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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6冊，第465—467頁。
①《中央委員宣言》1927年8月1日。
“八七”會議明確指出，“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現時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同時，**中央決定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實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綱”。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發動土地革命”，所以，當**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隊伍在井岡山地區落腳時，就高舉“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幟，其他武裝起義隊伍也相繼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在發動群眾打倒土豪劣紳的基礎上，逐步摸索前進。井岡山根據地經過一整年的分田鬥爭，湘贛邊界政府於1928年12月頒佈了井岡山《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鄉為單位分配”等等②，這個土地法是**歷史上第一個土地革命法令，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徹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令。但由於缺乏經驗，按**中央的有關決定是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政府而不是屬於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等。
隨後，各革命根據地依據1928年6—7月召開的**“六大”的決議精神，土地革命步步深入，土地政策不斷完善，出現了“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到1931年春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切實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線、政策和方法，即依靠貧農僱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而僅僅消滅地主階級；變革封建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不禁止土地租佃和買賣；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地主也同樣分得一份土地等等。使農村根據地的土地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生產發展，糧食產量提高一二成，農民生活改善，能吃飽飯，踴躍參軍支前。
但是，1931年11月，在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把持下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雖然也主張繼續開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卻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尤其是1933年夏天，在查田運動中加以強令推行，任意擴大了打擊面，將大量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錯劃為地主富農，發生了嚴重侵犯中農，消滅富農經濟的錯誤。1933年10月，中央正式頒發了**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作為科學地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標準，“左”的錯誤得到一些糾正。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后，土地革命鬥爭和其他鬥爭一樣，才重新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
抗日戰爭爆發，**本着團結禦敵的精神，停止執行十年內戰時期的沒收地主土地政策，而採取減租減息的政策，團結大多數地主抗日，把發展②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3冊補編，第171—173頁。
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與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集團發動全面內戰，公然宣佈國共破裂，**才決定實行普遍徹底平分土地的辦法，於1947年10月10日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十六條）①，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徵收富農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這些規定，可以徹底消滅封建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最大限度滿足貧僱農的土地要求。大綱還規定：“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它體現了**放手發動群眾，依靠農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精神，而不是把土地“恩賜”給農民。關於分配土地的政策，大綱規定：“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及財產”。“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這些規定與十年內戰前期土地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並有了充實和發展。後來，為了防止“平分土地”中出現侵犯中農利益等“左”的傾向，**中央特在大綱上加註說明：“在平分土地時應注意中農的意見，如果中農不同意則應向中農讓步，並容許中農保有比較一般貧農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為高的土地量。”反對絕對平均主義。
《中國土地法大綱》公佈后，發動快，聲勢大，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席捲整個東北、華北和華東、華中、西北等一部分解放區。到1949年上半年，使1.5億人口的地區迅速完成和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並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政治影響。一位美國人評論說：“新發佈的《土地法大綱》在1946年至1950年中國內戰期間，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作用。”①其實，中國的土地改革與美國的黑奴解放、歐美以往的土地改革相比較，要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徹底得多。
第一，中國的土地改革，是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發動占農村90％的人口建立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先從政治上打倒地主階級，再沒收地主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分①見《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6冊補編，第432—435頁。
①［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中譯本，第7頁。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不是“恩賜”土地，而是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第二，採取“平分土地”的原則，在我國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能夠盡量更多一點滿足貧苦農民（包括部分中農）的土地要求，但反對絕對平均主義；而且按人口平分土地，簡便易行，尤在革命戰爭年代裏，有利於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迅速消滅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支持長期的革命戰爭。
第三，無任何代價的分配土地和廢除一切封建債務，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實現“土地還家”，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農村生產力；而且在土地改革后，鼓勵農民勤勞致富，積極引導和幫助他們組織起來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盡量避免和減少新的兩極分化，等等。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6月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考慮到人民革命戰爭在大陸上已基本結束，全國人民面臨的中心工作已是生產建設，因此，將土地法大綱上關於徵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規定，改為保護富農所有的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保存了富農經濟。
到1952年9月，除部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外，在擁有3億以上人口的新解放區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全國的土改，是有領導地分期分批進行的，每期一般經歷了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和分配土地、複查總結等階段，徹底摧毀了封建剝削制度，使廣大農民分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交納600億斤以上糧食的地租。這是我國歷史上幾千年來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徹底的改革。廣大農民真正翻身作主人，使農村生產力獲得極大的解放，有力推進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並為以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章外國對華投資外國投資，是資本跨國界的一種運動形式。外國投資一般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即辦產業）和間接投資（主要指貸款）兩種基本方式。在近代中國（1840—1949年），外國對華投資是在資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從這種意義上說，一部外國對華投資史，就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中國的歷史。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外國資本在資本追逐高額利潤和控制被投資國財政經濟命脈的同時，隨着商品社會化的發展即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的發展，又在客觀上對殖民地生產力的近代化與技術引進，對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外國對華投資，是影響中國近代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很早就引起各方的關注。本世紀三十年代，美國人雷麥的《外國在華投資論》一書，是最早對此作出闡述的專著。五十年代，吳承明《帝國主義在華投資》一書，是在這方面最有影響的專著。八十年代以來，財政部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責令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對近代中國的外債、外資史料進行整理研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檔案館等單位合作，對近代的外債史料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先後出版了《清代外債史資料》（上、中、下），《民國外債檔案史料》（1—12冊），《民國歷屆政府整理外債資料彙編》（1—2冊），《中國外債檔案史料選編》（1—3冊），《上海外商檔案史料彙編》（1—8冊）。所有這些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條件。儘管如此，對近代外國在華投資這一課題的研究，仍亟待加強。一是它涉及到近代政治、軍事、財政、經濟的方方面面，時間跨度長，國別變化快，企業興衰不定，資料殘缺不全，使總體上把握外國對華投資目前還是一塊空白，並且難度頗大。二是利用外資已是我國當前一項基本國策，如何趨利避害，再一次成為擺在國人面前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鑒於此，本章根據目前所能接觸到的材料，從總結歷史經驗入手，力圖通過對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的演變、結構的考察，從總體上把握外國對華投資在近代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以對當前的利用外資有所借鑒，有所警示，並期待拋磚引玉。
需要事先說明的是，近代中國貨幣制度是極度混亂的，這給外國對華投資的計量帶來很大的技術困難。近代中國以銀為本位，銀兩、銀元並用，銀兩又有庫平銀、規平銀、海關銀、京平銀、公砝銀等等，不一而足。同時，世界銀價漲跌不一，使中國貨幣對西方貨幣如美元、日元、英鎊、馬克、法郎等的匯價和匯率極不穩定。為了有所比較，本章在幣值的使用上，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採用美元折算，個別情況使用了日元或人民幣。在外國對華貸款上，清代都統一折算成庫平銀，北京民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統一使用銀元。這種換算使外國在華投資的數量估計只具有相對的性質。
第一節近代中國外國投資的發展概況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從無到有，經歷了從產生到發展、膨脹及至最後消亡的幾經變化過程，英國、日本和美國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先後領先，成為對華投資的主角。根據這種變化規律，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即：1840—1914年為第一階段；1914—1931年為第二階段；1931—1945年為第三階段；1945—1949年為第四階段。
外資在華企業的產生和對華投資活動的開始（1840—1914）
從嚴格意義上說，近代中國的外國投資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后，但它的源頭則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前的中西貿易和外國在華洋行。
十八世紀初，英國產業革命后已進入到資本主義時代。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洋行，這是外國資本在華最早設立的企業。其後外商來華者日多，洋行逐漸增加，如美商廣東旗昌洋行（1818年），英商怡和洋行（1832年），英商仁記洋行（1835年）。由於清政府對西方商人實行嚴格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這些洋行都集中在廣州。至1836年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已有外商開設的洋行55家，其中英商佔四分之三，都以鴉片貿易為主。
鴉片戰爭失敗后，清廷被迫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五口通商”口岸。外國在華投資中心即隨貿易中心一道從廣州移至上海。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西方列強擁有了對華實行經濟侵略的特權；鴉片貿易的公開化，不僅使外國資本掠奪了大量利潤，而且更嚴重的是腐蝕了中華民族。而“租界”和“租借地”的奪取，更成為洋商經濟侵華的橋頭堡。大規模的洋行，如德商禮和洋行（1846年），英商正廣和公司（1864年），太古洋行（1867年），美商茂生洋行（1875年），美孚火油公司（1886年），法商永興洋行（1872年）等，都是在這一時期來華設立的。
外商銀行或金融業也開始發展起來，英商麗如銀行（1845年）、有利銀行（1854年）、麥加利銀行（1857年）、滙豐銀行（1865年），德商德華銀行（1889年），日商橫濱銀行（1892年）就是其典型代表。同時，外商還非法在中國沿海一帶創建工廠。據統計，在甲午戰爭以前，外商在華工業企業共計191家，總投資額為2000萬（銀）元，其中船舶修造業和出口加工業兩項就有1個，佔總數的60％，資本1500萬（銀）元，佔總投資的75％①。
甲午戰爭失敗后，日本取得了在華設廠之權。西方列強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當然也得到了這個特權。從此，外國在華投資合法化，外資企業迅速①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283頁。發展起來。1898年，中國境內外國人開設的商行共773家，其中英商398家，日商114家，德商107家，美商43家，法商37家②。自二十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外國在華投資無論是總額、直接投資還是貸款，都增加了2倍。如1902年外國在華投資總額為81270萬美元，1914年即達到7240萬美元。其中，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從1902年的52840萬美元增加到1914年109670萬美元，外國貸款餘額則由1902年的28430萬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57600萬美元①。隨着外國在華的經濟侵略活動的加深和外國在華投資的擴大，一些大托拉斯企業開始來華投資。如英商英美煙公司（1902年）、亞細亞火油公司（1913年），美商通用電氣公司（1908年）等，都在此時來華設立機構。外商在華所辦的公用事業，如北京英商電燈公司（1903年），天津的比商電燈電車公司（1904年），上海的英商電車電燈公司（1905年），法商電車電燈公司（1906年）相繼成立。外資鐵路和礦山也開始出現。俄國修築的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德國修築的膠濟鐵路，法國修築的滇越鐵路等，都是在1900年以前由它們直接投資興建的。
