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鴻章與阿思本艦隊（3）（1）

外國弁兵口糧，既非中國兵勇可比，李泰國性褊躁，索餉甚急，勢洶洶，刻不容緩。***目下海關收數太絀，無力承應。若不預為陳明，稍有貽誤，致滋他變，則鴻章罪戾更重。敢祈迅速核定分派，請旨嚴飭各關，按月由稅務司扣交李泰國、赫德收用，庶免決裂。

義正詞嚴，卻又有自己的利益考慮，希望各方分攤費用，而不是僅由上海一處負擔。

幾天後，李鴻章再次致函總理衙門。第一，他對李泰國任意加價極其不滿，認為“國家度支有節，豈同買菜求添”，恐怕今後李泰國還會不斷加價，“將來漫無限制，何以應其所求？”第二，他認為船員應以中國人為主，並且只要是中國人即可，不必分這省那省，而李泰國卻提出要以英國人為主，四年內不可更換。他提醒總理衙門，此點與赫德原議不符，應堅持原議。第三，他還對李泰國與赫德兩人人品作了一番比較，認為“赫德人尚平正”，“周旋中外之間，隨事儘力，眾譽交推”；而“李泰國承其父余焰，權譎百出”，由於參與天津換約談判，“既狡焉得逞，眼界遂大，氣勢頗張，其視赫德若輩蔑如也”。李泰國“見赫德漸為中國寵信，稍自樹立，既陰忌之，又恐此項兵船謹受中國節制，不能復遂其恣肆，故立意盡反赫德之議，將以困中國而便其私”。他建議總理衙門“仍用原議赫德會同辦理輪船一切事宜，即不能專倚赫德而置李泰國於局外，要在處處隱寓抑揚，以重赫德之勢而輕李泰國之權”。“赫德此時所以不能置議者，權勢不足故也。若中國益倚任之，外國人亦承隨其論所向而左右之，則赫德可復理其原議。庶不致此項兵船落在李泰國手中，為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終窮也。”看來，他不僅在處理外交關係時“以夷制夷”，在處理個人關係時竟也“以夷制夷”。從此處他對赫德的褒揚有加，可以看到今後赫德在清朝政壇將起重要作用。最後，他強調“船中自總理大員以及弁兵舵手炮手人等，須層層節制，倘有違反罪過，不遵調遣，應照中國法律懲治。總之，此項兵船系中國購買僱用，即是中國水師，進退賞罰，應由中國統兵大員及該船管帶之中國大員主張。其會帶之外國兵官及辦事人等，不得把持專擅。以上各條，仰祈慎之於始，嚴定章程，明立條約”。顯然，李鴻章最關心的是清朝政府對此艦隊的主權。

在上海與李鴻章爭執一番后，李泰國又來到北京，與奕等總理衙門官員反覆爭論。李泰國一定要清政府認可他擅自與阿思本簽訂的合同，而總理衙門則認識到這個合同的實質是“一切均歸阿思本、李泰國調度。而每年所用經費則以數百萬計，並請將各關稅務全歸李泰國管理，任其支取使用。其意思藉此一舉，將中國兵權、利權全行移於外國”。所以在談判中不論李泰國如何“反覆抗論，大不慚”，總理衙門堅持認為：“所立十三條，事事欲由阿思本專主，不肯聽命於中國，尤為不諳體制，難以照辦。”總之，此次總理衙門堅持清政府一定要有指揮權。經過一個多月的爭辯，李泰國自知未經清政府認可擅自簽約實在沒有道理，於是不得不與總理衙門重新議定《輪船章程》五條。其主要內容是：

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阿思本作為幫同總統，以四年為定。用兵地方，聽督撫節制調遣。阿思本由總理衙門給札諭，俾有管帶之權。此項兵船，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

此外，經費每月供給，統歸李泰國經理。

重新議定的《輪船章程》之實質是指揮權在清政府，對其能否實現，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均持懷疑態度。曾國藩此時早無起初的樂觀，認為“悉由中國主持，竊恐萬辦不到，其勢使之然也”。“節制之說，亦恐徒托虛名。”他甚至提出為挫李泰國之驕氣，“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二萬之用款，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亦足使李泰國失其所恃，而折其驕氣也”。如此建議雖說荒謬，卻說明他壓根認為李泰國不會將艦隊交給清政府，所以不如乾脆白白送給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