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節：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1)（1）

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無論是出於策略考慮還是由知識結構決定，康有為是以“托古改制”這一中國歷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國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以鬼斧神工之法顛覆了幾千年來的孔子和儒學形象，再造了一個改革的孔子和儒學，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與合法性。

梁啟超拜康有為為師的時候，正是康有為構建他的儒學時期，梁對乃師的再造儒學大為折服，隨後就參與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等書的編寫工作。維新運動開始之後，梁啟超更是依老師康有為之說，積極主張奉孔子為“教主”、“聖人”，主張立儒學為國教，以此作為變法的最重要理論根據。在著名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他將“保教”與“保國”、“保種”並列為變法的目的。他的《西學書目表後序》則明確要求將孔子奉為教主，強調通過讀經，“當知孔子之為教主”，大力宣揚“孔教之至善，六經之致用”，同時聲明這並非因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也”。在給康有為的信中，他甚至認為此時創立、傳播孔教比維新運動還要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鑽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對在民間設立孔廟、舉行祭孔活動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給駐美公使伍廷芳寫信，建議仿照西方宗教儀式，在美洲的海外華人中勸設孔廟，定期禮拜。

維新變法失敗，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觸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思想進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腦質”為之改變。他脫離了維新時期以托古改制宣揚改革的中國傳統話語，而更多地以西學詞彙、觀念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而同樣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此時仍堅持托古改制理念，並在海外更為積極地進行以孔教為國教的保教活動。對此，梁啟超漸生歧意，終於在1902年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公開反對保教，反對立儒學為國教，與乃師大唱反調。開篇他即聲明：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他承認，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現在之所以反對，先是因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認為各種宗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競爭展。

其次，他認為儒學的本質並非宗教，而持保教論者現在處處模彷彿教、基督教，主張“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姑且不論這種主張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對孔子的誣衊，因為孔子並未像耶穌那樣自稱是上帝之子，也未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他批評保教的根本失誤在於根本不知宗教為何物，誤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後“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三，他承認主張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抵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確說道：“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但真傳教、真信教者，對中國並無害處，而基督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汪若千頃之波”，不但有本土的道教，而且對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教都能容納，何必於基督教獨不能容呢？“至各國政府與鄉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保教之遂能抵抗也。”根本措施是要“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而後，他詳細論述了政教分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問題。他提醒說保教論者自以為高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不知其師康有為讀到此句時作何感想。梁氏還以歐洲歷史上血流成河的幾百年宗教戰爭說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結果，正是巨大的災難，使歐洲各國開始政教分離，“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心魂也”。他特彆強調“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於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於人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因此，社會才大大進步。如果將儒學立為國教，中國將“教爭”立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國民分裂之厲階也，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他告誡說，“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縛國民思想”，因為“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他認為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漢武帝以後，儒學卻成為束縛思想自由的繩索，使思想漸漸窒息。歷代大儒的思想、演說其實“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嫗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狀抑何可憐哉！”他不禁嘆道：“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