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貝多芬中國“獲勝”記（3）（1）

二

“*”中，個人聽西方音樂都是罪過，更不要說演奏這些樂曲。不過，當1972年中美最高層接觸之門打開時，“貝多芬們”在中國的命運更為複雜、奇特，成為當時中國政壇*的“工具”。

1972年8月，為了慶祝羅馬尼亞國慶，廣播電台請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諸如《雲雀》等羅馬尼亞的民間音樂，周恩來批示：“由廣播局和文化組負責審查一下，如音樂健康，有民族特點，還可以播放。”但**針鋒相對地批示道：“千萬不要因為外交關係把靡靡之音在我們電台廣播。文化組的同志們應提高警惕，慎重對待。”由於**堅決反對，此事只能作罷。不過，周恩來仍以婉轉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不同觀點。10月2日，他與朱德、鄧穎超、康克清接見抗戰時期即與他們認識的美國鋼琴家哈登夫婦（haddens）時明確表示，為了使我們的樣板戲能夠拿到外國去，必須允許外國文藝團體如交響樂團及民間歌舞團來華演出。（《交響人生》）

不久，為歡迎西德外長希爾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華，周恩來要李德倫準備演奏貝多芬交響曲，李提出演奏貝多芬的《命運》，得到周恩來認可。但希爾來華時，“文化組”負責人于會泳以時間緊張保證不了演出質量為由，指示停止演出。基辛格來華時，李德倫與**、于會泳一起討論曲目時，《命運》因被于會泳認為是宣揚“宿命論”而被否定；李德倫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頌拿破崙”之名否決。最終，獲准通過的是于會泳提出的《田園》，說是歌頌大自然。李德倫暗自忖思，如果按你們的邏輯，《田園》不也可說是歌頌地主莊園嗎？終於，在基辛格訪華時，中央樂團為他演奏了《田園》，雖然是專為他開的內部音樂會，而且由於十年未演奏過外國作品，因此演出質量很低，但這畢竟是十年來第一次演奏外國作品。隨着對外交往的增多，這種演出也有可能增多，周恩來再次專門要李德倫詳細介紹貝多芬的音樂。當李德倫談到《英雄》時，周恩來說：“貝多芬交響曲是好的嘛。拿破崙怎麼了？拿破崙並不是那麼壞嘛，他是雅各賓黨，是革命的嘛。拿破崙當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個拿破崙法，是徹底把封建特權剷除了。”談話后，周恩來還要李德倫寫了一個關於貝多芬音樂的詳細材料，直接送到國務院。（《李德倫傳》）

1973年3月到9月，英國倫敦愛樂管弦樂團、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和美國費城交響樂團等世界一流交響樂團來中國演出，這在閉關多年的“*”中的確是引人注目的大事。雖然邀請他們來華演出，但中方規定來華演奏的曲目最終要由中方決定，實際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決定。這些樂團對中國況略有所知，所以節目中都有諸如《黃河》、《紅色娘子軍》、《工農進行曲》等中國的“革命”曲目。費城交響樂團報來的演奏曲目中有貝多芬的《命運》，中方未表反對，但飛機快着陸時，中方突然要求一定改奏《田園》，只因**又表示《命運》歌頌“宿命論”。

美國駐北京聯絡處政治部主任卜勵德（nicholasplatt）知道這是**的決定，不能改變，但他也知道，要讓費城樂團的著名指揮家、已經七十多歲的奧曼迪（eugeneormandy）臨時更改曲目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不能把《田園》列入節目單，演出可能將無限期推遲，對剛剛開始恢復接觸、文化交流剛剛起步的中美關係，負面影響極大。卜勵德急中生智，終於想出一個向奧曼迪解釋必須演奏《田園》的原因。飛機着陸后，他立即對奧曼迪說，中國的革命是一場農民革命，《田園》中描述的自然風光讓革命者感到熟悉和親切，第三樂章中的暴風雨是革命經歷的磨難的寫照，而第四樂章表達的歡快緒正與革命勝利后的喜悅合拍，所以中方要求必須演奏此曲。他後來回憶說：“我知道一點中國革命史，不過這些解釋其實都是我急中生智臨時編出來的。”（榮筱箐：《“田園”對話“黃河”——費城交響樂團跨越35年的訪華之旅》，《南方周末》2008年6月4日）奧曼迪終於同意改奏《田園》，但費城樂團並沒有帶《田園》的樂譜，李德倫只得把中央樂團的樂譜借給他們使用。每個指揮都有自己的風格、習慣，都會在自己的樂譜上作不少記號，奧曼迪用李德倫的樂譜指揮，也是勉為其難。這些樂團的演出雖然作了公開報道，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公演”，因為並不公開售票，而是內部分配給一些單位。在那個年代，得票者必須“政治上可靠”。費城交響樂團在北京演出最後一場時，**出席，以示“友好”，但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ottorinorespighi）的《羅馬的松樹》中表現羅馬軍團進軍的聲響使她非常反感，她不滿地說：“這哪兒是松樹，松樹有這樣的嗎？”“松濤也沒有這樣響的呀？！”（羅筠筠：《李德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