期發展最快的地區是無錫，新建繅絲廠38個，增加絲車1萬餘部。1928—1930年上海絲廠達到極盛，3年新建廠15個，增加絲車3858部。這時期廣東絲廠，因設備簡陋，技術落後，經營不善，處於衰勢。三十年代，因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對絲的需求量減少，加以日本改進了制絲技術，華絲難與其競爭，而人造絲又大量侵佔真絲市場，中國蠶絲出口量大減。1933年國外經濟危機已基本結束，但銀價陡升，生絲價格繼續下跌，繅絲廠大都無利或虧損，紛紛停工或倒閉。1934年繅絲業危機嚴重，據統計1930年全國開工絲車約12萬部，1936年僅有6.59萬部，減少近一半。全國廠絲產量1936年比1929年減少20.6％。1931—1936年平均年率是負增長9.77％。①4.火柴業。
華商火柴業在一戰期間有較快發展，到1920年累計有129個廠，資本約746萬元。當時進口火柴以日本貨為主。五四運動以後，日本火柴受到抵制，進口數量銳減，國產火柴旺銷。1920年新開設的火柴廠就有23家。1921—1927年又增設新廠48家，資本約327萬餘元，平均每年約開設新廠7家。但1924年後，瑞典火柴大量輸入，並收買了日本在華的火柴工廠，華商火柴業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壓力，紛紛停工歇業。各地火柴業呼籲自救，1929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121頁。
年成立全國火柴同業聯合會，派代表團向南京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抵制洋貨和救濟。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將火柴進口稅由7.5％提高至40％，火柴進口銳減。但華商火柴廠又盲目發展，以致生產過剩，導致價格下降，無利可圖。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於1931年在上海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國註冊，設有自動連續制火柴機器，年產3萬箱，又成為華商火柴業的一大勁敵。華商火柴廠有三分之二屬工場手工業性質，資本甚微，勞動生產率低下，經營虧損。在激烈的競爭下，火柴大王劉鴻生在合併他廠後於1930年在上海成立大中華火柴公司，資本191萬元，添置新設備，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成為全國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日偽政權實行火柴專賣，抵制關內火柴，華商火柴業又受到嚴重衝擊。由劉鴻生倡導，幾經周折，於1935年成立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實行限產。限產後，火柴價格提高，1936年大中華扭虧為盈，一些中等廠也有好轉，但仍有些小廠虧損。
5.捲煙工業。
這時期華商捲煙業和英美煙公司的競爭非常激烈。在一戰後的最初幾年，最大的華商煙廠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仍有所發展，但在英美煙公司的傾銷下，盈利由1920年的480萬元銳減為1924年的48萬元。華商興業、振華等煙草公司則在這時期倒閉。上海是華商捲煙業集中的地區，但1924年洋煙已佔據了90％的上海捲煙市場。五卅運動抵制洋貨，商店拒售英美煙公司的香煙，洋煙進口銳減，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產品則供不應求，日夜趕工。因此，1925年南洋盈利122萬元，1926年更增至230萬元①。生產美麗牌香煙的華成煙草公司也在這時迅速壯大，1925—1928年共盈利446萬元，成為僅次於南洋的華煙大廠。這幾年是華商捲煙業的盛世，上海有100多家捲煙廠開工，捲煙機增至400多台。1928年，英美煙公司易名為頤中煙公司，以避洋煙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貨運動后失去的市場。1929年後，上海華商煙廠遞減，到1936年只剩下了44家。這時期因捲煙日益普及，故市場也不斷擴大，而捲煙製作較易，內地各省紛紛設立小型煙廠，製作低檔煙，主要銷往農村。1935年華商煙銷46.5萬餘箱，外商煙銷近64.2萬箱，佔58％。6.機器造紙業。
機器造紙業在一戰期間曾一度得到發展。一戰結束后，洋紙進口激增，由1921年的4.45萬餘噸增至1924年的近8.4萬噸，增加了將近一倍，中國機器造紙業陷於困境。幾家大造紙廠先後停工倒閉。但1925年後，造紙業又有起色。迄1930年，新設紙廠和紙板廠有9家。到抗日戰爭前，又有七八家紙廠開設。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對造紙業影響不大，因為隨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漸普及，對紙的需求一直在擴大。
7.水泥工業。
水泥業是這時期發展較快的民族工業。1921年產量為176419噸，1934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1958年版，第220、275頁。年產量為604778噸，是這時期產量最高的年份，1936年產量為5302.09噸。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0.94％，增長較快。1931—1936年受經濟危機影響，平均年增長率才1.68％。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61％。中國水泥市場約有半數為進口水泥佔據。華商水泥廠1936年主要有：啟新洋灰公司、劉鴻生創辦的上海華商水泥公司、姚新記創辦的中國水泥公司、顏惠慶等創辦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家，資產總值3154萬元，年生產能力共555萬桶。①8.電力工業。
華商電力工業是這時期發展最快的工業，1921年發電設備容量為41762千瓦，1930年為182136千瓦，10年增長4.36倍，平均年增長率15.35％。1921年發電量為6264萬度，以後逐年增長，到1936年為77295萬度，年增長12.34倍，平均年增長率為18.24％。這說明由於生產的發展對電力的需求日益增長。另有建設委員會的統計數字可供參考，但這個統計數字無1929年以前的資料。1929年全國有發電所724處，除工礦自備電廠149家外，有供電廠575家，發電容量為527240千瓦。其中民營523家，但發電容量僅有206138千瓦，佔39％；官營17家，發電容量47840千瓦，佔9％；外資35家，發電容量卻有273262千瓦，佔52％。1936年（關內），有電廠460家，發電容量6315千瓦。其中民營415家，發電容量為327518千瓦，佔52％；官營35家，發電容量28352千瓦，佔4.5％；外資僅10家，發電容量275295千瓦，佔43.6％。華廠佔總發電容量的56％。但有6家中外合資未計算在內，這6個廠發電容量共4650O千瓦，若計入外資電廠，則外資電廠發電容量佔總容量的51％。在華廠中官營占的比例很小，但這是將宋子文主持的揚子電氣公司也計入民營，該公司所屬各廠發電容量約有35000千瓦。如民營不計入揚子電氣公司的發電容量，則1936年民營發電容量為292518千瓦，約佔總發電容量的46％，可以說與外資旗鼓相當了。
華商電廠為數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規模很小，每廠資本一二十萬，小者僅數千元，發電容量四五百千瓦，動力主要採用汽輪機，用透平機者不到10％，用內燃機者不到5％，水力發電僅昆明等一二廠而已。這些電廠的發電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帶已普及到小城鎮，對地方小工業的發展和手工業工場採用馬達具有推動作用。
9.化學工業。
酸鹼的製造是這時期興起的化學工業。
制酸工業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區發展起來。1926年渤海化學工廠在塘沽設廠，資本50萬元，年產鹽酸500噸。1929年得利三酸廠在唐山設廠，資本5萬元，年產硫酸400噸。1933年利中硫酸廠在唐山設廠，資本20萬元，年產硫酸800噸。上述三公司總處均設在天津，規模不大。規模較大的是上海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763—764頁。
天原電化廠和開成造酸廠。吳蘊初於1923年集資5萬元開辦天廚味精廠，生產佛手牌味精，大獲成功。1929年，他創辦天原電化廠。“天原”即“天廚”原料之意，年產鹽酸近2.5萬噸。並生產燒鹼、漂白粉等。他又創辦天利氮氣廠，資本100萬元，1936年投產，產硝酸00噸。上海開成造酸廠於1932年投產，資本75萬元，年產硫酸3400噸。另有四個小廠，共產硫酸、鹽酸、硝酸、醋酸1100餘噸。
制鹼工業主要有范旭東創辦的塘沽永利鹼廠，1924年正式投產，1926年產純鹼4576噸，1930年產純鹼19774噸，1936年達到56297噸。1930年永利添建燒鹼車間，1933年產燒鹼1159噸，1936年達到4517噸。1936年永利資本已超過400萬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廠和興華泡花鹼廠年共產泡花鹼4880噸，上海天原電化廠年產燒鹼2200噸，上海開源公司年產泡花鹼1730噸。另四川有3個小廠，年產純鹼共950噸。
硫酸錏（化肥）是我國化學工業的一項缺門。1933年，范旭東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錏廠，1937年2月投產，日產硫酸錏120噸，硝酸40噸。
製藥工業是這時期新興的化學工業。中國的製藥業集中在上海。上海製藥業的發展主要在1925—1936年間，到1936年共有藥廠58家，資本總額289萬元，年產值856萬餘元。這期間新開設的主要藥廠有：中法藥廠、新亞藥廠、信誼藥廠等。
橡膠工業也是本時期的新興工業。到1931年，全國約有70家橡膠廠，主要集中在上海（48家）和廣州（21家）兩地。橡膠廠主要製作膠鞋和日用橡膠品，後來還生產輪胎，膠鞋34銷往農村。較大的橡膠廠有上海大中華（1928年）和正泰（1930年）等。三十年代發生經濟危機，農村購買力銳減，日本膠鞋又跌價傾銷，橡膠廠紛紛倒閉，到1933年上海僅剩橡膠廠34家，而開全工者僅一家。1934、1935年生產繼續下降。1935年廣州橡膠廠尚存17家。1936年始見恢復。
10.礦冶業。
這時期華商礦冶業頗不景氣。
煤的總產量，1921—1936年，由2000萬噸增至近4000萬噸，但增產的主要是日資和英資控制的煤礦。華資煤礦1921年產量為1037萬噸，1936年為1769萬噸，平均年增長率為3.62％。
鐵礦石生產情況更慘。較大的華商鐵礦僅安徽當塗、察哈爾龍煙二處，其餘均為年產不足萬噸的小礦。1921年鐵礦石產量為121.7萬噸，1936年為184萬噸，平均年增長率為2.79％。而生鐵產量1921年為31萬噸，1936年為.2萬噸，平均年率為負4.23％。從1922—1930年產量基本上是逐年減少的趨勢，1930年僅為12.5萬噸，1931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鋼鐵業的衰敗，主要是由於日資的壓力。輸出鐵礦石、進口鋼鐵和器材，成為典型的半殖民地經濟。
航運業這時期的鐵路建設，除雲南個碧石狹軌鐵路向西修築的100公里屬商辦鐵路外，其他均屬外資和官僚資本。交通運輸業民族資本實際上只剩下航運了。
據統計，中國輪船1921年有船24隻、346332噸，其中千噸以上的輪船102隻、189287噸；1935年3895隻、675173噸，其中千噸以上的輪船208隻、461812噸，但缺1936年數字。這期間，官僚資本國營招商局處於停滯狀態，船隻徘徊在6.2—7.1萬噸，加上政府單位的公務船隻，大約不過10萬噸，其餘應屬民族資本航運業了。但這一時期民族資本航運業的發展，無系統的統計資料。
虞洽卿創辦的三北輪埠公司，到1936年已增資到250萬元，有輪船19隻，約3.25萬噸。虞之子創辦的寧興輪船公司，到1936年也增資到100萬元，有輪船3隻，約6400噸。虞洽卿收買英商的鴻安輪船公司，到1936年增資到200萬元，有輪船8隻，約8400萬噸。虞氏的三家輪船公司形成一個僅次於招商局的資本集團，連同小船、拖船共65隻，9萬餘噸。
這時期航運業發展最快的是盧作孚於1926年創辦的民生實業公司，創辦時資本5萬元，僅70噸小輪一隻，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慶線。到1929年資本增至25萬元，有輪船3隻，經營重慶至合川、涪陵、瀘州短線。1930年起，開始了盧作孚所稱“統一川江”活動，至1935年共收買華商輪船28隻，並在同外輪競爭中，共收買外國輪船11隻，並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壟斷了川江航運。1935年，民生共有輪船40隻，總噸位884噸，職工2836人，資本增至120萬元。1937年，民生有輪船46隻，1.8萬餘噸，資本350萬元，承擔了長江上游70％的運輸任務。
銀行業1920年金融業資本總額14.5億元，其中外國金融業資本1.9億元，官僚資本2.3億元，民族資本10.3億元。到1936年關內金融資本總額95.7億元，其中外國金融資本18.3億元，官僚資本56.4億元，民族資本21億元。1920—1936年，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2.8％，比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平均年增長率要高，成為資本增長最快的部門，資本總額比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大出許多，故有中國金融資本“畸形發展”之說。原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金融資本的膨脹是個時代性的特徵，即列寧所說的資本集中與壟斷的產物。在中國又主要是1928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建立國家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結果。1920—1936年，金融業各類資本（不包括東北）的平均年增長率，外國資本為15.23％，官僚資本為22.05％，民族資本為4.57%。這個階段（主要是1920—1930年間），外國金融資本的增長主要是因為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資本高達22.05％的年平均增長率不是靠資本積累，而是憑藉政治力量的“銀行風暴”的結果，這場風暴確立了官僚資本的金融壟斷地位。1936年金融業各類資本（不包括東北）所佔的比重，外國資本佔19.17％，官僚資本佔58.89％，民族資本佔21.94％。1936年民族金融資本所佔比重陡降，主要是“銀行風暴”的結果。
