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十七章為什麼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反而有時比十三世紀的還糟糕（2）

我們前面已提到各地的資產階級離開農村到城裏享受。***有關舊制度的文獻在這點上一致顯示：在農村我們幾乎沒有現任何一代以上的富足農民。勤勞的農民攢到一點財富，就讓孩子放下鋤頭，進城買個一官半職。今天法國農民仍對使他們富裕的種田行當感到厭惡，其根源就在這裏。可謂緣由不再、影響猶存。

實際上，當時只有牧師還與農民和睦共處、密切交往，因此他們是唯一有教養的人，或者按照英國人的說法是唯一的紳士。伏爾泰說，如果牧師與政治等級沒有瓜葛的話，可能就成為農民的領袖了。結果牧師得到了一些政治特權，同時也激起了農民對這種制度的仇恨。

就這樣，農民幾乎與整個上層社會不相往來。那些本來可以提供幫助和指導的鄉親們也疏遠他們。他們有了知識或財富后就與農民形同陌路了。農民在整個國家中處於邊緣化的地位。

這種被邊緣化的程度在其他歐洲文明中都未曾見過，即使在後來的法國況也有所不同。十四世紀時的農民受壓迫更深重，但得到的救助也更多。有時貴族會對農民橫行霸道，但是從沒有拋棄他們。

在十八世紀時，一個村莊就是一個群落，大家都貧窮、無知、粗野。村官們也沒什麼兩樣：沒文化、不受重視。當官的不識字、收稅的不會管賬。往日的村領導沒有權力管理農民，而且也不願屈就參與政務。分配稅收、徵兵、組織勞動都是卑微的活兒，都交給一般職員去做。只有中央政府關注農村，由於遠離農村，他們並不害怕農民鬧事，只是想從農村榨取利益。

這就是被忽視的農民階級的境況。沒有人對他們施行暴政，可誰也不願給予他們指導和幫助。

毫無疑問，封建體制強加給農民的負擔已經減輕或消除，但是我們不太清楚的是，他們承受了新的負擔，而且可能更重。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的苦難，但是忍受了許多其先輩不曾知道的痛苦。

我們的確知道，過去二百多年來租稅增加了十倍，這全部來自農民。這裏必須說明徵稅的方式，這樣才能表明文明社會中，在多數有識之士的縱容下，可能制定和維持什麼樣的野蠻法律。

在總監一封一七七二年寫給地方總督的密函中，我現了一段對軍役稅的簡短明確的描述，信中寫道：軍役稅的攤派是隨意的，並且納稅人負有連帶責任，徵稅的標準是看人數，而不看土地多少。在法國大多數地區，每年納稅的況隨納稅人的財產變化而不斷作出調整。當時的稅收做法反映出了貴族斂財的醜陋，以上信中雖寥寥幾行，但對此描述得再好不過了。

每個教區的納稅數額每年定一次。正如一位大臣在信中提到，因為數額年年變，所以農民們都無法預測下一年得上交多少。每年在每個教區內部隨機選一個農民負責攤派和收取稅額。

我之前就許諾過要描述一下收稅員的處境。為此，我們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巴黎南部貝利省一七七九年的議會上來。議會的消息應該可信，因為議會完全是由國王挑選的特權階層組成，而且他們不用納稅。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去收稅，所以大家輪着來。因此，收稅員每年都換，不管能力如何，誠信與否。於是，每年的稅收名冊自然就有收稅員的影子：恐懼、懦弱和罪惡。產生這些感覺的原因是，這些收稅員無法把工作做好。想想，誰能知道其鄰居到底有多少財富？誰能知道如何對財產進行比較？因為收稅員沒有渠道知道這些況，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判斷，而且必須按指定收齊稅額，用自己的財產甚至生命擔保。一般來講，收稅員在兩年之內每天要花一半時間奔走於納稅農戶家裏。碰上不識字的收稅員，他們只能找別人替自己完成任務。

稍早時候，杜爾戈對另外一個省份的況這樣講道：\"農民一旦被選中當收稅員就會感到絕望，而且往往會搭上整個家庭的財產。這樣，村裡日子過得不錯的家庭就陸續陷入貧窮苦難之中。\"

然而，這些收稅員也濫用職權、橫徵暴斂，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一旦攤上收稅的工作，在毀掉自己的同時，手裏也握有毀掉他人的權力。再看看那個省議會說的吧：\"收稅員對親朋好友與左鄰右舍照顧有加，對關係不好的心懷敵意、打擊報復。他們需要庇護友鄰，害怕得罪給自己派活兒的有錢人。這一切使他們內心飽受正義良心折磨。\"恐懼往往使這些收稅員變得冷酷無。在有的教區，收稅員出門都得有當地治安官和執行官陪同。一七六四年一位地方官員向部長彙報稱：\"如果執行官不陪同收稅員，農戶就不願意繳稅。\"吉耶省議會有評論說：\"光維勒弗朗什一個區就有一百零六名治安官和助理不停地在路上維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