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74年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的圍剿（5）

走進辦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談開了。***公社主任神古怪。他頻頻點頭，似乎在傾聽，卻又心不在焉。

這時，門外又走進四個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環形在我前面和側面坐下。我瞥了一眼，並不在意，繼續懇切陳詞。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繼續頻頻點頭，一面抬頭沖對面的一個中年警官道：“怎麼樣？你們說說罷。”

什麼？他們說說？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那中年警官盯着我問。我回答了，但有點茫然。

“哪裏人？”

“多大年齡？”

“現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時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穩地說出最後一句話，同時亮出一張紙頭。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拘留證。

我接過紙頭看看，是省革委會公安局出的。執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冷峻。

“咔嚓”一聲，我被戴上手銬。

公社主任避開我的視線，像是做了什麼虧心事。我們走出他的房間，接着是搜查我那間破舊、低矮、陰暗的土磚屋。

我冷冷地看着他們在屋裏屋外“深挖細找”，忽然憶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鄉那天。身上總共揣着親友們送的14元錢。那幾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擁有錢幣的最高額！在“革命化道路”上艱苦跋涉了**年之後的今天，我身上竟連14元錢也沒有了，而且一身襤褸，骨瘦如柴。

從我的住處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說稿《含丹的歌》。

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它記載了我個人的一段生的“文革”初期的愛悲劇。這幾乎便是我唯一的財產了！

從長沙迢迢三百里趕來的是兩輛北京吉普。公社裏裡外外已經圍了許多人，大家都用難以喻的神目送我。我戴着手銬，沖他們微笑頷，環顧四周，然後鑽入一輛小吉普。

在瀏陽縣公安局停車加油和交接檔案后，車子又繼續前進。黃昏時到達位於長沙市東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舊時這兒有一個頗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裏。反動軍閥何鍵在這裏修築了一座國民黨的“模範監獄”，專門用以殘害人民群眾，屠殺**人。鹿洞裏成了這座監獄的代名詞，聲聞遐邇。新中國接管了這一片建築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來關押過不少省委書記等高級幹部。

我被解除手銬，關進監房。

2．1970年逃亡與第四稿《歸來》

在第一次審訊中，曾問及我“有無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轟轟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對象，而且終於被捕了。原因是：瀏陽有位中學生、紅衛兵頭頭，一個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將”，他在1968年給我的書信中猛烈抨擊了“非神學的聖經”、“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紅衣大主教”。我給他回過幾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觀點。

這些“黑信”中的話，不需要解釋，人們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個人崇拜狂潮，所謂“林立的”，也可以視作“**搞起來的”；“非神學的聖經”則顯然指“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彙報”、背誦“老三篇”等惡性膨脹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而那個“蒙泰尼里紅衣大主教”則指的是**。

我就是這麼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將”大幾歲，老謀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聽，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縣裏密切注視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幾封。

他和他那些紅衛兵同夥成了“反革命集團”，統統被抓了起來。我自然在劫難逃。

但我曾經竭力逃跑。長沙一些哥們兒掩護我，在工廠、旅店、鄉村……我東躲西藏，這兒兩天，那兒三天，疲憊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無聊，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於是，我又重新寫起了《歸來》。這部作品成了我最鐘的愛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