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郭嵩燾的崎嶇人生（4）（1）

在強大壓力下，郭嵩燾幾次告病推脫，但都未獲准，終在1876年12月從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應總理衙門之奏請，詔命郭嵩燾將沿途所記日記等咨送總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將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強之道介紹給國人，使國人從“天朝上國”、視異域文明為異端的迷夢中驚醒。經過幾十天的海上航行，他於1877年1月下旬到達倫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將這幾十天極為詳細的日記題名為《使西紀程》寄回總署。在日記中，他不僅客觀記述了所見所聞，而且對這些見聞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卻次序井然，他不禁嘆道：“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還盛讚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復加。”從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異土民、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制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日記中全都作了介紹，儘可能讓國人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擺脫夜郎自大的狀態。

但總理衙門剛將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燾“有貳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他，有人上奏，認為應將郭嵩燾撤職調回：“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愚民不測機權，將謂如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由於找不到合適人選，清廷未能將他召回，但下令將此書毀版，禁其流傳。

在駐英大使任內，郭嵩燾還面臨著與自己的副手劉錫鴻愈演愈烈的“窩裏鬥”。劉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的一舉一動，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燾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如有次參觀炮台，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連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全都是罪過。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對於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二人的關係勢同水火，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的況下，清政府於1878年8月下令將二人同時調回。本來清廷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后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燾離開倫敦，啟程回國。到達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請假歸鄉。5月回到故鄉長沙時，等待他的卻是全城遍貼揭帖，指責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詔允其休。就這樣，他在一片辱罵聲中離開了政治舞台。以後他仍時時深憂國事，常向友人傾談自己對社會、政治的種種看法，一些開明之士對其學識也盛讚不已，對其不為朝廷所用深為惋惜，但他終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鴻章曾上奏請宣付國史館為郭立傳，並請賜謚號，但未獲朝廷旨准。清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其實，郭嵩燾如果泉下有知，對此可能也並不介意，因為他對歷史、對自己充滿信心。在死前不久寫的《戲書小象》中，他自信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