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再版自序血濃於水――《南京大屠殺》再版自序（2）

接下來的第三章《安全區寫真》也是一個禁區。***我從大量的資料和倖存者的口中了解到，在腥風血雨的1937年12月的南京，竟然有二十幾位不同國籍的外國男女，為保護南京難民組成了一個叫做“國際委員會”的組織。這些被倖存者們稱為“活菩薩”的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們的壯舉和善行被一些史書歪曲了。書上說：“日本帝國主義用槍炮屠殺南京人民，英美帝國主義用花巧語麻痹中國人民，他們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這是黑白顛倒的論！為此，我第一次披露了以德國西門子公司駐華總代表約翰？h？d雷伯（近年出版的著作譯為“拉貝”）為的這群高舉和平和人道旗幟的正義人士的英勇行為。台灣女作家胡華玲在讀了我的《南京大屠殺》后，深為美籍女教師明妮？沃特琳的偉大品行而感動。她去了沃特琳的故鄉採訪，寫了一本名為《金陵永生》的傳記，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女性。

本書的第三個重要方面是對這場悲劇的自省和反思，即“懦弱一旦成了集團性的通病，成了國民性，那就會釀成災難”。在揭露敵人殘暴本性的同時，無地鞭笞了賣身投靠的漢奸，深入地解剖了苟且偷生和懦弱膽怯者的靈魂。解剖是為了療救。歷史告訴我們，最強大的敵人是自己。

我的筆猶豫了好久，面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雷池。這個話題實在太敏感了，它涉及到政治和外交。可是，“為什麼不要日本賠償？”“要賠我們損失！賠我們三十萬人的生命！”倖存者悲憤的呼喊和提問常在我耳邊響起。我的良知不允許我迴避這個歷史和現實都必須回答的問題。於是，我把他們的責問和質疑寫進了書本。我知道，僅有這幾句提問是不夠的。於是，隨着時代進步的足印，我相繼表了《血債》和《繼續1937年的故事》，前者寫兩位年輕人為對日索賠奔走呼號萬難不屈的精神，後者寫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終於站在東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起訴加害者的傷害罪狀。當然，要使訴訟得到公正的判決，還要走很長的路。我的這本書，記述的是歷史，一頁真實的歷史。

作為報告文學，它是事實的再現，它是活的歷史。

感謝生活為我提供大量真實生動的素材，感謝當今這個開放的時代給了我一個說真話的機會。

於是，我放開手腳，秉筆直書。我要突破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後，還可能有人讀這本書。白皮膚、黑皮膚和黃皮膚的人，都能從這本書中找到共同的話題。

於是，我舉起了正義和人道的旗幟。正義和人道是全人類的旗幟。

面對二十萬的這本書，我感到問心無愧。因為，我努力按照歷史的真實還原歷史。書中所記之事，所寫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據可依，連接受我採訪的倖存者們的姓名、年齡、職業，甚至門牌號碼都提供給了讀者。我覺得，紀實文學的審美意義在於“真實”這兩個字。對於有責任感的作家來說，“真實”這兩個字，不僅僅是一種職業的道德，它還是一種人格——對歷史的尊重和對讀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讀者是上帝。這本血淚鑄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萬冊立即銷完，當月又加印十萬冊，十萬冊也很快脫銷。部隊、工廠、學校組織的讀書活動常把《南京大屠殺》列入必讀書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學生還把它作為課外讀物。不久，香港、台灣、美國、日本等地紛紛出版轉載，海內外報刊多有好評，讀者來信似雪片飛來。我感到了一個作家的使命與責任。

熱的讀者一次又一次地感動了我。在上海的一次聚會中，一位台灣來的年輕女士得知我是《南京大屠殺》的作者時，她顯得很激動。她說：“我是在台北買到這本書的，我是在去美國的十多個小時的飛行途中讀完這本書的，我邊讀邊哭，流了好多眼淚。”旁邊的人問她為什麼哭？她說：“我心痛。我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遭受過的災難而心痛。”在寧波，一位名叫阮晶的漂亮女士對我說：我是十多年前讀過《南京大屠殺》的，讀完后，我的眼前老是浮現出日本兵屠殺中國人的慘烈場面。有幾天夜裏，我在夢中見到了死難者在掙扎、在呼喊、在哭泣，有個聲音在喊：“救救我們！”我把我的經歷講給大家聽。有人說：“這是死難者在託夢，我們要超度他們。”於是，我們紛紛捐助，湊了六萬多元錢，請寺廟的方丈為“南京大屠殺”的死難同胞舉行了盛大的超度儀式。我們覺得這是對他們的紀念，也警示我們不要忘了民族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