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郭嵩燾的崎嶇人生（3）（1）

換之，此時清政府面對的是自身的系統性**。***所謂系統性**是指只有以**作為潤滑劑，政府部門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在這種系統性**中，**實際已經成為官員行事的常例，成為他們的一種生存手段，且久而久之已內化為一種不會引起內心道德衝突和愧疚感的規範，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統性排斥，這反過來使**更加嚴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說，在系統性**中即便是得到“聖上”的支持、嚴肅處理個別貪官也無濟於事，因為僅僅是孤立地處理一個又一個貪官，並不能遏制日益嚴重的系統性**，更不能從根本上清除**。

郭嵩燾或許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劇亦正在此。大概，這也是所有“生於末世”卻又不願同流合污、不忍眼見“大廈傾”，因此只能憑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們的悲劇。縱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終難免“運偏消”的結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燾懷着孤憤鬱悶的心以回籍就醫為由黯然返鄉。在家鄉過了兩年的賦閑生活后，郭嵩燾又在眾人的勸說下，應練就淮軍不久、人手緊缺的李鴻章之邀，於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蘇松糧道，不久又升任兩淮鹽運使。由於曾國藩、李鴻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燾在兩淮理財順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調往經濟富裕、對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廣東任巡撫，詔賞三品頂戴。不到兩年而升此高位，可謂官運亨通，他也決心有所作為，不負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廣東巡撫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與前後兩任同駐廣州的兩廣總督矛盾重重，與進粵會剿太平軍余部、一向意氣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頓生齟齬。在錯綜複雜的種種矛盾之中，郭嵩燾左支右絀，最終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開始歸鄉閑居生活，而這次長達八年。

名教罪人

雖然歸鄉隱居，但郭嵩燾仍時刻關心時局，為國家前途擔憂。

這八年中，洋務運動正衝破守舊勢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展。這八年中，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更加險惡，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甚至連一向為中國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台灣，迫使清政府賠償五十萬兩白銀方從台灣撤兵。無論願意不願意，清政府的對外“交往”越來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務的人才。

1875年年初，閑居八年的郭嵩燾又作為懂洋務的人才奉詔來到北京，並被慈安、慈禧兩太后召見，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幾乎同時，遙遠的雲南中緬邊境突然生英國外交官馬嘉理在與當地居民衝突中被殺的“馬嘉理案”。郭嵩燾此時不會想到，這一事件最終會影響自己晚年的命運。

“馬嘉理案”生后，清政府手足無措，只得答應英國的種種要求，其中一條是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公使。選來選去，清廷決定派郭嵩燾擔此重任，因為他向以懂洋務著稱。早在1856年春，他隨曾國藩幫辦軍務時即到過上海，對西方的種種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並認真研讀了使他驚訝不已的“日不動而地動”等自然科學圖書，當時即傾心西學，後來一直參與洋務。他曾大膽提出由商人辦理近代企業，在當時被人視為驚世駭俗之論。在洋務派與頑固派的鬥爭中，他以自己的學識不遺餘力為洋務派辯護，成為洋務派的重要一員。

中國派駐出使大臣的消息傳開，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千百年來，中華文明一直以其燦爛輝煌輻射四方，引得“萬方來朝”，其他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定期要派“貢使”來中國朝拜，決無中國派使“駐外”之說。簡之，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對外只有體現宗（中國）藩（外國）關係的“理藩”，而無平等的“外交”一說。在19世紀後期，雖然中國屢遭列強侵略，但這種“外交”觀卻並無改變，外國使節駐華和中國派駐對外使節都被視為大傷國體的奇恥大辱。所以，郭嵩燾的親朋好友都認為此行兇多吉少，為他擔憂，更為他出洋“有辱名節”深感惋惜。他們認為中國派使出去“徒重辱國而已，雖有智者無所施為”，郭“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認為出洋即是“事鬼”，與漢奸一般，有人編出一副對聯罵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當時守舊緒強烈的湖南士紳更是群激奮，認為此行大丟湖南人的臉面，要開除他的省籍，甚至揚要砸郭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