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貝多芬中國“獲勝”記（5）（1）

這兩位土耳其音樂家絕想不到自己的訪華演出竟會如此複雜，甚至引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一場**，所以當對外友協與他們商量是否同意延期訪華時，他們仍欣表同意。於是對外友協只能第三次打報告，又經層層批准，報到中央。11月16日，周恩來再次批示：“有關演齣節目的曲目簡介，李德倫同志已分送春橋、**、文元同志，請予審閱。本件擬同意，現送洪文、康生（暫不送）、劍英、德生、春橋、文元同志核閱。退外交部。”（《李德倫傳》）但**見該件后在11月18日批示道：“建議今後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嚴重的！”第二天，即11月19日，此時處境非常困難的周恩來還是軟中帶硬地針對**的批示再作批示：“今後應儘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我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的文藝團體。”（《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

周恩來的處境之所以越來越困難，是因為11月17日，“**依據不可靠彙報，誤認為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說了錯話。今日，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到**處開會。**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斥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起而與之爭辯。十八日，周恩來兩次向**書面報告政治局會議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11月21日—12月初，根據**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會上，**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周恩來違心地作了檢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

就在周恩來被政治局開會批評的況下，12月7日，北京民族文化宮禮堂召開了都文藝界群眾大會，傳達**的批示，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泛濫”。會議主持人說：“這是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問題”，“不要認為是個別人心血來潮，偶然提到、無關緊要，而是要肅清流毒的問題”，“一定要提示出這種思想的實質和目的是什麼，講這種話的人代表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抽掉階級的人性論”，並說邀請外國音樂家來華演出是“開門揖盜”。12月25日至30日，又在天津召開全國各省市文化局幹部和部分音樂界人士參加的大會，這次連開五天的會議有110人參加，主題仍是貫徹**指示和批判“無標題音樂”。主持人說，**批示“對整個文學藝術領域都有重要而深刻的意義”，“對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是很及時、很必要、很重要的”。批判提倡“無標題音樂”是“替文藝黑線翻案”，“有的人懷着對無產階級*的刻骨仇恨，公開跳出來，非常囂張”，“某些人崇洋思想抬頭，對外國資產階級文化滲透喪失警惕，相當嚴重”。批判矛頭直指周恩來。（《李德倫傳》）在這種況下，1973年周恩來與來訪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pierreelliotttrudeau）商定的翌年溫哥華交響樂團訪華演出，被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