這一時期銀行業的發展與工商業的發展，在趨勢上基本是一致的。1920年以後銀行開設劇增，但停閉的也多，常達開設數的70％左右。1928年以後才比較穩定。1936年實存華資銀行1家，實收資本39881萬元。這時期華資銀行業最大的特點是：國民黨政權建立后，官私比重發生根本變化。1920年以前，官方銀行的實收資本遠大於私營銀行。1920年基本持平，官辦、官商合辦銀行實收資本4283萬元，約佔49％，私營銀行實收資本4526萬元，約佔51％。其後就是私營銀行實收資本大於官辦銀行了。但是，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后，推行金融壟斷政策。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中央銀行，並以政治壓力取得中國、交通兩大銀行各20％的股權，同時設立中國國貨銀行，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有40％的股份，1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國、交通兩大銀行，兩行投資設立的新華信託銀行也隨之變為政府銀行。同年4月，擴大四省農民銀行為中國農民銀行。同年10月，又由中央銀行設立中央信託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壟斷體系遂告完成。1936年春，南京國民政府又改組商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官股佔85％到90%。同年11月，宋子文又改組廣東銀行，使管理權全部落入官僚資本體系。這樣，“四行二局”，中國國貨、中國通商、中國實業、四明（稱“四小行”），連同新華信託、廣東銀行共12家，總資產約47億元，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64％，加上省市銀行約20家，政府系統的銀行共有資產約54億元，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74％。而私營銀行約120家，僅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26％。另外，這時期私營銀行的資本來源也發生重大變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資占明顯的優勢。銀行界的重要人物張嘉璈、陳光甫、李銘、徐新六等，都是在國外學習經濟的，銀行的經營管理也更加資本主義化了。
商業1920—1936年期間，中國國內市場的經濟條件有所改善，如交通運輸條件的改進，銀行信貸有較大的發展，尤其是提高了進口關稅、廢除厘金和廢兩改元，以及1935年的幣制改革等，都有利於國內商業的發展。但是，國際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和國內政治動蕩，又使這時期的國內市場處於險惡的環境之中。這期間，軍閥內戰連年不息，禍及十幾個省；水旱災害頻仍，農村破產，苛捐雜稅繁重（1928—1936年中央的稅由7000萬元增至7.8億元，地方的攤派徵發更難確計）。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國內市場交易量喪失15％—20％。1929—1933年震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空前經濟危機，於1931年波及中國，造成國內長達5年之久的經濟危機。整個國內市場在大幅度動蕩中艱難曲折地向前發展。
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粗估，1920年市場商品值約為92億餘元（當年價格），1936年為8億元（當年價格），商品值增長了82.1％，平均年增長率為3.8％，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54％，年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率實在不大。這時期國內市場的商品結構有所變化。首先是進口洋貨所佔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為9.3％，但主要是洋貨價格下降，若剔除價格因素，仍佔12.1％。其中關內洋貨進口略減，而東北日貨進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廠產品和礦冶產品的比重，由12.6％增為19.8％。但這是包括外資在華工礦業的產品。反之，手工製造業產品的比重由32.2％降為26.1％，這反映中國工業化的進程有了發展。但是在市場商品總值中農業產品的比重並未減少，而是由42.3％增為44.8％，剔除價格因素，仍比1920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說，整個市場（包括東北）上，農產品與工礦產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說明中國還是一個地道的農業國。
商業統計從無全國性調查，據推算1933年全國有商店4萬戶，從業人員859.4萬人。此數包括飲食、服務業。另據推算，全國有行商311.7萬人。對於這個估計，我們還無法置評①。但這時期商業戶數和從業人員都有增長是可以肯定的。這時期商店的營業並非一帆風順，受三十年代危機影響尤大。總的看來，1920年到1930年前後，是處於發展時期，雖有波動，但一般貨源充裕，價格平穩上升，多數有利可圖。1931年以後，市場進入危機時期。在市場危機中，各行業所受影響不盡相同，大體是農產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較大。這次危機在1935年後半期逐漸好轉，到1937年上半年，有些地區或行業的戶數、資金、營業額等已恢復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據估算，1920年商業資本總量為23億元，1936年為42億元，剔除物價變動等因素，1936年的商業資本應為35.5億元。
這時期棉布商業並不景氣，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對棉布商業的衝擊尤大。
1932—1935年上海棉布商大約有300家閉歇。在激烈的競爭中，棉布商業也出現一些大戶和集團活動。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協大祥、寶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劇烈競爭之勢。五金商業的貨源主要依賴進口，因貨源增長有限，發展不大。這時期，各地百貨商業都有一定的發展。1936年上海的小百貨店約有700餘家，資本總額300萬元，營業額2000萬元，批發店約有100家，營業額3000萬元。百貨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兩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麗華3家。新新資本352萬元，建有七層大樓。大新資本600萬港幣，在上海建有十層大樓，有電動樓梯及冷氣設備，1936年1月開業，轟動一時。新新、大新與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東路上，稱為“四大公司”，連同麗華，資本總額約1350萬元，1936年營業額2647萬元，超過全市700家百貨零售①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240—241頁。
店的營業總額。另外，上海民族資本家集資10萬元，於1933年開辦中國國貨公司，1937年增資至40萬元。1937年又開設中國國貨聯營公司，資本200萬元，以批發為主。茶商業和絲商業，三十年代均處於衰落狀態，危機重重。第三節抗日戰爭時期民族資本的厄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民族資本遭逢厄運，首先遭受日本侵略者戰火的破壞和恣意掠奪，后又備受官僚資本排擠打擊之苦。但民族資本仍為開發大後方的產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日軍佔領下偽滿的民族資本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我國東北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為日本資本所支配。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1932年成立了“滿洲國”。日本對我國東北的經濟採取“統制主義”的所謂“日滿融合”政策。1937年以前，統制還限於重工業，對華商工業的影響還不大，主要威脅是日貨的大量湧進和日商紛來設廠。我國東北的民族工業主要是農產品加工和貿易。制粉、制酒、榨油、糧棧和錢莊等成了民族工商業的代表性行業。1937年後，日滿當局將麵粉、榨油、燒酒、紡織、火柴等工業均由自由經營劃為“許可事業”，工廠為官方加工，民族工業普遍衰落。1940年以後，日滿當局更加強統制，任意掠奪，民族工商業只能苟延殘喘了。
1.麵粉業。
麵粉業在東北私營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1932、1933年兩年大水災，小麥歉收，麵粉業不景氣。1934年日商聯合成立日滿制粉會社，大肆收買兼并華商麵粉廠。但因銷路看好，華商大廠雙合盛、天興福等廠也擴大生產、兼并小廠。據《中國近代麵粉工業史》一書統計。1931年東北實存華商麵粉廠70家，資本額1514.5萬滿元，日產能力120850包；1936年實存麵粉廠53家，資本額1385萬滿元，日產能力1410包。廠數、資本額和日產能力均呈下降趨勢，但還不明顯。1938年，偽滿實行小麥、麵粉定價；1939年又發佈小麥及制粉業管制辦法，麵粉廠轉為替官方加工。1940年日滿當局實行“整理工廠”，約有40家華商麵粉廠被整掉。1943年實行麵粉加工辦法，軍用麵粉均由日商廠加工，因不配給中國人麵粉，華商大廠只是加工玉米雜糧而已，小廠紛紛停閉。到1945年6月，僅存華商麵粉廠27家，資本額948萬滿元，日產能力86380包。
2.榨油業。
九一八事變后，豆油、豆餅出口逐年遞減，1932年加工大豆188萬噸，1936年降為132萬噸，榨油業不景氣。事變前，東北有油房590家，1936年只有473家。后偽滿統制大豆原料，且加工也必先盡日廠，大量華商廠閑置，一如華商麵粉廠。
3.燒鍋業。
燒鍋業是東北三大傳統工業之一的高粱酒業，偽滿時期可能仍有發展，這是因為高粱供應不缺，燒鍋分散各地，偽滿未予統制。1933年，東北註冊的高粱酒廠有1002家。偽滿後期大約仍保持1000餘家水平。
4.紡織業。
棉紡業由日資壟斷，無民族資本可言。棉布主要依靠進口及手織布。
5.火柴業。
九一八事變前，有華商火柴廠12家，資本292萬元，年產能力51.5萬箱，佔東北生產能力的67％。事變后偽滿實行火柴公賣，統制生產，日商廠也增大壓力，年產量僅30餘萬箱，華商廠僅佔50％。1936年偽滿又改公賣為專賣，同時實行配給，壓縮生產，以葯料供軍用。1940年僅存華商火柴廠10家，勉強掙扎而已。①6.採礦業。
九一八事變前，民辦較大的煤礦已落入奉系東北礦務局之手。事變后，偽滿當局即對採礦業實行統制政策，民礦不允許生產，幾近消滅。
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粗估，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全部民族工業資本可能在2億滿元左右。
偽滿時期，鐵路、公路和內河輪船三項運輸均由滿鐵經營。
偽滿中央銀行成立后，對金融貨幣實行全面統制，對華資銀行以“整頓”之名進行摧殘，民族資本銀行已被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原來的錢莊已不復存在。
淪陷區的民族資本日本的侵華戰爭對中國民族資本是一場浩劫。有人估計毀於戰火的直接損失，工業4.4億元，礦業0.68億元，航運業0.21億元，商業36.6億元，金融業3.33億元。其中工業部分基本上是民族資本的損失。日本侵華戰爭對民族資本的劫難不僅在於它的直接損失，而在於日偽的經濟統制政策扼殺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生存和發展條件。日偽在推行統制政策的同時，廣泛採用“中日合辦”的形式侵奪華商財產。在日軍佔領下的所謂“中日合辦”企業徒具空名，全由日方獨斷。如啟新洋灰公司被迫“合辦”后，日方派“顧問”控制生產，並派“推進機關”使之“參加作戰”。永利鹼廠因范旭東拒絕與日敵合作，遂被接管，並將范創辦的南京硫酸錏廠主要設備拆運日本。日敵對原官辦企業則實行“軍管理”，再由日軍方交日商代營，也有部分華商企業被實行“軍管理”。在華中還有所謂“委任經營”，名義上是日商出面與華商“合作”，實際上是強奪豪取。
1.棉紡織業。
華北、華中淪陷區原有華商紗廠80家。戰爭損毀以無錫最重，上海次之，湖北、河南有9個廠遷往後方，上海租界有9個廠、天津租界有3個廠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414頁。
繼續開工，餘下54個廠均淪於敵手。其中華北有12個廠實行“軍管理”，華中有41個廠、廣州有1個廠實行“委任經營”。這54家紗廠原有紗錠153.5萬餘枚，織布機274台。這些廠的設備亦有損毀。華中各廠於1938年5月復工，初始運轉率不過半數，但到1939、1940年已達90％以上。華北各廠於1938年12月復工，運轉率在70％左右。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軍先後佔領了天津、上海，但天津、上海還有12家華商紗廠繼續開工。因棉價下跌，紗價上漲，加以人民抵制日貨，華廠紗價高於同類日紗。因有厚利，上海租界華商紗廠紛紛擴充並建新廠。1936年，上海租界原有華商紗廠9家，紗錠34萬餘枚，布機1700台；老廠擴充紗錠8萬餘枚，布機140台；新建11個廠，紗錠23.6888萬枚，布機2920台。新建廠主要是由外埠遷來。1941年實有紗廠20家，紗錠65.7282萬枚，布機4760台。即紗錠增加了93％，布機增加了1.8倍。申新九廠成為“遠東最大”的紗廠。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租界內申新、永安等廠因改用英美籍，被日軍軍管，其他華廠未動。但因外銷斷絕，日本又加強對原料、電力和產品的統制，華商棉紡織業處於癱瘓狀態。
2.麵粉業。
在華北、華中淪陷區，戰前原有華商機器麵粉廠91家，資本3760萬元，日生產能力32.59萬包。戰時減少了55家，其中炸毀及內遷3家，被日軍管或委任經營35家，日商收買、合辦、租用13家，日人接辦4家。這55家的資本為1864.8萬元，日生產能力14.86萬餘包。戰時新開的華商機器麵粉廠有31家，資本466萬元，日生產能力3.883萬包。戰時歇業的有9家，資本119.8萬元，日生產能力8590包。1945年留存的華商麵粉廠有58家，資本2241.6萬元，日生產能力20.7548萬包。但留存的58個廠未必全能開工，日生產能力20萬餘包不等於實際的生產量。日敵對麵粉業的統制重點放在控制原料上。1938年在華北成立小麥協會，1939年在華中設立制粉聯合會，即後來的麥粉統制委員會。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洋麥進口斷絕，麥粉統制委員會所收麥中有13供軍用，由軍管廠加工，上海華商機器麵粉廠開工率不到10％。但是，由於麥產分散，日方統制有限度，且統制愈嚴，生產利潤愈大，故在1940年日偽統購麥粉后，在一些地方仍有小型麵粉廠和機器磨坊出現。
