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臣不得不死”封建專制下的君臣關係（4）（1）

清廷決定向列強宣戰後，即給北京義和團放粳米兩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因而更加鬥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中方終因武器落後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統失靈，北京城於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皇出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儘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後撲滅。

義和團風暴過後，不僅團民成為八國聯軍捕殺的對象，為數不少的中國官員也為聯軍斬殺。

上圖為日軍在清政府巡捕的協助下，斬殺捕獲的義和團民。

下圖為英軍在北京菜市口監斬清政府官員。

在這場“朝廷”幾被推翻的沒頂之災中，處於風暴中心的文臣武將，其命運更加悲慘。據不完全統計，在兵敗或京城為敵所破后自盡的有徐桐、崇綺、山東巡撫李秉衡、直隸總督裕祿、黑龍江將軍壽山、庶吉士壽富、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翰林院編修王廷相、禮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國子監祭酒熙元，等等。剛毅在與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為了議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從列強提出的“懲辦禍”的要求，多次布上諭懲辦禍：庄親王載勛被賜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即行正法，剛毅本應斬立決，因已病故免其置議，啟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載漪、載瀾被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臨難自盡故免其置議，左都御史英年被賜自盡，趙舒翹也被賜自盡。各級官紳遭懲處者達一百多人。

面對如此深災巨禍，清廷不能不作個“交代”，在一道道上諭中，清廷竟把責任完全推給了“諸王大臣”：

此次中外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致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民生塗炭，朕與皇太后危險形，不堪狀。至今痛心疾，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四〉，第58、86頁）

在封建**體制下，明明是“聖上”鑄成的大錯，也總要由“臣下”承擔責任，因為“天子”“聖明”，永不會錯。所以慈禧在談此次“肇禍之始”時，只是憤憤地說：“這都是剛毅、趙舒翹誤國，實在死有餘辜。”沒有絲毫自責之辭。

這種只責“臣下”不責“聖上”的觀念影響頗深，時人及後人評論此事時對趙舒翹都有嚴責，認為正是由於他未據實稟報才“釀成如此大禍”，若他當時“能將真實況，剴切陳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證據，認定主張，一紙嚴詔”，義和團便“立時可以消弭”（《庚子西狩叢談》）。“（趙）昧於理、盲於勢，辱名喪身也宜哉。”（張海漚：《曼陀羅軒閑話？趙舒翹》）“至今論國是者，追原禍始，猶嘆息痛恨於趙之一幾喪邦也。”（孫靜庵：《棲霞閣野乘？記趙舒翹之軼事》）這些評論當然不能說不對，但據實稟報談何容易！許景澄等人對時局的判斷、利害的權衡、災難性後果的分析，異常冷靜、客觀、透徹，而且明明是根據慈禧“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的懿旨坦陳己見，但他們不僅未能說動慈禧，反因意見與慈禧不合，被斥為“任意妄奏”，竟慘遭殺身之禍！在這種況下，趙舒翹不敢據實稟報不能不說有可原，僅僅嚴責趙舒翹顯然有失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