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歷史的見證者：容閎的獨特意義（2）（1）

1846年年底，勃朗校長夫婦因病準備返美，臨行前表示願意帶三五名學生一同赴美留學，容閎第一個表示願去，隨後又有兩人表示願意去。由於容閎三人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勃朗設法為他們解決了路費、學費等留學的所有費用，而且還給他們每人的父母籌到了一筆贍養費。這些都使容閎十分感動。在容閎的青年時代，勃朗對容閎最為關心，處處提攜，對他的幫助最大，影響也最大。勃朗一生從事教育事業，以改革舊教育、提倡新式教育為己任。他提倡教育*、平等、自由的觀點，成為容閎教育觀的基礎。後來，容閎對太平天國提出的“七策”中關於教育制度的系統藍圖，就源於勃朗的《致富新書》中的有關論述。容閎長期提倡的學生德智體全面展的教育宗旨，也是勃朗關於各科教育協調展的辦學方針的延伸。

1847年1月4日，容閎與其他兩位同學一起跟隨勃朗校長從廣州黃埔港乘船赴美。經過埋葬拿破崙的聖赫勒拿島時，船隻短暫停留，補充給養，容閎一行也上岸一游。他們來到拿破崙的墓地，見墓前有株大柳樹在風中搖曳，於是各人折下一枝青柳，帶到美國。4月12日，他們到達紐約，容閎沒想到紐約的繁華竟超過了自己幾年前的“意想”，而幾年前的“游紐約”的幻想今天竟成為事實，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變成事實，這使他今後做事更加堅韌。

稍事休息，他們便從紐約再往馬薩諸塞州，入孟松學校。在孟松學校哈蒙德校長的教誨、影響下，容閎閱讀了大量文學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尤其愛讀《愛丁堡評論》雜誌。在18世紀早中期的英國，一些著名學者如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思想家邊沁、哲學家哈奇森和休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文學家司各特、社會學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躍在蘇格蘭地區，以愛丁堡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思想派別，被稱為“蘇格蘭啟蒙學派”。歷史學家伯克雖然來自愛爾蘭，但由於長期生活在蘇格蘭，所以也常被歸入這個學派。18世紀的蘇格蘭實際上成了當時英國文化繁榮的代表，蘇格蘭的文化中心愛丁堡被稱做“大不列顛的雅典”。蘇格蘭啟蒙學派具有強烈的經驗主義和反唯理論特點，重視個人知識在形成人類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識，強調社會演化的重要性，主張經濟放任主義。容閎愛讀的《愛丁堡評論》雜誌，則是蘇格蘭啟蒙學派的重要陣地。他們還從新知識和啟蒙思想的角度抨擊過牛津和劍橋大學教育的腐朽衰敗，表達了他們對大學教育的失望。在後來容閎對中國傳統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對中國社會改革的觀點中，也可以看到這份雜誌的影響，可以看到蘇格蘭啟蒙學派潛移默化的間接影響。

容閎無疑是最早接觸、接受近代啟蒙思想的中國人。雖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間接的、感性的，並因過於“超前”而影響不大，但其象徵意義不容低估，預示着近代啟蒙思潮即將衝激古老的中華帝國。君不見，“啟蒙”在近代中國雖然屢遭挫折，甚至“夭折”，但又屢屢重生。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蘇格蘭啟蒙運動”終於開始引起國內思想界、學術界的重視。時距容閎接觸蘇格蘭啟蒙運動，已整整一個半世紀。作為具體的個人，容閎的經歷純屬偶然；但作為“符號”出現的“容閎”，是全球化中國進程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