3.繅絲業。
華商繅絲工業戰前集中在上海、江浙和廣東三地。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三地繅絲廠損失嚴重，據中國蠶絲公司調查，損失絲車4.5萬台。日本是絲業大國，對淪陷區的中國絲業採取限制政策。1938年，由日商出面組織華中蠶絲公司，資本定為1000萬日元，其中日方700萬日元，華方300萬日元，在華中蠶絲公司登記的繅絲廠有53家，經過整頓合併，開工最多的時候也只有22家，絲車近7000台，僅佔1936年江浙開工絲車的21％，並只准繅制2022以上的粗條絲，優級絲由日商廠承繅。華中蠶絲公司的經營原以出口為主，后成為一個統制機構，從制種、收繭直到收絲、運銷全由它統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華中蠶絲公司即全面衰落。1943年11月華中蠶絲公司清理結束，殘存資產轉讓給汪偽政府設立的中華蠶絲公司。中華蠶絲公司資本，汪偽政府佔51％，日方佔49％。
華中蠶絲公司登記的上海繅絲廠只有閘北兩家。1937年淞滬抗戰時，原上海華商繅絲廠除被戰火損毀外，紛紛遷入租界。當時絲貴繭賤，繅絲生產可獲厚利，投資者紛設繅絲廠，到1939年底，繅絲廠增至43家，繅絲車7694台。華中蠶絲公司統制蠶繭，禁止運入租界，租界繅絲廠以賄賂、走私等辦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難。1940年，日方加強統制，上海租界繭源斷絕，繅絲廠被迫紛紛停工。1943年華中蠶絲公司結束后，日本對蠶絲的統制也隨之鬆弛，上海和江浙的繅絲業有所恢復。戰時江浙絲產區的另一現象是小型絲廠的興起，這說明日偽無力全面統制繅絲生產。
廣東絲廠規模較小，戰前約有繅絲廠58家，繅絲車3萬台。淪陷后，日軍強迫各廠復工，由日商以軍票強制收絲，絲廠損失甚大。日商將絲偷運香港獲利。香港淪陷后，日商也停止收絲，生產停頓。
中國廠絲本供外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外銷斷絕，各廠生產大減，紛紛倒閉。
4.火柴業。
華北、華中淪陷區原有華商火柴廠約100家。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上海和廣州有些廠受戰火損毀，華北有些廠被日軍管或改為“中日合辦”。華北、華中各廠原與日廠有聯營關係，戰起停頓。1938年8月，日方發起恢復聯營。廣東的火柴廠，原獨自聯營，淪陷后，日方設華南燐寸會社，分配各廠產額，配給化學原料，並統收產品。火柴聯營原為大中華火柴公司總經理劉鴻生所倡辦，抗戰爆發后，日軍要求劉鴻生合作，劉拒絕去了香港。大中華火柴公司所屬火柴廠，有的被軍管交聯營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買，有的被定為“嫌疑”廠。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偽加強對火柴生產的統制，因原料奇缺，又削減產額，實行火柴配給。1937年，華北、華中和廣東各廠生產火柴80萬箱，1943年生產24.6萬箱。大中華公司各火柴廠，1937年生產火柴8.4405萬箱，1943年才生產1.0812萬箱。加強統制生產後，各地小型火柴廠興起，有的是手工生產。這些廠生產的火柴在黑市上售賣。
5.造紙業。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華商造紙廠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31個廠，資本1332萬元，年生產能力6.5297萬噸。戰時損失嚴重，總計18個廠，資本1088萬元，占原設立資本的82％，年生產能力46387噸，占原生產能力的71％。其中被炸毀的3個廠，被日軍管佔用的6個，被日商收買、合辦、合作、租用的8個廠，被拆遷無下落的1個廠。內遷1個廠，僅存下12個廠，也未全部復工，估計生產能力僅及戰前的8％。但戰時洋紙進口減少，1940年後僅數萬噸，而需求增長，但敵偽統制限於新聞紙、模造紙，其他並不嚴格，因此上海、青島等地在戰時新設造紙廠25家，到1945年實存造紙廠37家。廠數雖超過戰前，但新廠均小型廠，年生產能力2.31萬噸，只及戰前年生產能力的13強。
6.製藥業。
抗戰前華商製藥廠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戰爭爆發后受損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誼、生化等藥廠均將部分設備內遷，但工廠在上海繼續生產。歐戰爆發后，西藥來源日少，而戰時需要又驟增，故抗戰時期，上海華商製藥業還有發展。1943年日偽加強統制后，始稍衰。
大後方的民族資本抗日戰爭時期，約有600家民族資本工廠歷經千辛萬苦遷往大後方。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上海、無錫、蘇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營工廠，第一次遷徙到武漢，武漢垂危時，又第二次遷徙到四川、湖南、廣西、陝西等大後方。1944年春，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湘桂工廠又緊急遷往貴州。這是中國工業史上的一次壯舉，內遷的工廠數雖不多，但對於工業基礎極其貧乏的大後方來說，這600家民營工廠、10餘萬噸的機器設備和萬餘名熟練技工，立即成為大後方發展工業的骨幹力量。如范旭東、侯德榜組織入川的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不下200人，在四川建立了化工和科研基地，發明了舉世聞名的侯氏制鹼法。
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後方，基本上解除了洋貨和外商廠的壓力，各地的資本和技術力量又向大後方集中，同時人口和軍需的增加，都迅速擴大了市場的需求，民營工業因此得到了蓬勃發展，對抗戰和民生作出了重大貢獻，並改進了生產力的佈局，對西南、西北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現將1937—1944年大後方民營工業的情況，按年份、地區、行業分別列表如下：①（A）按設立年份分類金額單位：百萬元①下錶轉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537—538頁。表列工廠系有工人30人以上，或使用動力，或資本在1萬元以上者，故小型廠以至一些工場手工業亦包括在內。廠數資本額折戰前幣值平均每廠資本（萬元）
1936年以前27091.391.333.819376021.921.335.5193818291.469.738.31939346118.253.715.51940496155.630.36.11941738280.821.72.919421077331.78.50.819439771149.39.20.91944533809.81.90.4年份不明8575.38.49.9合計47643125.33.1*（B）按設廠地區分類廠數資本額折戰前幣值工人數重慶1461819.4101.064701四川813858.693.752146貴州183100.16.06314雲南142246.621.59277廣西343202.212.713613湖南870415.423.748400陝西325217.628.723112其他627265.428.837034合計47643125.33.1254597（C）按經營行業分類廠數資本額折戰前幣值工人數冶鍊136136.218.119263機器965418.732.433425五金326110.111.911178電器104100.3.33563化學13531112.7110.864530紡織880560.158.979877服飾品17361.95.211964飲食品588427.431.117254印刷文具14479.9.29004雜項工業95118.015.24539合計47643125.33.1254597*因進位關係與分年數之和有0.1差額。
從上列各表可總結出以下幾點：（1）抗戰時期通貨膨脹，法幣貶值，必須把每年的資本額折成戰前幣值才能作比較。從折戰前幣值欄中可以看出，投資最多的是1938年和1939年。從1940年起，投資逐年減少。迄1944年，合計設廠4764個，資本額折戰前幣值3.1億元。（2）從設廠數來看，1939年起大增，但資本額從1939年後反而縮小，說明設廠規模日益小型化。1942年以後開設的廠，平均資本已不到戰前幣值1萬元了。1944年，後方工廠僱工不到30人的佔41.5％，不到50人的佔17.8％，500人以上的僅佔2.8％①。後方設廠規模的小型化，主要是適應戰局不穩、器材缺乏、需求變動等戰時環境。後方許多工業幾乎是從無到有，它可以充分利用現有人力物力條件，迅速投產，適應戰時需要，並隨時調整，小型廠有它的優越性，並且是工業起始階段的必然現象。（3）從後方民營工業設廠分佈看，主要集中在重慶、四川、湖南、廣西、陝西、雲南、貴州等地，投資的60％以上集中在重慶和四川的川中、川東、廣元一帶。戰時工業生產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重大意義，它改變了戰前以東南沿海口岸和外國租界為基地的佈局，在廣元、昆明、桂林、衡陽、寶雞、蘭州等地形成了新的工業區，並依地方特點，各有偏重。但是隨着1942年以後民營工業的衰落，尤其是抗戰勝利后政府複員政策之不當，這些新工業區也大多衰落了。（4）戰時後方民營工業的投資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即民營重工業有較大的發展，冶鍊、機器、五金、電器、化學5項即佔資本總額的60％。這些產業有較大發展的原因，一是戰時軍事上的需要，二是在新廠紛設階段，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機器設備，戰前依靠進口，因戰爭阻塞了進口，只能自力更生求之於國產，從而刺激了後方①宮韻史：《1937—1945年國民黨統治區工人階級的狀況》，《歷史研究》1960年第3期。重工業的發展。
上述材料不包括採礦業。後方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民營礦業也有發展，特別是民營小煤礦。民營礦業投資無系統統計。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估計，1944年民營工礦業資本折戰前幣值共3.58億元，與官僚資本為52％與48％之比。此數包括民營工礦業中的官股。
戰時後方工礦業有迅速的發展。據對煤、生鐵、鋼、有色金屬、石油及其製品、電力、酒精、代用油、酸、鹼、水泥、機電、棉紗、棉布、麵粉、火柴、紙等17項產品產量和產值（按1933年不變價格估計）統計，1938年產值10931萬元，1939年12694萬元，1940年15796萬元，1941年20957萬元，1942年23330萬元，呈逐年上升趨勢；1943年22317萬元，1944年20117萬元，1945年18205萬元，呈逐年下降趨勢。內民營1938年產值8617萬元，佔全部產值的78.8％，1939年9706萬元，佔76.5％，1940年11425萬元，佔72.3％，1941年13432萬元，佔64.1％，1942年13294萬元，佔57％，1943年11265萬元，佔50.5％，1944年9308萬元，佔46.3％，1945年8820萬元，佔48.4％。可見民營工礦業的產值從1942年即呈下降趨勢，而民營工礦業所佔的比重也一直是逐年下降的。這說明官僚資本的不斷膨脹和對民族資本的排擠。這17項工礦產品的產量和產值的詳細數字見下表：抗戰後方主要工礦產品產量和產值估計①（1938—1945）
產值按1933年不變價格估計①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542—545頁。
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煤產量（萬噸）470550570600631662550524產值（萬元）23502750285030003157330927512619內民營（萬元）19982530258225312568252320631964生鐵產量（噸）5290062730450006363796000700004013448495產值（萬元）270320229325490357205247內民營（萬元）2542952032753641759087鋼產量（噸）9600120015002011300068001336118234產值（萬元）91215203068134182內民營（萬元）789966117有色金屬產量（噸）403923890339109394373194417741107304347產值（萬元）4576428949404845414928791515723內民營（萬元）3038253527202386186197836331石油及其製品（無民營）
產量（石油噸）75559621298460888670357572372336產值（萬元）11140233112813301563電力產量（萬度）73629149111931273013685146441542219670產值（萬元）736915111912731369146415421967內民營（萬元）69681910081098112391210211261酒精產量（萬加侖）308145969351072107322產值（萬元）73195110214782245257225753893內民營（萬元）5512577110791401141414682258（續表）
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代用油產量（萬加侖）—446111201366180372產值（萬元）—218437814270145內民營（萬元）—182844653158酸產量（噸）272198595685100610071193600產值（萬元）43911187內民營（萬元）439101414156鹼產量（噸）520940148620792263325161013342產值（萬元）13233650547814680內民營（萬元）13233547517313572水泥產量（噸）2149848794504792542939843350884064442230產值（萬元）8619520210215914039內民營（萬元）86195202102156131143144機器電器產值（萬元）5671418221435314071417634652891內民營（萬元）47299513741841183218301367987棉紗產量（件）245152745129518111500114100168114500069200產值（萬元）510571614231923732427301439內民營（萬元）3833713381020830864557403棉布產量（萬匹）14015782622802332076產值（萬元）13191479158624702634219919461567內民營（萬元）11991301135918531833139813621050麵粉產量（萬袋）151193324451488413288206產值（萬元）34043372910151098929648463內民營（萬元）340433726980999697467324（續表）