在礦業方面，則焦作煤礦（1898年）、開平煤礦（1901年）、撫順煤礦和本溪湖煤鐵礦（1905年）、門頭溝煤礦（1908年）等，皆於此時淪入外商之手。在銀行業方面，除英商滙豐銀行、德商德華銀行，日商橫濱銀行在華業務十分火紅外，俄商華俄道勝銀行（1895年），法商東方匯理銀行（1899年），美商花旗銀行（1902年），比利時華比銀行（1902年）也參加了對華掠奪的角逐。據估計，到1914年，外國在華金融業（包括保險業）投資資本約為7575萬美元②。
外國洋行、銀行及各類公司企業除在華直接投資辦工廠以外，還對華進行高利貸式的貸款活動。這种放款活動從鴉片戰爭前對中國廣東“十三行”行商的貸款開始。十三行行商的大量破產，就與它們的高利貸盤剝有關。《南京條約》中的300萬元“行欠”規定由中國官府代為償還，就把這種正常的商業信用的私債變成了清政府的國債，從而以特殊方式開創了中國近代外債的先河。鴉片戰爭以後，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侵華及其巨額的戰爭賠款，使清政府的財政陷入危機中。清政府在財政空虛之際，無論是對內鎮壓人民的反抗，對外抵禦外侮，還是為滿足統治階級奢侈腐化生活以及各種軍政費用，都依賴外債。特別是興辦近代的新式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主要是鐵路），外債更是發揮了重大作用。
據初步統計，到1911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舉借外債208次，債務總額（不是餘額、包括庚子賠款）達到1305888297兩（庫平銀）。1912—1914年，南京臨時政府、北京臨時政府、北京民國政府對外借款約114項，②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7頁。①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②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頁。債務總額為593869857銀元①。
外國對華投資的發展及其投資權的爭奪（1914—193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西方列強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先後捲入戰爭，無暇東顧。日本利用這個時機，乘機大規模擴大對華投資。首先，日本企業大批來華設立工廠，直接投資。有資料表明，從1912年到1919年，外國在華商家數從2000多家增加到8000餘家。其中英商從1912年的592家增加到1919年的644家，美商從1912年的133家增加到1919年的314家，而日本在華商家數1912年為733家，1913年為1269家，1915年增加到2189家，1917年為2818家，1918年為4483家，1919年增加到4878家①。其次，日本大量插手北洋政府的軍政、鐵路借款。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就發生在這一時期。這期間，日本在華銀行的總、分、支行不下100家，住友銀行（19年）、三菱銀行（1917年）、三井銀行（1917年）就是這一時期在華落戶的。據不完全統計，1915—1918年間，外國對華貸款約計139筆，總額為292652265銀元。其中日本對華貸款共68項，總計1940951銀元，占這一時期列強對華貸款的66％，在對華貸款中遙遙領先。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各國對華投資發生了一些新變化。
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宣佈放棄沙皇俄國在華的一切特權，對華投資除中東鐵路外基本上不存在。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其在華特權喪失殆盡。於是在對華投資方面，就剩下英國、美國、法國與日本的競爭。英國、美國和法國對日本在華取得的經濟優勢深表不安，力圖維持均勢。
在借款問題上，美國指責日本“在財政上進行的西原借款和政治上要求的二十一條是同出一轍”，企圖由美、英、法、日四國組成新四國銀行團來控制，並要挾當時的北京政府：新銀行團“應得顧問”中國財政收支和官吏任免，擁有查帳之權。1920年9月，新四國銀行團成立，使日本獨霸中國的局面發生了一些變化。經過1922年華盛頓會議，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就由歷來的“互競侵略”變成為“協同的侵略”，但這種均勢只不過是新的對華爭奪的起點。由於北京政府內部親日派力量強大，因而日本的對華貸款儘管受美國的牽制，但增長速度仍是日本第一。北京政府這一時期借入的大量的無擔保外債（這種無擔保實際上是一種控制中國的手段，並非信譽）幾乎都是由日本銀行承擔的。從具體的數字上看，1919年到1928年，北京政府共舉借外債393筆，債務額為695188740銀元。其中，日本的貸款123筆，債務額為370607518銀元，占這一時期貸款額的53.3％。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對外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轉向①筆者根據檔案算出，以後關於外債的數字未註明出處者均同此。
①《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第607頁。
了美國和英國。由於北京政府濫借外債造成中國債信的下降，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幾乎借不到外債，僅有的幾次借款也是以美國和英國為多。據統計，從1928年到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共舉借外債14筆（包括對美、英、日三國的“寧案”、“漢案”賠款），借款額為53180861銀元。其中美國6筆，債務額為46412617銀元；英國4筆，債務額為4614474銀元，兩者佔了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債務的95.95％。
在直接投資方面，更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使外國對華直接投資進入了擴張最迅速的時期。1921年，外商在華的商行一度達到了9511家，成為外商在華辦廠個數最多的年份，而日本一國就有6141家。從增長速度上看，日本為11.2％，美國為9％，英國為4.3％，法國為4.2％。從年度投資上看，1920—1923年外國直接投資為620萬美元，1928年為9660萬美元，1929年為17000萬美元，1930年為20200萬美元①。到1930年，外國投資總額達364880萬美元，為1914年的2.1倍，為1920年的1.8倍。其中直接投資為1914年的2.5倍，為1920年的1.9倍。從國別來看，英國增加了60％，美國增加了3.3倍，日本則增加了5.6倍，躍居為對華投資的首位。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外資企業資本的集中和大托拉斯的活躍。
外商大規模的工業企業，如瑞士汽巴公司（1919年），英商卜內門洋鹼公司（1923年），德商的德孚洋行（1924年），美商德士古公司（1929年）、上海電力公司（1929年）等，均在此時成立。1934年改組成立的英商頤中煙草公司就是在這一時期奠定基礎的。頤中煙草公司的前身——英美煙公司，是1902年由英國和美國的煙草公司合併而成的，1903年它吞併了在上海的英、美捲煙廠，又陸續在漢口、瀋陽、天津、青島等地設立捲煙廠，並收買了哈爾濱的俄商老巴奪煙廠。在這個基礎上改組后的頤中煙草公司，擁有資本25000萬元，成為一個完全操縱我國捲煙業的產供銷各個環節的巨大的托拉斯。據統計，到抗日戰爭以前，中國大約有2800家外商企業（不計分支機構），但處於統治地位的不過是十幾家公司和銀行。如英國的對華投資，集中在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遜洋行3大系統。怡和洋行在中國有7大企業，在香港有12家企業，其投資的“中英銀公司”，掌握了中國鐵路和礦業借款。沙遜洋行控制着25家公司，在地產業中尤具優勢。美國的對華公用事業投資，則由“美國電氣債券公司”、“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兩個托拉斯所掌握。美國杜邦化學公司、福特汽車公司、西屋電氣公司等十大托拉斯，也都在中國設有機構。1930年，美國在華17家大公司的投資額，幾乎佔了美國在華投資總額的82％①。
日本對華投資的膨脹與消失（1931—1945）
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56、57、39頁。
①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頁。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把中國東三省變成了它的殖民地，從此日本對華的半殖民地投資方式轉變為殖民地的獨佔的投資方式。
在東北，日本的殖民地投資增長很快。除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外，日本又相繼成立了南滿礦業開發會社、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對東北的工礦運輸業進行全面控制和壟斷。據估計，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在東北的直接企業投資為55020萬美元；至1936年，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達145523萬美元，其中企業資本為132423萬美元。短短五年，企業直接投資增長了2.4倍。在華北，日本於1935年12月成立了一個“興中公司”，資本1000萬日元，這個壟斷資本以軍事力量為後盾，在華北迅速開展擴張活動。肆意吞併華北中國民族棉紡織業，到1936年就控制了天津“北洋六廠”——裕大、裕元、寶成、華新、北洋、恆源等紗廠中的4廠，佔有天津紗錠總數的77％，布機總數的67.1％。唐山、青島、濟南等地的中國紡織業也大都落入日人之手。在電力工業方面，日本掌握了冀、察兩省的電網。在採礦工業方面，日本控制了山東大部分煤礦和鐵礦，以滿足其軍事上和工業上的需要。同時，日本還大量增加投資中德合辦的井陘煤礦，以排擠中國和德國的資本。日本的武力侵華及其經濟擴張，極大地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為了與日本爭奪中國的市場、資源和經濟優勢，英、美試圖通過它們所掌握的國際聯盟進行對華“技術合作”。1933年，國際聯盟派拉西曼來華，提出了“拉西曼報告”，準備通過國際聯盟與中國政府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合作來給英美資本在中國找到投資出路，以牽制日本。日本對英、美與中國的“技術合作”，憑藉在華實力，堅持反對。拉西曼計劃未能實現。
在間接投資的借款上，由於日本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得手，日本的對關內的貸款基本停止。而德國在這一時期與南京國民政府政治、軍事等方面關係密切起來，在鐵路和航空方面也進行了較廣泛的合作，其對華貸款居於領先地位。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先後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孔祥熙赴英美接洽借款事宜，為抵禦日本尋求英美的財政支持。繼美麥借款之後，美國的對華棉麥借款也於1933年成立。美國對華貸款有明顯增加。英國則居於對華貸款的第三位。總計自1931—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南京國民政府共借款（包括欠款）53筆，總數達到267823111銀元（其中有一筆未詳）。其中德國99836786銀元，美國73275044銀元，英國48838033銀元。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戰爭的影響下，各國對華投資速度一度放慢。據估計，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前，外商在華企業的投資額僅增長8％。從日本方面來說，儘管它在東北的投資有較快增長，1931年日本在東北的直接企業投資為55020萬美元，1936年則達到了132423萬美元。但日本在關內的投資由於借款餘額減少，基本上沒有增長。到1936年，日本對華投資總額達到181830萬美元，比1930年僅增長2.2％。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為32820萬美元，比1930年增長24％。英國對華投資總額為102080萬美元，與1930年相比幾乎沒有增長①。
1937年，日本發動了七七事變，企圖以武力征服全中國。伴隨着日本法西斯的鐵蹄，日本對華的以戰養戰的投資激劇增加。1941年它在東北的投資達到75.49億日元，1945年6月更達到94.36億日元的高度。在關內，日本於1938年成立了華北開發會社和華中振興會社兩個機構，負責掠奪開發關內淪陷區的資源，尤以交通、礦業、電力、電信、鹽業五項為主。1941年底，日本對英美宣戰，沒收英美在華企業。總計日本在華投資，1945年達到4450萬美元，為日本在近代中國投資的頂峰。當然，這種投資是以**裸的掠奪為前提的，因而這些投資隨日本的軍事失敗而被中國接收也是合情合理的。與日本這一階段急劇的投資膨脹形成鮮明對照，英美等國則相形見絀。
美國在華投資從1936年的32820萬美元，只增加到1940年的38290萬美元。英國則由1936年的102080萬美元降為94030萬美元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英等在華財產被日本接管，大部分成為日資。美、英對華投資除借款餘額外，就剩下新增的幾次較大規模對國民政府貸款。據統計，在國統區，同盟國為支持國民党進行抗戰，對國民政府進行了貸款。從1937年7月31日捷克兵工廠軍械欠款開始，經蘇聯三次易貨貸款，到1945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對永利化學公司的貸款止，整個抗戰時期，同盟國實際給國民政府提供27筆貸款，債務總額達34730419銀元。其中僅美國的貸款就達2620960662銀元。這些貸款對於中國的抗戰事業和大後方的建設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美國對華投資的擴張和外國在華勢力的消亡（1945—1949）
抗日戰爭結束后，外國對華投資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構成對華投資62％的日本投資被中國政府接收，日本在戰爭期間沒收的英美企業也由中國政府予以發還。由於歐洲各國失去擴大海外投資的能力，美國成為世界的霸主，對外投資隨“馬歇爾計劃”而膨脹。在對華投資上也是如此。1946年，美國在華的四家銀行全部復業，英國的戰前六家銀行則只有三家復業。美國在上海新設的企業有32家，英國則只有27家。美國的威斯汀豪斯、環球、美孚等大公司都曾與南京政府協議，準備設立電機、造船、水泥、石油等企業，美國財團還取得了煤礦、有色金屬礦的開採權和成渝鐵路、川滇鐵路的築路權。並通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中美航空條約》，幾乎形成了對中國的獨佔。到1948年，美國對華投資達141010萬美元，佔全部外商投資總額的44.1％。其中借款餘額為102510萬美元，佔美國對華投資的72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39頁。
②《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39頁。
％。美國成為對華投資的霸主。英國的對華投資屈居第二，總數為111530萬美元，但對華投資以直接投資為主，達71500萬美元①。
就間接投資而論，這一時期向國民黨提供貸款的有美國和加拿大兩個國家，共14筆，債務總額達703386051銀元。其中美國方面12筆，債務額為479184002銀元，佔68.1％，加拿大方面2筆，數額為224202049銀元，佔31.9％。當然，在這一時期，美國還大量向國民黨政權提供各種剩餘物資供國民黨打內戰。這些物資中除前面所構成的貸款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用現金支付的，未構成債權債務關係，故未予計算在內。
同時，這一時期也是外國在華投資逐漸走向衰落的時期。由於全面內戰的爆發，1947年外國在上海的洋行由1946年冬的523家減少到370家，其中美商由256家減為182家。美國龐大的對華投資計劃也未能付諸實施。隨着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和國民黨的失敗成為定局，外國在華投資更是日見衰落。歇業的歇業、回國的回國、撤資的撤資、逃離的逃離。就上海而言，擁有1800家外商投資企業的上海，到1950年7月只剩下684家，僅佔總數的38％。其中185家屬於英商，佔全部的27％。其次是蘇聯商人，佔19％。美商以123家排名第三，佔18％。第四名是法商，為41家，佔6％。就資產而言，這684家外商企業的資產總值共10000餘億元人民幣（老幣），其中英商3700億元，佔35％，美商321億元，佔30％，法商28640億元，佔27％。英、美、法商合起來佔了全部資產總值的92％。這些企業經過清理，大部分均允許繼續存在和經營。
由於美國對新中國採取敵視和封鎖政策，並下令凍結中國在美國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對外商在上海的美商企業採取了軍事管制以及沒收的政策，對其他國商人則分不同情況，經過清估採取了收買、租用等形式促使其產權轉讓，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主義物質基礎之一。這樣，帝國主義國家在近代中國的投資也就走到了它的盡頭。
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39頁。
第二節外國在華投資的國別、地區及投向結構外國在華投資的國別結構外國在華投資具有不平衡性，充分表現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圍繞強權政治這個主軸對對華投資權展開的激烈爭奪。
在直接投資方面，英國資本主義對華侵略最早，直接投資數額也最多。
甲午戰爭以前，外國在華投資的工業企業共有191個，英國就佔144個，占對華直接投資的絕大多數。甲午戰爭以後，中東鐵路、膠濟鐵路的修築，使俄、德兩國對華投資開始上升，至二十世紀初，英、俄、德三國共佔去了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90％。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乘西方各國忙於戰爭，加大對華投資，其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居各國之首，一躍而與俄國相抗衡。此時，英國仍居對華投資的首位，占外國在華企業投資的37％。至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投資額已與英國相當，兩國合計共佔總投資的74％，美國也超過法國，而德國投資額則趨減少。七七事變前，日本在華直接投資（連東北投資）所佔比重已達總額的48％，超過了英國，居外國在華投資的第一位，美、法兩國則勢力相當。在抗日戰爭時期，除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不斷增加外，美國所佔的比重也漸見提高。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對華投資隨着其軍事擴張迅速膨脹，佔據對華直接投資的絕對壟斷地位，比重高達80％。
總之，自二十世紀初至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直接投資，英國增加了5倍多，美國增加了13倍，法國增加了7倍，德國則趨向減少。至於日本，則由極少投資，躍進到占投資總額的80％以上，居於絕對優勢。抗日戰爭結束后，則是美國在華的投資的急劇膨脹，幾乎到了獨佔的地步。
