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學不是衙門（1）（1）

1917年元月就任北大校長時，年已半百的蔡元培在政壇和學界的地位早已奠定。***此後在北京大學的短短六年，是他壯闊一生中最為輝煌、最具歷史意義的一段歷程。時至今日，他之所以一直被人們以崇敬之心、景仰之反覆紀念、思念、懷念、探討、研究，蓋因“北大校長”矣。在蔡氏之前之後就任北大校長者不乏其人，而唯獨他享此尊榮，足見並非“北大校長”使其有此崇高歷史地位，而是他“校長”北大而使中國教育、文化進入新境界。

1916年夏，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暴斃而亡，中國開始陷入軍閥混戰。各路軍閥忙於你爭我奪，無人關注教育，客觀上為教育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自主的空間。1916年末，蔡元培在友人的力邀下回國，於1917年元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被稱為老爺，多數學生都雇有當差，是為了做官而求學。而學堂的監督和教員則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多為官僚。由於學生是為今後做官而來，所以教員受歡迎的程度不是由其學問的高低而是由其官階的高低所決定。1912年民國成立，出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便想將“衙門”化的京師大學堂改造成真正的大學，將學校改名為北京大學，總督改為校長，各科監督改為各科學長，等等。但他不久即辭職而去，未能實現改造北大的計劃。1917年他重返北大時，現並無根本性變化，他曾談起當時北大學生“仍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北大仍是舊式“衙門”。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新學期開學典禮。在校長就職演說中，蔡元培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財思想”。“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他要求學生抱定研究學問的宗旨，注重道德修養，敬愛師友。以後他多次強調“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是做官的場所。他在給吳稚暉的信中談到改變北大校風的計劃，先“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

是“純粹之學問家”受重視還是由官僚政客或所謂“學官”主導，這對任何大學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強調大學是“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而不是“衙門”，確實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任何機構都是一種組織，都要有制度管理，要有管理者，大學自不例外。但把大學作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與將其作為“衙門”的管理方式則大不一樣。

在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前的北大，實際上就是一個“衙門”，一切都是校長說了算，所有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等極少數人參與決定，連各科學長都不得與聞，一般教授、講師更無緣置喙。在德、法遊學多年，深受“教授制校”的現代大學制度影響的蔡元培認為，北大這種“組織形式形同**政府；隨着*精神的高漲，它必然要被改革掉”。他決心改變這種“衙門”式管理體制，代之以*的現代學術機構的管理體制。

1917年，他到北大不久，就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和權力機構，負責學校各種章程、法規的制定。同時，各學科的廢立、各門課程的多少及改革、學校的財政安排、聘請新教授等事項，均須經評議會嚴格審核才能通過。評議會的評議員全部是教授，校長與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各科評議員由本預科各選兩名教授做代表，任期一年。文科學長陳獨秀，文本科教授胡適、章士釗，文預科教授沈尹默、周思敬等都曾擔任過評議會評議員。1917年底，他主持召開評議會會議，決定設立各學科教授會，教授會會員由各科教授和講師組成，教授會主任由會員推舉。1918年，共成立了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法律、政治、哲學、經濟、法文、德文等共十一個學科教授會。1919年北大採用分系制后，學科教授會改由各系成立教授會，系主任由本系教授會會員投票選舉產生。在學校行政管理方面，蔡元培也採取一系列措施保證教授參與管理。1919年底，在評議會下另設立三個機構：一是行政會議，作為全校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關，負責實施評議會的各項決議，成員必須是教授，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及教務長、總務長組成，校長兼行政會議議長；二是設立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由各系學科主任組成，從中推選教務主任，統一領導全校教學工作；三是設立總務處，設總務長一人，主管全校人事與雜務，總務長也由教授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