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臣不得不死”封建專制下的君臣關係（1）（1）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社會君臣關係的實質。***在這種關係中，“臣”對“民”來說雖然高高在上、說一不二，但從根本上說仍是任“君”打殺的奴才走狗。在危機時期，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一度地覆天翻的義和團運動期間，一些主和或主戰的大臣先後被殺的悲劇命運，再次說明了這一點。

舉棋不定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但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從康熙朝晚期到鴉片戰爭前，清廷一直實行禁教政策。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籤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傳教士以堅船利炮為後盾，紛紛來華傳教。很明顯，這種傳教的實質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為了傳教的策略需要，教會在中國創辦了不少以傳播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學校、醫院和報紙雜誌，對現代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對中國的現代化確實又起了重要作用。不過，隨着越來越多的傳教士深入內地鄉村建教堂傳教，農民與教會的衝突日益激烈，屢屢生各種“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衝突，更有實際利益的衝突。從文化上說，教會認為“祭天祀禮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進行這些活動，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視為神聖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幾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民眾（尤其是被官紳）視為“滅倫傷化”，難以容忍。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往往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於教會享有種種政治特權，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仗勢為非作歹，橫行鄉里。在教民與鄉民的衝突中，教會自然袒護教民，地方官往往也無可奈何。這樣，文化衝突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終於興起聲勢浩大的反洋教運動。歷史的裂縫“臣不得不死”

據統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生大小教案八百餘起，其動與參與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紳、普通農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流氓無產者……成分十分複雜，規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崇正辟邪”、“忠君衛道”等。義和團運動於19世紀90年代後半期起源於山東和直隸，鄉民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經常攻打教堂，舉行各種反洋教活動。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展到直隸，並於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並明確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將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為一體。對一切與“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都極端仇視，他們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等各色人等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間文化是義和團賴以組織、動的重要工具。流行鄉間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中的角色如關雲長、姜子牙、黃天霸、孫悟空、豬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為義和團所信奉的新神的來源，秘密宗教與民間文化就這樣緊密結合起來。教門領的降神附體、撒豆成兵、呼風喚雨、畫符咒水等“邪門歪道”與農民大眾的迎神賽會、祈豐求子、祛災祈雨等漸漸融合。而義和團的拳師們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來源的多種因素，如刀槍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災等。這些招數為廣大農民熟悉，容易為他們接受。而義和團與以前各種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點是降神附體的群眾化，即不單是教門領有權躬代神位，所有練拳者只要心誠都可祈神降身，保證自己刀槍不入；並且這些神都是歷史上流傳已久、為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英雄好漢，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獨尊的神祇。這些都使得義和拳的感召力更強，更易動群眾。在義和團的傳播過程中，民間社戲也起了重要作用，義和團的不少神祇都來自這些社戲，許多拳民自稱關公、張飛、趙雲、黃飛虎……當拳民被某神附體時，其行為便與他所看到的戲台上的這個角色的動作一樣，語模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模仿戲上的台步，舉止滑稽可笑。難怪陳獨秀當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稱“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