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素描王安石（2）

說到底，怪的行為舉止，無非是文人一種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王安石死了以後不久，很快民間就流傳以他為主角的說書，題名《拗相公》的話本，現在還可以從殘存的《京本通俗小說》中讀到。這當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對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輿論上的一次清算。用一個“拗”字，來形容王安石，當然是十分傳神的。

有一年元宵節，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邊談邊行，乘馬進宣德／丁。沒想到執勤衛士，持槍把他攔住了，拉住了他的馬，不許他進去。那時，他已經是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相，不必那麼大的脾氣。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辦。御史蔡確不同意，“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王安石“拗”起來，連神宗也拿他沒辦法，只好為他“杖衛士，斥內侍”，而“安石猶不平”。但是，他要把他的兒子王秀，推薦給神宗皇帝時，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來，也未為不可的。可他卻繞了個大彎子，先把他兒子寫的策論和《道德經》註疏，刻了板，再印成書，再拿到市場上賣，再從讀者的呼聲中，上達天聽使皇帝聞知，採取了這種迂迴戰術，此公究竟是真拗呢，還是假拗？真是要打個問號的。

在中國文學史上，文人當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號，中樞決策，位極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淵明做彭澤令，頂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實際覺得當朝皇帝賞識不夠，沒給他一個像樣的官，就跑到永王璘那兒當幕僚去了，以為造反成功的話，還能不高官厚祿嗎？但也有人很怕做官的，董卓一進洛陽，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滿門抄斬的威肋下，給董卓做事。有的為了做官，連氣節也不要的，作《燕子箋》的阮大鋮，就是一個這樣的敗類了。有的為了不做官，還被砍掉了腦袋，這就是和司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厄運了。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態的阮籍，不得不做了個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脫政治。有一回，竟醉了兩個月，不理政事，這樣才勉強保住了級。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為資本，傲世任，沽名釣譽，大撈一把者，在這方面，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現代一些作家以隱求顯的小伎倆，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國歷史上，唐宋兩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幾乎每個人的官，都做得不小的。此前的漢魏時期，皇帝是不怎麼把文人當回事的，司馬遷自己都認為，史官不過是倡隸優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馬相如、枚乘也不過文學侍從罷了。彌衡被曹操罰做鼓吏，楊修只是隨軍參事，竹林七賢中，有的官職不低，但無實權。此後的明清時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進入中央決策機關，能參與政要，號施令者，絕無僅有。雖然有些御用文人，隨侍皇帝左右，寫些應制文章，但只有吾王萬歲萬萬歲的捧場權，干政是輕易不敢的。唯有唐宋兩代，文人的價碼要高一點，像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在被黜被貶被流放的況下，還能當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不足恤”的精神，改變了整個國家現行政策者，亘古以來，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為了實現他的變法意圖，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幾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輩子，能下這麼大本錢，連同時代的人，都認為他怪得可以，因為朝廷再三請他出仕，他就是拒絕任命。有一次，給他一個修起居注的差使，“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地堅辭，可見他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以怪制勝的怪人了。

王安石1042年（慶曆二年）考中進士，時年21歲。一直到46歲，也就是1068年（熙寧元年）得意，經歷了宋仁宗、宋英宗兩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進學金陵，不予奔競，“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於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於他謝絕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職，聲名日盛。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來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觀眾。輿論造得如此之足竟視他為“一世之偉人”，朝拜者、敬禮者、請安者、侍奉者不絕於門，“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執政為屈”。如此極盡蠱惑煽動之能事的效果，試想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盤子魚餌的人，製造得出來的嗎？