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火柴產量（箱）1200012000140001900026000240003300022000產值（萬元）606070951301205110內民營（萬元）5757667911310013284紙產量（噸）49252666042004250358036693990產值（萬元）171823147149125128140內民營（萬元）1515159499858384合計產值（萬元）1093112694157962095723330223172011718205內民營（萬元）861797061142513432132941126593088820民營比重（％）78.876.572.364.157.050.546.348.4戰時後方工業確有發展，但其發展規模有不同的測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認為：“總的看來，後方工業的規模約僅合戰前全國的11％強，專就華人工業說約合17％。”①對戰時後方工業的發展速度，同樣有多種不同的估計，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測算，抗戰頭幾年後方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20.9％，其中官營工業高達44.3％，而民營工業只有11.4％。但1942年以後的幾年是負增長，後方工業平均年率負7.9％，其中官營工業負0.2％，而民營工業負12.8％。民營工業即以抗戰頭幾年的11.4％的增長率而論，也是歷史上較低的。戰時民營工業的命運遠不如戰前二三十年代。儘管一時工廠內遷，投資踴躍，實際上1938—1945年民營工業平均年增長率只有0.3％，而官營工業卻是22.1％，整個後方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7.6％。①1942年後，民營工業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1）通貨惡性膨脹。（2）
政府的統制政策，統制最早的有色金屬鎢、銻、錫，最早出現生產衰退。減產原因是政府壓低收購價，以至不敷成本。1942年開始鹽、糖、煙、火柴專賣。1943年1月開始實行限價，6月并行議價。政府收購價、限價、議價過低，成為民營生產衰退的重要原因。（3）國家官僚壟斷資本的侵奪。後方原屬農業區，農民購買力極低，工業品市場有限。戰時官營工業大發展，政府又推行統制政策，必然要擠掉民營工業。官營工業的大發展是在1940年之後，官營工業原占官私營總產值的14左右，1941年佔36％，1943年即增至50％。酸、鹼、水泥，原無官營，至1943年，官營已佔產量的7％—13％。麵粉、火柴歷史上原無官營，到1943年，官營已佔產量的25％—27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546—547頁。
①參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547—548頁。
％。棉紡織一向是民營最重要的行業，1938年官營廠還只佔紗布產值的13.5％，1943年竟達51.1％。國家官僚壟斷資本的膨脹，註定了民族資本的衰敗。
後方主要工商業和金融業的概況1.鋼鐵業。
七七事變前，民族資本鋼鐵廠寥寥無幾，因需求增加和進口斷絕，戰時後方鋼鐵工業發展起來了。大後方有民營煉鐵廠100家，集中在四川，1942年有37家，資本1566萬元，工人5023人。鍊鋼廠5家，集中在重慶，有4家，資本815萬元，工人819人。渝鑫鋼鐵廠是後方最大的民營鋼鐵聯合企業，由上海大鑫廠遷渝，故稱渝鑫鋼鐵廠，以制鋼見長。1938年民營廠生產生鐵近5萬噸、鋼約700噸。到1941年鋼增至900噸，1942年生鐵增至7萬多噸。這幾年官營鋼鐵業也迅速發展，1942年生產生鐵2.4萬多噸，鋼2400噸。1942年之後，出現生產過剩危機，民營廠受嚴重打擊，1944年生鐵下跌至1.8萬噸，鋼產量尚能維持原水平。
2.機器業。
機器製造是後方發展最快的民營工業。1944年後方有民營機器廠965家，資本折戰前幣值3240萬元，工人3.34萬餘人，有車床、刨床、銑床等工具機3423台，已超過戰前全國（不包括東北）之規模。在1939年以前，以承製軍事訂貨為主，此後大廠主要製作動力機、工具機、作業機等，小廠承製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營機器廠470餘家，內400餘家集中在重慶，有各式機床2400台。湖南有民營機器廠200餘家，內90家集中於衡陽。廣西有民營機器廠近100家，內88家集中在桂林。陝西的民營機器廠集中在西安，有78家。後方民營機器業生產的衰退較其他工業要遲，但幅度更大。1944年產值猛跌14，許多機器廠歇業倒閉。
3.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是後方民營工業中最大的工業，有1353個廠，資本額11.127億元，折戰前幣值1.108億元，工人6.453萬人，這是因為它包括了製藥、橡膠、水泥、火柴、染料、窯業、日化、煉油、酒精等眾多行業。但基本化工即酸鹼工業為數有限。戰時後方，除原有陝西集成三酸廠、四川彭縣鹼廠外，另有10餘家酸鹼廠興起，但都規模很小，半手工生產。惟吳蘊初的天原電化廠遷設重慶及宜賓，有電解槽100餘具，產鹽酸、燒鹼、漂白粉。電解法產品純良，為後方工業增添光彩。范旭東經營的久大、永利淪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貢設精鹽廠、電廠、機修廠等。永利在四川犍為設鹼廠和侯氏制鹼法試驗廠等。酸、鹼生產以民營為主，且產量增長較快。酸1938年產量為272噸，1944年為1193噸，增加3倍多。鹼1938年產量為520噸，1944年為6101噸，增長近11倍。
4.棉紡織業。
後方原有紗廠4家，僅西安大華廠較大，余均小廠。後方棉紡織業的興起，主要靠內遷廠，內遷紗錠約15.7萬枚，佔後方民營紗錠總數的60％。後方紗廠數無確切統計，《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統計，1944年後方有民營紡織廠880家，資本額5.6億元，折戰前幣值5890萬元，工人近8萬人。1942年後方民營紗廠有紗錠25.6301萬枚，布機1925台，這個數字不包括民營小型廠。後方民營紗廠無不盈利。1942年政府加強統制后，停止發展。
5.麵粉工業。
後方原有民營麵粉廠6家，資本122萬元，鋼磨35台，日產能力9240包。戰時新設廠18家，日產能力1.641萬包。官商合辦廠5家，鋼磨20台，日產能力3420包。小型麵粉廠41家，日產能力6737包。據統計，1942年麵粉產量488萬包，內民營廠產量為444萬包，是抗戰時期產量最高的年份。抗戰初期各廠利潤優厚。1940年5月，政府實行麵粉統配，核定粉價；1941年7月，實行麵粉統購統銷；1942年7月改為委託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遞減，加上加工費又偏低，各麵粉廠陷於困境。
6.航運業。
七七事變后，中國輪船遭重大損失。1937年有輪船1027隻、11.8484萬噸，其中招商局輪船5.4689萬噸，民營6.3795萬噸，到1941年只存下輪船309隻、4.654萬噸，其中招商局輪船2.2713萬噸，民營2.3827萬噸。後方輪船業以民營為主，但戰時民營輪船噸位減少。不過，就輪船業的經營說，不能只看輪船噸位的增減。戰時後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輪船航線有所增長。後方客運繁忙，輪船的客運量一直是增長的。民營航運業在擔負軍公運輸和搶運內遷工廠設備、物資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貢獻。最突出的是盧作孚經營的民生實業公司。戰前民生已收買、合併了39隻川江上的中外輪船，共有輪船46隻、1.87萬餘噸，壟斷了川江航運。戰爭開始后，它緊急運輸川軍出川作戰，在武漢撤退中，又以低價承辦軍公運輸和搶運遷川工廠的物資，並損失輪船10餘只，傷亡近百人。1939年，民生共有輪船137隻、3.6萬噸，佔到後方民營噸位的90％。以後，民生的船隻減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發展。1943年民生再增資為8000萬元。民生公司的成功，與盧作孚的政治眼光、企業家膽略和他的一套較先進的經營管理制度是分不開的。
7.商業。
七七事變前，四川、雲南、貴州、廣西、湖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9省，約有人口1.5億，戰時遷入後方約有70萬人，兵員600多萬，非農業人口的劇增，國際和國內新交通線的開闢，新工礦區的建設以及大小新城鎮的興起等等，都擴大了後方的市場。當時大後方兼有戰爭和建設的雙重任務，華北、華中淪陷區的很多資金也集中到後方。後方各省地方政府原來的財政支出不會減少，中央政府遷重慶后財政支出則大部轉入後方，1942年約達245.1億元，折戰前幣值6.28億元。政府財政支出擴大了市場的需求，轉化為市場上的有效購買力，促進了戰時後方商業的繁榮。除後方生產發展和需求增加外，戰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投機盛行、囤積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業的虛假繁榮，或稱為商業的畸形發展，大大小小的發國難財者，比比皆是。戰時後方商業活動無系統資料，因戰時金融業、工業乃至政府機關、社會團體等也都參與商品買賣和囤積，又有逾百億元的遊資在後方市場上興風作浪，更無法入任何統計。重慶成為西南的商業中心，據統計1942年有商業2.592萬戶，資本49535萬元，佔全部資本的72.7％。花紗布是戰時管制最嚴的商品，也是投機最盛行的行業。凡是管制的物資和黃金、美鈔、英鎊都有黑市炒作，重慶也成了最大的投機市場。戰時滇越、滇緬、中印各路以昆明為起點，昆明成了對外貿易中心。戰時昆明有私營進出口商100餘家。西安則成為西北一大商業中心。
8.銀行業。
抗日戰爭時期國家金融壟斷資本膨脹，後方國家銀行、省市銀行、縣銀行紛紛設立。1945年8月後方有國家行局7行，分支機構853處，合計860行、處；省市銀行、縣銀行304行，分支機構1127處，合計1431行、處。商業銀行有115行（內有10家總行不在後方），分支機構595處，合計710行、處。115家商業銀行中，中國實業、中國國貨、四明、新華均有大量公股或國家銀行投資，除中國實業銀行戰時擴大業務、投資中國興業公司等外，其餘並不活躍。上海商業、浙江興業、金城、大陸、鹽業、中南等著名大銀行，戰時都將總行遷往後方。其中金城經營最積極，並投資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礦企業。戰時後方發展最快的仍屬川幫銀行。戰時幣值混亂，私營銀行的資本無正確統計。但有材料說明戰時後方國家銀行和省市銀行的家數和分支機構都大大超過戰前全國數，但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數卻較戰前全國數（132家、分支機構654處）減少了。在國家金融壟斷資本的膨脹下，後方私營銀行雖有發展，但很有限。
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估算，1936年產業資本總額，關內與東北合計，達99.9億元，而關內是55.46億元，這裏沒有考慮幣值變動的因素。但戰後產業資本總額只有65.50億元（按1947—1948年國統區1936年幣值），僅及1936年關內和東北總額的65.6％。這有資料上的原因，使戰後資本估值偏低。但戰後產業資本總額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年，關內的民族工業資本有14.48億元，連同東北的華人民營工業，共18.89億元，成為歷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戰爭中，民營工業在後方有很大發展，資本約合戰前幣值3.58億元，但已遜於官僚工業資本的3.85億元了。抗戰勝利后，官僚資本借接管敵偽工礦而進一步膨脹起來，工業資本達戰前幣值15.99億元；而民族工業僅恢復到1936年的78.6％，即14.85億元。就整個產業資本說，由於外國資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年，民族資本在全部產業資本中的比重，由1936年的20.50％增為戰後的24.66％，但它同官僚資本相比，則由1936年的50.7％比49.3％改變為戰後的27.8％比72.7％（1936年不計東北）了。
第四節抗戰勝利后民族資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的經濟實力大張，它通過美援、借款、投資和簽訂“中美商約”等控制了中國的經濟。1948年美國資本已佔全部外國投資額的44.1％。大量美國商品和資本流入中國，對中國民族資本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抗戰勝利后，國家壟斷資本因接收了巨額的敵偽資產和美國的援助而高度膨脹起來，據估計，國民政府所接收的敵偽資產約值戰前法幣23.02億元，其中工礦業資產11.46億元，國民黨官僚資本即國家壟斷資本，同美國資本結合在一起，壟斷了中國的經濟。
中國浴血奮戰八年，歷盡千辛萬苦，終於盼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民族資本家同全國人民一樣，懷着勝利的喜悅心情，積極籌劃恢復和重建自己的企業。當時，民族資本家在收復區的企業，大部被毀被占，損失嚴重；在後方的企業大都因陋就簡，且深受官僚資本的排擠打擊，需要作重大的調整，恢復和重建的任務十分艱難。但是，在勝利之後，他們受到種種阻撓和打擊，整個民族工商業陷入困境。
後方民營工業的沒落後方在抗戰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礦企業，經濟極不發達。據統計，1937—1944年先後向政府登記設立的民營工礦企業，總數達4657家，後方的軍需民用主要靠這些民營工礦企業。但是，慶祝抗戰勝利的爆竹一響，這些對抗戰有功的民族資本家，卻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厄。由於勝利的突然到來，物價出現反常狀態，從狂漲到暴跌，整個後方市場發生極大震動，直到9月底才稍稍穩住。在這一個多月里，重慶的大多數商品，少則跌價40％—50％，多則跌價70％—80％。例如棉紗、生絲、綢緞、布匹、百貨、紙張、藥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類跌幅在40％—50％之間，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糧食類跌幅也在30％以上。不僅一般商品暴跌，連黃金、美鈔的價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個月內，重慶的金價跌了70％，美鈔價也跌了60％。物價狂跌，對民族工礦企業簡直是致命的打擊。因為貨價暴跌，商品滯銷，貨幣不能回籠，不但無法繼續生產，連日常開支也難以維持，加上資金大量東流，市場銀根奇缺，債務催逼，周轉失靈，戰時生產局又停止加工訂貨，工礦企業以致陷於進退維谷、走投無路的困境，不得不停產倒閉。據統計，到1946年底，遷川工廠聯合會390家會員廠僅存100家，開工者只20家；中國工業協會重慶分會所屬工廠470餘家，停工者達23；四川中小工廠聯合會的1200家工廠，停工歇業者達80％。當時重慶有1405家工廠，停工倒閉者竟達千餘家；成都從抗戰勝利到1946年7月，工廠停閉了23；昆明停閉的工廠，約佔工廠總數的60％；貴州全省在抗戰勝利前有大小工礦企業1500家，到1945年11月初，停閉的已達60％以上；西安工廠也大量停閉。國營廠礦也減產停工。據經濟部所編後方工業生產指數，1945年第四季度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機器類下降56％，鋼鐵類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鹼類下降41.1％，日用品類下降18.6％，燃料類下降14.9％。1946年起經濟部就停止編製後方工業生產指數了。後方各地廠礦紛紛倒閉的結果是失業工人日益增加。據統計，當時重慶失業工人約6萬人，昆明約5萬人，貴陽約4萬人，成都約3萬人。
