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張”的命運（2）（1）

與張佩綸相比，其貌不揚、身材殊矮的張之洞則低調、老到得多。***有人統計，他身居“清流”時所寫的數十本奏摺、附片，彈劾他人者絕少，幾乎都是“事”而非“對人”，即多為對內政外交的建獻策。他彈劾、諫議的案件雖然很少，但由於善於把握時機與分寸，參與的為數不多的幾樁，如“東鄉案”、“崇厚案”、“庚辰午門案”等都獲成功，故也大名鼎鼎。所以有人說，與其他“清流黨”人相比，張之洞“宦術甚工”，即精通當官之術。他為慈禧違反家法和祖制強立載湉（即後來的光緒）為帝辯護，深得慈禧好感。而他與陳寶琛不避慈禧太后威嚴抗疏力爭，使慈禧改變原議的“庚辰午門案”，為他贏得了“錚回天”的一片讚譽，此案也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為官之道。

“清流”當然知道慈禧是最高統治者，所以在關鍵時刻，一些以維護綱常名教為己任的“清流黨”人不惜枉禮枉法，支持慈禧，助其渡過“合法性危機”。1875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於同治帝沒有子嗣，皇位繼承便成了問題。按照“祖宗家法”，皇帝死後無子，應從皇族近支中選出一男性晚輩繼承帝位。同治皇帝載淳是“載”字輩，其下是“溥”字輩，按祖制，應從“溥”字輩中選一人繼承帝位。但立“溥”字輩的人繼承帝位，慈禧將因其孫輩為帝而被晉尊為太皇太后，位雖尊卻不能再垂簾聽政，所以慈禧不惜違反眾意，破壞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清王朝最高統治者一再強調不能更改的“家法”於不顧，堅持一定仍要從“載”字輩中選擇嗣帝。也就是說，要從同治皇帝的平輩，即諸堂兄弟中選新皇帝。挑來挑去，慈禧最後選中了醇親王奕的兒子載湉。因為當時載湉只有四歲，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簾聽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由於慈禧早已大權在握，所以眾人對她強立載湉為帝雖十分不滿，但無人敢公開反對。只有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和御使潘敦儼上奏，非常婉轉地表示不滿，前者被慈禧傳旨申飭，後者受到“奪職”的處分。慈禧這種“枉國法、干輿論”的做法只遭到了一兩個並無實權的官員溫和的反對，很快為其壓下。四年之後，即光緒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吳可讀借慈禧給同治帝及其皇后舉行“大葬”之機，在薊州的一所廢廟中服藥自盡，以尸諫抗議慈禧的行為。他在遺疏中公開指責慈禧“一誤再誤”，力辯大清二百餘年來“以子傳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錯誤做法而改變。此次吳可讀以死犯諫和其遺疏的激烈辭，使朝野震驚。自知理虧的慈禧明白，吳可讀以死相諫，如果像上兩次那樣一通上諭申斥不僅無用，而且有可能激起眾怒，於是採取以退為進的方法，令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數“將吳可讀原折妥議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這些大臣當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動大家為她解圍，同時也考驗每個人的態度。“清流”之輩張之洞、寶廷、黃體芳、李端棻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為慈禧辯解。張之洞重申慈禧說法，強調此舉“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為皇上所深願”，“本乎聖意，合乎家法”。他強調，儒家經典的一些“精”已“實不切於今日之事”，如果有迂儒引用這些“精”干擾當今國家大事，自然於國家、朝廷不利。最後，禮親王世鐸也具折上疏，反駁已經死去的吳可讀，為慈禧辯解，這場風波終告平息。慈禧能渡過嚴重的政治危機，張之洞之疏影響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開始受到慈禧的“恩寵眷顧”。事實說明，所謂“綱常名教”，說到底只是這些以維護意識形態純潔性自命的“清流”手中的工具，既可以違背綱常名教之罪名打人，也可以綱常名教不切合今日實際為某人辯護，是“打”是“辯”，端看自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