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歷史的見證者：容閎的獨特意義（3）（1）

崇洋不媚外

從孟松學校畢業后，容閎於1848年考入耶魯大學，但他根本負擔不起昂貴的學費。***這時，有關教會願意為他提供資助，但條件是畢業后要當傳教士回到中國傳教。雖然容閎在這一年已正式成為基督教徒，但拒絕了教會的資助。他表示，我雖貧窮，但生性自由，畢業后只選擇對中國最有益的工作。正在困難之際，勃朗先生幫他找到了一個婦女會提供的資助，使他最終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袍、拖着長辮子順利地走入耶魯大學。在大學的幾年中，他學習刻苦，文科成績優秀，不過數學不好。他還利用課餘時間半工半讀，管理圖書，擔任二、三年級同學司膳，供應飯菜。他還參加了足球隊和划船隊，是划船隊的主力之一。這些使他贏得了同學的尊敬，也使他對美國社會了解得更深。雖然他在美國的大學生活如魚得水，但他仍時時想起祖國，他說：“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形，時觸予懷，適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為之怏怏不樂。”“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他親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強，更感到中國的落後，但最使他憂心不已的，是當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仍然茫然無知，仍認為中國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學時就自問：“我將用自己的所學去做些什麼呢？在大學的最後一年結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將要付諸行動的事在心中規劃出一幅略圖。我決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國的年輕一代應當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利益；這樣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文明富強的國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實現這一目標，而此目標猶如一顆明星，時刻指明我前進的方向。”事實證明，從他1854年回國到1872年辦成留學之事，歷經十八年，他一直為此目標努力奮鬥，忠貞不渝。1854年，容閎以優異的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於這年秋天自紐約乘船踏上歸程，決心用自己學到的新知識改造離別了八年的祖國。

他為報國而回，但尷尬地現自己對漢語已十分陌生，所以於1855年夏天在廣州補習了半年漢語。就在這其間，他看到時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殘酷*農民起義軍，屠殺上萬人，屍橫遍野。他對此憤怒異常，因而認為農民的造反有一定道理，對太平天國也有一定好感。

當時只有通過“科舉”才能進入體制內，他雖是美國名校畢業的“海龜”，卻“無人識”，於是只能通過關係給在廣州的美國代理公使伯駕當秘書，薪水不高，且為國人看不起。他想通過伯駕結識中國官員，向他們提出派中國學生出國留洋的建議。然而，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機會結識中國官員，於是在三個月後辭職，來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審判廳當翻譯。他勤奮鑽研法律，沒想到卻遭到了香港英國律師的聯合反對。他們認為容閎是中國人，又精通英文，會搶了他們的飯碗。容閎於是憤而離開香港，來到上海，在英國人掌管的上海海關處任翻譯。海關工作輕鬆，薪水極高。他曾問總稅務司、英國人李泰國，自己今後有升為總稅務司的機會沒有。李泰國明確告訴他，中國人絕無此希望。容閎感到這是對華人的侮辱和歧視，於是決定辭職。李泰國認為容閎的真實意圖是嫌薪水太低，只是想藉此提高薪水而已，於是把容的薪水突然提高到白銀200兩，以挽留容閎。但容閎志不在此，堅決辭職，離開了收入豐厚的海關。他的親戚朋友都不理解他為何放棄報酬如此優厚的工作，不知道他究竟想找什麼樣的工作，覺得他是個怪人。他寫道：“我們來到人世間，不能只是為了動物般的生存而單調乏味地勞碌着。我為了求學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我以為我應當儘力利用自己所學到的有限知識，與其我個人受益，不如成為我民族所共有的福祉。我不斷更換和改變職業，只是為了弄清楚我的忍受力，以及我怎樣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造福於中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