在貸款方面，情況也是這樣。清代，英國是中國的最大貸款國，貸款次數最多，數量也最大。特別在英商滙豐銀行，更是清政府借款的老顧客。甲午戰爭以前，英國幾乎包攬了清政府的對外借款。據不完全統計，甲午以前目前能肯定的英商借款額為80262939兩（庫平銀），佔82.5％。德、美、法、俄四國商人借款12076946兩，佔12.4％。不能肯定為哪國借的有4808562兩，佔5％。其中滙豐銀行借款60067721兩，佔62％。甲午戰爭后，英國的絕對壟斷地位被打破，德國、俄國、法國奮起齊追，後起的日本、美國也不甘落後。據初步統計，英國借款約為339553473兩，佔28％；德國為265582368兩，佔22％；俄國為200410767兩，佔17％；法國1758851兩，佔13％；日本為79551356兩，佔7％；比利時為60075724兩，佔5％；美國為56395745兩，佔5％。
北京政府時期（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日本成為對華貸款的主要承擔者。這一時期，外國對華貸款646筆，債務總額達1573960312銀元，其中日本貸款696268668銀元，佔44.24％。其次是英國和法國，債務額為203645250銀元和188240594銀元，分別佔12.94％和11.96％。比利時在鐵路貸款方面佔有很大優勢，成為這一時期第四大貸款國，債務額為117284072銀元，佔7.45％。其他如德國為106403251銀元，佔6.76％，奧國為94777723銀元，佔6.02％，美國為60823520銀元，佔3.86％，其他國家為33834191銀元，佔2.15％。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中，美國成了對華貸款的主要提供者。這一時期，外國對華貸款次數不多，初步統計為108筆，但數額卻十分龐大，總額為4497549442銀元。其中美國貸款3219832325銀元，佔總額的71.59％。其次是英國，貸款額為449428714銀元，佔9.99％。前蘇聯在抗日戰爭時期也給中國以貸款援助，總貸款389856000銀元，佔8.68％，居對華貸款的第四位。加拿大、德國和法國，貸款額分別是224202049銀元、100030786銀元和61390208銀元，各佔總額的4.99％、2.22％和1.36％。（詳見后表）
外國在華投資的地區結構近代中國的外國投資相對集中，東北和上海是兩個中心。這種情況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密切相關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廣州在對外貿易中佔據主要地位，外商早期的洋行均集中在廣州。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上海恃其得天獨厚的條件迅速崛起，成為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擴張的中心，因而外國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據統計，甲午戰爭以前，外國在華投資的半數是在上海。
1840—1949年對華貸款前七位國家單位：1911年前為萬兩庫平銀、1911年後為萬銀元、％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第七位總數1840—1895英國德國美國法國俄國——數量％802682.59319.61811.9770.8180.2——97151895—1911英國德國俄國法國日本比利時美國數量％3395528.12655822.020041.617613.379556.660085.056404.71208741911—1927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奧國美國數量％6962744.22030512.91882412.0117287.5106406.894786.060823.91573961927—1937美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捷克荷蘭數量％1196937.31000331.25345.722317.09493.04141.33661.1321001937—1945美國英國蘇聯法國捷克荷蘭比利時數量％26209675.53959811.43898511.239081.12680.842—4—34731945—1949美國加拿大數量％4791868.12242031.970339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俄國首先把魔爪伸向中國的東北，它夥同法國和德國強迫日本退出遼南，修築中東鐵路，使中國東北在外商對華投資中佔有一席之地。這之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日本加入了對中國東北的爭奪，東北在外商對華投資中的地位變得更為重要。1904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得到了帝俄在南滿的權益。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及以後，日本勢力逐漸擴展到北滿。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統治東北時期，大部分重要礦產資源，都已由日商投資經營。到九一八事變前夕，英、美兩國在東北的投資總額不過4000萬美元，而日本在東北的直接企業投資則達55020萬美元，東北的鐵路、煤鐵礦、主要的工業部門如榨油、釀酒、麵粉、制鐵、繅絲、木材、火柴、皮革等行業也受日本控制，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遠遠超過英、美而居壟斷地位。到九一八事變（1931年）以前，外國在華投資中，有42.8％集中於上海，有33.9％集中於東北①。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東北3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東北的經濟侵略就更加肆無忌憚了。軍事性的經濟統制迅速發展，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南滿礦業開發株式會社、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壟斷資本，它們實際上控制了東北的全部工礦業和運輸業。到抗日戰爭前，在東北的日本資本占各國對華投資總額的43.2％。而同一時期的上海，則集中了關內外國銀行業投資的79.2％，進出口和商業的81.2％，工業的67.1％，房地產的76.8％①。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了。當然與日本獨佔東北相反，上海是各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共享的國際資本家、冒險家投資的“樂園”。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東北的投資仍在增長，到1945年達到303640萬美元，占外國在華投資總額的44.9％。上海在這一時期，曾有一度的“孤島”繁榮，不久完全落入日本之手，美英的在華財產也被日本接收。日本投降后，日本的在華投資理所當然被中國政府接收。因而外國在華投資的地區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東北的外國投資基本上不存在，上海成了外國在華投資的唯一的中心。
其他如天津、廣州、武漢等地也是外國在華投資的較重要地區。
外國在華投資的投向結構外國在華投資的投向結構，是指外國在華投資在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兩者之間的比例以及在各自投資領域內的具體分佈。
外國在華投資基本上由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兩部分組成。大致說來，如①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頁。①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頁。把賠款除外，外國在華投資以直接投資為主，約佔總投資的60—80％。當然，在這100多年中，這兩個部分的比例隨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波動。據美國人雷麥在三十年代的估計，1902年，間接投資佔36.1％，外國直接投資佔63.9％。1914年，前者佔32.7％，後者佔67.3％。1931年，前者為21.9％，後者達78.1％①。吳承明先生對此作過估計，他認為：如果不計戰爭賠款的未付額，則1902年間接投資佔34.9％，直接投資佔65.1％，1914年兩者的比例分別為33.7％和66.3％；1930年直接投資的比重上升到72.9％，間接投資的比重下降到27.1％；1936年直接投資的比重升為80.5％，間接投資為19.5％；1941年，直接投資更上升到90.4％。抗日戰爭勝利后，由於美國政府提供大量貸款供國民黨作內戰經費之用，間接投資的比例一下子跳躍到51.2％②。吳先生的估計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覺得，應該把賠款轉化為債務算進去。根據這一計算方式，外國在近代中國的間接投資的比例就會高出許多（詳見下表）。
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比例表單位：％19021914193019411948雷麥的估計：間接投資36.132.721.9直接投資63.967.378.1吳承明的估計：間接投資34.933.727.19.651.2直接投資65.166.372.990.448.8筆者的估算：間接投資65.649.630.610.252.0直接投資34.450.469.489.848.0就間接投資而言，很大一部分是用於非生產性的行政軍事經費。但無可否認，還有一部分是用於抵禦外國侵略的自衛戰爭借款，一部分是用於近代中國的經濟建設當中。中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和生產方式的形成，都與外債有直接的關係。
清政府130589萬兩庫平銀外債中，賠款借款或賠款轉化為外債（包括庚子賠款）79388萬兩，佔總數的60.79％。海防、塞防與抵禦外侮借款7950萬兩，佔總額的6.08％。各種行政經費借款佔總額的4.45％。各種實業借款37456萬兩，佔總額的28.68％。其中鐵路借款佔24.36％，礦業借款占①雷麥：《外國在華投資論》，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76頁。
②《中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市場》，第31頁。
2.68％，電訊借款0.67％，其他借款佔0.97％。
北京政府時期（包括南京臨時政府在內），舉借外債157396萬銀元，各種軍費和行政經費的借款688萬銀元，佔43.73％，實業借款45462萬銀元，佔28.88％，借新債還舊債43118萬銀元，佔27.39％。在實業借款中，鐵路借款佔總借款的20.60％，礦業借款佔0.62％，電訊借款佔1.59％，工業借款佔0.40％，航空航運借款佔1.％，金融借款佔0.44％，教育事業借款佔0.36％，其他實業借款佔4％。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用於抗日的借款達325172萬銀元，占這一時期借款的72.3％。一般行政借款64922萬銀元，佔14.43％。實業借款59661萬銀元，佔13.27％，其中鐵路借款佔4.83％，電訊借款佔0.27％，航空借款佔0.29％，金融借款佔3.63％，教育借款佔0.02％，其他實業借款佔4.23％（詳見下表）。
近代中國外債投向情況表單位：清代為萬兩庫平銀，清代以後為萬銀元，％清政府時期北京政府時期南京政府時期軍政借款57944.468843.76492214.3賠款借款7938860.8抵禦外侮借款79506.132517272.3（抗戰借款）
借新債還舊債4311827.4實業借款3745628.74546228.95966113.3其中：鐵路借款3181524.33242620.6217294.8電訊借款8740.726431.612100.3礦業借款35052.79840.6航空借款18311.212960.3金融借款6930.43053.6教育借款5120.482其他實業借款12621.063734190394.2註：北京政府時期包括南京臨時政府在內。
就直接投資而言。外國在華投資，多集中於商業掠奪性企業，即用於貿易業以及與其相關的金融業、運輸業方面，至於對工礦企業的投資，除1947年外，始終占不到20％。而且在工業投資中，大都是進出口公司所附設的加工工廠、船舶修造廠等（詳見后表）。這說明這些投資是為其對華投資和掠奪服務的，並表明西方列強通過這些直接投資使中國永遠從屬於宗主國的險惡用心。
近代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比例表①單位：百分比年份金融業貿易業運輸業製造業礦業公用事業189431.2838.5312.2012.1100.9219147.8614.8334.9011.506.152.771930.0028.1020.6015.807.606.00193640.7222.269.4815.763.917.41194720.5013.759.8223.337.9124.68①引自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529頁；第三卷，第43、747頁。第三節外國對華投資的性質和作用外國對華投資的性質在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具有資本輸出的性質，具有很強的吸血性，完全符合列寧所說的要“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這個資本輸出的一般規律。但這還不夠，在近代中國，由於外國在華侵略特權的存在，外國在華投資更具有**裸的掠奪的性質。具體表現在：外國在華投資大多是“白手起家”，而利潤卻十分的豐厚。
從外國在華投資的資金來源方面來看，許多外資企業的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說他們在創辦企業時，根本就身無分文，而是在華投機冒險起家的。這裏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在中國以鴉片販賣、土地佔有、戰爭勒索、投機欺詐等手段攫取非法利益，從而取得在華企業投資的資本。抗日戰爭以前，帝國主義諸國在華企業和不動產投資的總額，約值37億美元。但其資本，大部分並非自國外輸進，而是從中國掠奪得來的。其中價值4.4億多美元的地產，則是由特權強佔和地價上漲而來的。有人估計，除日本外，英、美等國輸華的企業資本額，最高不會達到其投資額的13。就鴉片販賣而言，鴉片是西方列強踏上中國土地后所做的第一件傷天害理的禍事，當時來華的許多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寶順洋行、旗昌洋行都是靠鴉片起家的。鴉片戰爭后，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走私販賣鴉片的洋行約有200家，到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沙遜洋行在中國操縱了70％的鴉片貿易市場，大發其財，逐漸形成為從事房地產的托拉斯集團。據有人估計，從1800—1894年的95年中，西方強盜共向中國輸入了372萬箱鴉片，價值在22億銀元以上①。再以工業為例，大規模的企業如開灤煤礦原為中國的企業，是英國人趁庚子事變僅以5萬英鎊騙得的，實際上等於由英國無代價地“收買”了。自1911年開平煤礦公司與中國的灤州煤礦公司合營時起，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為止，英國股東已坐享371萬英鎊紅利、96萬英鎊股息，同時其資本凈值增加了50％。可見英商以其5萬英鎊的投資，在26年時間裏，不僅賺取了371萬英鎊的利潤，而且在中國保有300萬英鎊的財產。從這些事例中，我們不難看出，近代中國的很大一部分外國在華企業，就是這樣憑藉侵略特權毫無代價地取得的。不僅如此，各大企業龐大的資產和歷年的增資，也大都來自在華攫取的利潤，很少有資本輸入。
一是外國在華直接投資企業所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也是外國在華企業資本的重要來源。從外國在華投資的利潤上看，它們一般均能獲得高額壟斷利潤。據估計，自二十世紀初的1902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止，帝國主義①許毅、隆武華等：《清代外債史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頁。國家所輸入中國的企業投資不過10億美元，而從中國匯回去的企業利潤卻高達20億美元。關於外國資本在華經營近代工業的利潤情況，我們可以從下表中看出一二（詳見后表）。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利潤率，只是賬面的純利對已繳本額的百分比，並沒有包括各種形式的變相利潤和隱蔽利潤。所以，實際利潤肯定要超過此數。許多外資廠礦企業，在三、五年內就從企業利潤中收回了原來投資的數額。如開平煤礦在1901年、1904—1913年間的平均利潤率達17.49％，則五六年就可收回原投資額。再如耶松船廠在1895—1913年這19年間，平均利潤率達.12％，這意味着已經收回幾倍原始資本了。另外，外國在華工礦企業的利潤，除了提存準備金和折舊費外，都分股息紅利，並且相當高。這些剝削來的高額股息，穩穩噹噹地流入外國資本家手中。關於這一點，英商耶松船廠（1900年）對此供認不諱：“在過去八年間，我們付給股東的股息共計887500兩，或者說，比公司原始資本（800000兩）還要多77500兩；這就是說，各位先生，你們已經收回你們的資本和超過資本10％以上的收入了。”①從這裏我們不難發現，外國在華企業的投資的利潤率，遠遠超過他們本國的利潤率。據日本人的估計，在二十世紀初期，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的利潤率趨勢如下：1900年，日本9.31，英國3.66，法國3.13，德國4.59；1905年，日本7.69，英國2.58，德國2.48；1906年，日本7.12，英國4.00，法國2.69，德國4.04①。
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近代工業利潤表②①《北華捷報》1900年9月19日，第605頁。
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356頁。
②引自馬宇平、黃裕沖：《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0頁。
企業名稱年份資本“純利”“純利”比資本香港黃埔船塢公司18861562500元375049元24.0％香港黃埔船塢公司18931562500元322386元20.6％祥生船廠1891—1892800000兩139903兩17.5％祥生船廠1893—1894800000兩138964兩17.4％耶松船廠1892—1893750000兩101128兩13.5％耶松船廠1893—1894750000兩157259兩21.0％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89—1890275000兩32471兩11.8％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92—1893275000兩15796兩5.7％老德記藥房1892120000兩21422兩17.9％新上海製冰廠189336000兩5138兩14.3％上海大英自來火房1874150000兩23121兩15.4％上海大英自來火房1889200000兩43476兩21.7％上海大英自來火房1894200000兩49456兩24.7％上海自來水公司1884119639鎊4885鎊4.1％上海自來水公司1890610017兩55630兩9.1％上海自來水公司1894665711兩71355兩10.7％外國對華投資的作用如何評價近代中國外國在華投資，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史學界一直有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主要應把握以下兩點：第一，近代外國對華投資，是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中國的手段。
