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民黨的大陸歲月（1）（1）

粗略算來，從1894年孫中山創辦興中會起，到1949年國民黨倉皇逃離大陸，國民黨在大陸度過了五十五個春秋。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風雲中，它從一個僅二十餘人的秘密小團體成為一舉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經過種種曲折終成統一全國、擁有最強大武裝的執政黨；但在權力達到頂峰時，它卻轟然坍塌、黯然離去。回這一段歷史滄桑，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歷史興衰每每令人慨然興嘆，但感嘆之後的深思，恐更有意義。

“革命黨”與“執政黨”

1894年深秋，年僅二十八歲、可說一無所有的孫中山與二十幾位同齡人在遠離中國的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當時，這隻被少數與聞者認為是幾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的“痴人說夢”，沒有幾人會認真看待。其實，這卻是中國歷史舞台上一出全新之劇的序曲，當然也是劇中主角國民黨登上歷史舞台的開端。

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的成功與其說是革命黨人的“製造”，毋寧說是由於統治者統治無方，使社會矛盾長期積累釀成社會危機，面對危機又處置不當的結果。興中會成立的時候，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給“蕞爾小國”日本。不久，希望在體制內變法圖強的維新派被以慈禧為的頑固派血腥鎮壓，這就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體制外的革命黨人推上了歷史舞台。拒不變革，使清王朝喪失了最後“一線生機”。其後，各種革命小團體大量湧現，終於在1905年彙集一處，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的政黨同盟會。

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已經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民主氣氛高漲，“政黨政治”一時成為熱潮，在短短的時間內全國竟出現上百個政黨，國內出現黨派林立的局面。同盟會一些領導人甚至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在宋教仁的鼓動下，同盟會在1912年3月通過了新修訂的《總章》。這個新綱領的核心精神，是將同盟會從過去秘密的“革命黨”變為公開合法的“政黨”。在他們的心目中，“政黨”就是西方那種在議會中通過選舉取得執政權的黨，而“革命黨”並非“政黨”。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將“革命黨”同盟會改造成“政黨”國民黨。1912年8月，以同盟會為骨幹、聯合其他四小黨的國民黨在北京組建。但歷史表明他們確實過於天真了，在袁世凱的統治下，政黨政治終成幻影。

1912年12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正式拉開帷幕，第二年3月，選舉初步結束，國民黨贏得了國會競選的勝利。國民黨在國會選舉的勝利，無疑是袁世凱獨裁的一大障礙。因此，國民黨領袖宋教仁被暗殺，從而引了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但只兩個月，組織渙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敗，也宣告了中國初試政黨政治的失敗。歷史的裂縫從“起朱樓”到“樓塌了”

事實說明，在革命剛剛成功、一切尚未穩定時即匆匆取消“革命黨”，確是革命黨人的重大失誤。不過，他們提出的從奪取政權的“革命黨”向掌握政權后的“執政黨”的轉變的深刻意義，卻不能完全忽視。

一黨治國

在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孫中山認為主要是由於國民黨“徒以組織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至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組革命黨時便強調“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黨員必須絕對服從他一個人，入黨時還要按手印。

對此，他的戰友黃興認為黨員在誓約上寫明服從孫中山再舉革命已是不平等，而還要按手印則是人格侮辱，因此堅決反對。平心而論，孫中山本意是為扭轉國民黨的渙散、軟弱局面，不如此確實很難取得革命勝利。然而黃興等人的反對也確有道理，因為誓規定黨員只服從領袖，當領袖是出於公心時固無問題，但當領袖變質或更換時，領袖究竟仍是大公無私還是抱有個人野心則無法保證。或許，這是“革命黨”不得不面對的“兩難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