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節：後現代批評與中國國情(1)（2）

現在想來，可以把“萬歲”詮釋成“萬碎”，從只露單耳的側面像中可以解讀出“偏聽偏信”之意，從火焰朝向能分析出政治傾向、態度，不能不使人佩服解讀者的“思想深刻”“目光如炬”。***使人更加欽佩的是，這與幾十年後的今天才開始流行的“後現代批評”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後現代批評”產生於西方的學院之中，自有其思想、學理淵源，但其中也有某些教授是受中國“文革”這種誅心之論的啟，才寫出了汗牛充棟的“理論巨著”，精心建構起“後現代”理論大廈，把“文革”那種粗鄙的“誅心之論”幻化成精緻誘人的學術話語。“後現代”的一個重要理論原則就是“反本質主義”，認為作品本身根本沒有一個客觀的本質意義，以前的批評家竭力從作品來探討作家、藝術家真正的創作本意、觀念和作品的“真實意義”完全不對，因為根本不存在這種“作品意義”和“作者本意”的客觀對應關係。他們把“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展到極端，認為一個作品一經面世，它的作者就喪失了對它的闡釋權，這種闡釋權完全在受眾——讀者、聽眾和觀眾手中。用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的話來說，就是作品一經問世，作者實際已經“死亡”。他的名篇《作者之死》（thedeathoftheauthor）聲震一時，至今仍迴響不絕。也就是說，雖然你喊出“wansui”這個聲音，但你並無權解釋、決定你的意思是“萬歲”還是“萬碎”；雖然你拍了一張人物側面像，但你並無權解釋、決定你的意圖是為了使相片中的人物看起來更加生動，還是要表現其“偏聽偏信”；當你設計火焰時，你無權決定火焰在風中的朝向是為了逼真傳神還是“別有企圖”。意義的決定權完全在受眾，起碼是某些有“話語權”的受眾手中，你只能聽任旁人“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