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歷史的見證者：容閎的獨特意義（1）（1）

一部風起雲湧的中國近代史，幾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階級間的生死大搏鬥，刀光劍影，險象環生。在這充滿血與火的歷史舞台上，無論“進步”還是“反動”、肯定還是否定、讚揚還是批判，人們的目光自然容易長期“聚焦”於林則徐、洪秀全、楊秀清、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慈禧、袁世凱、孫中山、黃興……這些叱吒風雲的人物。不過，他們都是某一歷史階段的“主角”，而未能參與近代史的“全程”。而遠非風雲人物的容閎，卻是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容閎被稱為中國近代“留學之父”和“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實，他的貢獻遠不僅限於教育領域。他的一生，不僅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而且有迥異於他人的獨特意義。

啟蒙先驅

清道光八年（1828年）深秋，容閎（原名光照，號純甫）出生在廣東香山縣一戶貧困農家。此時，原屬香山縣的小島澳門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國曆有邊患，對一個遠離中原、荒蕪不堪的彈丸小島被“紅毛夷”占租，朝廷長期以來並不以為意。然而，自15世紀地理大現之後，全球化的過程已經開始，澳門的被租占其實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節。這種背景與傳統邊患完全不同，其意義遲早會在歷史的進程中表現出來。因此，在華夏文化版圖中長期處於“邊陲”的嶺南地區，必將一躍而得全球化的“風氣之先”，成為引領近代中國的先進之區。當時尚屬偏僻之地的貧窮農家之子容閎，因緣際會，成為歷史新潮中“向濤頭立”的弄潮兒。

明中後期，西方的自然科學水平已經超過中國，來華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將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作為傳教策略。從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傳教士仍可在中國傳教。而後因與教會生矛盾衝突，從康熙朝後期直到鴉片戰爭前，清朝一直實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傳教士一直沒有停止悄悄在中國沿海傳教的活動，並為貧窮人家興辦一些醫院和學校，以吸引人入教。葡佔澳門自然成為傳教的大本營。

幼小的容閎白天幫家裏做力所能及的農活，遊戲，撈魚捉蟹，晚上在油燈下聽在私塾讀書的哥哥誦讀《論語》、《孟子》、《中庸》和唐詩宋詞。容閎七歲時，父親把他送到澳門一所教會學校上學。之所以將小兒子容閎小小年紀就送到外國教會學校上學，容父有一個貧苦普通農民最簡單、最樸素的想法。他供養大兒子讀傳統的私塾，想讓他走中國傳統的科舉功名之路，通過科舉當官。但他家貧窮，只能供養一個孩子讀書，無力負擔小兒子容閎讀私塾。而外國教會學校不僅免除學雜費，還免費提供食宿，正好可將容閎送去讀書。另外，他曾看到鄰居就因有人懂得一些“紅毛夷”的“番話”而財，這給他以啟：大兒子走讀書做官的路，小兒子走讀書財的路。這些都說明，與澳門緊鄰的廣東香山地區的窮苦民眾最早破除了“華夷之辨”、“華夏中心”等傳統偏見，接受外來文明已無心理或文化障礙。

在教會學校，容閎學習英語和近代自然科學課程，又兼聽中文教師講授《四書》、《五經》。不久，這所學校停辦，容閎回家務農。1840年，容閎的父親病逝，家中更加貧困，容閎有時做農活，有時挑擔沿街叫賣。這年秋天，經人介紹，容閎再到澳門，在一家天主教辦的印刷廠當童工，11月進入教會辦的馬禮遜學校讀書。自從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后，西方傳教士和有關機構紛紛由澳門遷往香港，容閎也隨馬禮遜學校由澳門到香港。馬禮遜學校的校長是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美國人勃朗牧師，這所學校開設中西課程，實行中英文雙語教育，中文教育仍以《四書》、《五經》為主。幾年的教會學校教育，使容閎對西方歷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崙的偉業、紐約的繁華，曾寫過一篇題為《溯哈德孫河遨遊紐約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對大都市紐約摩天大樓林立繁華盛狀的“意想”。這些都表明一種“世界”的知識、觀念，正在華夏文化“邊陲”的“草根”中一點點傳播。而當時絕大多數國人，對此都一無所知。如果說林則徐、魏源是近代中國“精英”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那麼容閎等幾個鄉間窮小子，則是“草根”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覺的”，而容閎的“看世界”則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