近代外國對華投資，是與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社會相始終的。在這個過程中，近代中國的外國對華投資，成為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中國的手段。具體表現在：1.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成了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國，中國主要的經濟部門幾乎都被外國企業所控制。抗日戰爭以前，帝國主義在華工業，壟斷了中國的煤、鐵生產和公用事業：煤的76％，鐵的全部，電力的60％。中國民族資本唯一較有發展的棉紡工業，外資也佔了50％左右（詳見后表）。這些部門，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一旦落入外國掌握之中，必然是受制於人。說中國近代是半殖民地社會，從經濟上來看，就是經濟命脈被別人控制。
2.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民族工業是一個沉重的壓迫。由於外國在華所設的工廠企業的生產，都是帶有壟斷性的大生產。如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的發電量，超過所有華商發電廠發電量的總和；英商頤中煙草公司的產量，超過所有華商煙廠的產量；英商中國肥皂公司的生產，占華商生產的一半。在這些優勢的外資企業面前，中國的民族資本就顯得十分的單薄，往往成為外國資本對中國主要經濟部門的壟斷①單位：％年份全部船運業長江船運業紗錠煤鐵礦石生鐵電力布機189777—41————0.0190283—37——100—0.01903—7337——100—0.0190784—34——100—0.01914—774690100100—50.11978——80100100——191877794377100100—43.9192076—4277100100—49.0192276—3778100100—46.1192479764076100100—41.7192680——789995——1928787743789996—49.21930837843769999—50.51932———77—956451.81933———83—926351.11934—77438099966252.11936—82466699975556.41936年華資與外資在近代工業中的比重（不包括東北地區）②單位：％製造業公用事業礦業運輸業鐵路公路航空航運總計中國資本36.80.033.518.613.4100.064.49.325.9外國資本63.2100.065.581.486.60.035.690.774.1外國在華投資企業排擠和兼并的對象。以棉紡工業為例，華商紗廠在清末就有4家被外資兼并，至民國元年以後，又有許多華商紗廠陸續被外資兼并，而且越來越激烈。在1936年一年中，被日本帝國主義企業兼并的中國紗廠，①引自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中國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24、127—129、134—136、221—222、248頁。
②引自谷春帆：《中國工業化通論》，上海1947年版，第9—171頁。竟達6家之多。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國在華企業的壟斷和壓迫。
3.外國對華貸款大多帶有政治性質，附有苛刻的政治經濟條款。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貸款，不僅把中國的關稅、鹽稅、厘金、田賦以及鐵路、森林、礦藏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而且據此干涉內政，操縱軍閥的混戰，影響中國的政局。如西原借款所達到的目的與“二十一條”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再如中國海關長期由外國人把持，海關總稅務司先是英國人赫德，后是美國人梅樂和。從他們的實際作用看，就是中國政府的太上皇。
第二、外國在華投資在客觀上對中國近代生產力的產生和發展，對於中國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
中國是人類四大文明古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走在世界前列。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早在唐宋時期，中國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資本主義的嫩葉始終沒有突破封建主義的桎梏，在西方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后，中國仍處於封建**的統治之下。隨着西方商人的東來，隨着中國的大門被打開，外商企業開始在中國沿海一帶建立，儘管是偷偷摸摸的，但它畢竟是中國大地上第一批資本主義近代企業，對當時仍處於封建**下的中國在客觀上起到了示範作用。在洋槍洋炮的震撼聲中，在西方機器的轟鳴聲中，中國一部分人開始醒悟過來，一時之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成為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追求的目標。洋務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而要辦工業，要開礦山，就得籌款，這對於被賠款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近代中國歷屆政府來說，無疑是一件難事。於是向外舉債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從留下的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代的鐵路主要是靠借外資修起來的（詳見下表）。從這種意義上說，沒有外國投資也就沒有中國近代化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正是針對此而言，我把外債作為中國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特殊方式，並且這種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常常採用。
中國近代經濟建設借款及占外債總額的百分比借款次數總額經建借款數及佔總額％鐵路借款數及占經建借款％晚清政府20813.1億兩（庫平銀）3.7億兩28.7％2.8億兩86％北京政府64615.7億元（銀元）4.5億元28.9％3.2億元71％南京政府10845.0億元（銀元）6.0億元13.3％2.2億元37％中國資本、外國資本占鐵路里程的百分比①①引自張仲禮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著選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頁。年份中國資本自建外國直接投資修建外國貸款修建18760.0100.00.01895100.00.00.019033.996.10.019113.545.950.619143.038.958.119206.232.761.1192615.226.358.5193422.823.853.4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指出：“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但是，有一點他們是一定能夠做到的，這就是為這兩者創造物質前提。難道資產階級做過更多的事情嗎？難道它不使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污穢、蒙受苦難與屈辱就實現過什麼進步嗎？”馬克思接着寫道：“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比較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得到重建。”①由此，馬克思得出這樣辯證的結論：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的形式。馬克思的這一段名言，對於我們研究近代中國外國對華投資具有指導意義。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1—772頁。第五章國家壟斷資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指由國家直接控制的經濟。在中國清末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只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還不具有壟斷性質。北洋政府曾試圖建立金融壟斷，但由於這個政權風雨飄搖，未能成功。1927年國民黨建立南京政權后，才走上由金融壟斷到工業壟斷的道路，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官僚資本的發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通常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稱之為“官僚資本”①。故本文也沿用這一歷史通俗名稱“官僚資本”，來考察其大致發展過程。
①另外，“官僚資本”還包括國民政府大官僚孔祥熙、宋子文等的私人資本，這裏不詳述。第一節官僚資本的緣起及最初形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政府的部分官僚逐漸認識到中國正面臨著幾千年來的大變局，傳統的措施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認為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才能維持統治地位。於是他們出面倡導和主持興辦近代軍事工業為自強，興辦近代民用工業以求富，興辦交通電信工業以保衛利權，培養科技人才以為中國自強之本的洋務運動。1862年，曾國藩在安徽安慶設立的安慶內軍械所是中國創辦的第一家近代工業企業。自此以後到1890年，洋務派共開辦了19家軍事企業，僱用工人1萬餘人，花去經費約5000萬餘兩。這些企業是官辦的，一個工廠就是一個衙門，裏面有大臣、督辦、監督等大大小小官吏，牢牢地掌握行政管理大權。工廠所需經費來自戶部撥款、地方撥款、軍費、罰款、海關稅收和向洋商借款，所生產的槍炮、彈藥、船艦不參加市場交換，只調撥給湘淮等軍和沿海各省使用；但它畢竟已不是封建經濟了。這是因為：這些企業的經費主要來自海關洋稅。它與政府撥款、軍費、罰款等性質不同。海關洋稅（是指進出口稅、子口稅、船鈔、鴉片稅等）是從貿易中按價值徵收（如值百抽五），已不屬於純封建性收入，而帶有資本原始積累的性質。這些工廠的生產者工匠也是招募而來，實行按日計時工資制。因此這些軍事企業已帶有資本主義性質了。
從七十年代開始，為解決經營軍事工業出現的原料、經費等困難，同時也為獲取利潤，洋務派在開辦經營軍事工業的同時，又陸續以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形式興辦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電報總局、中國鐵路公司等民用企業。據統計，從1874年到1911年，清廷歷年所辦民用工礦企業資本在萬元以上者共有132家，其中官辦72家、官督商辦26家、官商合辦34家，資本估值共約6210.7萬元（占當時民用工礦企業總資本1863—1894年洋務派軍用工業經費來源①名稱銀兩佔總數％海關洋稅3583111083.70地方撥款33690287.86捐罰款等10900002.54戶部撥款10000002.34洋商借款10000002.34軍費5256571.22總計42815795100①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頁。的46.56％）②。這些企業均屬國家資本主義性質，但還處於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態。
中國人辦的第一家銀行——通商銀行，成立於1897年。它的業務同清廷的財政緊密相聯，靠官款來維持運行。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是1904年戶部奏准設立的戶部銀行（1908年改名大清銀行，官商合辦）。到1911年，中國開設的銀行有30家（其中官辦10家，官商合辦3家），保險公司14家，投資公司1家。這些銀行、公司同工礦企業很少聯繫，因而它在商業中的地位遠不如錢莊。如戶部銀行的營業“咸以官款為重，入款的大宗，如地丁、錢糧、關稅等類；出款之大宗，如官吏俸祿、宮廷費用及其他地方行政諸費，悉屬款項之大者巨者，不似商業銀行專與商家來往”③。由於其存放多系官款，所以戶部銀行實際是清廷的財政工具。至於各地辦的一些官辦或官商合辦銀行，其業務也主要同地方的財政相聯。如果說通商銀行還與別家銀行不同的話，是因它同盛宣懷控制的鐵路、輪船、紡織等企業還有一定聯繫。
1912—1928年北洋軍閥控制中央政權時期，官僚資本主要是接辦清廷創辦的企業，自己設立的很少。軍事工業主要是從清廷手中接收過來的十幾個機器局，但這些工廠多半處於半停頓狀態，沒有什麼大發展；民用企業也是如此。由於軍閥間連年混戰，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靠借債度日，很少搞建設。就當時官僚資本經營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29家民用企業，總設立資本也只3200萬元，除公用事業外，大多經營不良，最後多半歸於商辦或停辦；官僚資本經營的礦業有36處，設立資本共約2400萬元以上。這些礦大多是小礦，較大的礦或為外國資本吞併，或停辦，所剩的也不景氣，有7處改成商辦；在交通運輸方面，北洋政府繼續執行清廷“幹路國有”政策，將各省民辦鐵路收歸國有，在“統一路政”幌子下竭力阻止新的民辦鐵路建設，目的是用路權來換取帝國主義的借款。
北洋政府時期銀行業發展較快，1912至1927年新設銀行多達313家，資本總額也從原來的2557.7萬元增加到20662.8萬元，至此，中國的銀行業才形成一定規模。在這發展過程中逐漸出現金融壟斷傾向，這就是以全國各大銀行為中心逐漸形成的三大財團：一個是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華北財團，一個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財團，一個是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財團。據統計，1926年這三大財團擁有實收資本1146890元（銀元），佔1925年本國銀行業實收資本總額1580471元（銀元）的73.43％，可見這三個財團在資本方面所處的地位。在各大銀行中，中國銀行始終處於領導地位。中國銀行是1912年改組大清銀行而設立的一家官辦銀行（1913年起吸收商股），是北洋政府的中央銀行。但中國銀行在政府控制下，主要服務於政府②據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附錄推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③《商務官報》1906年第5期。
的財政需要，承購政府發行的公債，為政府提供借款或發行紙幣，以解決政府困難。由於銀行資金大量被政府佔用，沒有能力來調節金融市場，向民族工商業開展存放款業務，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說，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已奠定了以金融資本為中心來擴張經濟勢力的基礎，但由於政權更迭頻繁，官僚資本對金融業並沒有壟斷條件。
1920年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在本國資本中所佔的份額如下表：1920年資本估值①單位：萬元外國在華資本本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總額佔中國全部資本％本國資本總額占本國資本％資本總額占本國資本％資本總額占本國資本％資本總額產業資本13300151.5612492948.446695253.595797746.41257929商業資本8700230000-230000317000金融業資本1900013.1112595386.892325318.4710270081.53144953合計23900048088290205390677719882①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1057—1058頁。第二節官僚資本的形成及發展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官僚資本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南京國民政府在它建立初期，由於連年用兵，財政支出不斷增加，財政赤字也一年比一年增多。其財政支出情況如下表：1928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財政收支情況①單位：百萬元支出赤字財政年度(6月30日止)收入金額內軍費支出金額內軍費佔總支出％金額赤字佔總支出％192933341321050.88019.4193043853924545.510118.7193149871431243.721730.3193255368330444.513019.0193355964532149.88613.3193462276937348.514719.l193574594136839.119620.81936817107339036.325623.919378701752144.629725.4註：軍費支出內不包括秘密軍費。
為使經濟形勢好轉，國民政府實行赤字財政政策，大量發行公債。從1927—1931年共發行了10.58億元國內債券①，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以前歷屆政府發行的總數。由於公債一般以票面額的5—7折推銷，而還本付息是按票面十足計算，這給承購公債的銀行和個人帶來了驚人的暴利。尤其是政府控制的銀行獲利最大。它們一方面以政府名義按面值的5—7折拋售，一面又以銀行或個人名義購進，享受十足本息，於是一轉眼就攫取了大量資本。這為官僚資本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為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削弱地方軍閥的經濟獨立性，南京國民政府從1927年開始採取措施以增加收入、穩定財政、鞏固統治。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在上海舉行全國經濟會議，7月又召開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裁兵、裁厘和統一財政。1934年5月又舉行第①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0—61頁。①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料》“代序”，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頁。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主要目的是整理田賦、改進稅務、廢除苛捐與編製地方預算。通過一系列會議，制訂了財政改革的具體措施：首先是統一財政。為此裁併各地重疊的稅務機構，設稅務署掌管全國除關稅、鹽稅以外的一切稅務；劃分國稅、地方稅，規定鹽稅、關稅、遺產稅、厘金、煙酒稅、印花稅、礦稅、郵包稅、所得稅、國家營業收入、中央行政收入及其他屬於國家性質的現有收入，統為國家稅收範圍。這可防止地方財政割據局面的出現，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裁撤地方軍閥的重要財源——厘金，設置統稅，使商品納一次稅後即可通行全國。
