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節：“不採O花即自由”的意義(1)（1）

“不採蘋花即自由”的意義

1953年歲末，陳寅恪先生拒絕了有關方面要他北上擔任中國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所長的邀請，並寫短詩《答北客》表明自己態度。***“不採蘋花即自由”，為此詩的最後一句。此句典出柳宗元流放廣西時所做《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末句，柳詩云：“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在“萬死投荒”的流放中，本想采蘋花送經此地的故人曹某以表友，然而，在謫居的險惡處境中，他不能不感嘆連採花贈友的自由都沒有。

在新舊交替之時的陳寅恪，將“欲采蘋花不自由”改為“不採蘋花即自由”，以為只要退為“不採蘋花”、甚至連“采蘋花”之“欲”都沒有，便不難保持一個尋常讀書人的獨立、自由身份，最多，是與政治、時事所涉無多，“落後於時代”的“舊朝遺民”。不過以後的事實證明，他對此想得過於簡單了，或者說，此時他對這一“新舊交替”之意義的認識和理解，還遠遠不夠。

這次“新舊交替”與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樣，意義可謂非同小可。因為這並不僅僅是一次簡簡單單的政權更迭，而是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等方方面面徹底的“革命”。按照當時的新式邏輯，一定的社會基礎一定要有相應的“上層建築”與之配套，一個“全新”的社會必須要有“全新”的上層建築。所以就有了隨之而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紅旗”、“批判白專道路”、“興無滅資”等一系列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即所有知識分子，因為當時所有讀書人都是“舊學校”培養出來的——的運動。“文革”中，進一步認為連解放后十七年新學校培養出來也基本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沒完沒了的改造運動最後一直展到“要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不僅觸及“靈魂”而且觸及“皮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嚴密的邏輯中，不承認任何學術乃至自然科學的獨立性（當時的主導觀點是“科學也有階級性”），認為從金文甲古、詞章考據到遺傳學、相對論等等都具有政治性，是分為“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教師、學者、作家、工程師、醫生等各種獨立的“專業知識分子”的社會身份，卻又統統被重新定義為高於一般“群眾”的“幹部”，必然要受到比“群眾”更為嚴格的要求和改造，在這種“全能主義”社會結構中，根本不許有“不採蘋花”的自由。這樣，作為集舊學——即所謂“封”“資”——之大成的一代宗師陳寅恪，與決意要“破舊立新”的新時代之間，註定要有一場“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

有關陳先生的道德文章、學問人品和遭遇，學界可謂盡人皆知，無需筆者在此置喙。僅想指出的是，從陳寅恪在50年代初期提出的擔任中科院第二歷史研究所所長的“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兩個條件開始，到“文革”中雖被抄家，但並未受皮肉之苦而病逝為止，相對而，他的遭際其實還算幸運。以陳氏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思想行，只被定為“中右”而未被打成“右派”，雖被“批鬥”，但未受紅衛兵和“專政組”的酷刑，實屬萬幸。這種萬幸，是多種偶然因素造成的。如他晚年的雙目失明和足不能行，是躲避政治的最佳理由；周恩來的有關講話對他起了保護作用，胡喬木等一些**高級“秀才”對他的造訪也使人對他不敢輕舉妄動；有“南天王”之稱的陶鑄的開明，在“文革”前頂住種種壓力對他進行了最基本的保護和特別關照。這些，使寅恪先生經受的壓力和苦難，比其他“普通知識分子”少得多。然而，儘管有這種種偶然因素，他還是長期被批判、被迫自我檢查、交代思想。他被認為是“中山大學最大的一面白旗”，因“歷史唯心主義”、“保留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受到猛烈批判。“文革”中，幾次被抄家，大量文稿與家中物品被抄走；被勒令交代個人歷史和社會關係，一次次寫“思想和體會”，甚至在病榻上仍不能免……事實是，“不採蘋花”也沒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