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鐵路與政爭李鴻章修鐵路（1）（1）

直到今天，鐵路對一個國家的國計民生仍有重要意義，在一百多年前，其意義之重要更不待。***但是，修建鐵路在近代中國引起的反對卻最強烈，爭論時間也最長。

姓“君”還是姓“共”

洋務派造炮造船，當然知道修建鐵路的重要，所以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不斷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1872年，俄國出兵侵佔我國伊犁，李鴻章藉機提出改“土車為鐵路”的主張，指出俄國侵佔伊犁，“我軍萬難遠役”，如果不修鐵路，新疆等西北邊境就無法運兵。而且不僅俄國想侵佔西北，英國同樣垂涎雲南、四川，如果中國自己開採煤礦、修建鐵路，則列強將有所收斂，而中國“三軍必皆踴躍”，否則，中國將面臨更加緊迫的局面。但這種完全符合實際的救時之策，在當時卻遭到一片反對，據說“聞此議者，鮮不咋舌”，皆視為駭人聽聞之論。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國台灣，海疆告急，李鴻章又乘機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這年年底，他奉召進京見恭親王奕時，力陳中國修建鐵路的重要，並請先造清江浦到北京的鐵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來支持洋務運動，當然同意李鴻章的觀點，但他深知修鐵路將會遇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恐難實行，所以對李鴻章說此事“無人敢主持”。李鴻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機會勸說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說“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由此可見修鐵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鴻章便不再直接談此問題，轉而不斷策動他人提修路建議。

1876年，丁日昌擔任福建巡撫后，李鴻章要他上疏建因台灣遠離大陸，只有修鐵路、架電線才能血脈暢通，才可以防外安內，不然列強總會對台灣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請，但此事卻因經費短缺而中止。轉眼幾年過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緊張，兩國之間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一觸即，運兵成為重要問題。在這軍緊急時刻，淮軍將領劉銘傳應召進京，就防務問題提供對策。到京后，劉在李鴻章的授意下上《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正式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並認為這是自強的關節點。劉折中具體提出應修從北京分別到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這四條鐵路。但由於經費緊張，不可能四路並舉，建議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局勢的演變和劉折的充分論證，使清廷再也不能不為所動，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鴻章、劉坤一就此表意見。

歷史的裂縫鐵路與政爭修建鐵路是李鴻章的一貫主張，而劉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寫了《妥議鐵路事宜折》，約四千，將壓了幾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對修建鐵路的最大阻力是“道義”、“傳統”、“祖宗成法”，所以他先必須進行“意識形態自衛”或“意識形態證明”，論證現在修建鐵路與中國古代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本質一樣，目的都是以濟不通、以利天下。針對頑固派一貫堅持的理論，認為機器是敗壞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強調機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風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勢，非智力所能強遏也”。然後，他再概述國際局勢，強調鐵路在列強興起、強盛中的作用。從國際形勢再說到中國面臨的險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鐵路的“九利”。對這“九利”，他不吝文字，詳細陳說，以期打動朝廷。具體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贊成劉銘傳的主張（其實，劉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他當然明白，朝廷必然會擔心修路經費和主權問題，所以直陳由於所需資金龐大，無論是官還是商，都難以湊集，只能向洋人借債。但他強調，在借洋債時必須在合同中講明一切招工、採購材料及鐵路經營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而且還規定不許洋人附股，強調與海關無涉，由日後鐵路所收之利歸還借款。

然而，頑固派的反對更強烈，力量也更強大。有人上奏指責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歷代帝王及本朝列聖體國經野之法制，豈可輕易縱誕若此！”還有人上奏說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頑固派根本不從“技術”層面反駁洋務派，而是將是否應當修鐵路這種技術問題提升到道德層面，從道德上否定修鐵路，使主張修鐵路者居於“不道德”的“道德劣勢”。對鐵路，也要問一問是姓“君（主）”還是姓“共（和）”，對什麼器物都要問“姓”什麼的“性質”之爭，將技術問題道德化、意識形態化，也可說是中國的悠久傳統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