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學不是衙門（3）（1）

北大文科一直為桐城派古文家把持，守舊派居統治地位，新思想、新觀點不為所容。***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蔡元培的辦學方針，為打破守舊派的“一統天下”，使北大學術、思想多元化，他着重聘請具有新思想、新觀點的學者到北大任教。在短短時間內，就聘請了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新思潮的代表人物（1920年，魯迅也來到北大）。為了表示“禮聘”之誠，他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允許其將非學術性的思想性刊物《新青年》帶到北大出版。新文化先鋒迅速雲集北大，“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蔡氏支持新學派，但並不壓制堅守傳統的舊學派，因此北大同時還有政治或學術觀點屬於舊派的學者，如仍拖長辮的辜鴻銘，擁護袁世凱稱帝、“籌安會”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以及黃侃、崔適、陳漢章等。當年僅24歲、且無學歷的梁漱溟在佛學研究方面才華初露時，蔡元培立即破格延請其來北大任教，絲毫未考慮他的學術、政治觀點的“新”與“舊”。

如果說蔡元培對“新”派表示了更多的支持的話，則因此前是“舊”派主導，“新”聲備受壓抑。新舊兼容，使他往往不被雙方理解。他的這種辦學方針，先遭到舊派學者的強烈指責，對此，他作了公開回答，提出了著名的兩點主張：“（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當激進的青年學生猛烈攻擊舊派學者辜鴻銘、劉師培，並對蔡元培仍聘用他們表示不解時，他則開導勸說，希望他們學習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他們也去擁護復辟或君主立憲。將教師的政治觀點與學術水平分離，學校只問其學術水平而不干涉其政治觀點。這種將“公”、“私”區分，“互不干涉”的劃分標準，無疑能廣羅人才。

中國向有將不同思想觀點誣之為“異端邪說”而不容其存在、強調思想“大一統”的傳統，蔡氏這種容納各派、包括自己並不贊同的思想派別，真正鼓勵百家爭鳴的做法，確開一代新風。其實，這也是辦好大學的基本條件。但在中國語境中，要做到這一點委實不易，權力總想介入學術；亦總有人不敢或無力進行學術爭鳴，因而乞求權力介入學術。隨着新舊文化爭論越來越激烈，政府開始介入，支持強調傳統的守舊派。一些議員向教育總長傅增湘示意，如果不撤去蔡的校長之職並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逐出北大，便要彈劾傅增湘。1919年3、4月間，總統徐世昌幾次召見傅增湘、蔡元培等，對蔡施壓。傅還在徐世昌的指令下致信蔡元培，要求其對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師生嚴加管束，並點名嚴責北大學生創辦的《新潮》雜誌。對此蔡元培複信反駁，並為新思潮提倡者辯護說：“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之《新潮》出版以後，又有《國故》之行，新舊共張，無所缺畸。在學生則隨其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甚願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他再次強調：“大學兼容並包之旨，實為國學展之資。正賴大德如公，為之消弭局外失實之。”教育總長傅增湘雖有總統支持，對蔡卻無可奈何。這種為維護思想、學術自由，不畏強權的凜然風骨，的確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