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修德與40年代“中原大飢荒”（2）（1）

把各村、縣況匯總後，白修德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但是，當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說起餓殍遍地的景時，這位省主席卻說他誇大事實：“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徵收的，絕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第195頁。白修德知道旱固然嚴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賦稅、採取賑災措施，就能迅速減少災民的死亡人數，因為在河南省鄰省陝西就有大批存糧。然而，各級官員對災總是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

面對這種況，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告訴世人。洛陽電報局是他歸途中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他立即就將電稿出。他清楚，“按照規定，這篇報道和任何新聞報道一樣，應當回重慶，由我在宣傳部的老同事進行檢查，這樣，他們肯定會把這篇報道扣壓下來的。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迅速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台的制度不那麼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這篇報道不經檢查就直接往紐約了。於是，消息先在《時代》雜誌上傳開了——這家雜誌在整個美國是最同中國人的事業的”。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於她與《時代》周刊老闆亨利？盧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美］白修德：《探索歷史》，第120頁。消息登出后，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作法大為不滿，甚至感到非常憤怒。

回到重慶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但蔣卻拒不接見，因為“一夜之間我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議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裏的**員共謀，把我的報道偷出去”。宋慶齡得知這種況，一再對蔣介石說事關數百萬人性命，堅持要蔣見白修德。在宋慶齡的堅持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見面時，蔣介石厭惡之溢於表，堅決否認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屍的況。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屍體的相片，蔣看到這些相片，表極其尷尬，問他在何處拍下這些相片，而後要他提供完整的報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說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後來的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災民的死亡便迅速減少。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災區的傳教士的一封來信，信中感激地寫道：

你回去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並且做了一些事。軍隊從大量的餘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着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來，上述四點是很大的成功並且證實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你的訪問和對他們的責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他們驚醒過來，開始履行職責，後來也確實做了一些事。總之，祝願《時代》和《生活》雜誌揮更大的影響……在河南，老百姓將永遠把你銘記在心。有些人心十分舒暢地懷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齒，他們這樣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歷史》，第120－122頁。

“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這位傳教士當年從自己親身經歷中得出的結論，在半個多世紀后被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論上的證明，這也是森在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貧困與飢荒——論權利與剝奪》、《以自由看待展》兩書中指出，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均，即對人們權利的剝奪。由於格外注重“權利”，阿馬蒂亞？森強調自己的經濟學採用的是“權利”的分析方法，將貧困、飢荒問題與“權利”緊密相連，指出相當多的人的權利被剝奪才會導致大飢荒；從權利角度認識貧困、飢荒問題，把這看似單純的經濟學問題與社會、政治、價值觀念等因素綜合考慮，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僅從“經濟”看問題的角度，使經濟學的視野更加開闊、分析更加深刻。通過對飢荒與經濟、社會機制的聯繫的分析，他的研究說明經濟活動背後離不開社會倫理關係。這是他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他也因此被稱為“經濟學的良心”。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告對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評價：“阿馬蒂亞？森在經濟科學的中心領域做出一系列可貴的貢獻，開拓了供後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他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