在工礦企業一片停閉聲中，民族資本家的日子很不好過。當時後方工業界曾為此發表《對目前緊急形勢宣言》，指出：“抗戰勝利以來，於茲兩月又半，吾人由狂歡而彷徨，由彷徨而焦憂，今則已由焦憂而面臨岌岌不可終日之危機。”①後方工業是抗戰中適應戰時環境創建起來的，它的總產值雖只有戰前全國工業的11％強，但在開闢內地工業基地和改變工業結構中有重要作用。當時後方交通已開闢，市場已初步形成，且資源豐富，勞動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發揮其優勢，必有可為，但國民黨中樞無意於此。1945年8月下旬，內遷工廠代表130餘人群集國民政府行政院請願，要求給予貸款，協助複員。據稱院長宋子文答曰：“中國以後的工業，希望寄托在美國的自動化機器，你們這批破破爛爛的廢銅爛鐵，濟得什麼事呢？”②對此，請願者滿腹抱怨，后又求見蔣介石，蔣擔心事情鬧大，勉強答應貸款38億元。38億元貸款分給300個廠家，每廠所得無幾。等到各廠貸款到手時，法幣幣值又江河日下，各廠還得變賣資產，以了債務。
沿海城市工業的恢復抗戰勝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價也猛跌，市場不景氣。但因後方大量法幣涌至，搶購商品，上海物價在抗戰勝利后第三個月即回漲，並因政府當局規定法幣兌換中儲券（偽幣）的比率過高，中儲券持有者轉向囤購商品，市場出現虛假活躍。國家壟斷資本因接收了巨額的敵偽資產和美國的援助而高度膨脹起來。民族資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敵偽產業作為他們在戰爭中遭受經濟損失的補償和戰後重整企業的補貼。其中以棉紡織業的民族資本家向國民政府爭取由他們接收敵偽紡織廠的事例最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麵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榮爾仁於1945年10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紗廠及人造纖維廠的建議書》，建議不僅要求接收日本在華紗廠，還要求從日本國內拆遷400萬至500萬枚紗錠和一部分人造纖維廠設備至中國，分配給戰爭中受損失的各民營紗廠經營，以資補償①。但國民政府行政院於1945年11月27日通過決定，全部敵偽紡織廠由國營中國紡織建①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244—246頁，引自《中國工業》第31期。②胡西園：《抗戰勝利內遷工廠陷入困境》，《工商經濟史料叢刊》1983年第2輯，第98—99頁。①《榮家企業史料》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頁。
設公司經營，兩年後再歸民營。已被各民營企業接辦的日本紗廠，也只得忍痛讓出，民族工業資本家大失所望。榮德生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稱：“沒收的大批敵偽產業，原皆我國人民血汗，被敵攫取，轉而向我榨取傾銷，作經濟侵略之資本。今我一旦獲此，洵屬可喜。但日本紗廠接收后，全部改為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②所謂“兩年再歸民營”是國民政府欺騙搪塞之詞，棉紡織業民族資本家向國民政府爭取分享抗戰勝利果實的活動，前後鬧了兩年，結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一個廠也沒有到手。在當時也有某些行業的民營資本家分得一杯殘羹，使得少數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業和企業，一度出現過短暫的繁榮現象。據統計，國民黨統治區1947年12月工廠登記有15048家，職工100萬人，比戰前廠數大增，但民營廠恐怕不會比戰前增加。1948年以後，國統區日益縮小，國統區的工業也全面衰退，已無統計發表。但此時發生北方資金南流現象，故上海一帶設廠仍盛。到1949年，大量資金外逃，上海的工業迅速衰敗下來。據解放后1953年的調查，1949年全部私營工業（指4人以上的戶，3人以下者劃為個體戶）有12.35萬家，職工4.3832萬人，資產凈值20.08億元（人民幣），總資產68.28億元（人民幣）。據推算，1949年10人以上私營工廠有1.478萬家，職工92.5477萬人，資產凈值14.056億元（人民幣），折戰前法幣56244萬元，總產值46.635億元（人民幣），折戰前法幣186541萬元①。這個調查數字大於1947年底公佈的工廠登記數，這可能是計算標準和方法不同的結果。但即使1949年全國有民營廠近1.5萬家，職工近百萬人，其資本額恐怕也達不到1936年民營廠的水平。
戰後農業的衰退戰後農業生產逐年下降。與1936年比，1947年糧食產量減少17.1％，油料作物減少24.1％，棉花更減少了35.1％；1948、1949年因受戰爭影響，情況就更壞了。這幾年無特大自然災害，農業反而衰退，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錯誤政策所致。其中繼續實行田賦徵實和內戰中的徵發為害最甚；大量進口美國糧棉又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使城鄉貿易失衡。農民購買力的急速遞減和糧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僅是戰後民營工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國家壟斷資本和國民黨政權終於崩潰的原因之一。
美貨大量傾銷壓得民企透不過氣來②《樂農自行紀事續編》，1945年8月10日紀事。《申新系統企業史料》第6編，第2期，第231頁。①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45頁。
戰後美貨大量湧進中國市場，把瘡痍尚未愈復的民族資本壓得透不過氣來。據海關統計，1946年美貨已佔中國進口貿易總額的53.19％，如加上美貨走私貿易數字，其所佔比例還要高得多。1946年中國進口總值合65090萬美元，1947年合44120萬美元，1948年合20130美元，三年合計129340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是美貨。美貨傾銷，不僅造成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大量入超（1946—1948年三年入超72150萬美元），而且破壞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對民族資本工業更是巨大的災難。上海是美貨傾銷的主要基地，民族資本所受打擊也最嚴重。據《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記載，1946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營工廠3419家，受美貨傾銷衝擊，倒閉停工的竟達2597家，佔76％。上海全市有200多家製藥廠，在美國西藥傾銷下，1946年先後倒閉了0家。全市有襪廠240餘家，在美國尼龍絲襪衝擊下，有1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場和乳品工廠，因競爭不過美國奶粉和乳製品，紛紛停工關場。上海的民營麵粉廠本來就開工不足，1946—1948年的三年間，每年平均進口美國麵粉444萬餘包，最多的1947年竟達685萬包，等於那年國產麵粉總量的70％，嚴重威脅了民族麵粉工業的生存。這個時期，美國水泥充斥上海市場，每袋（50公斤）只售1.8美元，而劉鴻生經營的上海水泥廠所產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無法競爭，只得關門，改為堆放美國水泥的倉庫。上海的大大小小馬路上，到處是美國的罐頭、巧克力、香煙、玻璃絲襪、火柴、手紙等等。當時整個民族工業絕大部分都遭受美貨不同程度的打擊，美貨成了“美禍”。
官僚資本的壟斷獨佔和敲詐勒索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接收了龐大的敵偽資產，僅工礦企業即達2411個，估計價值達20億美元，為官僚資本壟斷工礦企業奠定了基礎。資源委員會隸屬的工礦企業和事業單位，從1945年的128個增加到1947年的291個，並改組建立了一系列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工業壟斷組織。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水產公司、中國石油公司、華北鹽業公司和台灣糖業公司等。1946、1947年兩年，官營廠礦產品價值，按美元計算，即比1945年增加了20倍。當時官營廠礦在國統區所佔比重如下：煤炭80％、鋼鐵98％、石油和有色金屬100％、電力78％、機械72％、水泥67％、紗錠60％、機製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運輸、商業方面的壟斷，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官僚資本形成壟斷獨佔局面以後，便利用手中的種種政治特權，變本加厲地與民爭利，在資金、原料、能源、市場、價格等方面加強控制，使得民族資本走投無路。國民政府的官吏貪污**，對民營企業橫加干涉和限制，以至藉機敲詐勒索，無惡不作，更成為民族資本家的沉重負擔。
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禍害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發動大規模內戰，以致軍費開支大增，財政赤字節節上升。1946年的財政赤字已近4萬億元，1947年上升為27萬億元，1948年竟達900萬億元。這樣龐大的財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辦企業收入作抵補，不過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不得不大量印發鈔票以資彌補，於是法幣發行量便毫無限制地膨脹，1945年底為10319億元，1946年底增至37261億元，1947年底又增至331885億元，1948年8月21日更增至6636946億元，比1945年底增加了642倍多。隨着通貨的無限制膨脹，物價更是扶搖直上。通貨惡性膨脹和物價瘋狂上漲，給經營正當工商業的民族資本家帶來了兩大禍害：一是虛盈實虧；另一是投機盛行。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發行金圓券。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藉機收刮民脂民膏，對民族資本更是致命的打擊。
民營工業的全面衰退上述幾點說明了戰後民族資本所處的大環境，這也是導致民族資本衰敗的諸種因素。考察戰後民營工業發展狀況，產量及產值比工廠數、職工數、資本額等更有意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擇若干有產量記錄的產品（也是主要產品），並仿考察戰時後方工業生產的辦法，用1933年不變價格計算其產值，製成戰後主要工礦業產量及產值估計表（此表僅計至1947年，1948年的統計殘缺，1949年統計全無）。是表如下：戰後主要工礦業產量及產值估計①（1936、1946、1947）
產值按1933年不變價格估計①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47頁。
193619461947華商總數內民營總數內民營民營1947比1936年（％）
電力產量（萬度）77295209501103184373519145890產值（萬元）773020950103183735214589188.7煤產量（萬噸）122818141819491420產值（萬元）61409080709197457100115.6生鐵產量（噸）20031000296743573329997產值（萬元）110158151182153138.8鋼產量（噸）15700846300044483產值（萬元）15782630445鎢鈔產量（噸）97632260226064046404產值（萬元）52612312334834865.6純銻產量（噸）1560042642619091909產值（萬元）32899404012.2錫錠產量（噸）12810196346339702493產值（萬元）298145710892458019.5銅產量（噸）483947—1070—產值（萬元）2855—63—0.0汽油產量（萬加侖）—506—877—產值（萬元）—380—658—（續表）
193619461947華商總數內民營總數內民營民營1947比1936年（％）
灑精產量（萬加侖）—1237989873105729417產值（萬元）—29710215697453770601酸產量（噸）1030012501115132614619865產值（萬元）1952452251267963493.8鹼產量（噸）7054361177577306050056735產值（萬元）93146813861452136280.4水泥產量（噸）530209292497204748725585482108產值（萬元）212111708192902192890.9棉紗產量（萬件）14515411217096產值（萬元）3O03203223296353601996866.2棉布產量（萬匹）109937212791476332產值（萬元）1037535126263474496329849287.8麵粉產量（萬包）1097719736255655371產值（萬元）2456117368565125211208549.2火柴產量（箱）810314846000846000產值（萬元）405242304230104.2紙產量（噸）654476236157369190656175466產值（萬元）22912183200866736141268.1合計產值（萬元）93291150671110097233847170382182.6民營佔總產值％10073172.9民營產值可比項932919244699336106.5合計從表上可見，民營傳統的最大工業棉紗業和麵粉業都衰退了，1947年棉紗產量只有1936年的66.2％，麵粉產量比戰前跌落一半。兩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響，棉紗又受官營廠的排擠，麵粉則又受美麥、美面的衝擊。水泥和制鹼1947年產量也未恢復到戰前水平，分別為90.9％和80.4％。火柴產量剛剛超過戰前水平，為104.2％。煤、鐵1947年產量比戰前略增，分別為115.6％和138.8％。電力發展比較正常，為188.7％。鎢、銻、錫均凋落不堪，1947年產量分別為戰前的65.6％、12.2％、19.5％。僅酸、棉布和紙增加較多。總的看，可比項目14種，民營產值1946年尚未恢復戰前水平，1947年較戰前微增6.5％。①除上述14項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又找了另外10項較大的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48頁。
