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季的中國外交（1）（1）

在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中，“公理”與“實力”是兩大重要因素。不過有“理”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理”，因此“理”與“力”的關係確實複雜難明。在“炮艦外交”橫行的19世紀，“力”無疑遠較“理”強。在這種背景下，積貧積弱的清政府往往有“理”而無“力”，在錯綜複雜、結果難料的外交紛爭中究竟是“不自量力”地“據理力爭”，還是甘認“無能為力”而“委曲求全”，確難取捨。決策正確，則國家、民族的利益得到維護；決策失誤，則國家、民族的利益受到損害。而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幾乎是同時處理的“秘魯虐待華工案”和英國官員被殺的“馬嘉理案”，頗為典型地表明了弱國在“理”與“力”之間的困境。

據理力爭

在對外交往中，李鴻章向來傾向於息事寧人、委曲求全，但他在與秘魯關於華工問題的談判中卻態度強硬，這一頗為少見的表現，卻也能反映出李鴻章的外交策略。

我國東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當地居民向有出洋謀生的習慣，在近代以前，海外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一帶。不過，這些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的華人卻一直被視為“天朝棄民”，所以“祖國”並不關心他們在海外的生死存亡。清王朝實行嚴厲的鎖國政策，屢屢嚴申海禁，對出洋謀生者仇視益甚。

清初規定，凡官員兵民私自出海貿易及遷往海島居住者，一律按反叛、通賊論處斬；凡國人在“番”託故不歸者一旦回國，一經拿獲即就地正法。到雍乾兩朝，對出洋者的處理雖已無那樣嚴厲，但仍視其為對天朝的叛背。如雍正曾兩次降諭說“此等貿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後應定限期，若逾期不歸，是其人甘心流移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內地”。“從前逗留外洋之人，不準回籍。”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屠殺逾萬華人，釀成史上著名之“紅河（溪）慘案”，消息傳到國內，當時的兩廣總督卻上奏說：

被殺漢人，久居番地，屢邀寬宥之恩，而自棄王化，按之國法，皆干嚴譴。今被戕殺多人，事實可傷，實則孽由自作。

乾隆則表態曰：

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

這就是當時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態度。歷史的裂縫在“理”與“力”之間

鴉片戰爭使中國大門洞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列強壓力，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一項是允許華工出洋做工。因為列強此時需要招徠大量中國廉價勞動力，以滿足黑奴貿易被禁止后各國殖民地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清朝開禁之後，葡、荷、西、英、美、法等國家的“人口販子”開始以“豬仔販運”、“苦力貿易”、“賒單苦力”、“合法招工”等各種非法、合法手段，從中國沿海各地掠賣華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島做勞工。各地華工受到殘酷迫害與壓榨，成為變相的奴隸，許多人死於非命。

華工的悲慘遭遇，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強烈憤怒。由於允許華工出洋，清政府對華工的態度自然也有所轉變，開始關注海外華工的生存狀況。秘魯是擄掠、虐待華工的主要國家之一。1867、1869年總理衙門先後接到由美國公使轉來的秘魯華工求援稟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李鴻章也早在1870年就關注過海外各國虐待華工問題，曾建議總理衙門在日本長崎派員，兼充各港領事，以資聯絡邦交，保護華僑。1872年，李鴻章得知一艘拐運華工的秘魯輪船在日本被扣后，立即憤怒地表示由於秘魯與清政府並未建交，更無有關販運華工條款，所以秘魯販運華工純系非法，建議清政府派員赴日會審。

1873年10月，秘魯代表葛爾西耶（aureliogarciaygarcia）來華商定兩國通商條約事宜，總理衙門要求李鴻章與葛氏談判時提出，由於秘魯虐待華工，其應將華工全部送回中國，並且聲明不再招募華工，然後雙方才能商議兩國立約問題。李鴻章判斷，要求在華招工是秘魯此次提出立約的主要目的，所以要藉此嚴定有關章程、“以除民害”。對總理衙門的指示，他表示嚴格遵守，並主張對秘魯的無理、過分要求“據理斥駁”、“內外一意堅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