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臣不得不死”封建專制下的君臣關係（3）（1）

大臣的命運

由於有了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義和團進入京津后，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機器工藝”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官員的指使下，義和團還一度沖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也受到威脅。在這種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聯軍”動又一次侵華戰爭，要求清政府鎮壓義和團，保護使館、教士、教民。

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作出正式決定。清廷從6月16日到19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主戰、主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壓義和團，對外緩和；主戰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實際上以慈禧為，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攻打使館。在第四次，即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上，雙方進行了最後的“決戰”。

這次御前會議一開始，慈禧就明確表示準備向“萬國”開戰，但又說：“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明確表示：“拳民法術，恐不可恃。”一位滿族大員打斷他說：“拳民法術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議，臣特取其心術可恃耳。”內閣學士聯元則坦率地說：“如與各國宣戰，恐將來洋兵殺入京城，必致雞犬不留。”此一出，慈禧勃然變色，立即有人斥責道：“聯元這說的是什麼話？”這時，光緒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駐外公使的總理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許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許景澄的手說：“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勢，你通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景澄回答說：“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光緒深知萬不能戰，但懾於慈禧的淫威，不敢明，想藉以“通洋務”著稱的許景澄痛陳開戰的嚴重後果，以打動慈禧。聽了許景澄一番話，於是悲從中來，拉着許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許景澄也涕泣不已。站在許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書，一直反對招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這時也“從旁矢口陳奏，一時忠義奮，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態度”。慈禧見三人團聚共泣，大觸其怒，注目厲聲斥曰：“這算什麼體統？”光緒這才放開許景澄之手。（《庚子西狩叢談》）最終，清廷還是決定向各國開戰。

清廷決定開戰後，於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別將主和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和聯元等五人處死。許景澄與袁昶同時入獄，“指定分系南北所，當在獄中分道時”，袁昶緊握許景澄的手問道：“人生百年，終須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輩究何以致死耳？”許景澄笑答：“死後當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何不達也。”（《庚子西狩叢談》）行刑時，袁昶面帶笑容對監刑的刑部侍郎、徐桐之子徐承煜說：“勉為之，吾待公於地下矣！”許景澄與家人話別時，“陽陽如平時，顏色不變”。對他們被處以極刑，主戰的頑固派則認為死有餘辜，徐桐說：“是死且有罪。”崇綺則說：“可以懲漢奸，令后無妄者。”（李希聖：《庚子國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