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與亞歷山大・利洛夫論改革（上）（1）

亞歷山大·利洛夫，原保加利亞**中央政治局委員，保共著名的理論家和社會活動家。***1989年後，曾任執政的保加利亞社會黨主席，活躍在劇變后的保加利亞政壇。離開社會黨主席任后，利洛夫主持着保加利亞社會黨當代世界研究所和戰略研究中心，繼續從事政治學和社會主義改革問題的研究。

同利洛夫的結識，是原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外交部蘇東司副司長白壽綿先生促成的。2005年，我們正投入對蘇聯東歐劇變和**喪失執政地位原因的研究。白大使成為我們的一位重要研究夥伴和指導者。大使上世紀五十年代即留學索菲亞大學，后長期在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任職，直至出任大使。可以說，白大使是中國屈一指的保加利亞問題專家。他不但通曉保文，而且熟知保加利亞歷史和當代政治。對於保加利亞生的劇變，曾寫過多篇文章。有一次，在同白大使聊天時，我徵詢說，能不能找到一位保加利亞劇變的知人，來詳細談談這段歷史？白大使說，當然可以。既然你們計劃對蘇東國家劇變進行系統研究，找一位當事人面談可以事半功倍。他們才是最權威的劇變知者和分析家。接着，白大使提到了利洛夫的名字。白大使介紹說，利洛夫不僅曾深得保共原總書記日夫科夫的信任，參與了保共的最高決策，而且年富力強，有很深的理論根底和很高的學術造詣，一定能談出很多我們過去不知道的況，並將作出分析和總結。事後證明，白大使所說，非常準確。

同利洛夫見面，是在2005年底。為籌措這次見面，我們做了詳盡的案頭準備，研讀了大量有關材料。我記得，設計的提問包括三個大方面，15個小問題。它們是：

一、關於保加利亞生劇變時保黨中央內部的應對。劇變中黨內外、國內外的反應：

1．1989年保加利亞生劇變時保共黨的核心是如何應對的？為什麼在反對派的進逼下，保黨中央要三次做出讓步？如不同反對派妥協，結果會怎樣？

2．蘇聯在保加利亞劇變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它當時對保共的壓力究竟有多大？戈爾巴喬夫是否確實策劃了逼迫日夫科夫下台的活動？日夫科夫對自己的被迫辭職是否有預感和準備？他如果堅持不辭職，是否可以使事態展有轉機？如他有比較靈活的改革政策，是否可以渡過難關？

3．劇變生時，保共有多少黨員？一般黨員怎樣看待保共當時所面對的危機？他們大致持什麼樣的態度？黨的幹部對黨的危機抱什麼態度？他們支持什麼樣的改革，是否也認為只有摧毀黨才能使國家好起來？他們的自身利益在改革中是否受到了某種損害？

4．保加利亞劇變生時，西方影響（包括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起到了多大作用？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嗎？他們都通過什麼手段來促使保共和國家的變色？

二、保加利亞劇變前的社會經濟狀況。劇變前黨在政治建設、組織建設方面的況。黨是否注重對黨員的教育？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否對劇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1．保加利亞劇變前社會經濟況怎樣？人均gdp有多少？社會的貧富差別有多大？黨的幹部與一般群眾之間在生活待遇上有多大差距（如工資收入、住房、用車等）？保共黨的高級幹部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特權？群眾與幹部關係怎樣？是否有**現象？能否說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

2．保共在劇變前對黨員的思想教育怎樣？有否嚴格要求？通常採取什麼樣的教育方式和教育運動？在黨的紀律方面有沒有嚴格的獎懲制度和條例？保共一般黨員對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的信仰怎樣？如果喪失了這種信仰，何時出現，原因是什麼？

3．保共在劇變中曾對歷史問題予以平反。這些歷史舊案的性質怎樣？是否真的冤案？保共如何處理黨的歷史問題？在原蘇聯“公開性”口號下，保共是否因歷史問題而陷於被動？歷史問題的處理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劇變，其經驗何在？保共編寫過“官方”黨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