其次，關稅自立。經過談判，到1928年底，美、德、挪、比、意、丹、葡、荷、英、法、西等國相繼與國民政府簽訂新關稅條約（中日關稅協定則拖到1930年5月才簽訂），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將協定稅則改為國定稅則，將值百抽五稅率改為差等稅率，稅率由5％至80％共14級。
第三，整理鹽稅。將鹽務稽核所納入財政部，公佈鹽法，統一鹽稅，將各省附稅歸中央統一核收，並提高產鹽區稅率等。
這一時期，國民政府通過全面整頓稅務、改革稅收、統一徵收機關，使稅收連年遞增，成為官僚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
國民政府要想實現全國政治上的統一，必然要恢復對全國經濟的控制，而銀行是現代經濟活動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中樞。因此獨佔金融事業就成為國民政府要統制全國經濟而走的第一步。
1928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制定中央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為特殊國家銀行，在國內為最高之金融機關，由國家集資經營之”。1928年11月1日，中央銀行成立，總行設在上海，當時資本額定為2000萬元，由政府以金融公債的形式一次撥足。財政部長宋子文兼任銀行總裁。
中央銀行的業務範圍除發行貨幣、經理國庫外，政府還授予：（1）經收存款；（2）收管各銀行法定準備金；（3）辦理票據交換及各銀行間之劃撥結算；（4）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息票之重貼現；（5）買賣國外支付之匯票；（6）買賣國外殷實銀行之即期匯票支票；（7）買賣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8）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9）辦理國外匯兌及發行本票；（10）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11）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12）政府委辦之信託業務。
由於政府的支持，中央銀行憑藉其特殊地位，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28—1936年的八年間，資本總額從4747萬元增至123100餘萬元，增長了25倍多，從而奠定了它壟斷全國金融事業的基礎。中央銀行八年間資產總額增長情況如下表：中央銀行資產總額①（1928—1937）
①見［美］阿瑟·恩·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附錄1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單位：萬元年度（以12月30日為終結）
19281929193019311932資產總額47008700124001450024900年度（以12月30日為終結）
19331934193519361937（6月30日止）
資產總額364004780093200123100147700中央銀行成立之初，雖有政府力量為依託，但在當時無論財力和聲譽都不能與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相比。尤其中國銀行，它的實力和基礎遠比中央銀行雄厚，以發行鈔票為例（這是當時銀行實力的重要表現），1928年底中國銀行發行總額為17200萬元，交通銀行為6800萬元，而中央銀行僅為1200萬元。因此，政府必須控制這兩家銀行，方能增強自己的金融實力。
1928年10月26日，國民政府公佈中國銀行條例，確定中國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國際匯兌銀行，依照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組織之。規定其資本為2500萬元，中國銀行的官股除原有的5萬元外增加495萬元，達500萬元，以公債撥充。同時總管理處從北京遷到上海。其業務限制在：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經理政府存在國外之各項公款並收付事宜；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宜；代理一部分之國庫事宜。
與此同時，政府對交通銀行也進行改組。特許交通銀行為一家“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資本總額為1000萬元，加入官股200萬元（實際只繳了100萬元），總管理處遷到上海。業務限於：代理公共實業機關發行債票，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代理交通事業之公款收入事項；辦理其他獎勵及發展實業計劃；代理一部分之國庫事宜，並得發行兌換券。
這樣，國民政府用幾張自己印發的金融公債，以賦予兩行特許身份，就取得了兩行各20％的官股，輕易地把兩行從原國家銀行的地位降為一般專業銀行。政府通過增加官股還加強了它在董事會的作用。
儘管南京國民政府加強了對兩行控制，但兩行仍保有私股的實際控制權，業務上一如商業銀行，可以自由經營。因兩行實力雄厚，其業務仍有很大發展，其存款數額如下表所示：1927—1936年銀行存款數額①單位：萬元版。
①引自［美］阿瑟·恩·楊格：《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附錄18。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193419351936中央銀行—15004000660090001540022700249002960071400中國銀行131002750031000380004620047600549005470080900106400交通銀行100150001590017300187002120024100287003870053900農民銀行——————80000530015500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加上連年戰爭，到1934年，中國農村經濟蕭條，工廠資金短缺，金融市場緊縮，信貸困難。面臨財政危機，國民政府能直接控制的銀行資產有限，中央銀行和農民銀行的資產加起來也只佔全國銀行資產的11.7％。而1934年底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資產卻佔中國全部銀行資產的23，相當於中央銀行的3倍。擁有龐大資產的兩行，對國民政府的做字財政政策並不滿意，購買政府公債也不積極，這是國民政府所不願看到的。
為迫使銀行業對政府公債的支持，1934年7月4日，國民政府頒佈《儲蓄銀行法》，要求銀行至少應有儲蓄存款總額的四分之一，相當政府公債庫券，及其他擔保物交存中央銀行保管庫為償還儲蓄存款的擔保。8月，又命令各行開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戶名單。政府的做法遭到銀行業的反對。
隨着經濟衰落，美國實施購銀政策，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引起國內各銀行庫存現金急劇減少，工商業資金周轉困難，停工歇業倒閉之風愈演愈烈。據統計，1935年上海各類商業已倒閉521家，錢莊倒閉百家以上，倒閉和停業的銀行也有20家。為擺脫困境，上海工商界急切要求政府給予1億元至1.5億元（用企業財產或商品作抵押）的緊急貸款，並要求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發放500萬元應急貸款。
財政部長孔祥熙利用工商界的要求，乃以“鞏固金融，救濟工商”為名，借口增加中央、中國、交通三行股本，乘機擴大政府在中國、交通兩行中的官股。1935年3月20日，孔祥熙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由於金融市場銀根奇緊，以致市面不安，政府和商界都曾希望三家政府銀行能擴大信用，以資調劑。但三行資本有限，對於救濟市面，難於儘力，所以必須增加三行的股本，增加其實力。”並建議發行1億元的“24年金融公債”（以關稅作擔保），增加三行準備。
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佈政府必須接管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兩行都須增資而由政府控制半數以上股份。於是中央銀行增加資本為1億元，成為全國各銀行之首。中國銀行增資到4000萬，官股由500萬增為2000萬元（新增的1500萬元以公債撥充），這就使官股比例由原20％上升到50％（原孔擬增到60％，因遭反對未成）。同時交通銀行也增資到2000萬元，官股佔到60％。隨着官股增加，參加兩行董事會的官股代表也從原各三名增到各九名。宋子文當上了中國銀行董事長。這樣國民政府就把中國、交通兩行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這正如蔣介石所說：“三行（包括中央銀行）之增加官股，即統制金融之實施。”①宋子文在4月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也承認：“政府最近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增加官股的目的在於使這兩個銀行和中央銀行在政策上相協調。”②1935年6月4日，國民政府公佈《中國農民銀行條例》，將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資本額為1000萬元，蔣介石自任董事長，有發行兌換券及農業債券的特權。
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是國民政府國家資本的核心，也是當時全國金融組織的中心。1936年，四行實收資本佔全國4家銀行總和的42％，資產總額佔全國的59％，各項存款佔全國的59％，鈔票發行額佔全國的78％，純益佔全國的44％。總起來說，四行實力約佔全國銀行的一半以上。①除四行外，國民政府還特設了兩個金融機構。1930年3月，將中華儲蓄匯業局改組為郵政儲金匯業局，規定凡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未設有分支行的地方，一切政府款項均由郵政儲金匯業局轉飭當地郵局代理辦理。1935年10月，中央銀行撥款1000萬元設立中央信託局，主要從事經理國營事業或公用事業債券股票的募集和發行，辦理各種保險業務，經營軍火進口，壟斷對外貿易等。這兩局同四行一起成為國民政府進行金融壟斷的中心。
國民政府還憑藉其金融優勢，運用各種手段向私營銀行滲透。如用加入股金辦法控制了中國國貨銀行和新華信託銀行；以救濟名義將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置於政府控制之下；利用個人關係收買改組停業了的廣東銀行；還利用人事改組實現了對金城、鹽業、中南、大陸、上海、浙江實業和浙江興業等銀行的間接控制。同時以救濟為名設立“錢莊監理委員會”，對錢莊進行管理監督。這樣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國家行、局，省、市地方政府經營的銀行和政府控制的銀行的資產總值共約54億元，約佔全部銀行業資產總值的74％。其他私營銀行約120家，僅佔全部銀行業資產總值的26％②。應該說，國民政府此時已基本上完成了對全國金融機構的控制。情況如下表：國民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機構①石毓符：《中國貨幣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頁。②［美］帕克斯·M·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第130頁。①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第76頁②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第84頁。
國民政府壟斷金融的另一個主要方面是改革幣制。
由於歷史的原因，國民政府成立時貨幣流通極其混亂，除銀兩、銀元、銅幣外，還有中外銀行、錢莊發行的形形色色的紙幣。為此，1928年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均決議“廢兩改元”，以統一幣制。1933年3月，在上海進行試點工作。4月5日和6日，財政部發出佈告和訓令，規定從4月6日起一律實行廢兩，所有公私款項之收付，與訂立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須一律改用銀幣。還規定以規元7錢1分5厘摺合銀幣1元。
廢兩改元以後，銀本位制雖正式確定，但國民政府仍無力使輔幣和銅元的鑄造、紙幣的發行和流通取得統一。全國除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外，還有30家銀行和銀行機構發行鈔票（總額達3億元）。而1934年5月美國實行購買白銀法案，又使國際銀價大漲，中國存銀大量外流，造成中國通貨緊縮。為此，國民政府決定廢止銀本位，實行紙幣制，實行法幣改革。1935年11月3日，《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佈告》宣佈：“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佈告規定其他發行銀行原有流通市面的鈔票，逐漸以中央鈔票換回，凡手中持有的銀幣或生銀應到指定銀行兌換。法幣政策的實施，使國民政府統一了全國貨幣，並壟斷了紙幣發行權，聚斂了民族資本銀錢業的白銀存底，削弱了地方軍閥的經濟實力，完成了對全國金融業的壟斷，使國家壟斷資本得以形成。
國民政府在完成其對金融壟斷的同時，對其他經濟領域也實施統制。
早在1928年，國民政府就提出，國營事業“乃政府今後努力建設之主要目標，方將確定步驟，以求實行”①。1931年5月，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臨時全體會議通過《實業建設程序案》，宣佈“除集中國家資本國民經濟而外，猶須於確實有利條件之下，藉助外資，以從事建設”①。同年11月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一切國民經濟事業，均須在本黨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原則之下，以法律為之保障”②。明確表示國民黨要把全國經濟置於它的控制之下。為此在建設委員會之外又成立了一個全國經濟委員會籌備處。
1933年10月，全國經濟委員會擴大組織，統制一切國營企業及管理全國經濟建設。具體是負責關於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劃的設計、審定、監督、實施以及核定經費。由於委員會是由內政、財政、鐵道、交通、實業、教育各部部長及有關經濟建設的各中央機關負責人組成，因此它成了國民政府控制全國經濟的最高行政機構。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伊始就發佈《統制棉業告國人書》，決定設立棉業統制委員會，對棉業實施統制，“其目的固在集中權力，統籌兼顧，自今以往，對於棉業應有設施，凡國家權責所及，由該委員會製成方案，當予實踐履行”③。1934年，它又對蠶絲進行統制。
1935年4月，蔣介石發起所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要“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康發展”④。如何來實現？就是將“一切人、財、物力，都要在中央政府整個國策與全盤計劃之下，嚴密地統制起來”①。此後國民黨通過一系列決議對國民經濟實行全盤控制。
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不斷擴張，國民政府為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緊密結合起來，1935年4月1日將國防設計委員會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直隸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的職責是關於資源（包括人的資源和物的資源）的調查研究、資源的開發和資源的動員。目的是加速中國重工業建設。在工作中，資源委員會還規定了以下幾項原則：“甲、為國防所必需，應該由國家特別經營的事業，由國家經營。乙、在國防上或經濟上有統籌之必要的事業，由國家經營。丙、特種產品在國際上近乎獨佔，可以左右國際市場的事①《經濟問題資料彙編》第1分冊，台灣華文書局印行，第17頁。
①《經濟問題資料彙編》第1分冊，台灣華文書局印行，第390頁。
②《經濟問題資料彙編》第2分冊，台灣華文書局印行，第10頁。
③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編：《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冊，第583頁。④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1015、1006頁。①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10頁。業，由國家經營。丁、規模宏大，需要特殊設備和大批人才，私人沒有力量辦，或雖有力量辦而由於經濟上無把握不願意去辦的事業，由國家經營。戊、精密製品為自給上所必需，技術甚感困難，人才甚感缺乏，目前無利可圖的事業，由國家經營提倡。己、私人經營的事業，出品數量不夠供應國內需要，為使供需適應，國家可同時經營。庚、私人願意辦而力有不及的事業，經國家審查后，酌量予以物質上的協助。辛、所有私人經營的事業，國家應該予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協助。”②1936年資源委員會正式開始興辦工礦企業，壟斷了鎢、銻、錫的出口權。除資源委員會外，國民政府其他一些部會也辦了一些企業，並取得了鐵路、公路、航空和郵電等部門的壟斷與獨佔地位（估計交通運輸業資產為23500萬元）。工礦企業主要還屬民族資本。國民政府所辦的工礦企業大部分是兵工廠、造船廠、飛機修理廠等，其資產估計20600萬元，僅佔全國工礦業總資產137600萬元的15％左右。①②錢昌照：《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的始末》，載《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①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頁。第三節從金融壟斷髮展到國家產業壟斷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為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發展生產，以適應戰爭需要，先後頒佈過多種戰時經濟方案，作為戰時經濟設施的依據。1938年3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非常時期經濟方案》，提出推行農業以增生產，發展工礦以應供需，籌辦工墾以安難民，發展交通便利運輸，分別地區調劑金融，管理貿易以裕外匯，厲行節約以省物力。將使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一切事業充分發揮其效能，以應戰時之需要。為實施方案，撤銷了實業部、建設委員會等機構，成立經濟部專司其職。對1937年12月公佈的《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作了修正，明確規定對棉、絲、金銀、鋼鐵、糧食、交通器材、電工器材、藥品等47種戰時物資加強管制。
