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學不是衙門（5）（1）

重返北大的蔡元培本想從從容容地將自己的教育理念一點點付諸實施，但近代中國政治風雲變幻莫測，蔡元培亦不能不一次次身陷其中。***時代，未給他從容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他曾與胡適等人一起出面呼籲成立“好人政府”，希望以此改變政治的黑暗。軍閥政府為了收買人心，似乎響應他們號召，成立了所謂的“好人內閣”，蔡元培對此一度抱有一分希望。然而，1923年11月，軍閥政府終於暴露出本來面目，製造冤案，搞垮“好人內閣”。蔡元培在失望和震驚中於1924年元月提出辭職，並於1月19日在各報刊上刊登“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的啟事，於1月23日離京抵津，最終離開了北京大學。

“校長”北大是蔡元培一生中最輝煌的一段，之所以輝煌，就在於他在中國播下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火種。但他深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前提是“教育獨立”，在北大的短短几年，他排除重重困難，踐行“教育獨立”的理念。1922年3月，他在《教育獨立議》一文中寫道：“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此時，他在北大校長任上已經五年，備嘗艱辛，深知其中甘苦。如果說，他以前關於教育獨立的論更多的是來源於一種觀念和理想，那麼，此時所寫的這段話，則已是飽含風霜的經驗之談，彌足珍視。新文化與新教育

一個重要的思潮或文化運動，其“文本”意義總是深嵌於社會之中，倘脫離其社會背景，無視其後果，便無法正確、深入地分析它的意義。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們總是習慣於把思想家的論、話語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這種習以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將“文本”從社會脈絡中挖出，使之成為與社會變動和展完全無關、完全隔絕的“獨白”。說沒有背景，思想沒有來龍去脈，郢書燕說，自難避免。現在，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經常被認為是“全盤反傳統”、“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亦源於此種“唯文本”研究——新文化運動先驅人物確實不乏這類激烈的論述。其實，新文化運動建樹多多，最直接的一個成果，便是1922年對中國教育影響殊深的新學制的建立。1922為舊曆壬戌年，因此史稱“壬戌學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國並非無源之水，從洋務派創辦各種“洋務學堂”起，新式教育就開始在中國落地，漸漸生根。但這時只有零星的學校而無全國的學制，直到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學堂章程》，時稱“癸卯學制”，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以法令形式正式頒佈且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學制。它確立了中國現代學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國現代學制的第一塊基石，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覆滅，其教育的宗旨當然是“忠君”與“尊孔”。辛亥革命后，*臨時政府頒佈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稱“壬子學制”。新法令廢除了小學的尊孔讀經，取消了“癸卯學制”中專為貴族子弟設立的貴胄學堂，學製為小學七年，中學（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為新的教育宗旨。對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釋說：“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榜者，曰自由、平等、博愛。道德之要旨，盡於是矣。”無論清末的癸卯學制還是民初的壬子學制，主要內容都是仿效、學習日本的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