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學不是衙門（6）（1）

袁世凱為當皇帝復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復學校祀孔典禮。***袁世凱及隨後的張勳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運動的直接起因。新文化運動以*與科學為核心價值觀念，強調個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運動想以思想啟蒙、文化創新入手改造國民性，進而改造社會與國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養成。因緣際會，新思想在幾年間便由少數人的觀念而在知識界、教育界蔚為大觀。舊的教育理念和學制體系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在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正式承認的全國教育聯合會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蔣夢麟任總編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國教育聯合會在1919年和1920年這兩屆年會中都討論過學制改革。在新文化運動中影響殊深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deweyjohn）和實用主義教育家孟祿（monroepaul）先後來華，在全國各地演講，探討中國的教育問題，對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響。1921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七屆年會在廣州召開，學制改革為主要議題，廣東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後決議以廣東方案為基礎，徵求全國意見。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開全國學制會議，提出新的學制改革方案，並提交全國教育聯合會第八屆年會討論。10月中旬，第八屆年會在濟南召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是會議的重要人物。會議開始，*特派員代讀了教育總長湯爾和的簡短致辭，然後就開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廣東學制改革草案，實際是希望聯合會贊同*學制會議提出的較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對此，與會代表憤怒異常，大表不滿，會議很難繼續開下去。這時，胡適表演講，嚴厲批評*打官腔，完全不提廣東方案，指出聯合會也可以完全不理會*學制會議方案，直接討論廣東方案。但這樣雙方彼此打官腔，無法對話、溝通，終究不成事體。他提醒大家說：“我們為的是要給*制定一個最適宜的學制，不是彼此鬧意氣；所以我希望聯合會的同人，千萬不要再打官話了，還是老老實實地根據廣州的議案，用學制會議的議決案來參考比較，擇善而從，定出一個第三草案來，把學制問題作一個總結束，呈請*頒佈施行。”胡適的觀點得到大部分會員的贊同，但有些激進者仍不滿意。一位浙江的許姓代表仍上台大罵*：“*是什麼東西？配召學制會議？學制會議是一班什麼東西？配定新學制？你們請看這本學制會議的新學制，哪裏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舊制。什麼學制會議？明明是和我們教育聯合會開玩笑。現在的教育總長和次長是什麼東西？湯爾和、馬敘倫都是我們浙江人，我現在興之所至，且把他們的丑歷史報告給大家聽聽……”於是，他在台上大罵總長湯爾和與次長馬敘倫，*兩位特派員也只能坐在台上靜聽。（《記第八屆全國教育聯合會討論新學制之經過》，《新教育》第5卷第5期）不知這是當時*的反映還是政府權威的缺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痛罵*、教育總長和次長當然大快人心，但並不能解決問題。會下，各方密切磋商，尋找解決方案。最後，*兩位特派員專門拜訪胡適，請他斡旋。在胡適的一再勸說下，他們表示*學制會議的原案可以修改，並要胡適提出折中修正案。胡適起草新提案時，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廣州案，而詞句上多採用學制會議案”的方法，使“舊瓶裝新酒”的新提案獲得通過。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的名義頒佈了新的《學校系統改革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