1941年3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決定調整財政收支系統，將全國田賦統一於中央整理，以為實施建國大綱及國民黨土地政策之基本，並決定今後要努力推行糧食管理與各種人民生活必需主要物品之公賣，及統制經濟政策。會議通過的《積極動員人力物力財力確立戰時經濟體系案》，決定統一步驟，於最短期限調整各級經濟機構，一定要把金融及稅務機關、合作機關、運輸機關、緝私機關、鹽糧機關及倉儲機關等建設成為實行全面經濟統制的據點。“對於人民經濟活動，以生產過程以及最後消費，應作有體系之計劃，並逐漸加強，使能全盤控制，以配合軍事之運用。”“對於金融貿易運輸生產等關鍵事業，以擴大國營，聯合民營，加強聯繫等手段，使成為整個經濟抗戰集體。”①1941年12月28日，國民黨第五屆第九次中央全會再次強調對經濟活動要樹立全盤計劃，加強經濟管制。
在加強經濟統制的措施下，國民政府想方設法增加稅收，攤派公債，控制外匯和黃金買賣，以積累資本和籌措軍費。
1939年9月8日，國民政府公佈《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根據法令把原來只辦理有限具體業務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組成的“四行聯合辦事處”擴大為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簡稱“四聯總處”），蔣介石自任總處理事會主席。主席可以“總攬一切事務”，“在非常時期內，對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銀行可為便宜之措施，並代行其職權”。從而蔣介石可以直接操縱金融機關為其服務。
“四聯總處”的任務是設計和佈局全國金融網，負責法幣發行的調度與發行準備的審核，對各行局存款、儲蓄、放款及投資進行指導和考核，並負責聯合貼放的管理，各地匯兌的調度，特種儲蓄的推行，戰時物資的調劑以及後方農貸的推進等等。這樣“四聯總處”實際成為國民政府最高金融決策①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第2冊，台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版，第613—614頁。機構，是國家壟斷資本的總指揮部。由於“四行二局”的分支機構遍佈國民黨統治區，據統計，到1945年8月已達2281所，占同期國統區全部金融機構2981所的76.5％。這為“四聯總處”集中大量存款創造了條件。到1945年吸收的存款數已佔國統區全部銀行存款數的98％，銀行貸款佔90.6％，國家金融壟斷資本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1942年7月，國民政府實施貨幣《統一發行辦法》，規定所有法幣發行業務統由中央銀行集中辦理。中國、交通、農民三行所有已印未發之法幣移交中央銀行發行。至於各地銀行所印發的小額紙幣也由中央銀行接收，不得繼續發行。從此中央銀行獨佔全國紙幣的發行權。由於抗戰期間軍費支出增加，國民政府財政入不敷出，中央銀行乃以增發法幣來維持財政，故戰時貨幣發行額不斷增加，其後由於物價不斷上漲，促成貨幣發行額增加的速度更快，到1945年8月，發行額已比1937年6月增加了約395倍。
在加強經濟統制的名義下，國民政府在1940年設立行政院經濟會議，1942年4月改組為國家總動員會議，成為管制全國物資的最高決策機構。在此前後，國民政府先後公佈了《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非常時期評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非常時期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等法令，宣佈戰時法幣發行數量①發行量發行指數1937年6月14.l億元10012月.4億元11938年12月23.1億元41939年12月42.9億元3041940年12月78.7億元5581941年12月151.4億元10741942年12月343.6億元24371943年12月753.8億元53461944年12月1894.6億元134371945年8月5569.0億元3949612月10319.3億元73187對人民生活必需品及重要原料實施管制。當時經濟部負責管制的日用必需品有棉花、棉紗、棉布、煤焦、食油、紙張等類；管制的工業器材有工業機器、鋼鐵、水泥、燒鹼、漂白粉、鹽酸、染料、助染劑、鞣劑、銅等；另一類是國家統購統銷的出口礦產品包括鎢、銻、錫、汞、鉍、鉬等。財政部負責管①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473頁。
制的有1942年實行專賣的商品：鹽、糖、煙草、火柴、茶葉、酒等項，以及屬於政府統購統銷的出口外銷物品，包括桐油、生絲、羊毛、豬鬃、茶葉、藥材等。隨着戰時物資專賣與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在對外貿易中國家壟斷資本居於支配地位。據估計，1938—1941年資源委員會和貿易委員會出口的礦產品和農產品已佔本期出口總值的75％②。余為商人出口，主要為藥材、皮革、煙葉及雜品。
國民政府在加強金融壟斷和商業獨佔的同時，還竭力對工業進行全面的統制。
1937年10月，蔣介石發佈訓令，于軍事委員會下設工礦、農業、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的任務是：發展國營廠礦，同時對於原有或新設立的民營廠礦採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辦法把廠礦轉為政府經營或官商合營。為加強管理，在軍事委員會下設第三部、第四部、第六部，第三部管理國防工業，第四部管理民用工業和糧食、貿易，第六部管理交通運輸業。
1938年初政府改組，將原實業部、建設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和軍委第三、四部併入新設的經濟部。該部所屬工礦調整處（原工礦調整委員會）主管民營廠礦，農本局主管糧食，資源委員會主辦國營廠礦，職掌：創辦及管理基本工業；開發及管理經營重要礦業；創辦及管理經營動力事業；辦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業。從此資源委員會從一個籌劃經濟動員兼事工礦業建設的機關變成為純粹國營工業建設機關。
10月，國民政府又以適應非常時期的需要為理由，把戰時必需的工礦業、製造軍用品的各工業和電氣業收歸政府辦理，或由政府投資合辦，其他為生活日用所必需者，經濟部亦可直接經營之。
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宣佈“實行統制經濟，調節物資之生產與消費”，統制政策才全面確立。1942年3月，公佈《國家總動員法》，規定對於總動員物資加以徵購、存儲，對其生產和販運加以管理、節制、禁止，對日用品交易、價格、數量加以管制，以為強化統制經濟的張本。
抗戰開始時，資源委員會原屬25家企業中有9個結束或停辦，5個遷往內地。根據統制經濟的要求，資源委員會的事業在抗戰期間獲得了很大發展。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資源委員會所屬企事業已達131個單位。勝利后裁併部分企業，又由軍政部等移交資源委員會一些企業，到年底共有125個單位。其中資源委員會獨資經營者70個，參加經營並主辦者38個，參加經營但不主辦者17個；又其中生產性企業110個，礦產管理、貿易及服務事業15個。就經費來說，資源委員會的經費來源有三：政府預算撥款、銀行貸款、外匯款，到1945年共計約合戰前法幣1.83億元。其投資方向幾乎②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458頁。
集中在重工業部門。隨着資源委員會所屬企業陸續增加及各廠礦生產規模的擴大，其產品產量也迅速增加，其情況如下表所示：戰時後方部分主要產品產量及資源委員會所佔比重①1939年1945年產品名稱單位總產量資委會產量資委會產品佔總產量％總產量資委會產量資委會產品佔總產量％發電量千度9149470457.7％1967007013635.7％原油千加侖559559100％7233672336100％煤千噸55001923.5％523862511.9％生鐵噸62730——484952255646.51％鋼噸1200——182341020656.0％儘管資源委員會所屬企業只佔後方工廠總數的2.5％，但從上表看，許多重要工業品只有它能生產。如再加上其他政府部門辦的工礦企業，則在抗日戰爭期間官僚資本所屬工礦產品產量所佔比例更大。在產值上，公營企業也是在不斷增長。這從國家壟斷資本和民族資本在總資本中所佔的比例和公營工礦產品產值在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可以看出來。
抗戰前和戰時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比較①單位：萬元年度總資本數官僚資本佔總額％民族資本佔總額％193525084.43019.812.0022064.688.0019410000.080000.050.0080000.050.001942193900.0134925.169.5858977.430.42根據下述材料推算，這些產品總產值中公營所佔比重1938年為21.2％，1945年已增長到51.6％，超過了民族資本。官僚資本已在工礦企業達到壟斷的程度。國民政府經濟部編製的1942年《後方工業概況統計》中曾說：在水電、冶鍊、機械、電器、化學等基本工業領域，公營已佔絕對優勢，在紡織、建材方面與民營相當。此外，國民政府仍獨佔着交通運輸業，直接控制了國統區全部的鐵路、公路、水運和空運。至此，國家壟斷資本已從金融壟斷髮展到對整個工業生產的壟斷——國家產業壟斷。
1938—1945年後方公營主要工礦產品產值估計①①據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497、542頁數據推算。①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1419頁。①據吳太昌《抗戰時期國民黨國家資本主義在工礦業的壟斷地位及其與民營資本比較》推算，《中國經濟（產值按1933年不變價格估計）
1938年1945年總產值（萬元）公營所佔比重總產值（萬元）公營所佔比重煤235014.98％261925.01％生鐵2705.93％24764.78％鋼922.22％18296.15％有色金屬457633.61％72395.71％石油及其製品1100％1563100.00％電力7365.43％196735.89％酒精7324.66％389342％代用油——14560％酸4—714.29％鹼13—8010％水泥86—914.79％機器電器567.75％289165.86％棉紗51024.90％143972％棉布13199.1％156733％麵粉340—46330.02％火柴605％11023.64％紙1711.66％14040％在農村，國民政府經濟部依據《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可對私人所有但因戰亂一時荒蕪的土地強制使用或徵用的規定，從農民手中奪走大片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
1941年4月2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通過《各省田賦暫歸中央接管以便統籌而資整理案》，提出“戰時財政利在統籌，中央地方原為一體，分之則力小而策進為難，合之則力厚而成效易舉。故為調整國地收支並平衡土地擔負起見，亟應仍將各省田賦收歸中央整頓徵收”。並決定將田賦“改徵實物”①。其稅額以1941年度省縣正附稅總額每元折谷2市斗為標準，雜糧區、小麥區徵收等價的雜糧和小麥，棉田則收棉花。通過“徵實”，1941年度共徵得糧食2293萬多石，超過當年各省預算的20倍。到第二個年度，田賦徵實激增1倍，以每元改折谷4市斗，或小麥2.8市斗。1942年，國民政府又將田賦徵實與糧食徵購同時進行，徵購的數量標準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①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688—689頁。
和田賦徵購數量相同。儘管各省徵購方式、名稱不同，有的叫“派購”，有的稱“公購餘糧”，但實質相同，即政府以大大低於市場價收進，被征者吃虧很大。徵購付款辦法，是以所征額的三成付現金，七成發給糧食庫券。實際上絕大多數省份只用不能流通的“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來支付，因而徵購形同沒收。所以有人稱這種徵購只不過“是一種披着商業行為外衣的徵實”②。
1943年7月，國民政府又把糧食“徵購”改為糧食“征借”。“征借”
之糧不付現金，全部給“糧食庫券”，後來連庫券也不給了，“借糧”實與“搶糧”無異。
國民政府通過“徵實”、“徵購”、“征借”掠奪了大批糧食。據統計，自實行田賦徵實到抗戰結束，在這4個年度里，實收谷麥達2.45億石，各年平均在6000萬石以上①。政府的“三征”名為向田主徵收，實際上地主把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促使佃農的租率逐年上漲，大大加重了農民負擔。四川省有的地區農民為了應付“三征”，不得不傾其所有，連自己必需的糧食亦不能保留。國民參政員劉明揚等曾說：“抗戰以來，最黑暗者莫如農村，最受壓迫者莫如農民。”
②楊蔭溥：《民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頁。①楊蔭溥：《民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頁。第四節戰後官僚資本迅速膨脹抗戰結束后，因接收日偽資產，官僚資本迅速膨脹起來，其壟斷地位愈益強化。這一時期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膨脹時期。
日本剛投降，國民政府就宣佈將日本在華的所有“公私事業資產及一切權益，一律接收，由中國政府管理或經營”，密令陸軍部在負責接收日軍投降的同時負責監督接收日偽公私財產。1945年8月31日，行政院頒佈《行政院各部會署局派遣收復區接收人員辦法》。10月，在行政院設立收復區全國**業接收委員會，並於其下分區設立敵偽產業處理局，管理敵偽產業的接收和處理事務。據此，將原淪陷區分成蘇浙皖區、粵桂閩區、河北平津區、山東青島區、武漢區、河南區、東北區、台灣區等8個接收區。整個接收工作到1946年底，除東北外，基本完成。
經初步估計，國民政府接收的工廠礦場、商業、房地產和傢具、倉庫碼頭、金銀外幣、鐵路、車船、飛機、各種物資（不包括國防用品和其他軍用品）的資產摺合成戰前法幣達323252萬元①。這裏還不包括接收大員貪污、隱匿以及揮霍浪費掉的資財。
在接收中，國民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日偽的一切金融機構及其掠奪來的財產。據財政部統計，偽中央儲備銀行庫存黃金553492兩、白銀7639323兩、銀元371783枚、美金5500000元；偽中國聯合銀行庫存黃金170000兩、美金10201460元以及26544英鎊，全被中央銀行接收②。同時，國民政府又按偽幣實際購買力的14或310來兌換法幣，無形中又掠奪了應屬於人民所有的1200—1300億元法幣，約折2億美元。自此，官僚資本在金融界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加強。據統計，到1946年官僚資本控制的銀行388家，分支機構2085處，集中的存款數達54211.1億元，佔全國各類銀行存款數的91.6％；放款59719.6億元，佔全國各類銀行放款數的94.4％。③國民政府還接收了被日本掠奪的大片土地，其中華北墾業公司、軍糧城農場、華北農業試驗場和東北盤山農場的土地就有150萬餘畝。
對敵偽工礦企業的接收主要是經濟部負責。據統計，當時國民政府接收敵偽工廠礦場共9345個單位（資產折戰前法幣1076萬元）④。在處理過程中，發還原主的比重極小，大部分敵偽廠礦企業被直接移轉給官僚資本。據經濟部長王雲五的報告，敵偽工礦資產有83.5％是轉給官僚資本，但實際上要達到90％左右，而敵偽交通運輸業資產（共218784萬元）則全部為官僚資本所得。在經濟部接收的工礦企業中，有292家重工業廠礦轉為資源委①簡銳：《國民黨官僚資本發展的概述》，《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②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1頁。③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35頁。
④簡銳：《國民黨官僚資本發展的概述》，《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員會管轄，其資產總值為11478億元（摺合成戰前法幣為242萬元，合美金3.826億元）①。對敵偽工礦業資產的接收，使官僚資本在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的資產大大膨脹。
接收敵偽的資產在戰後官僚資本資產中的比重②單元：戰前法幣萬元接收敵偽資產戰後官僚資本資產額接收敵偽資產額占官僚資本資產額％工礦業104468953162交通運輸業21878433858765其中鐵路18921420827891公路151145997125航運83753488224空運38571755郵電56962828120合計32325250811864應該說，抗戰勝利后，官僚資本因接收了巨額的敵偽產業，再加上20717億美元的美援，資產得到高度膨脹。但它並沒有發揮生產力的作用，而是處於癱瘓狀態。
①簡銳：《國民黨官僚資本發展的概述》，《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②簡銳：《國民黨官僚資本發展的概述》，《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五節官僚資本的崩潰抗戰勝利后不久，蔣介石為重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中國的全面統治，發動大規模內戰。國家壟斷資本進入崩潰階段。
為準備戰爭，1946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和美國政府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其他一系列協定，逐漸把中國變成為美國獨佔的殖民地。
與此同時，國民黨又發動內戰，造成軍費激增，當年軍費支出佔全年總支出的59.6％，1948年1—7月上升到68.5％，超過抗日戰爭時期的軍費開支，從而出現財政危機。這個時期的財政收支情況如下表：1945—1948年財政收支情況①單位：法幣億元年份總收入總支出赤字赤字佔總支出％1945年12413.8923480.8511066.9647.11946年28769.8875747.9046978.0262.01947年140643.83433938.95293295.1267.51948年1—7月2209054.756554710.874345656.1266.31948年9—12月873101000元（金圓券）
3950800000元（金圓券）
3077699000元（金圓券）
