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節：後現代批評與中國國情(2)（1）

以高度抽象性和符號性為特徵的現代藝術、現代建築更為受眾的自由闡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例如，在2000年舉行的第九屆全國美展上獲金獎的《五角星》，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個五角星以黑色十字架和黑色背景襯托，由銹跡斑斑破碎殘缺凹凸不平的舊金屬片焊接而成，其中還夾雜着鏈條和打穿的空洞。對此，一種觀點憤怒地認為：“黑色與紅色何以相容？銹跡斑斑破碎殘缺的舊薄鐵皮拼湊之物與錚錚閃亮鋼鐵般堅實的共和國之星豈能同義？”“那鮮艷的五星紅旗和莊嚴的國徽，該為這黑色、腐朽、殘破的‘命相’所取代了？”這是對“紅底金星”這一無產階級最神聖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褻瀆！“紅底金星，不僅是凝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形象，也是令一切仇視‘紅色政權’的敵對勢力為之不安的鮮明的政治性符號。因此，任何將‘紅底’篡改為‘黑色’，將‘金星’篡改成‘破碎殘缺’之星的企圖，都是中國人民的感所不能容忍的。”（漢偉：《這是個什麼樣的〈五角星〉》，《中國文化報》，2000年7月1日）

而另一種觀點與之針鋒相對，認為這“是一個舊的帶有斑痕的五角星的形象，以它來反映革命、反映革命歷程的艱難和革命事業的堅強，來象徵革命鬥爭所經歷的那麼多磨難，那麼多創傷，裂開后又焊接，但它還是一個質地堅硬的完整的五角星”，因此“是壯烈的、悲壯的”。“五角星，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多少代人的理想的一種符號，具有象徵性。這個五角星經過了多少磨難、奮鬥、苦難與犧牲，怎麼苦難，怎麼犧牲，始終是一個完整的五角星。”“從這個角度去想，你可以想得很深刻，藝術技法上有讓人琢磨的地方，在思想上給人一種深思，給人一種聯想。”（詹建俊：《〈五角星〉是一個具有革命象徵性的形象》，聞立鵬：《觀念藝術加到繪畫技法里》，《中國文化報》，2000年7月1日）

一個小小的“五角星”，批評家們得出的結論竟如此不同，比魯迅先生所謂從《紅樓夢》中道學家見淫、才子佳人看到纏綿悱惻、革命者從中現反滿革命的差別還要大得多。

近年上海一心要建造的世界第一高樓“上海環球金融中心”風波屢起、一度難產便與這種“闡釋的自由”不無關係。此樓由日本公司投資、設計，這個頂部有圓形“露光”的設計方案公佈后，遭到一片斥責，為數不少的中國建築師聯名上書有關部門，強烈要求更改易令人聯想到“兩把軍刀托起一面日本太陽旗”的造型設計，因為“這建築到時候是要代表中國形象的，代表國家形象的東西如果讓人覺得有隱晦的意味總是不好受的”。如果設計者料到如此，一開始若將這個圓形的“露光”闡釋成不是“日出扶桑”的太陽，而是“東方紅，太陽升”的太陽，兩個細條狀建築面闡釋成人們高張雙臂向太陽致敬，豈不可避免這場風波？對於這些爭論，有關領導曾私下就造型問題與日方交流過。由於方案已不可能大改，於是在最新的修改設計方案上，“露光”的圓洞下部出現了一座天橋，讓人勿將此詮釋成“太陽”。經過這樣修改，此樓終於再度開工。（《似日本軍刀七年難產傳不斷》，《法制晚報》，2004年11月12日）當然，人們仍可嚴厲責問：“在‘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上橫加一杠居心何在，成何體統？是可忍，孰不可忍？”

從後現代觀點看，對同一件作品的觀點截然相反、闡釋出的意義完全不同，非常正常，端看誰能想方設法理論翻新，“爭取民心”，取得“話語霸權”。後現代把批評者的主觀能動性、想像力揮到了極致，對作品可以任意闡釋，沒有任何邊界，不受任何限制，對作品的闡釋實際成為闡釋者的智力展示和學術遊戲，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結舌。確如美國康乃爾大學文學教授卡勒（jonathanculler）在《為“過度詮釋”一辯》中所說：“正如大多數智識活動一樣，詮釋只有走向極端才有趣。四平八穩、不溫不火的詮釋表達的只是一種共識；儘管這種詮釋在某些況下也自有其價值，然而它卻像白開水一樣淡乎寡味。”（艾柯等著：《詮釋與過度詮釋》，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35頁）但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闡釋只有限定在“智識活動”的範圍內才會“有趣”，即無論闡釋者把作品闡釋出什麼“意義”，詮釋如何“過度”，作品創造者的生存狀況不因此受任何牽連影響、不承擔任何責任——這是“後現代批評”的一個外在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