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與亞歷山大・利洛夫論改革（上）（2）

4．保加利亞在劇變前是否存在某種程度的**和社會動亂？保共在劇變前是如何處理某種社會**件和動亂的？在保證政權的穩定方面有什麼教訓經驗？

5．保加利亞國內什麼時候出現的反對派？反對派是些什麼人？他們在政治目標上是否有從“思想反對”到“政治鬥爭”的變化？他們的組織況怎樣？保共在處理反對派問題上有什麼經驗教訓？

三、蘇聯東歐國家生劇變的根本原因。它在國際**運動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1．你認為蘇聯東歐國家生劇變、**喪失執政地位是否是必然的？如果不是，是否是黨在處理劇變問題上對策失當？在您看來，蘇聯、東歐出現劇變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蘇聯、東歐黨執政失敗是否意味着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列主義原理的失敗？如果不是，應怎樣看待劇變的性質？

2．在經濟體制上，蘇聯模式對東歐國家是否有根本性的影響？這種模式和體制是否嚴重影響了東歐國家的經濟、社會展？

3．在黨的執政方式上，原來蘇聯、東歐國家的模式是否存在着嚴重弊端？在政治體制方面，在黨內民主、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和法制建設上，劇變給人們以什麼樣的經驗教訓？您認為比較理想和合理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運行機制以及黨的執政方式應該是怎樣的？

4．東歐各國在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都出現過不同的改革願望、設想甚至行動。為什麼這些願望和行動都不能取得成功？其深刻的原因在哪裏？能否就蘇聯、東歐國家況說明改革所要具備的政治和社會條件。

5．戈爾巴喬夫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為什麼要最終放棄黨的執政地位，而試圖用國家權力（指當總統）來替代黨的領導？大部分東歐國家在劇變中事實上也自己否定了自己，這是為什麼？當時黨的領導核心面對的是怎樣的形勢？他們是怎麼考慮的？

6．你對中國的改革怎樣看？對中國的展有什麼預期？對中國黨的建設和改革有什麼建議？

真是包羅萬象！我設計的這些題目，生怕有什麼遺漏，似乎要把我們對蘇聯東歐劇變的所有疑問，來個“一網打盡”；把所有關於社會主義改革的前因後果，弄個“一覽無遺”。現在想來，這樣做頗有些失禮，也顯得幼稚，凸顯了我們那種操之過急、急功近利的心態。可在徵求白大使意見時，他卻把握十足地說，應該沒問題。利洛夫是個有理論思考並十分健談的人。他不會懼怕這些問題。

2005年12月8日，我們終於見到了利洛夫同志。來到我們面前的利洛夫，身材魁偉，一頭銀；語氣堅定，思維縝密；舉手投足之間，極有風度。我暗自慶幸；終於得到一次絕佳的學習機會。

果然，利洛夫出口成論，幾乎沒有任何囁嚅地循着他的理路講下來，以至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插嘴的機會。

他的演講是這樣開始的：

我到我生命的最後，也不會懷疑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看到的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中期建立的學說，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今天還是適應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建立和它學說的展，是十九世紀中期的事。所以我們今天不能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宗教的教條、教義。原因就是，十九世紀以來社會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在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時候，工業社會才剛剛開始，后工業革命還沒有生。后工業革命的技術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新的科技展要求我們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新的分析。這種分析在馬克思主義時代是沒有的。因為工業革命和資訊時代，是在馬克思主義誕生150年之後才展的。另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任何其他學說，都是展的學說。馬克思、列寧都是天才，但他們是時代的天才。馬克思主義要有生命，它就必須展。

我之所以這麼說，不是說我最能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觀點。我所講的這些基本觀點，也可能是有爭論的。社會主義的展，使某些東西成為我們必須接受的基本觀點。而有些觀點則需要展。我們不要害怕有些社會主義的觀點是過時的，不要對此表示害怕，我可以舉兩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