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十八章十八世紀中期文人變成國家政治領袖的原因及其影響（3）

但是，對面前滿是革命殘骸的我們來說，更奇怪的是，在我們祖輩的腦海里根本沒有暴力革命的概念。這個問題尚未被談及和設想過。關於政治自由問題上不斷的小變動表明最穩定的社會形態應該作為社會動蕩的一種警示，從而推進公眾的謹慎感。十八世紀的法國，正處於動蕩瀕臨危機的時代，卻沒有任何關於危險狀態的警示。

我仔細閱讀了那些陳書，這些陳書是一七**年三級會議召開之前所編製的。我所提及的三等級是指：貴族、神職人員和平民階級。我現有些人想改變法律，有些人想改變習俗，於是我都做了標記。當大量的調查被採集起來，具體的要求被總結起來后，我驚奇地現，他們要求在全國上下同時系統地強制廢除所有的法律和習俗。我立刻現這會導致史上最廣泛的最危險的大革命的爆。然而那些革命的受害者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堅信在這樣一個古老複雜的國家中，快速徹底的社會轉型可以在純粹的理性主義的幫助下毫無損失地實現。這些可憐而又愚蠢的人們啊！他們甚至忘記了先人們四百年前那精簡而又有力的座右銘：要求自由越多，奴役就越多。

貴族和資產階級已經被長時間地排除在公眾生活之外因而表現得嚴重缺乏社會經驗，這不足為奇。然而，更令人驚奇的是，那些掌管國家重要事務的人，譬如大臣、地方行政法官和總督都毫無遠見。但是他們中大多數還是很務實的。他們對於公共管理的細節有很深入的了解。一旦涉及政府的科學管理問題，比如讓他人了解社會展的大體趨勢或弄清公眾們的想法和期待，他們就像那些未被教育過的人民一樣手足無措了。事實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領全部教給政治家。

在一七七五年的一份報告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爾戈已經向國王提議讓全國人民選出一個代表團，每年讓它在國王的監督下活動六個星期，但是不給它任何實權。它只能關心行政，但不能干涉政府，而且它只能提出看法不能表達意願。事實上，它的唯一任務就是討論法律但無權制定法律。\"這樣，王室的權力不但不會被束縛，還會被揚光大。\"杜爾戈說，\"因為這個組織的人沒有權力干涉重要事務，所以大家的意願就可以毫無阻礙地被滿足。退一萬步說，即使它不聽從您的領導，您也永遠是國家有力的主宰。\"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杜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確實，在革命接近尾聲時，人們才能不受指責地實行杜爾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並不給予真正的自由，只給點自由的影子。奧古斯都就嘗試了這個辦法，而且成功了。國民們厭倦了討論，只要能獲得平靜，他們甘心被哄騙。在這種況下，歷史告訴我們，只要從國內找幾個平庸又聽話的人，在國人面前充當一下政治團體的角色就行了。可以印證的例子有很多。但在革命初期，這些方法並不起作用，也不能滿足人們的意願。自由國家的小市民都知道這一點，但杜爾戈這個行政高官卻不懂。

法國人對他們自己的事一無所知，也沒什麼經驗，他們完全被政府控制了，但他們又無法改變政府，但是在當時，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也非常聰明。所以你一定能理解作家們是怎樣成為法國的一股政治力量的，又是怎樣最終成為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的。

在英國，那些研究治國之道的人與執政的人常常廝混在一起，當官員們想出台新政策時，作家們就會為他們修正和歸納理論。但在法國，政界和文人是分開的獨立團體，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執政者治國安邦，文人研究抽象準則，政府本該以此為基礎的。他們一方按需要採取具體措施，一方卻制定普遍法律，根本不考慮怎麼實行。一方管公共事務，一方管國民思想。

在現實社會裏，政府守舊、迷糊而且沒規矩，法律雜亂又相互矛盾，等級森嚴，地位一成不變，稅收不平等。但在一點點建造的理想社會中，任何事都那麼簡單、和諧、一致、公平且有理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