民營工業，對1947年產量作了估計，並與戰前產量作了比較。②戰前產量1947年可能產量1947年為戰前的％毛紡織（萬碼）131.808.91220.7絲織（萬匹）38.638.6100.0針織（萬打）2500.01800.072.0製革（萬張）187.0187.0100.0橡膠（萬噸）4130.53000.072.6製鹽（萬擔）52.54285.182.1製糖（噸）34109.025000.073.3榨油（萬擔）1.185.073.2肥皂（萬箱）900.0650.072.2.3磚瓦（噸）190.023560.0145.5從表上可知，這些民營工業，1947年的產量大部分僅為戰前的70％。
磚瓦產量增加較多，是由於戰後修建所需。毛紡織產量大增是因為戰前和戰後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紡織廠設立。估計1947—1948年，全部產業資本中，外國資本佔11.2％，官僚資本佔64.1％，民族資本只佔24.7％，說明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民族資本不會再有發展了。
1.棉紡業。
戰後中國棉紡業除去了日本的競爭，並獲得南洋市場，國內紗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湧進，又抑低了棉價，因此紗廠利潤累增，加以通貨膨脹中，紗布成為投機籌碼，競相囤購，造成畸形繁榮。故一時紗廠紛紛復業，又有新廠開設，小廠更多。1936年，全國（不包括東北、台灣）有紗廠141家，紗錠510萬餘枚，布機5.8萬餘台，內華廠90家，紗錠274.6萬餘枚，布機2.55萬餘台。1947年全國有紗廠259家，紗錠437.6萬餘枚，布機5.37萬餘台。其中民營廠222家，紗錠近273萬枚，布機近2.15萬台。可見戰後民營紗廠猛增，而紗錠數僅勉強恢復戰前水平，布機僅及戰前的84％，又運轉率低，一般在70％上下，故棉紗產量1947年僅及戰前的66.2％。l947年12月，國民黨政府實行棉花統購，對民營各廠實行代紡代織，恢復了戰時的花紗布管制，造成生產萎縮。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制全面限價和限期收兌金銀外幣，民營廠遭瘋狂搜刮，紛紛逃資國外，生產大壞。1948年以後無統計資料。棉紡業有申新、永安、裕大華三大集團。申新集團各廠，1947年底開工的紗錠共近53萬枚，尚不足1936年57萬枚之數，開工布機3271台，僅為戰前5304台的61.7％。棉紗產量大遜於戰前。但盈餘則不少，各廠均有外匯儲備。申新是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招禍②此錶轉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48頁。
亦大。1946年4月榮德生被綁架，旋由淞滬警備司令部“破案”，索去贖金和破案報酬60餘萬美元。1948年榮鴻元被捕，行賄約合50萬美元后獲釋。永安集團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紗錠22.4萬餘枚，尚不足1936年25.6萬餘枚之數，布機99台，略多於戰前的1542台。裕大華集團，1936年有紗錠85560枚、布機1324台，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紗錠10.65萬枚、布機1386台。申新、永安、裕大華三大集團1948年的棉紗產量都是下降的，分別為1936年產量的52％、64％、58％。
2.麵粉業。
戰後城市糧食供應不足，投機風中麵粉成為囤積對象。除原有麵粉廠復業外，新廠也應時而起。1946—1948年，國統區新設粉廠約31家，日產能力4.3萬包。戰時興起的簡易小型廠戰後繼續發展，新設有記錄者達208家，日產能力2.8萬包。1948年麵粉廠數和日產能力均較戰前略增（1936年8月有華商機器麵粉廠152家，日產能力約45萬包，年產量109萬包；1948年底，實存麵粉廠173家，日產能力約48萬包，年產量3600萬包）。但從產量上看，1946年只有戰前的70％強，之後逐年下降，到1948年只有戰前的13。原因是抗戰勝利之初，各大麵粉廠代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小麥，獲利豐厚。以後洋粉進口劇增，小麥進口劇減，國內小麥又連年減產，麥源日缺，加以運輸阻滯，麵粉廠開工率僅30％—40％。國民黨政府對麵粉的限價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麵粉廠的生產。
3.繅絲業。
繅絲業戰前已不景氣，戰後更全面衰退。戰時主要產絲區都淪於敵手，絲業元氣大傷。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日本中華蠶絲會社，設中國蠶絲公司，壟斷絲價。層層管制使蠶絲業無法迅速恢復。出口和內銷均大大縮小。1947年生絲產量僅及戰前的40％，而廠絲只有戰前的21％。
4.火柴業。
抗戰勝利后，火柴市場一時繁榮。1946—1949年新設民營火柴廠60家。新廠大多設備簡陋，各廠多以棧單投機交易，實際產量並不比戰前增加多少。1947年後因氯酸鉀等原料進口困難以及通貨膨脹等原因，1948—1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廠紛紛倒閉，餘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狀態。
5.造紙業。
戰時民營機器造紙業的生產能力損失52％。戰後機器造紙業有所發展，產量倍增。按產量計，民營仍佔90％以上。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1947年後造紙業困難叢生，一是紙漿依賴進口，但又難於取得外匯配額，另一是美國紙張大量進口，對民營造紙業造成壓力。手工造紙戰後則興衰互見。6.橡膠工業。
中國橡膠工業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膠廠的設備佔全國半數，產品則佔全國80％。戰後上海橡膠工業曾一度繁榮，其他地方則處於勉強維持狀態。抗戰勝利前夕，上海有華商橡膠廠35個，戰後又增設了71個，到1949年共有106個廠，碾膠機497台。著名的大廠有大中華、正泰、義生等。上海1947年產膠鞋6000萬雙，汽車輪胎6萬條，都超過戰前。但1948年起因生膠來源缺乏等原因，產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幣改的打擊，元氣大傷。廣州、天津等地也都開工不足，產量有限。
7.酸鹼工業。
范旭東辦的水利和吳蘊初辦的天原、天利為中國基本化學工業奠定了基礎。抗戰勝利后，硫酸產量80％—90％仍靠民營，內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錏廠為主，但因抗戰時期損壞嚴重，復產後產量不及原設計一半。1946年民營廠產硫酸6986噸，1947年產1.3萬噸，1948年產1.5萬噸。戰後硝酸恢復生產者僅上海天利和幾家小廠，1946年產硝酸2294噸，1947年2272噸。鹽酸1946年產2233噸，1947年產4453噸。三酸合計年產尚不足2萬噸。制鹼戰後民營雖仍佔90％，但產量大不如戰前，永利塘沽廠雖復工，但未能恢復戰前的產量。1947年民營廠共產鹼56735噸，只及戰前的80％。8.水泥工業。
戰後水泥工業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國水泥價低，大量傾銷中國。全國民營最大的啟新洋灰公司，年產能力30萬噸，1947年僅恢復到萬噸，1948年更跌至13萬噸，並被征軍用。上海華商水泥公司，年產能力10萬噸，1947年僅產2.4萬噸，並陷於財政困難，一度閉廠。據統計，1947年民營廠產量僅佔全部產量的43.1％，而民營廠產量僅為其設備生產能力的43.6％。
9.煤礦業。
戰後煤礦業全面衰退。1947年產量僅及戰前1936年的一半，只有1942年最高產量的1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1947年民營礦產煤1420萬噸，是戰前1936年民營煤礦產量的115.6％，1948年後無統計資料。
對戰後的商業我們可以用“虛假繁榮”一詞來概括。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估計，1936年國內市場的商品值約為8.07億元，其中農產品佔44.8％，手工業品佔26.1％，近代工業和礦冶業產品佔19.8％，進口商品佔9.3％。戰後情況，因資料殘缺難作詳細比較，但總的估計是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是減少的，近代工業有增有減，礦冶業減產最甚，大約只有戰前的一半，戰後唯一增加的是進口商品。總的說1947年國內市場的商品值按不變價格計算，比戰前是減少了。1948年以後，解放區迅速擴大，國統區市場更加縮小。但是，戰後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卻出現市場活躍、商戶驟增、交易頻繁的現象，這是一種虛假繁榮，是由於通貨膨脹和投機活躍所引起的虛假購買力造成的。大體上南方城市商業相對發達，北方城市尚未恢復到戰前商貿水平，而城鄉間貿易較之戰前大都是衰落了。
戰後的金融業和商業一樣，一度出現虛假繁榮。戰後私營銀行、錢莊數比戰後增加了近10倍，但它的資力卻大大削弱了。私營銀錢業的資力主要靠存款。1946年，私營銀錢業的存款折戰前幣值，還不到戰前1936年的5％，到1948年八一九幣改前夕，只有戰前的0.5％了。而投機資本十分活躍。投機買賣的對象，主要是黃金、外幣、棉紗布、糧食麵粉、百貨以及房地產等。1935年國民政府完成金融壟斷後，1936年民族資本只佔全國金融業資本總額的21.5％（不包括東北）。抗戰勝利后，在1947—1948年更只佔5.2％。國家金融壟斷資本扼殺了民營金融業。
民族資本代表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它是個有機體系，而我們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業資本，沒有論及資本主義手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當非民族資本的全貌。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歷程是坎坷的，它產生后就受到外國資本的壓力和官僚資本的排擠，未能成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主流；但它在歷史上，有巨大的積極意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較廣泛地引進和推廣了新的生產力，發展了新的生產關係，推進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第七章新民主主義經濟第一節新民主主義經濟——嶄新的經濟形式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形式。它既不是純粹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純粹社會主義經濟，而是既有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又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還有各種形式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多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的社會經濟形態。
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同**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緊密相連。它不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內部自然孕育出的新經濟形式，而是中國**通過武裝鬥爭、開闢革命根據地，在新的工農政權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嶄新經濟形式。從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社會經濟演變、革命進程考察，束縛着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產關係，勢必被打破，而清政府“自救”、“自強”式的洋務運動、資產階級變法改良運動及革命運動，都未能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時勢的演進，中國**被推上歷史舞台，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由中國**領導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但是，在經濟極其落後的中國，社會主義前途的到來，又必然要有一個過程。經濟落後的國情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等幾個階級共同參加革命的客觀現實，決定了革命進程中和革命勝利后的一個時期內，都不可能完全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有一個過渡形式的經濟形態，這便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從這一點上考察，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又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演變的必然產物。
