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郭嵩燾的崎嶇人生（2）（1）

南齋司筆墨事卻無多，然所以命汝入南齋，卻不在辦筆墨，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郭嵩燾日記》，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不久，咸豐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線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1859年年初，郭嵩燾來到天津僧格林沁處。但僧格林沁這位蒙古王爺根本不把郭嵩燾這位南方書生放在眼中，對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燾本就文人氣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親派，並且明確他與僧是“平行”，不是“隨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這口氣，兩人合作極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燾又奉命前往煙台等處海口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況，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棻作為會辦隨行。雖然他無“欽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員都知道他是皇上親派檢查財務稅收的大員，因此對他的接待格外隆重，並都備有厚禮。沒想到郭嵩燾向來清廉方正，嚴於律己，規定“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他的隨行人員因不能財而大為不滿，那些地方官也尷尬不已，因為他破壞了官場存在已久的“遊戲規則”。到山東沿海各縣后，他認真查賬，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幾乎人人貪污稅款，賄賂公行，而且稅外勒索驚人嚴重，超過正稅四倍多。他立即採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堵塞漏洞，並設局抽厘。這些措施嚴重侵犯了當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們自然極為不滿。而設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徵稅名目，在政治嚴重**的況下，新任厘局紳董也一樣貪婪。結果厘局剛成立不久，就生了福山縣商民怒搗厘局、打死新任紳董的騷亂。儘管如此，這次稅務整頓還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稅收。但郭嵩燾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自以為有功於朝廷的時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東查辦貿易不妥、交部議處的通知。

原來，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監視郭嵩燾的舉動，隨時向僧格林沁彙報。郭嵩燾開設厘局后，李即向僧報告說如此大事竟未與他這個會辦商議便獨自決定。這個報告使原本就認為郭嵩燾目中無人的僧格林沁大為光火，認為不與自己派去的“會辦”商議實際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與會辦李湘棻同辦、未與山東巡撫文煜面商便派紳士設局抽厘以致民變為由，上奏要求彈劾郭嵩燾。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見當然深為朝廷所重。而迂氣十足的郭嵩燾處理山東沿海稅務卻與山東巡撫文煜少有溝通協調，也使文煜大為不滿，站在僧氏一邊反對自己。1860年元月，郭嵩燾被迫離開山東返京，臨行前悲嘆“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玉池老人自敘》）

返京途中他備受冷遇，與來時一路的隆重接待恰成鮮明對照，使他初嘗世態炎涼，領略到官場的勢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雖仍回南書房，但實際已是閑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抱怨說：“久與諸貴人周旋，語進退，動輒生咎。”（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其實，素有識人之明的曾國藩早在嶽麓書院讀書時就認為郭嵩燾識見過人，但書生習氣過重，能著書立說，更是出主意的高參，卻不堪官場的“繁劇”。

此番整頓山東沿海稅收的失敗，固然有郭嵩燾個人的因素，如不知通權達變，不注意協調極為複雜的各方關係，認為只要嚴於律己一心為國，便可令行即止，不顧一切採取強硬措施反貪。但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此時社會、官場已自根**，他的作為實際已與整個社會風氣和官場成例衝突。其實，他在評價肅順屢興大獄、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時說得很清楚：“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郭嵩燾一生為後人所重

究所舉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繫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矣。”“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養知書屋文集》，卷九）也就是說，根本原因在於“顢頇”，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級官吏有機可乘，時時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而“向者之寬”，即吏治早已廢弛鬆懈，在這種環境中能長期抵擋巨大利益誘惑、潔身自好者畢竟不多，隨之造成了“無官不貪”的局面。在這種況下，運用重典嚴懲的貪官污吏再多其實也只是少數，反使各級官員人人自危，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錮弊滋甚”，很可能禍及自身。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途在於“崇實政”，即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革，這樣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統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