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學不是衙門（2）（1）

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擴大、鞏固了教授治校的範圍。***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教授治校，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教授治校使教授在大學的決策與管理中起決定性的或主導的作用，減少了行政對學術的干擾，學校的行政機構確實起到了服務與輔助作用，而不是外行領導內行，行政部門“喧賓奪主”或“反客為主”，業務部門反過來為行政部門服務。而且，教授治校是基層*政治的一種拓展。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說明，*政治完全可以在“基層”先實行，而這種“基層*”的漸次展開恰恰是*政治的重要基礎。教授治校是大學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重要保證，使大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和*的干擾，在不*的社會中營造出一個相對獨立的、*的“小共同體”。他曾這樣評說對他影響至深的德國大學制度：“德國革命以前是很**的，但是他的大學是極端的平*義；他的校長與各科學長，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舉的；他的校長，由四科教授迭任。”他營造的北京大學，即是這種生存於**社會中的一個*孤島。

對以探索、傳承知識為天職的大學來說，這種*格外重要。對知識的追尋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險，必然充滿種種失誤、錯誤。只有這個學術共體中的每個人都能獨立、平等地、批評、被批評，彼此能暢所欲地交流、商榷，不同學術觀點百家爭鳴，才有獲得知識的可能。現代思想家波拉尼（michaelpolanyi）認為，這種共同體應該形成的是“普遍權威”（generalauthority）而不是“特定權威”（specificauthority）。所謂“普遍權威”是指每個人都有獨立的知識、規則的“詮釋權”，這種權威是共同體中每個人都自由、充分地表達各自觀點后，相融而成的一種普遍意見，其權威是在*制度下，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形成的。相反，“特定權威”則是規定只有高高在上的“中心”、“總部”才有知識、規則的“詮釋權”，一切重要的詮釋和變革創新都由這個“特定權威”布命令、出宣告，而成員只能服從其決定，其權威是由上面指派的。波拉尼進一步指出，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權威觀念，一個要求大家自由，另一個要求大家服從。兩相比較，“普遍權威”更有利於科學、知識、學術的展進步。“在科學上面設立一個明定的權威類型，對科學極具毀滅作用，由科學意見以正常方式來運用的‘普遍權威’則為科學之繼續存在所不可或缺。”

蔡元培的這一系列改革，使“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一治校方針的實施獲得了制度性保障。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具體落實，是從北大文科整頓開始的。

他在《〈北京大學月刊〉刊詞》中申明：“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但他深知“吾國承數千年學術**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提倡思想、學術自由至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