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山四皓”和“悠然見南山”（1）

《史記·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名姓，曰東園公，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漢書·王吉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後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

這就是所謂“商山四皓”典故的由來。近兩千年來註解學人，只有就四個人姓名或稱綺里，或稱綺里季，有些不同意見，其他卻少異議。但近半世紀新出土兩件文物，卻把“商山四皓”叫做“南山四皓”。第一件是過去日本人在朝鮮掘的漢墓里，得到一個竹篾編成的長方形筐子，上面四方除用彩漆繪有西漢以來即流行的孝子傳故事，還在一角繪上那四位高士，旁邊卻用隸書題識“南山四皓”四個字。這個竹筐的產生時代，大致當在西漢末東漢初年。可證那時民間工師是叫這四個人作“南山四皓”的。這個南字的寫法，且和西域木簡字的南字一個式樣。我們可以懷疑這只是個孤證，以為漢代工人寫字草率馬虎，西漢草隸書“商”、“南”二字差別又甚小，興緻一來，也會把“口”作成一筆豎畫便弄錯了，不足為例。但是天下事無獨有偶，近年在河南鄧縣出土一個南朝畫磚大墓里，我們又現一些尺來大長方磚，其中一塊上面浮雕人像旁邊，又有一行四字題識：“南山四皓”。上一回漆筐上用的是草隸書，還可說容易混誤，這一次卻用的是楷書，大致不會錯了。這就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原來史傳上的“商山四皓”，漢代和六朝人通說是“南山四皓”。可見用文物證史，有些地方實在可以啟我們不少新知，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而且性質相當紮實可靠。

這裏讓我們聯想到，多少年來學人論陶詩時，歡喜引“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對於這兩句詩的解釋，大致多以為這十個字顯得陶淵明生活態度多麼從容不迫，不以得失縈懷累心。東籬採菊是實，所見南山也不盡虛。我慚愧讀書不多，不能明白千多年來講陶詩的，有沒有人曾提起過這兩句詩，事實上是不是也還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生聯繫，用事雖不同，立意卻相近。原來淵明所說“南山”，是想起隱居南山那四位輔政老人，並沒有真見什麼南山！何以為證？那個畫像磚產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淵明寫詩年代相差不多。

這個墓中現的幾十塊尺來大方磚上的浮雕，搞藝術的多承認浮雕效果藝術水平相當高，可以代表這時期磚浮雕藝術成就。事實上，如從搞文物角度注注眼，還可啟我們許多問題，豐富我們許多知識。在樂舞史上，則王子晉吹笙那個笙，式樣和唐宋以後不同，和現代西南蘆笙倒有些近。其次《隋音樂志》提到的文康伎，和詩歌中描寫的文康舞形象，磚雕上有個典型的模樣，也可說是唯一的形象反映。

*沈從文遺作，寫作年代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