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十七章為什麼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反而有時比十三世紀的還糟糕（1）

十八世紀時，法國農民也許不再是封建權貴的獵物，政府的暴行也很少波及他們。農民享有公民自由，擁有一定土地。但是其他階層疏遠他們，他們被孤立的程度也許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農民遭受的這種新型的、絕無僅有的壓迫值得專門給予密切關注。

按照佩雷費克斯的說法，亨利四世在十七世紀初期就曾抱怨貴族對農村地區置之不理。到十八世紀中葉這種現象已相當普遍。當時的所有文獻——經濟學家的著作、總督們的信件和農業協會的報告——都提到了這一事實，並對此表現出了不滿。當時人頭稅的記錄里可以找到確鑿證據，人頭稅按實際居住地徵收，當時大貴族和部分中層貴族的人頭稅都在巴黎徵收。

多數貴族都離開了農村，只有一些由於財富貧乏留在了農村。我想，與農民階級相比，他們的處境是任何富有的貴族都不曾有過的。既然貴族不再是農民的領袖，也就沒有興趣像以前那樣與農民相處、幫助和引導農民了。因為他們不像以前那樣承擔同樣的捐稅，也就不會對農民有同心，更體會不到農民的苦衷，當然也不會去分擔農民的疾苦。農民已不再是這些貴族的子民，而這些貴族也不是農民的兄弟，這種況史無前例。

這導致了這樣一種很普遍、很具破壞性的現象。這些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貴族及其管家都瞧不起農民，對農民沒有好感，只是管家們當著貴族面兒不敢說出來而已。他們都認為農民只是債務人，因此凡是按照律法和慣例應該從農民那裏得到的，他們都毫不留地斂取。這樣一來，這些封建殘餘的斂財給農民造成的苦難甚至超過了封建時期。

這些貴族往往債台高築、窮困潦倒，一心想着聚斂錢財，以備冬天進城消費。老百姓往往說話很直接，把這些殘留貴族貶稱為土豪劣紳或掠奪成性的老鷹。

毫無疑問，這種描述不適用於每個貴族，不過我這裏說的是階級，這也應該是只有歷史學家才感興趣的話題。誰也不否認，那時確有許多富足的貴族無私地關心農民的福祉，但是令人高興的是，他們這樣做等於是沒有以他們新的地位和身份自居，因為他們新的地位和身份要求對農民冷漠，這也使他們之前的附庸懷有憎恨。

貴族離開農村往往受某些王公大臣的影響，特別是路易十四的大臣黎氏留。的確，在君主制的最後三百年間，君主們青睞將貴族與人民分離，誘引他們入朝、從政。這種況在十七世紀時尤為明顯。當時，王權害怕貴族。在中央給地方官員的信件中，我們仍現這樣的問題：你們省的貴族願意留在當地還是想離開？

我們找到了一份當時一個地方總督的回信，他在信中抱怨道，本省的貴族們更願意留下來和農民生活在一起，而不願入朝盡責。值得注意的是，這裏說的這個省是當時法國西部的一個州，叫安茹，後來一般稱作旺代。正是這些拒絕對國王盡責的貴族後來拿起武器去保衛君主制，有的為此獻出了生命。他們的功績離不開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能讓那些農民忠心耿耿地為他們戰鬥，當然也有人指責他們喜歡在農民中享樂，而不去對王權盡責。

不過，貴族階層離開農村，其原因不能簡單地算在國王頭上。主要原因不在於個人的意願，而是體制弊端的日積月累造成的。這樣說的理由是，十八世紀時政府試圖扭轉體制弊端，但當時連弊端的蔓延趨勢也無法控制。當時貴族失去了政治權力，而且當地自由力量也已消失，因此貴族的流動自然就增加了。當時已不再需要國王大臣去引誘他們離開家園，他們本身已經不想繼續呆在農村，農村生活對他們而已索然無味。

我這裏說的貴族包括全國各地的富足的地產主。中央集權使富足的有識之士紛紛離開農村。我還想說，其實中央集權導致農業生產落後、缺乏革新。這樣說下去也許可以解釋孟德斯鳩的名：與其說使土地多產的是土地的肥沃，不如說是經營土地人們的自由。不過，我不想扯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