77.9為彌補巨額財政赤字，籌措軍費，國民政府再次大借內外債，造成債台高築的局面。1947年度欠內債18580多萬美元，外債85750多萬美元；1948年度欠內債為17590萬美元，欠外債86600多萬美元。據國民政府財政部檔案資料，1948年8月底財政部統計，當時尚欠有各種內外債的數額①是：①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頁。①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頁。戰前所借戰時所借戰後所借共計內債美元2849600元225879437.91元102171772元330900809.91元英鎊28151266鎊28151266鎊法幣1523171325元1963466262.70元21158637587.70元關金券121776379.19元121776379.19元外債美元10400000元546684332.64元84733810.36元659818143元英鎊34664485鎊144276498鎊490921348鎊加元335234180.91元33523418.91元法幣740000元740000元國民政府在財政赤字、負債纍纍的情況下，為挽救危機，除大量增加捐稅，便濫發紙幣，導致通貨惡性膨脹。隨着內戰的擴大和赤字激增，法幣的發行量如同脫韁的野馬急劇增加②：發行量增加量1937年6月14.1億元1945年8月5569.0億元比1937年6月約增396倍1945年12月10319.3億元比1945年8月增0.85倍1946年12月37261.2億元比1945年12月增2.61倍1947年12月331885.8億元比1946年12月增7.91倍1948年8月19日6046427.8億元比1947年12月增17.2倍8月21日6636946.0億元比8月19日增9.8％從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法幣發行量增加了1191.8倍。1948年8月19日的發行量為1937年6月的42882.5倍。從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19日，發行量平均每月以20.79％的速度增長。由於法幣發行量以天文數字激增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國民政府乃在1948年8月19日發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實行所謂“幣制改革”。在其所附的《人民所有金錢外幣處理辦法》中規定：自本辦法公佈之日起，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貨券，在中華民國境內，禁止流通買賣或持有。並強制人民於9月30日以前向中央銀行或其委託銀行兌換金圓券。這是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對國統區人民的一次大洗劫。據統計，此次共搜刮到民間的黃金673盎司，白銀8881373盎司，銀元23564068枚，美元49851876元，港幣86097450元，菲幣785907比索，外幣存款10697755美元。總值約17961萬美元①，②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頁。①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頁。約佔國內金、銀、外幣存量的20％弱。
同時，政府又以限價和取締囤積為借口，大肆搜括私人企業的物資，將大批私人存貨沒收。
據粗略估計，國民政府垮台之時，官僚資本的資產至少在200億美元左右。
自1947年2月，國民政府實行緊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現資金逃流海外現象。隨着軍事上的慘敗，逃資更加劇。據1949年3月25日聯合社報道，國民政府的金銀外匯準備2.75億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過13，約0.73億美元的準備已運台灣，余均存國外。據美國華盛頓州議員沙瓦治稱，中國官場要人在美國存款有10至20億美元②。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兩次下令用輪船從上海運走國庫黃金2775358兩、銀元1520萬枚、美元1537萬元、珠寶以及大量外匯，總價值約5億美元。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官僚資本予以沒收。被接管企業大致有：金融方面，有國民黨政府國家銀行系統和省市地方銀行系統的銀行2400多家。
工礦企業方面，有控制全國資源和重工業生產的資源委員會，以及其他國營、公營和大官僚經營的企業共2858個，內發電廠138個，採煤、採油企業120個，鐵錳礦15個，有色金屬礦83個，鍊鋼廠19個，金屬加工廠505個，化學加工廠107個，造紙廠48個，紡織廠241個，食品企業844個。交通運輸方面，有鐵路2.18萬多公里，機車4000多台，客車約4000輛，貨車約4.6萬輛，鐵路車輛和船舶修造廠約30個，各種船舶約20多萬噸。原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被劫持到香港的12架飛機，由於職工起義回歸祖國。
商業方面，有復興、富華、中國茶葉、中國石油、中國鹽業、中國蠶絲、中國植物油料、孚中、中國進出口、金山、利泰、揚子建業、長江、中美實業等10多家壟斷性的貿易公司。
據有關部門事後按固定資產原值估算，沒收的官僚資本財產約為人民幣150億元左右。國民黨的官僚資本轉到人民手中，成為新中國國有經濟的一部分。
②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88頁。
①宋春、於汶萊：《中國國民黨台灣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頁。第六章民族資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可分為外國資本、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三種形態。近些年來，史學界對“民族資本”這個詞的含義頗有爭議。《辭海》解釋民族資本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獨立國家中民族資產階級所擁有的資本，一般為中小資本”。嚴格地說，“民族資本”一詞是含義不明的。本文所稱民族資本是采習慣用語，它不是相對外國資本而言，而是相對於官僚資本而言，即通常所稱民辦、商辦、華商等資本主義企業。
第一節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20年民族資本的進一步發展在中國的近代化產業中，民族資本產生最晚，一開始就受到外國資本的壓力和官僚資本的排擠，它是這三種資本形態中最軟弱的一種。民族資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有了初步發展。在這期間，民族工業資本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3.37％，高於官僚資本，略低於外國在華資本。在1895—1913年，民族資本的發展是同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同步進行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為因果。但自1911年起，民族資本的發展即進入低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的第二年才見改觀。當然，我們不應低估辛亥革命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受國內外各種因素的作用，中國民族資本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大戰爆發后，影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外部條件發生了變化，這一外部因素通過民族資本內部強烈的發展要求而起作用。首先在對外貿易方面，進口減少，出口增加，相應地改變了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入超不斷增長的現象，大大減輕了洋貨對國貨的壓力，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輕紡工業的發展。其次，整個大戰期間及戰後一二年間，製造品價格上漲程度始終是大大超過原料價格的漲勢，而工資又遠遠落後於物價的上漲，勞動力價格低廉，工業產品利潤豐厚，大大刺激了資本家的投資熱情，為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創造了空前未遇的良機。再次，這時期的官僚資本企業，受軍閥戰爭、政局變動的影響，起伏不定，多數工業企業陷於停滯。北洋政府官僚資本的狀況，客觀上有利於民族資本的發展。還有大戰期間特別是大戰之後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鬥爭浪潮的興起，給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有力的支持。另外還有自然經濟的進一步解體和國內市場的擴大等長期性的因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20年間，是中國民族資本進一步發展時期，被稱作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仍保持兩位數的年增長率，為11.90％，高於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增長率。但所謂“黃金時代”實際是指高利潤，而不是高投資。事實上它的發展速度已不如前一階段。
工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這已是公認的結論，但尚無精確的統計。因依據不同，統計結果亦異。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對紡織、麵粉、繅絲、捲煙、火柴、電力、水泥、機械採煤、礦冶等行業的發展速度作了計算，結果各行業情況很不一致，除特殊情況外，佔比重較大之行業一般平均年增長率為12％—13％。這個增長率比之初步發展時期，並不更高，但範圍已擴大了。
1912—1920年民族資本工業發展速度①行業19121920發展速度（1912=100）
平均年增長率（％）
棉紡織業華商紗廠紗錠數（枚）5095641598074（1922年）
313.612.1華商紗廠布機數（台）266675（1921年）
255.211.0機制麵粉業華商廠日產能力（包）
66470（1913年）
203950306.817.4華商廠產量（萬包）
1966（1913年）
83（1921年）
423.019.8行業19121920發展速度（1912=100）
平均年增長率（％）
繅絲業上海、廣東、無錫絲車數(台)80140112654140.64.0廠絲出口量（即產量、擔）5915777855*131.63.5捲煙業華商廠資本額（萬元）138801219.436.7火柴業華商廠資本額（萬元）
361(1913年)746206.610.9電力業華商廠發電容量（千瓦）1201329602246.411.9水泥業啟新廠產量（噸）59405109741184.78.0機械採煤業華商礦產量（噸）45583279757787.329.46種礦冶產品生產指數（1913=100）
76.35.12.410.1*1919—1921年平均。
①引自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9頁。
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各個工業行業的發展情況。
1.棉紡織工業。
棉紡織業是民族資本最主要的近代工業部門。在一戰前幾年，棉紡織工業很不景氣，1914年紗錠數減少了幾千枚，1915年以後才逐漸增加。由於棉紡織工業的機器設備依賴進口，從訂購、安裝到開工需要一定時間，所以棉紡織工業的發展主要是在戰後，一直延續到1922年。從設廠情況來看，1914—1922年9年間，由民族資本開設的紗廠為50家，其中1919年以前開設的紗廠僅14家，但1920—1922年3年間卻開設了紗廠36家。從設備來看，紗錠1913年為50萬餘枚，1920年為84萬餘枚，1921年迅速增長為近124萬枚，1922年近0萬枚，為1913年的317％，平均年增長率為12.1％。布機1913年為23台，1919年為4010台，1921年迅速增至6675台，為1913年的288％，平均年增長率為11％。若從1914年大戰開始算起，紗錠增長率為15.6％，布機增長率為14.4％，增長速度之快可謂空前。從新投資本來看，據測算，1912—1918年為1289萬元，平均每年為184萬餘元，1919—1922年猛增為7956萬元，平均每年為2311萬餘元，整個時期新投資共達9245萬元。
這一時期新設的50家民族資本棉紡織廠，雖大多數廠家仍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帶（計上海19家，無錫4家，武進3家，江浙其他地區6家），但已向北方和華中發展（計天津6家，青島1家，華北其他地區5家；武漢4家，華中其他地區2家）。棉紡織廠由上海、江浙一帶向華北和華中地區擴展是一個進步。
這期間，各紗廠普遍獲得厚利，主要原因是洋紗進口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國內紗布價格上漲，而棉花價格和工人工資卻上漲很少，高利潤驅動高投資，這是1920—1922年民族資本家紛紛投資棉紡織業，出現設廠**的根本原因。這時期民族棉紡織業的發展已初步形成幾個資本集團，如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上海等地創辦的申新集團，1922年，申新約有紗錠13.5萬枚，布機00多台，資本總值達1591萬元，後來又擴充為9個紗廠，成為棉紡織工業中最大的資本集團；張謇創辦的南通大生紗廠集團；周學熙創辦的華新紡織公司，於1918—1922年先後開設四個廠，有紗錠10萬餘枚，資本836萬元，成為北方的一大棉紡織資本集團；華中的裕大華紡織集團和郭樂、郭順兄弟在上海創辦的永安紡織集團等。
2.麵粉工業。
麵粉業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獲得迅速發展的民族資本工業。麵粉業獲得迅速發展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大戰期間國外軍需麵粉大增，價格高漲，我國由麵粉入超國變為出超國，同時國內需求也大為增加；二是麵粉與小麥的比價差距拉大，粉價上漲而麥價下降，生產麵粉廠家獲利豐厚。麵粉工業就是在戰時銷路廣、價格高和盈利多的刺激下迅速發展起來的。
1914—1920年共開設機器麵粉廠86家，設立資本近2000萬元，每日生產能力18萬多包。資本和生產能力都超過1896年至1913年所設廠的2倍。到1920年，全國實存麵粉廠123家，資本2750萬元，日生產能力26.6萬多包。麵粉廠的規模，也由大戰前平均每廠日生產能力1000餘包增為2000餘包，並有5家日產能力5000包以上的大廠。全國123家麵粉廠有61家集中在上海、無錫、漢口、濟南、天津、哈爾濱六大城市，日生產能力近18萬包，佔全國日生產能力的67％。設廠地區也由上海、江蘇一帶向北方麥產區和消費區轉移，哈爾濱和東北地區1920年實存麵粉廠53家，日生產能力7.46萬餘包，濟南和山東實存8家，日生產能力近2萬包，天津和河北實存10家，日生產能力2.1萬餘包，河南實存4家，日生產能力7860包。
這時期，在華商機器麵粉業中也形成了幾個資本集團。主要有茂新、福新麵粉廠，阜豐麵粉公司和哈爾濱雙合盛制粉廠。其中榮氏兄弟創辦的無錫茂新麵粉廠和上海福新麵粉廠發展最快。一戰期間，茂新、福新不斷擴充，增至12個廠，到1920年，共有鋼磨270台，日生產能力7.45萬包，與申新紗廠系統同為榮家資本集團，榮氏兄弟被稱為“麵粉大王”。
3.繅絲工業。
繅絲是民族資本經營最早的近代工業。進入二十世紀后，中國蠶絲在國際市場上受日本生絲的排擠，地位急劇下降，繅絲業處於不振狀態。一戰時期，由於各種纖維原料與軍需有關，國際絲價上漲，受戰時國際絲價刺激，中國絲廠生產略有增加，由1912年的5.9萬擔增至1919年的9萬擔（1920年又驟減為5.6萬擔）。我們以1919—1921年三年平均數計之為77855擔，與1912年相比較，年平均增長率為3.5％。①這時期，全國有絲廠約300餘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廣東、無錫三個地區，江蘇蘇州、鎮江和浙江杭州、蕭山、湖州、紹興以及四川等省也有部分絲廠，共有絲車約11.9萬餘台。由於資料缺乏，加之有些記載未必可靠，難有精確統計。廠絲出口集中在廣州、上海兩地。由於繅絲廠絲車設備落後，效率差，加上蠶種退化，繭不豐滿，影響繅絲質量，出口困難，出口量減少。這個時期，唯一有發展的是無錫的繅絲工業，1920年無錫有繅絲廠14家，共有絲車5114台。無錫農村家家養蠶，繅絲廠就近收繭，降低了成本，又推動了當地桑蠶業的發展。
4.火柴工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民族火柴工業已有一定發展，但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一戰期間，洋火柴進口數量銳減，這主要是占進口量70％—80％的日本火柴受抵制日貨運動的影響，被迫逐步退出中國市場，從而為民族火柴工業的振興提供了機緣。市場和利潤促使老廠擴大或增設分廠，新廠不斷開設，前已停閉歇業的廠家也東山再起。據統計，1914—1920年新開設的火柴廠有65家，資本額共約385萬元，到1920年，華商火柴廠累計129家，①參見黃逸峰等著：《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頁。資本額共約746萬元。
這期間開設的火柴廠，一般規模不大，投資不多，但利潤頗豐。在發展中國民族火柴工業方面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劉鴻生。他於1920年在蘇州創辦鴻生火柴廠，資本20萬元。他一開始就在廠內設發電機、磨磷機和旋轉理梗機等新式設備，自製梗枝，並高薪聘請化學專家任工程師，改進配方，提高產品質量。不久他買進了歷史最久、規模較大的燮昌廠。再后他又與資本最大的榮昌廠和中華廠合併，組織大中華火柴公司，被譽為中國“火柴大王”。
5.捲煙工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中國的捲煙市場已為英美煙公司所壟斷。華商所設機器制煙廠先後不過20家，資本累計137.8萬元①。一戰以後，情況有所改變，新廠增設不少，但無系統材料。省一記載謂，1920年捲煙廠資本額達80.4萬元，比戰前增加一倍以上。②一戰期間發展最突出的是簡照南、簡玉階開辦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原名南洋煙草公司，1905年成立於香港，生產雙喜、飛馬牌捲煙。19年在上海設廠，並於廣州、北京、漢口等地設分公司，在內地各省設代銷處。南洋兄弟煙草公司1918年增資為500萬元，1919年再增資為1500萬元，成為當時民族資本最大的有限公司。該公司的銷售額由1912年的43萬餘港元，增至1920年的2500萬港元，增長50多倍。同期公司盈利由5.2萬港元增至480餘萬港元，猛增90多倍。
1920年在上海成立華成煙草公司，資本120萬元，以生產美麗牌香煙出名，成為僅次於南洋的一家大廠。
這一時期，其他一些輕工業，如織染、針織、毛紡織、碾米、榨油、蛋粉、罐頭、造紙、印刷、玻璃、製革、肥皂等行業，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6.機器修造工業。
重工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基礎極其薄弱。但在一戰期間的特殊條件下，部分民族資本的重工業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一戰時期，民族資本機器修造工業的發展是比較顯著的。華商機器修造廠集中在上海，由1913年的91家增為1920年的222家。其中機床廠，戰前也製造過機床，但大都是供自用。戰後進口機床減少，而需求增加，國產機床乃以商品形式在市場出現，一度行銷於東南亞。1913年上海僅有1家機床廠，1920年發展到8家，但僅限於生產小型和簡單的機床。內燃機廠，由1913年的家發展到1920年的44家，主要是仿造20匹馬力以內的火油、柴油引擎，用於碾米、軋花、榨油等農產品加工。紡織、針織、印染、繅絲機器修造廠發展較快，由1913年家發展為62家。但這些廠主要做紡織機、布機、繅車的配件，以及腳踏鐵木機、手搖襪機等。船舶廠由1913年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1962年版，第912頁。
②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880頁。
的14家增加到1920年的28家，主要是修理船舶和製造小火輪。總之，這時期開設的機器廠，基本上仍是小型廠。據1920年對114個廠的統計，平均每家只有機床5.9台，工人25人。①1913—1920年上海機器工業的設廠和分業情況②1913年1920年機床製造18內燃機及農產品加工機器修造44紡織印染繅絲機器製造1332針織機器製造330印刷機器製造7船舶修理和小火輪製造1428其他3764合計91222當時大的工廠而經營又比較成功的是嚴裕棠於1902年創立的上海大隆機器廠。1920年遷到上海大連路新建廠址，有機床100餘台，工徒300餘人，能自造車床、刨床和織布機等。上海以外，武漢的機器工業也有發展，重要的有周恆順機器廠，製造小火輪和各種農產品加工機器，以及礦用機器，產品銷售西南各埠。1920年開設的山東濰縣華豐機器廠，製造鐵木織布機，暢銷華北，後來成為華北一大機器廠。
7.電力工業。
隨着工業、交通和城市的發展，對電力的需求增加，從而促進了電力工業的發展。從1912年到1920年，華商發電廠由33家增加到70餘家，發電容量由1.2萬餘千瓦增加到2.9萬餘千瓦，8年間增加了1.46倍，平均年增長率為11.9％。但都屬火力發電的小廠，平均每個廠設備容量不過400千瓦，而且比較集中在沿海各省，還比不上外資發電廠的增長速度。其中較大者僅上海華商電氣公司一家。另外，一些小城市還設有規模更小的發電廠，總數約50家，每家資本不過1—10萬元，發電容量無確切記載。