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的革命根據地。它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對立物，儘管誕生之初比較弱小，但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代表着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經濟產生之後，**人努力認識和把握它的運行規律，不斷完善經濟政策，健全運行機制，使之不斷地發展壯大，隨着革命的勝利，終於在全國範圍內確立起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在中國大地，殖民地經濟、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在不同地區內同時並存，但唯有新民主主義經濟才能徹底打破束縛中國發展進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關係；也唯有新民主主義經濟才能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土地問題，大大解放和提高社會生產力，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同時，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為**鍛煉培養了大批管理國家、進行經濟建設的人才，使**人在經濟建設實踐中摸索、認識到一些切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規律，這對後來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發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意義。
第二節中國**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本理論、綱領和政策新民主主義經濟，既不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規定或設想的經濟形態，也不是中國**事先設計好模式、然後在根據地照“本本”執行的經濟形式，而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面對革命根據地所處的客觀環境和社會土壤，為了生存和發展，所建立的一種新的經濟形式。隨着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人對它的認識、分析也日益深入，並從而規定了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和政策。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結構中國**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1933年4月，**領導人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蘇區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農民的小生產的商品經濟占絕對的優勢。同樣的，在工業方面，小手工業的生產者佔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則比較不重要。小生產者私人的集體的合作經濟，正在向前發展中間獲得更為重要的意義。蘇維埃的國營企業，則還限制於蘇維埃政府必要的軍事工業、造幣廠與印刷廠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可以說還沒有。”①張聞天在這裏已初步講明根據地經濟將由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商品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經濟、國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成分所構成。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也講到根據地的經濟構成問題。他說：“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於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經濟，不待說，現時是佔着絕對的優勢，並且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合作社事業，是在極迅速的發展中”①。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抗日戰爭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保留了封建主義經濟成分，但封建經濟實際上是在不斷被削弱。**1940年9月所作的《時局與邊區問題》的報告指出，邊區有四種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合作社經濟，半自足經濟。這裏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指“國營經濟”，因為**在報告中曾提出：新的國營經濟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要消滅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發展新式的①《張聞天文集》第1卷，第340頁。
①《**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頁。
國家資本主義。②他所說的“半自給經濟”，當然包括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也包括農村中的其他經濟成分。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所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主張抗戰勝利后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其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①。這裏對新中國經濟結構的構想，同1934年二次全蘇大會上的提法相同，但有發展。
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進行了廣泛的土地改革。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和解放區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新的比較完備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在解放區呈現出來，這為**人進一步認識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提供了條件。1947年12月25日，**在**中央於陝北楊家溝召開的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其中指出：“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②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構成是：國家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又說：“整個國民經濟，包含着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着上述各種成分，並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③同月15日，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提出：“東北經濟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秋林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這裏蘇聯國家企業都用“秋林公司”名稱）。”①《提綱》還具體分析了各種經濟成分的內容、性質、作用及**所應採取的方針政策。**中央對這份《提綱》極為重視，作了認真修改，修改後關於經濟結構的表述為：“東北經濟在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取消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經濟特權以後，基本上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②這一基本思想不久為**七屆二中全會所吸收。**在**七屆②**中央文獻研究室：《**年譜》（1893—1949）中卷，第207頁。①《**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頁。
②《**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頁。
③《**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①《張聞天文集》第4卷，第17頁。
②《張聞天文集》第4卷，第29頁。
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③這不僅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五種經濟成分，還提綱挈領地分析了各種經濟成分的性質。**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的分析，被**七屆二中全會接受，被寫入七屆二中全會決議。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新民主主義經濟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經濟？**人有過認真思考和探討。張聞天1942年在深入陝北、晉西北農村做調查后寫過《發展新式資本主義》一文，提出：“中國社會將來才是社會主義和**，今天則要實行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太落後，只有走過新式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才能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他還指出：“我們所提倡的新式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舊資本主義不同。我們有革命政權和革命政策，調節社會各階級關係。凡可以操縱國民生計的工商業，均握在國家手中。”①**1944年3月在一次關於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講話中，也把新民主主義稱作新資本主義，他說：我們現在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②。新民主主義經濟即為新式資本主義經濟，這是**領導人在相當長時期內的看法。
1948年9月，**在西柏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中專門講到“新資本主義”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們的社會經濟呢？有人說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③從此，黨內外一般不再把新民主主義經濟表述為新式資本主義。其實，這僅僅是一個表述上的問題，**人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性質形成共識的根本點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既非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又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更不是原封不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經③《**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頁。
①《張聞天文集》第3卷，第186頁。
②《**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頁。
③《**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頁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過渡性質的經濟”①。其五種經濟成分中，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公私合作的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是受到節制、“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經濟；小生產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小商品經濟”，儘管它每日每時地“胎生”着“資本主義”，但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經濟條件下，將被吸引到私有財產為基礎的集體經濟即合作社經濟中來，最終“走向社會主義”②。所以，**把新民主主義經濟稱作“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之下的經濟體系”③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開始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中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一般還不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還明確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這就是新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大反攻后，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出著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
