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974年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的圍剿（6）

那時我一貧如洗。***我弟弟的一個同學送了一個黑塑料皮筆記本給我。他知道我愛寫。我便用那個本本寫第四稿《歸來》。在路燈下寫，在農村小鎮旅店的昏黃油燈下寫，在車站候車室中寫，在工廠宿舍里寫……每次多則一兩千字，少則一二十字。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初，我是在汨羅縣鄉下朋友家度過的。該縣智峰公社位於大圍山區，積雪盈尺。我那朋友家窮得連一張板凳也沒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沒有窗戶，又點不起油。於是，白天我打開房門，借屋外映進的雪光寫作，雙腳都凍得麻木了，手也嗦嗦抖，不聽使喚，但我依然寫着，寫着……

從汨羅回到長沙，躲在一位朋友的單位里，我寫完了第四稿《歸來》，恰好寫到那個黑塑料皮筆記本的最後一頁。這一稿約六七萬字。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處看一位朋友，預感到會出事，便將隨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陳的知青夥伴家，只身前往。

果然，瀏陽來的警察在那位朋友處蹲堵，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

“我沒有什麼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換洗衣褲……”

“我都沒有。”其實這些東西都和《歸來》一起，塞在那隻挎包里。

“那麼，你在哪裏過夜？”

“火車站的候車室。”

“我們會去作調查！”

他們要押解我回瀏陽，但我沒有生活用品，只得先押我回家，取些東西。

父母都在各自單位接受“群眾專政”，家裏還有一位80多歲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下鄉當了知青而又“倒流”城市的弟弟。

家中一片愁慘蕭索，因為早已抄過多次了。

我趁兩名警察不注意做了點手腳。

我對仍縮在被窩中的弟弟輕聲說：“快去陳xx家，將裏面的東西——”我打個手勢：“嚓！嚓！”

然後，我走了，回瀏陽蹲大獄去了。

蹲了近三年，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國營監獄”——縣公安局看守所，卻沒填過拘留證或逮捕證。

當然，罪名是“反革命”、“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林副統帥”……

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我的事仍拖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12月29日，我才獲釋，回到大圍山區。

知青夥伴們見我形銷骨立，便偷了雞，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樣是偷來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磚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鍋，款待和慰問我，幫我恢復元氣。其場景、氣氛，有些像傳說中的綠林好漢。夥伴們給我講述了好些故事，有的故事無聊粗俗，有的卻還文雅、頗具吸引力。這些故事，都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生在社會中的實事，或來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之，姑妄聽之。而與世隔絕已三年的我，不論聽什麼都感到新鮮有趣。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門外大街旁的一條小巷深處……一輛小轎車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來。他叫蘇冠蘭……”一個五大三粗、以打架鬥毆聞名的知青，居然輕聲細語、娓娓動聽地說起一個生在高級知識分子階層中的故事。

“你說什麼？”我吃了一驚，這不正是我寫的《歸來》的開頭嗎？

“什麼‘什麼’？”他瞥瞥我，不高興我打斷他的話頭。

“你剛才說的那個教授，叫什麼來着？”

“蘇冠蘭。”

“好吧，你往下說，我聽着。”吃驚之餘，我又沉住了氣。

他往下說，往下說，說到深夜，直到完。有些人沒有聽過這個故事，都入了迷。也有些知青聽過這個故事，或看過這個手抄本，便嘰嘰喳喳：

“哦，這書叫《歸來》！”

“不，我看的那本叫《歸國》！”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可以叫作《氫彈之母》！”

“我看的叫《一代天驕》……”

“聽說，寫的是真事……”

“是一個美國人寫的……”

“不，是一個**寫的，他了解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