這時，我國尚無電機製造工業，發電機和電動機全賴進口，只有一些電機修理廠。我國第一家電器廠，1917年在上海創辦，以製造華生電扇出名，並於1919年試製成小型電動機和變壓器，這是中國民族電機工業的起步。8.化學工業。
我國的化學工業起步較晚。這時期民族化學工業最重要的是范旭東創辦的塘沽久大精鹽廠和永利制鹼公司。范旭東志在實業救國，1914年創辦久大①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上冊，1979年版，第304頁。②《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883頁。
精鹽廠，1915年末投產，年產量最高達6噸多。范旭東創辦久大廠的目的在以鹽制鹼。1917年，范旭東開始籌劃永利鹼廠，資本40萬。1919年永利鹼廠破土動工，慘淡經營，到1924年才正式投產。
9.水泥工業。
周學熙於1906年創辦的啟新洋灰公司是一戰期間碩果僅存的一家華資水泥廠。一戰期間水泥銷路大增。由於水泥暢銷，該公司營業極為發達，水泥產量由1912年的5.9萬餘噸增加到1920年的近11萬噸，增長了85％。設備利用率1912年佔56.6％，到1920年提高為104.5％。從1917年起，銷售量超過當年產量。啟新洋灰公司歷年都有盈餘，1914—1920年共獲盈餘509萬元。該公司資本原為100萬元，1921年增為880萬元。①啟新是這時期經營頗為成功的一個大企業，並成為這時期發展起來的周學熙資本集團的中堅企業。
10.礦冶業。
一戰期間，純華商煤礦的產量增長較快，1912年為41.7萬噸，1914年為82.6萬噸，1920年為328萬噸，平均年增長率為29.4％。1912年華商煤礦產量佔全國機械採煤產量的8.1％，1914年佔10.4％，1920年佔23.2％，增長迅速。這時期新開的民營煤礦主要有：河北井陘正豐煤礦、河北邯鄲峰峰煤礦、河北臨榆柳江煤礦、河南焦作中原煤礦、山西陽泉廣懋煤礦等等。這時期民營鐵礦僅有河北龍關和安徽當塗2處。
一戰時期，鋼鐵價格猛漲，引起冶鍊業的勃興。1917年和興公司設鐵廠於上海浦東，資本50萬元，設12噸煉鐵爐1座，獲利頗豐，后增資至100萬元，增設35噸煉鐵爐1座和鍊鋼爐2座，年出鋼3萬噸。1917年山西保晉公司開辦陽泉鐵廠，資本70萬元，設20噸煉鐵爐1座。揚子機器公司1920年設煉鐵廠於漢口，建100噸煉鐵爐1座，后經營失敗。同年龍煙鐵礦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煉鐵廠，建250噸煉鐵爐1座，計劃年出鐵9萬噸，但因資金不足未開爐即歇業。戰後鋼鐵價格下跌，經營困難，許多廠一度停頓。這一時期，各種礦產品的採掘和冶鍊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按煤、鐵砂、生鐵、銻、錫、汞6種產品平均計算的生產量指數，在1912—1920年的九年間，約增加一倍，平均年增長率為9％。①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推算估計，中國民族工業資本，1913年為20515萬元，1920年增至45070萬元，七年來增加了近1.2倍。
運輸業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推算估計，中國民族運輸業資本，1913①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等：《啟新洋灰公司史料》，1963年版，第139頁。①轉引自《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第199頁。
年為8226萬元，1920年為12907萬元，七年共增長了57％。交通運輸業分鐵路、航運、公路三項。
清廷和北洋政府對民辦鐵路事業採取打擊政策。這期間唯一的民辦鐵路建設是雲南個（舊）碧（色寨）石（屏）鐵路。1913年破土動工，1921年個碧段通車，但西通至石屏已是1935年了。個碧石鐵路是為運箇舊錫礦與法資滇越鐵路接軌而造，全長190公里，是窄軌鐵路。
這一時期，華商輪船公司頗有發展。據不完整統計，1914—1920年開設的華商輪船公司共14家，資本2080萬元，平均每家資本148萬餘元，較前一時期平均每家資本80萬元規模有很大擴大。但這些輪船公司擁有的船隻噸位，沒有統計。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統計測算，1914年有船1118隻，40944噸；1920年1477隻，110447噸，從1914—1920年增加船359隻，噸位69503噸，即船隻增長32％，噸位增長170％。這期間發展起來的華商輪船公司中較具規模的有：（1）虞洽卿於1909年發起組織寧紹輪船公司，經營上海至寧波航線；1914年在上海又創辦三北輪埠公司，初僅有一隻輪船，航行於上海、寧波間。嗣後增添輪船航行長江線，並有海輪北航煙台、天津、營口、海參崴等地，南行福州、汕頭、廣州、香港等地，遠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貢、緬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為僅次於招商局的最大的華商輪船公司。1918年虞洽卿又買進英商的鴻安輪船公司。寧紹、三北、鴻安的資本總額達400萬元。虞洽卿除任荷蘭銀行買辦，開辦銀行和交易所外，也成為航業巨子。（2）張本政、張本才合股於1905年在煙台創辦政記輪船公司，後來營業發達，增添輪船多隻，增闢航線，航行於沿海各大商埠，併兼營長江航線。1920年改為無限公司，增資為1000萬元，成為額定資本最大的華商輪船公司。（3）李鏡軒、鄭效三等於1917年創設北方航業公司，資本30萬元，總公司設天津，經營北洋、南洋航線。（4）1917年王崇甫創設岷江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設在四川萬縣，另在重慶、宜昌設分公司。（5）中國郵船公司和中華航業公司，資本巨大，均屬華僑投資，情況不詳。我國的公路運輸業在本時期尚處於初創階段。1917年創辦的張庫汽車運輸公司，是我國第一個公路運輸公司，經營張家口至庫倫（今烏蘭巴托）的運輸業務。但公路運輸業後來沒有什麼發展，到1922年僅有公路1185公里，主要行駛軍公用車。
銀行業私營銀行在這時期有了迅速的發展。辛亥革命前全國有銀行15家，私營者屈指可數。但從1912至1920年，全國共開設銀行133家，大都屬私營。其間停歇者也多，至1920年實存97家。全國銀行的資本額，也由1912年的2712萬元增至1920年的8782萬元，增加2.2倍，平均年增長率為15.8％，較民族工業的增長要快得多。這裏所說的私營銀行，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銀行集團。
“北四行”指鹽業、金城、大陸、中南四個銀行。除中南總行設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總行均設在天津，故稱“北四行”。由吳鼎昌任總經理的鹽業銀行成立於1915年，資本額500萬元。金城銀行成立於1917年，資本額200萬元，由周作民任總經理。大陸銀行成立於1919年，資本額100萬元，錢新之任董事長。中南銀行是南洋華僑黃奕柱創辦的，資本額500萬元，1921年開業，由胡筆江任總經理。1923年四行組織聯合準備庫發行中南鈔票。“南三行”指浙江興業銀行、浙江銀行（後分出了官股，商股改稱浙江實業銀行）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三行的總行后都設在上海，故稱“南三行”。南三行並無聯合組織，但業務往來密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於1915年，創辦人陳光甫，自任總經理。他的經營方針是“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繁瑣”。陳光甫善於經營，發展迅速，成為最大的私營銀行之一。
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還有被稱為“寧波幫”的中國通商銀行和四明銀行；天津還有被稱為“安徽幫”的中孚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內有官股）。四川的聚興誠銀行也創立於這一時期。隨着銀行的發展，銀行業的同業組織也在各地相繼出現。這一時期，中國銀行業雖有很大發展，但它在金融市場上的力量還遠不能和外商銀行相抗衡。
商業民族資本工業、運輸業和銀行業的高速發展，給民族資本商業帶來了一時的繁榮興盛。這一時期，市場上國內生產的商品（土貨）和進口商品（洋貨）的交易量都是持續增長的。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估算，1920年市場交易的商品值是69.36億元，這是下限，上限是92.46億元，即1920年市場交易的商品值約為70—90億元①。其中民族商業資本估值，1913年為.62億元，1920年為23億元②。
棉布商業：這一時期，各地棉布商戶數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貿易中心城市上海為例，1913年棉布商估計有二三百家，1919年棉布商業會員戶數發展為514家，1920年倒閉不少，1921年實存451家。其中棉布批發商數已超過零售店數。上海的棉布零售店在一戰期間迅速發展起來。據統計，1920年有142家。上海最大的棉布零售店協大祥成立於1912年，資本1.2萬兩，在一戰期間營業蒸蒸日上，連年盈餘，到1922年的十年半時間，共獲純利.58萬餘兩，為原始資本的13.8倍③。1920年前後，漢口有棉布批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996—998頁。
②《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1037、1043、1065、1074頁。
③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市棉布商業》，1979年版，第56、135頁。發商30餘戶，零售店188戶。西安1918年有棉布商0戶。廣州1914年估計有棉布批零商192戶。④五金商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鋼鐵五金緊缺，價格猛漲，五金商業普遍繁榮。上海的五金字號一般盈餘都以10萬計，多的達幾十萬。1918年與1914年比較，上海整個五金行業年營業額，由1062萬兩增至5076萬兩，資金由不到300萬兩增至3349萬兩。1918年一戰結束后，進口迅速回升。到1920年，市場趨於飽和，有少數閉歇者，多數仍因戰時盈利而持續發展起來。百貨商業：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綜合型百貨公司在國內的出現和發展，是這一時期民族資本商業發展變化的重要標誌之一。甲午戰爭后，進口洋百貨大幅度增長。洋針、毛線、毛巾、手帕、鐘錶、肥皂、香水脂粉七類商品的進口值，由1894年的144萬關兩增至1919年的1197萬關兩，增長7.3倍。一戰期間進口洋百貨曾一度減少，而國內搪瓷品、鋁製品、橡膠製品、民用電器、罐頭食品等輕工業於此時創建，擴大了百貨商業的貨源，有利於百貨商業的發展。這時期，百貨商業史上一件大事是先施、永安等新型百貨公司的創建。馬應彪集資2.5萬港元，於1900年在香港創設先施公司。1914年和1917年又先後在廣州、上海開設先施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是5層樓的大商場，經營商品1萬多種，還附設酒樓、娛樂場等。1919年起港、穗、滬三地先施公司實行合併，由香港總公司統一調度，資本共700萬港元。郭樂、郭泉兄弟於1907年在香港開設永安公司。1913年開始籌建上海永安公司，資本200萬港元，1918年開業。每天營業額達1萬餘元，開業翌年營業額為455萬元，超過了先施公司。先施、永安以及以後續開的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上，蔚為大觀。
商業行業多達一二百個，難能一一介紹。
總觀1912—1920年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推算估計，1894年資本總額為11.3億多元，其中外國在華資本為2.1億多元，本國資本為9.2億多元。本國資本中，官僚資本為4757萬元，佔5％，民族資本為87592萬元，佔95％。1911—1914年①，資本總額為48億多元，其中外國在華資本18億多元，本國資本近30億元。本國資本中，官僚資本為5.2億多元，佔17.5％，民族資本為24.7億多元，佔82.5％。1920年資本總額近72億元，其中外國在華資本近24億元，本國資本48億元。本國資本中，官僚資本為9億，佔18.8％，民族資本為39億元，佔81.2％。在1920年39億元民族資本中，民族產業資本為5.8億元，民族商業資本23億元，民族金融資本10.2億元。
從上述可見，1894—1920年，我國資本總額增長了6.33倍，其中外國在華資本增長了11.18倍，而本國資本僅增長了5.2倍，也就是說外國在華④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1003—1004頁。
①官僚資本為1911年，民族資本為1913年，外國資本為1914年。
資本的增長速度比本國資本增長速度快。在本國資本中，官僚資本增長了18.96倍，而民族資本僅增長了4.46倍，也就是說在本國資本中官僚資本比民族資本的增長速度要快得多。從外資與華資在資本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來看，1894年是19％比81％，1914是38％比62％，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稍有變化，到1920年是33％比67％。再從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在資本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來看，1894年是4％與77％；甲午戰爭后，官僚資本所佔比重呈上升趨勢，民族資本呈下降趨勢，1911—1913年是11％與51％；一戰期間因外資減少，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均稍有增長，1920年是13％與54％。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各個時期的資本總額中，本國資本數大大高於外國在華資本數，那是因為本國資本中產業資本所佔的比重小，而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所佔的比重大的結果，這是產業不發達經濟落後的表現。
從產業即工業加交通運輸業來考察，在1894—1920年這四分之一世紀裏，外國在華產業資本增長了24.6倍，而中國產業資本只增長了18.5倍。顯然外國在華產業資本的增長比中國產業資本的增長要快得多。在甲午戰爭前，本國產業資本已超過外國在華產業資本。產業資本的總額是12155萬元，其中外資是5406萬元，佔44.5％，華資是6749萬元，佔55.5％。這主要是洋務派官僚努力發展新式工業的結果。在華資中，官僚產業資本是4757萬元，佔39％；民族產業資本1992萬元，僅占％。甲午戰爭后，外資湧進，情況大變。1911—1914年，產業資本的總額是178673萬元，其中外資是102125萬元，佔57％，華資是76548萬元，佔43％。在華資中，官僚產業資本是47807萬元，佔27％，民族產業資本是28741萬元，占％。在大戰期間，外資在華投資暫時受阻，華資又有較快發展。1920年，產業資本總額是257929萬元，其中外資是133000萬元，佔52％，華資是124929萬元，佔48％。外資仍略佔優勢。在華資中，官僚產業資本66952萬元，佔26％，民族產業資本是57977萬元，佔22％，幾近旗鼓相當了。但華資產業資本的增長率已超過外資產業資本的增長率，而民族產業資本的增長率更是遠遠超過官僚產業資本的增長率。外國產業資本的擴張，主要是在甲午戰後到第一次大戰前這一階段，其勢甚猛，平均年增長率達15.8％，其後就進入頹勢了，1914—1920年平均年增長率才4.5％。官僚產業資本在甲午戰爭后仍有14.5％的年平均增長率，而1911—1920年平均年增長率降為3.8％。但民族產業資本始終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甲午戰爭后一個階段，年平均增長率為15％，與外資不相上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平均年增長率為10.5％，超過外資一倍。如工業資本，1920年工業資本總額是106484萬元，其中外資是5億元，佔47％，華資是56484萬元，佔53％，已超過外國在華的工業資本。在華資中，官僚工業資本是11414萬元，僅佔10.7％，而民族工業資本是45070萬元，佔42％。民族工業資本不僅遠遠超過了官僚工業資本，並且直接追比外國在華工業資本。詳見下表：1894—1920年資本估值①單位：萬元本國資本外國在華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合計資本總額1894A工業27913063189149547745B交通運輸業26159410117954410C產業資本540647571992674912155D商業資本9284—656006560074884E金融業資本6680—200002000026680合計21370475787592923491137191911—1914*A工業376908417205152893266622B交通運輸業64435393908226476112051C產業資本102125478072874176548178673D商業資本67968—620062002348E金融業資本145154.489520005648971004合計18460852296246941299237483845（續表）
本國資本外國在華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合計資本總額1920A工業50000114144507056484106484B交通運輸業83000555381290768445151445C產業資本1330006695257977124929257929D商業資本87000—230000230000317000E金融業資本1900023253102700125953144953合計23900090205390677480882719882*外國資本為1914年，官僚資本為1911年，民族資本為1913年。
①此表引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1043頁。
第二節1921年至1936年的民族資本狀況1921—1936年民族資本的狀況，過去有“破產半破產”之說，但乏確證。《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則認為：“本時期華商工礦業的生產仍是增長的趨勢，惟平均年增長率遠不如前一時期，30年代又不如20年代。”①1920年民族資本總額為39億元，其中工業4.5億元，運輸業近1.3億元，商業23億元，金融業10.2億元。1921—1936年期間民族資本的發展荊棘載途，步履維艱。1921—1922年市場條件尚可，借五四運動抵貨之力，民族工業續有發展。1923—1924年受國際銀價、匯率作用，物價下跌，陷入經濟蕭條。1925—1926年“五卅”抵貨運動起了推動作用，民族工業暫現繁榮，到1927年復歸衰勢。1928—1930年金貴銀賤，引起國內物價上漲，但逢國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民族工業得以發展。1931年起，經濟危機波及中國，列強將危機損失轉嫁給中國，銀匯率猛漲，出口陡跌，白銀大量外流和資金外逃，通貨緊縮，物價下跌；加上九一八事變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國內市場縮小；一二八淞滬戰爭中民族資本損失嚴重；日本向關內擴張，日貨走私泛濫以及長江流域大水災，農村破產，農民購買力急劇下降等等原因，使國內經濟陷入空前的危機。1935年底幣制改革以後，物價回升，1936年全國各地農產品普遍豐收，市場轉趨活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得到喘息，由復蘇而趨向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