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有更明確、更完整的表述，即：“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①參見**《論聯合政府》、張聞天《發展新式資本主義》、**《關於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等文。
②《**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3頁。
③《**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頁。
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這一經濟綱領反映了各革命階層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指出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
之所以要取消帝國主義的在華特權，是因為**人及一切有識之士和廣大人民都清醒地認識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是造成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因；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目的，是攫取中國財富，把中國變成它們的附屬國，絕不是要幫助中國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利用在華取得的種種特權，壓迫、剝削中國，掠奪中國財富，操縱中國財政經濟命脈，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因此，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經濟上完全不依賴外國了，經濟上完全獨立了”，中國經濟才能得到“廣大的發展”，才能“完全地解決中國獨立自主的問題”。①同時，**人主張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可以與外國資本主義“做生意”，建立經濟貿易關係，並歡迎外國來華投資。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採訪時，曾經談到這一問題。他說：當中國真正取得獨立以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合法的外債將得到承認。凡是為建設目的和用於建設的外債，我們都將認為是合法的。”但是“我們將不承認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認任何用於打內戰、打紅軍或其用途違背整個中國人民利益的借款”。他又說：“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範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①1939年2月，**在與一位國際友人談話時再次重申：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如果那時英、美、法等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如果這些國家不來打中國的話，那麼，中國政府將對外來投資及外人在中國財產給以保障（付以代價）②。此後**多次談到歡迎外國投資，願意與外國“做生意”、建立平等經濟關係的問題。他在**七大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藉助於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③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在強調取締帝國主義①《中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1949年3月13日。①《**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394頁。
②《**年譜（1893—1949）》中卷，第110頁。
③《論聯合政府》，解放社1950年單行本，第72頁。
國家在華一切特權的同時指出：“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④總之，中國**把帝國主義國家的在華特權與中國同它們的正常經濟關係區別開來，主張取消一切國家的在華特權，同時願意與外國建立平等互利的經濟交往和經濟關係；希望有“外援”，但絕不能“依賴”它。
中國的官僚資本包括兩部分，即由國家投資、以國家名義經營、依靠政權力量實行壟斷，並由官僚控制和操縱的國家壟斷資本和由大官僚利用手中握有的權力、採取非經濟手段所聚斂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它維護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及封建剝削制度，“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①，嚴重束縛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打破這種腐朽的生產關係，才能解放生產力。同時，官僚資本基本上是榨取人民而積聚起來的財富，理應回到人民手中。
土地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完成反封建任務的必由之路，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重要內容。中國**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初期等不同時期，根據革命鬥爭所面臨的不同客觀實際，採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策略，最終實現了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的目的。
之所以保護民族工商業，鼓勵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主義，中國**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的：其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決定了革命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②。其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鬥爭中常常採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①。因此**沒有理由將他們排斥在革命陣營之外，而應當通過保護民族工商業來爭取、團結他們，同他們結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其三，“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②。而且，“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④《**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頁。
①《**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頁。
②《**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頁。
①《張聞天文集》第4卷，第39頁。
②《張聞天文集》第4卷，第39頁。
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③。其四，由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區域內“國營經濟的力量還很有限”，“合作經濟還不發展”，加之“戰爭與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和“自由貿易的發展”，所以“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內還是必要的。凡國營經濟及合作社經濟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相當的發展，在生產與交換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設與積極意義”④。其五，如果“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⑤。“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佔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⑥，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將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它多是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因此保護它、發展它有着重大意義。其六，由於新民主主義的國營經濟控制着國民經濟命脈，從封建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的小生產經濟向合作社經濟發展，因此“小的和中等的資本主義成分，其存在和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①，反倒可以為將來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一定的“基礎”②。與此同時，中國**也認識到，私人資本主義畢竟“處在和國家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競爭的地位，它的發展方向是要走舊資本主義道路的”；而且存在着“極大的投機商業資本”，“進行各種商業投機”③。因此，在保護民族工商業，鼓勵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又要限制其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即在活動範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④。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方針和基本政策這就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經濟方針和政策。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在領導生產運動中就明確規定了“公私兼顧”的原則。這時的“公私兼顧”，是指公家和私人兩方面的關係而言，特別是指軍隊與民眾兩方面的關係而言，因此，“公私兼顧”也可稱作“軍民兼顧”。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以後，**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着發展生③《張聞天文集》第4卷，第39頁。
④《張聞天文集》第4卷，第39頁。
⑤《**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80頁。
⑥《**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頁。
①《**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頁。
②《張聞天文集》第3卷，第185頁。
③《**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0頁。
④《**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頁。
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①這個“總目標”中，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目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兩項基本政策。這裏所講的公私兼顧，已不是指公家和私人兩方面的關係，而是指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兩方面的關係。這就是在發展公營（主要是國營）經濟的同時，要照顧並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包括私人資本主義、手工業、農業）數量上在經濟構成中占絕對優勢，不發揮這部分經濟的生產積極性，整個生產就要萎縮，整個國民經濟就難以發展。因此，人民政府要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使國營、私營互相配合，共同發展（“先公后私”）。**對此曾形象地解釋為“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所謂勞資兩利，即處理好私營工廠中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剩餘價值，資本家必然要剝削工人，為了發展經濟，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就必須允許資本家對工人的一定程度的剝削，保證資本家能賺錢。資本家多開工廠，發展生產，不僅對發展國民經濟有利，而且，可以減少工人失業壓力，更符合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人民政府是要維護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要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工人階級地位，因此又必須限制資本家對工人的過度剝削，支持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鬥爭。但是，如果只顧工人改善、提高待遇，執行過“左”的勞動政策，勢必造成工廠關門、工人失業，這無異於“自殺政策”②。所以，必須“勞資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