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版自序血濃於水――《南京大屠殺》再版自序（1）

這本書第一次同讀者見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殺”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舉行式時，讀者蜂擁爭購，幾千冊書一天脫銷。出版當月，就行了十五萬冊！當時，眾多新聞媒介表評論文章，稱它是“中國作家寫的第一部全面、真實、生動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悲劇長卷。”又說這是“民族苦難的縮影，史書式的報告文學”。

從那以後的五六年間，這本書在大陸的書店一直脫銷，而香港、台灣、日本及美國的出版社以及報刊，仍然不斷地出版、轉載，還表了不少評價文章。

創作這本書的起因和動機是偶然和簡單的，自然，也沒有想到會在海內外引起不小的反響。最初觸我靈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個星期天，《南京日報》表消息說，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華日軍集體屠殺南京市民的遺址上，建立了十三塊紀念碑。當天我路過北極閣，許多人圍在路邊，面對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紀念碑，肅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這場面震驚了：這裏，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綠地，它的昨天，怎麼會是鮮血飛迸的屠場呢？我當時就有了衝動，我想寫一詩或者一篇散文，題目也想好了：《石頭城，站起來十三個石頭人》。

五分鐘的狂熱激過去了，詩和散文都沒有寫出來。幾天後一些朋友們吹牛聊天，他們說：“李延國寫了《中國農民大趨勢》，錢鋼在寫《唐山大地震》，你也來個大的吧！”“我能寫什麼呢？”我故作謙虛狀。

“南京大屠殺！”一位朋友大聲地說。

像電光石火，一句話又點燃了紀念碑前的激。

我立即翻閱史料。很遺憾，我沒有找到“南京大屠殺”的詳細記載，一些史書上只是幾百字的條目。問了好些人，都支支吾吾，或一知半解，沒有人能說清這場歷史悲劇的緣由、經過及事件中的人物和節。我覺得，這是一頁不應忘記的歷史。

正因為此，我開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書海的探尋。

快半個世紀了，當年二十歲左右的親歷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們在哪裏？

感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單位的支持和幫助，憑藉他們提供的線索和史料，我奔走於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尋訪九死一生的倖存者和歷史的見證人。

採訪是困難的。一輛自行車伴隨我早出晚歸，辛苦是自然的。艱難的是找到了倖存者們，重提刻骨銘心的創傷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會刺痛這些老人。特別是受侵華日軍欺凌的那些婦女，她們如今已兒孫成群，回憶那些隱秘的傷痛，她們感到恥辱，感到恐懼，感到害怕！我得迂迴曲折，我得循循善誘，我得曉以民族大義，繼而又作出保護**的承諾。就是這樣，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地說服。這是我們的中國特色，中國人都愛面子。

不管怎麼說，我仍然感謝所有接受我採訪的人們，三個多月的時間裏，近百位倖存者向我訴說了他們人生歷程中的厄運，訴說了史料中絕對找不到的故事節，這不僅給我提供了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實——災難中人的真實的內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殺”悲劇歷史的真實。

那段時間，我沉浸在創作的激動和亢奮中。因為每採訪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憤、使我驚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複雜而豐富，這種複雜而豐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像不出來的！好幾次我曾暗暗誓：這本書一定要寫好。寫不好，我將愧對這些老人，我將愧對歷史，我將扔掉這支筆！鋪開稿紙，如何下筆呢？我再三思量，決定突出一個字：真。我要把侵華日軍的暴行和三十萬人的冤恨留給歷史，留給後人。只有真實，才稱得上是歷史。只有真實，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只有真實，才對得起先人和故人！對作家來說，講真話是一種人格，一種良知，也是一種責任。

面對歷史，我鼓足勇氣涉足了當時極為森嚴的四個禁區。第一是真實地回答了這場大悲劇的主要原因，推翻了“由於國民黨不抵抗而造成南京大屠殺”這一錯誤論斷。這個結論是不公正的。因為1937年的抗戰初期，正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形成初期，國民黨軍在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戰場上浴血奮戰了三個月，傷亡七八十萬官兵，打破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神話。接着，從淞滬戰場撤退的部隊和新補充的兵員共十多萬人，又投入了英勇悲壯的南京保衛戰。血戰十天，敵我傷亡慘重。由於種種原因，守城官兵奉命撤退。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絕不是由於國民黨軍不抵抗造成的悲劇。恰恰相反，對國民黨軍的英勇抵抗，日軍則以瘋狂的大屠殺作為報復，用血腥的屠城泄侵略者的獸性。基於這一事實，我在書的開頭用了兩章篇幅，詳盡描述了敵我態勢及守城部隊有我無敵的愛國鬥志，謳歌了他們為民族尊嚴而誓死殺敵的凜然正氣。為國民黨軍評功擺好，在當時是犯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