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提爾皮茨戰略的缺陷（3）

六、提爾皮茨及威廉二世的“威懾理論”與德國不要在羽翼未豐前激怒英國兩者也自相矛盾。顯然，威懾行為相對於德國艦隊實力大大提前了，而且十分張揚——“威懾”，應當建立在實力相當或者佔有優勢的況下，而在德國艦隊實力與英國艦隊相差尚遠的時候進行“威懾”，如同小孩向大人炫耀武力，結果自然只能招致英國及時制訂作戰計劃，進行戰爭準備。

七、提爾皮茨富有遠見地預見到了英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會因與法國、俄國在全球範圍內爭奪利益而分散兵力，但卻沒有考慮到英國在必要時會捨棄外圍利益、集中海軍兵力保護英國本土。未能考慮對手會調整安全政策，這作為最高規劃者似乎是一大失策。

八、提爾皮茨擴軍計劃最嚴重的一點失誤就是：德國海軍在制訂計劃的時候，始終按照巨艦大炮的方向展，一直忽視了潛艇的作用。直到第一次大戰爆后，德國才現潛艇能夠揮獨特的作用，甚至能夠承擔龐大的水面艦隊無法承擔的作用，那就是執行具有戰略作用的破交戰。

九、提爾皮茨雖然是一位卓越的海軍創建者和規劃者，但是在政治方面缺乏俾斯麥那樣的政治判斷力，其海上決戰思想也顯得幼稚，甚至有點可笑。他只知道進行海軍建設規劃，殊不知海軍競賽本身就是一種國家間的實力戰爭和政治戰爭。在海軍競賽中，英國制訂了極具震撼力和威懾力的計劃，即德國每建造1艘戰列艦，英國應建造2艘，或者保持超過德國60%的戰列艦規模，正如丘吉爾所：“其他海軍大國不但不能以增加努力超過我們，反而會由於我們本身採取的措施而遠遠落在我們後面。”

十、提爾皮茨所提出的海軍建設只局限於海軍，實際上任何國家的海權都不單純只是海洋問題，而是總體策略中的一部分。當判斷出德國意在挑戰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的時候，英國就已經開始調整海外政策。俾斯麥后，德國隨着實力的增長，威廉二世開始放棄俾斯麥的“大陸政策”，轉而推行“世界政策”，外交及國家的戰略中心從俾斯麥時期的維持歐洲大陸均勢轉為積極爭奪海外殖民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獲取“陽光下的地盤”，這與其他大國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尤其是在海上與英國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這一時期，英國是世界第一殖民大國，但這也意味着英國與歐洲其他大國矛盾重重，幾乎在世界各地，它都有歐洲對手：在中亞，英國與俄國是競爭對手；在東南亞，英國與法國互相爭奪；在東亞，英國與法國、俄國、日本、德國以及後來的美國共同侵略和瓜分中國，與俄國、日本矛盾較深；在非洲，英法存在激烈的爭奪。換之，德國與其他大國沒有這麼深的矛盾，外交環境本來比英國好得多，也具備良好的加盟基礎，但是卻被英國逆轉——英國在德國強大的壓力下，也被迫放棄了“光榮孤立”政策，轉而尋求與俄法結盟。英國並沒有像德國那樣大張旗鼓地反德，但是在暗中已經做出了全球應對之策：全球策略上，開始調整與法國、俄國的關係；在全球利益上，已經準備放棄太平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的部分（有時甚至是大部分）利益，收縮防線，集中力量對付德國。1904年，日俄戰爭爆，英法兩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都不願捲入遠東的這場戰爭，同時為了遏制俄國，加快了合作，締結了《英法協定》。這個協定沒有軍事合作條款，但是反德的意圖十分明確，為將來建立反德同盟奠定了基礎。1907年，在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后，英國利用這一良好時機尋求與俄和解，爭取俄國加入反德聯盟。當時，俄國在遠東受挫后，轉向歐洲，也將德國視為主要障礙，希望與法國、英國合作，由此，雙方也很快締結了《英俄協定》。這同樣是一個沒有軍事合作條款的協定，但也同樣奠定了英俄反德同盟的基礎。此後，英國又改變了對法國的傳統政策，在埃及和摩洛哥做出適當讓步，也協調了兩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殖民地糾紛和利益衝突，之後就從地中海撤軍，只保留4艘戰列巡洋艦和1艘裝甲巡洋艦，實際上是將地中海的海權暫時讓給了法國。法國受德國崛起的威脅，也十分願意與英國平息爭端，於是英法很快接近。英國又調整了與俄國的關係，由於英國掌握了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所以可以在土耳其和地中海對俄適當讓步；兩國又解決了在西藏、伊朗、阿富汗等地的糾紛，最終簽訂《英俄協定》。在太平洋，英國早在1898年就採取支持美國的策略，實際上已經承認了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和海權，此後又從加勒比海撤軍，等於承認美國對加勒比海的控制。在遠東，英國無力同時應對日俄兩國，於是轉而採取支持日本，促使日俄兩國在此地爭雄，暫時贏得日本不滲透和打擊其在遠東的勢力範圍，間接保護了在遠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